西南大山的隧道，每一米都有生命作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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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说干这活伤肺，里面太热，口罩戴不住。“一会儿戴，一会儿不戴，会吸入很多粉尘，鼻涕唾沫都是黑色的。”

作者： 垒土

前 言

坐火车穿过这条隧道只要三四分钟，但工人修建它，却要在昏暗幽深的地底摸爬滚打五六年。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要到隧道施工现场去，时间长了，对这个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在那些去过的隧道当中，一条位于西南大山深处的隧道最令我印象深刻——这里地质状况复杂，每往前掘进1米，都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工人们在地底掘进，经历了许多不为外人知晓的苦难。他们的故事深藏在莽莽群山之间，但随着隧道贯通，也就被火车飞驰带来的喜悦冲散了。

1

天气晴朗，烈日灼烧，拆迁办主任老张从一辆沾满黄土的越野车上钻下来，一张晒得黝黑的脸上带着憨厚的微笑：“你就是小杨吗？我们经理让我来接你，我带你去看看吧！”

老张特地来项目部，是要带我去看一条正在施工的隧道。这隧道不算太长，10公里出头，但因施工艰难，在业内是出了名的。

一般来说，打一条长隧道并不是从头打到尾，而是需要多方位协作。比如修建若干斜井等辅助坑道，让一些工人进入山体内部，朝隧道的两端开挖，加快施工进度。我们要去的这条隧道就被分成了3个工区，共有8个作业面在同时掘进。

老张带我去隧道口附近的1工区。越野车走了半个小时的乡道，来到一座山头上，老张让司机停车。

下了车，极目望去，我的眼前是层叠连绵的山峰，远处的山在阳光下仿佛笼罩着一层薄幕，看不清真容。老张望着群山，双手叉腰，就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在巡视自家的兵马。他指着深不见底的山谷，自豪地说：“我们的工地就在那里。以前路只到我们的脚下，剩下走的路，都是我们一米一米挖出来的。”

山顶到山脚，高度落差将近1000米，总长近40公里的施工便道就像一根带子缠在山的腰上，从杂草覆盖的山头盘旋而下，通向谷底的隧道口。急弯一个接一个，司机的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否则一不小心车子就会冲下咫尺之外的悬崖。

我紧紧抓住车里的扶手，每过一个急弯都胆战心惊、手心冒汗，老张却面不改色，还笑着讲起了他们在这里“开荒”的故事。

施工单位在2015年中标，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位于西南边陲大山深处的标段是什么环境、什么情况。来之前，老张已经工作20多年，主要是在北方和沿海一带修建铁路。由于地质条件较好，工作难度不大，收入也不错。

“我也知道这几年竞争激烈，隧道工程总体造价较低，特别是西南这一带的工程比较难干，但没想到这么难。”老张说。

2015年年底，施工队伍的“先遣部队”从平原丘陵地带到达西南山区后，彻底傻了眼——山头上只有零星四五户人家，只有几条羊肠小道供摩托车通行。

第一任工区经理姓李，见到这种情况，连骂了几个“他妈的”——全国有那么多工程，公司偏偏派他到这儿！但牢骚归牢骚，该干的工作还是得干。李经理立下了军令状：“就算前面是个碉堡，也得给它拿下来。”

李经理知道，如果啃下这块硬骨头，对他个人的履历和今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租民宅，打地铺，十几人安顿下来之后，就要准备寻找工区驻地、隧道口和弃渣场的位置了。施工向来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山区条件艰苦，但也无人抱怨。

第二天清晨，先遣队早早起床，爬到山顶，拿着设计图与地形图看了一会儿，大致判断出隧道口的位置就在这座大山的谷底。当时正值春天，山区干净清新的空气中还带着花香，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期待。

“走！”李经理一声令下，这个拿着砍刀、镰刀和拐棍的队伍就出发了。可不一会儿，他们就被比人还高的杂草丛淹没了——这座山的表层多碎石，高大的树木很难生长，只有杂草和荆棘肆意蔓延。队员们的脸上、胳膊上被划出了一道道口子，他们挥舞砍刀、镰刀，才勉强开辟出了一条窄路。

