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辩论
学会辩论
2010年2月25日 09:37
来源:东方网 作者:沈 栖
也许是作为高等院校教学改革的一次有益尝试，复旦大学前不久延请哈佛大学学生与复旦学生同堂上课，异质反差立现。其一便是美国学生大胆善辩，即使尚没太弄懂的问题也敢与老师辩上几句，还常诘问老师，而中国学生长期处于灌输式的教学环境，讨论像是老师主持下的“依次汇报”，很难集中针对一个问题展开有效辩论。日前，《文汇报》记者写了一篇“观察与思考”的文章，题目就是《中国学生能“讲”，但不会“辩论”》。
其实，能“讲”而不会“辩论”的态势并不止于我国的高等学府，说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不为过。不是吗？在家庭，代际井然，幼者对长者的话，言听计从；在公司，尊卑分明，伙计对老板惟命是从；在机