4个小时过去了，没有看到谷底，他们在山坡上茂密的荆棘丛中迷路了。休息一会儿又绕了2个小时，依然不见谷底，大家只好顺着原路返回山顶。

一路上没人多说话，李经理更是脸色铁青。他干了十几二十年的工程，在山上迷路这还是第一次。回到山顶后，李经理站了好久，仔细观察山势，为第二次“出征”做好了准备。

可第二次寻找隧道口，结果还是迷路。

“他妈的，活人总不能被这荒山困死。”李经理狠狠地说。当晚，他去村里找到一位牧羊的老人，请他当向导。老人说他在这里生活了70多年，也从来没到过他们要找的地方。

“不过我能把你们带下去。”老人说。

第二天早上6点多，天刚亮，先遣队就出发了。他们跟着老人再次走进大山腹地，穿过一块荒地。只见老人在蓬乱的杂草丛中拨开了一条隐秘的小道，路的痕迹已经很难看出来了。

“这是过去羊踩出来的路，现在年轻人都打工去了，不放羊了，这条路也没多少人知道啦。”老人说。

撕开拦路的杂草继续前进，先遣队走了3个小时，来到一个百米高的悬崖边。老人停了下来：“你们要找的地方就在悬崖对面，我就只能带你们到这里了。”

老人说，下面的地方就是羊也下不去了，李经理探头往下看，果然深不见底。

后来，靠着临时买来的绳子，先遣队摸爬到悬崖底部找到了隧道口的位置。就这样上上下下过了半个月，又确定了弃渣场的位置。期间，一名职工在下悬崖的时候摔断了手，其他人的小伤更是不断。

找到隧道口，确定施工便道的修建方案，挖掘机就可以进场工作了。李经理变得充满了活力。每天早晨6点多他就起床到前线紧紧地盯着开挖进度，晚上灰头土脸地回到老乡家做资料，12点多才睡觉。

隆隆的机器声，打破了大山的沉寂。对于施工队伍来说，只要机器响，就意味着有钱赚。

2

由于车速缓慢，我们花了1个小时左右才到达工区驻地。

七八座红顶白墙的活动板房是办公用房和宿舍，高低错落，就像建在梯田上。老张说，当初挖掘机挖到这儿，根本找不到一块平地，他们只能在坡度相对较小的位置用挖掘机平整场地。

不仅是驻地，越往山底的隧道口去，施工便道就越难修——这里的山，岩层软弱，一爆破土石方就往下垮塌。便道修到最后的三四公里，他们只能靠挖掘机一米一米地掘进。到了2017年春天，这条施工便道才终于修通。

“这条路，费尽了我们的心血呀。”老张说，他们光修路就花了11个月的时间。

我发现工区驻地门口的一个急弯处有一株高大的树，在这片荆棘遍布的荒山上，显得鹤立鸡群。这是一株高山榕，枝繁叶茂，树干粗壮，一个成年男子都抱不过来。仔细看，树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看起来还很新。

老张说，上个月有一辆拉水泥的大车失控，如果没有这棵树挡住的话，司机可能就没命了。

谈论生死的时候，老张的情绪毫无波澜，工作20多年，他已经见过太多的天灾人祸了。

2016年2月，经前期测量选定方案后，终于开工修路了。那天，李经理异常高兴，大家杀了一头猪，鞭炮声在山间响起来，机器也开始轰鸣。但好景不长，西南地区的雨季悄然来临，李经理的热情开始被雨水一点一点地浇灭了。

6月末的一个晚上，电闪雷鸣，狂风怒号。11点多，李经理正准备睡觉，大雨倾盆而下，一连下了三四个小时。这座山地表岩层破碎，雨量大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那条刚修的施工便道破坏了山体原本的结构，无疑会加剧这个情况。

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发现施工便道上发生了十多起大大小小的坍塌。施工车辆无法通行，送菜的车也进不来，施工被迫陷入停滞。李经理立即组织工区的人背菜，他说：“先把菜送到工地，工人不能饿着肚子。”接着就带队去紧急抢修。

后面的日子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下雨——抢修——下雨……仿佛永远都没有尽头。大自然用一阵一阵的暴风雨打击李经理的耐心和信心，只要一打雷，他就一哆嗦。但他无可奈何。

老张讲到这里，揉了揉眼睛，轻轻地说：“我们看他的样子都感到心疼。”

同事们发现，以前从不抽烟的李经理开始经常把烟叼在嘴边，他夜里睡不着，就去工区门口的大树下，一夜下来，烟头丢了一地。

这株生长在急弯处的高山榕，修路的时候本该砍掉，但李经理觉得这里草多树少，坚持要留下。为此，修路的时候还特地拐了个弯。工区的人就给树起名字，叫“老李的树”。

在停工抢修便道的那段时间里，李经理瘦了不少，整个人无精打采的。他不甘心，想硬化路面、对边坡进行稳固，但这个请求很快就被公司拒绝了——隧道工程毫无进展，亏损的数字持续增加，还想追加硬化路面的成本？

公司没有太多耐心等下去，决定撤掉李经理，让刘经理来接替他。

2017年3月，李经理交接了工作，收拾好行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去了一个市政工程，担任一个轻松的职务。可老张说，李经理还会时不时地联系他，了解隧道建设的情况。

老张对我叹了口气：“老李的树在这里，心也还在这里。”

每隔一段时间，工区里就会有人给“老李的树”修剪枝丫。老张也会给老李发一张这棵树的照片，告诉他：“你的树好好的。”

3

那天在工区驻地，我们并没有找到接替李经理的刘经理，办公室的人说他去隧道了。

越野车继续在七弯八拐的路上颠簸了1个小时，才终于走完了这条施工便道，到达隧道口。没等多久，一个穿着防护服、戴防毒面具的男人从隧道里走出来。他脱下防护服，用手一抖，汗就像水一样沿着拉链缝隙滴落。

他摘下了防毒面具，一脸的汗。仔细看，这个男人40多岁，中等个子，皮肤黝黑，棱角分明的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不说话的时候紧闭嘴唇，嘴角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他是我们工区的刘经理。”老张说完还特意强调，“第八个。”

刘经理笑了笑：“确切来说，是第七个。”

刘经理明明是第二任经理啊？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俩却对视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

刘经理接手1工区之前，已经在其他地方参与过4条隧道的建设了，可来这里没几天，他就深刻地体会到了李经理的难处。最终，刘经理说服了公司投入资金硬化路面，为了抢回工期，他晚上带人硬化路面，白天让施工车辆通行。

道路硬化完毕，隧道施工才逐渐恢复正常，隆隆的机器声继续响彻这片过去无人涉足的山谷。

隧道施工的工序比较复杂，简单来说，就是一边挖，一边加固。提前打孔，往孔里灌注水泥浆，稳固岩层——岩层越坚硬，稳定性越好，就越容易掘进。之后就是爆破，运出渣土，为了防止垮塌，开挖后及时往里喷速干混凝土、做支护、做防水……一个接一个地循环，直到隧道挖通。

1工区挺幸运，负责挖掘的这段岩层条件还算好，每天每个掌子面（隧道内施工的岩层面）能往前掘进2米多。大家开始觉得，开荒的艰苦付出总算有了回报，如果一直都能这样顺利，赶回工期、弥补亏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而，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

刘经理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2017年6月的那个早上，6具尸体被人抬出隧道送上救护车的情景。

刘经理一面向上级部门报告，一面应对媒体记者，电话响个不停，忙得不可开交。这6个工人死因不明，不是塌方、不是被石块砸中、也不是高空坠亡，刘经理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他给所有人的答案都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工地迅速封闭起来，许多工人纷纷卷起被窝要走。刘经理去拦，工人就问他：“要钱，还是要命？”刘经理被问得哑口无言。

这些工人常年混迹各地隧道施工现场，见多识广。有人传言说，事故发生头天是有预兆的——隧道口来了两条眼镜王蛇，就横在路中间，不让施工队伍进洞，却被他们打了。第二天事故就发生了。

事情越传越玄乎，没过多久，尸检报告出来了，6个工人的死因是中毒。消息一出，恐惧的情绪在工地上迅速蔓延开来，剩下的那些持观望态度的民工也迅速离开了。

很快，对管理队伍的处分就下来了。本来工期滞后就影响收入，现在又挨降级、降职的处分，管理队伍中的许多人都申请调离，去一些风险低、收入有保障的市政工程工作。管理队伍散了，民工队伍也走完了，原本200多号人的工地，只有两个人留了下来——刘经理和老张。

工地位于群山之间，几座红顶的活动板房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山腰谷底，视线被峰峦阻隔，从这座板房望不到另一座板房。那段时间，轰鸣的机器声全停了，工地静得让人不习惯。

刘经理被记了大过，降为工区副经理；老张被降为拆迁办副主任。调查组的人来来往往，时不时找两人询问情况。

老张递给刘经理一支烟，问：“你怎么不申请调走？去搞点轻松的活计，还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受气。”

刘经理的眼眶红了：“我不能当逃兵，咽不下这口气，不能就让几个弟兄不明不白死了。受点气无所谓，但起码要把事情搞清楚，不能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再说了，你也不是没申请调走嘛。”

老张深深吸了一口烟，没有说话。

4

调查组进隧道调查，刘经理和老张二话不说就报了名跟进去。调查组的司机把车开到隧道口，就不肯再往里走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拿老命开玩笑。”

大家只好下车，穿好防护服，戴起防毒面具，开始步行。刘经理走在了最前头。

暂停施工的隧道里黑洞洞的，静得出奇，几束手电光在闪烁。不久前，这里刚刚失去了6条生命，人群中的气氛变得压抑异常，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能听到脚步声在空阔的隧道内回荡。

“那几百米的路，是我这辈子走过最漫长的路。”刘经理说。

我问刘经理当时怕不怕，他说：“怕还是怕的，每走一步，都非常紧张，手心都是汗。不过，隧道设计就往那里走，你不可能绕过去，得硬着头皮上。”

调查组小心翼翼来到发生事故的斜井，对岩壁进行取样。他们在岩层中发现了一个鼓起来的、直径2米的大包，像是地壳运动中形成的一个“石头气囊”。经检验，取样岩层中有8种有毒气体，其中硫化氢是最致命的。大家推断，事故发生那天，6个工人可能不小心弄破了某个“气囊”。

事故原因调查清楚，工程还要人继续做下去。公司给一工区连续换了6个经理，可每一个都是短暂的停留，然后因为各种原因被调走。他们就像一阵阵山风，刮过，却不留痕迹。

刘经理一直没走，公司考虑到他对隧道的情况比较清楚，最后又给他恢复了原职。刘经理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队进洞——新来的工人们听说了“毒气事故”，总是不太敢进隧道，进去了干活也畏首畏尾的。

之后的日子，遇到进隧道开工的时候，刘经理就走在施工队伍的前面。工人干活，他也不走，就在一边做记录。渐渐地，大家不那么恐慌了。

那天，老张邀请我进隧道“体验一下”。我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感觉身上重了许多。进隧道才走了几百米，汗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隧道内的工人们和我穿戴一样的装备，正在掌子面前钻孔。老张说，这些孔得打到10多米深，如果里面有毒气，就能先排放出来，释放压力。我看到工人们每打完一个孔，就用仪表测量气体的浓度，那个仪表上最大刻度是20万ppm（浓度单位）。

那次事故发生后，他们又遇到过10多个“气囊”。专业的勘测仪器只能看出岩层里是否有缝隙，但看不出里面是否有毒害气体。除了多打钻孔，没有更好的办法。

刘经理说，有时候，那些放出来的毒气能让检测仪器“爆表”，根本测不出浓度到底有多高。工人们只能立即离开隧道，通风个把小时之后，再进去干活。

出了隧道，我浑身都湿透了，老张说：“你看看，难啊！每前进1米，都必须小心翼翼的。”

越野车调了头，我们离开了1工区，路上我问老张：“好多人都申请调走，那你有机会调走，怎么不走呢？”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不想走。”老张说。

路上，老张又津津有味地跟我讲了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地方又发生什么事。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暗暗猜想，老张在这里付出太多的心血了，每一段路、每一个地方发生的事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不走，大概是舍不得。

“这就是我们工区的故事，其他工区的故事也很精彩。”老张告诉我，2工区也值得去看，“他们工区有一个年轻小伙不久前当了‘架子队长’，叫陆争鸣。”

老张找了辆车送我过去，2小时后，我在隧道的另一个斜井口，见到了那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30岁出头，头发却掉光了，衣服和雨鞋上满是泥巴。

陆争鸣注意到我在看他的头顶，就摸着自己光秃秃的头和我开玩笑：“没办法，智慧多了，头发就留不住了，老张没和你说吗？我是个聪明绝顶的人。”

5

在热气腾腾的活动板房里，陆争鸣拉来一把椅子，吹去上面的灰尘，让我坐下：“这里条件简陋，将就一下。”

陆争鸣递椅子过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臂、脖子上长了一些痱子似的疙瘩，有的已经好了，有的红肿溃烂。我问这是怎么了，陆争鸣说：“隧道里的水泡的。”

2工区负责的这一段，地下水丰富，涌水比较厉害，堵都堵不住。介绍完基本的情况，陆争鸣递过来一件雨衣：“一起去看看吧。”

拱形的混凝土隧道口镶嵌在山半腰，往里看，黑洞洞的。一台大功率的鼓风机嗡嗡地响，不停往隧道里送风。隧道口右下方有一根直径20公分的管子，不断往外冒水。那根管子从隧道口，一直往里面延伸，不知道到底有多长。

车往隧道里开去，昏暗的通道忽暗忽明，很像恐怖片里的场景。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掌子面。

这个掌子面和1工区的截然不同，上方就像在下大雨，水哗啦哗啦地往下淌。工人们迎着水，正在立钢筋拱架、焊接固定，做初步支护工作。一台大功率抽水机在一旁“突突突”响个不停。

“如果不抽水，1个小时就没法干活了。”陆争鸣说。

陆争鸣作为架子队长，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掌子面的各道工序的衔接协调。这个工作虽然不用亲自上手挖隧道，但非常重要。施工单位要避免亏损，就要保证施工进度不能滞后。每天，施工队伍要围绕着工作计划发起“冲锋”，大部分时间陆争鸣都待在隧道里，协调工作衔接。

来此之前，陆争鸣已经参加过两个工程，虽然也遇到过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但总体来说还算顺利。不过这一次在西南的大山里，这段隧道着实把陆争鸣折磨得够呛。

隧道里的水有一定腐蚀性，人长期待在里面，皮肤多少都会出毛病。“我这脖子上，手上，背上到处都是疹子。”陆争鸣笑了笑，说因为这个问题，施工队伍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调换一批工人，然而他这个架子队长却一直没人替换。

水太多了。2018年9月的一天，这段隧道在开挖过程中突发涌水。喷涌而出的水迅速淹没了掌子面和作业区，还冲垮了支护的拱架。

2工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了300多人用沙袋筑起一道防线，想抢救施工的设备。可不到2个小时，第一道防线就被大水冲毁了，他们往后撤了200多米，筑起第二道防线，又从别的工区调了1000多人赶来支援。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绝望。”陆争鸣说。

斜井往地下有一定坡度，导致掌子面和斜井出口的高度差近200米，水涨得很快，即便有4台抽水机一刻不停地往外抽水，也追不上涌水上涨的速度。两天之后，第二道防线岌岌可危。

他们只能放弃第二道防线，再往后撤，退到离掌子面500米之外的地方修筑第三道防线。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太过渺小，眼看着辛苦得来的劳动成果被大水一米一米地侵蚀，工区内气氛凝重，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

“别怕，我们会回来的。”陆争鸣拍着他的肩膀说。

在这之后的一个多月，陆争鸣每天都会和抢险队潜入水下——水抽去一截，就得把470公斤的水泵往前移动一截。隧道内的积水冰凉，人从水里出来，都冻得瑟瑟发抖。水面漂浮着油污，加上原本就有腐蚀性，许多下水的人的皮肤都被泡得发白、红肿甚至溃烂。

陆争鸣也不例外，他在水里泡了30多天，每天只睡3、4个小时，有时候他都觉得自己要坚持不住了。我问他最后为什么坚持了下来，陆争鸣说：“不知道。”

处理这次涌水，陆争鸣立了功，被公司评了“先进”。他说：“比起这个先进，我更愿意不发生涌水。”

抽排200多万立方米的积水，掌子面重新露出来，好多工序都要重做。再次进入隧道，工人们就像进了水帘洞，即便工作的时候也要穿着雨衣。不过没什么用，水会从领口灌进去，不一会儿，全身就浸透了。

那天，陆争鸣迎着水仔细检查了支架焊接、喷过混凝土的地方，还查看了漏水的口子。他对我解释：“不能大意，如果漏水口子越来越大，就会有垮塌风险。这样的隧道，初步支护后的二衬（经加固后的坑道四周仍需继续二次加固的工作）、防水处理尤其重要，每道施工工序我都要卡控好，不能留下隐患。”

一遍检查花了20来分钟，检查完，陆争鸣的衣服被水淋湿透了。我感叹他们太不容易，陆争鸣叹了口气：“没有哪行是容易的。既然选择搞工程了，那就遇到什么就干什么。这事全看运气，能遇到好干的，也会遇到不好干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嘛。”

陆争鸣已经成了家，媳妇和娃娃都留在老家生活。他上有老，下有小，正是需要钱养家的时候，不能后退，也无处可退，只能默默扛下来。他说，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刻，就是下了班回到宿舍躺在床上与老婆孩子开视频。只不过有时候太疲惫了，他聊着聊着就睡着了。视频那头的妻子、孩子心疼他，也不喊他，主动挂断视频。

说到这里，陆争鸣笑了笑，笑容里似乎含着一丝苦涩。他问我看过《冰与火之歌》吗？

我点点头。

“这是我最喜欢看的剧，休息时候就看这个打发时间。我们搞隧道的和剧里面一样，有水、有火、有毒，你不知道这些‘惊喜’会在什么时候来临。”

6

看完这两个工区，我思绪万千。这些年来，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每天看着高大巍峨的群山，却不知道里面这样凶险、复杂，还牵绊着这么多人的命运。世代依靠大山和土地生存的人们开始渴望走出去，而养育他们的大山却成了拦路虎。需要一条铁路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强烈，可是劈山开路，实在是太难了。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一辆拉冰块的卡车要去3工区，我坐上卡车继续出发。卡车司机是个本地人，光着膀子，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他说工区进驻之后，自己就在这里谋到了一份工作，“比种田地强多了，每个月有固定收入”。

我问他拉这么多冰块是要做什么，司机说，隧道内需要降温，“很热，到了你就知道了，一天要化掉好几吨冰块呢”。

卡车在一条弯弯曲曲的乡村道路上行驶了近3个小时，我们才到3工区。卡车径直往隧道内开进去，往里大概走了1公里，风挡玻璃开始变得雾蒙蒙的。司机递给我一个口罩，要我戴好。

到了离掌子面不远的地方，卡车停了下来。一群戴着安全帽和口罩、上身只穿了黄褂的工人们欢快地跑过来帮忙卸冰块。他们的汗水和灰尘混合在一起，在身上汇成一道道黑汗。

我刚打开车门，就感觉自己被一团湿热的气体包围了。这股热气中还夹杂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我感觉非常难受，花了好几分钟才逐渐适应过来。

工人们卸完冰块，没有离开，而是紧紧贴着冰墙站着，有人甚至拉开口罩，捧起碎冰块贴在自己的脸上。司机对我说：“他们就是这样降温的。”

3工区的架子队长告诉我，这段隧道内地热资源丰富，越往里打温度越高，“最高有四十二三度，隔个把小时就要强制降温，不然工人会中暑。”

我走到冰墙旁边，和那个用冰块贴脸降温的民工搭话。大家叫他“老杨”，今年43岁，家就在附近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前几年他家里盖了新房子，欠了10多万的债务，他就和大儿子、儿媳妇外出打工还债，老婆在家盘几亩田地，小儿子还在读书。

老杨说大儿子儿媳年轻，不愿来工地上，去广东的电子厂里打工了。他没什么文化，年纪又大，电子厂看不上他。

早些年，老杨跟着村里的人去建筑工地上做过小工，一天能赚一百多块。后来，他亲眼看到一个农民工在施工的时候不慎坠楼，当场丧命。“从那以后，我怕得很，经常做噩梦，感觉还是在地上要安全一点”。

这段隧道工程开工后，就近招小工，老杨报了名。经过一些培训，老杨成了一名副风钻手，主要的任务就是配合主风钻手打炮眼——钻孔是隧道开挖的第一道工序，钻工先在岩层中钻炮眼，再配合爆破组进行爆破。这个前线岗位充满了风险，如果岩层不稳固，很容易因为垮塌导致伤亡。

我问老杨知不知道其中的风险，老杨点点头：“培训时候就和我们说过了，情况不对头就马上跟着师傅逃跑，他们有经验。”

在冰块旁边降温10多分钟后，工人们又陆续返回工作岗位开始钻孔。“突突突”的巨大噪音在隧道内回响，这是风钻机与岩石碰撞的声音。

风钻机有100多斤重，再加上后坐力，一个人难以控制。老杨的搭档，那个主风钻手已经有10多年的钻孔经验了，他俩配合默契，基本都是靠眼神交流。

老杨的手上密密麻麻都是老茧，风钻机的振动已经无法给他造成伤害。他前后扶着风钻机锚杆、顺风管，钻头不断往岩石里扎，灰尘被一波一波地带出来，在湿热的空气中弥漫开来。

打孔的数量、深度都是由爆破组精确计算出来的。为了确保爆破安全，误差不能太大。打完炮眼后，老杨就跟着钻孔组撤出，后续的作业就由爆破组、出渣组、喷浆组、支护组相继完成。

就这样，各路人马紧密配合，一轮接一轮，隧道不断向前掘进。

我在里面待了1个多钟头，大汗淋漓。噪音、粉尘、湿热让我感到严重不适，头重脚轻、昏昏欲睡。出了隧道，我赶紧拿下口罩，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仔细一看，口罩外面已经全黑了。

老杨说干这活伤肺，里面太热，口罩戴不住。“一会儿戴，一会儿不戴，会吸入很多粉尘，鼻涕唾沫都是黑色的”。他配合的那个主风钻手，肺部已经出问题，经常咳嗽得厉害。“我说让他去医院查查，但他说不想去检查，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要好”。

我心头一惊，突然感到非常难过，问：“收入怎么样呢？”

老杨说主风钻手万把块一个月，他打配合，也有七八千，如果加班，会更多一点。老杨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想往外跑，这里离家近，收入比在建筑工地打小工强。

“这钱真是用命苦来的，这个工程五六年，干完了我就不干了。”

老杨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活动板房前的一块草地上，看着远处的群山。太阳渐渐落到西边，他在衣服上胡乱擦了擦满是灰尘的手，掏出7块钱一包的香烟，抖出一支，捏住过滤嘴的下面，递给我：“砸一支害烟（抽支一般的烟）。”

我不会抽烟，但还是接下了，和他借了火，一起抽了起来。

得知我也是本地人，老杨就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子说：“以后回家来我家坐坐，我家就在那个村子，你说杨宝柱，就会有人告诉你我家在哪里了。”

老杨看着我，先对我的工作表示羡慕，又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我家大娃子不听话，初中毕业就不读书出来打工了。小娃子现在读高中，希望他考个师范学校，当个老师。”

聊了一会儿，项目部来接我的车到了，我要走了。老杨站起来和我告别：“以后铁路通了，回来就方便了，来我家玩。”

“好！”我答应了他。

在汽车的后视镜上，我看到老杨一直站在那里，望着我离开。夕阳中，他就像一座雕像，影子被拉得老长。我知道，在离他不远的隧道深处，还有更多的人和故事是看不见的。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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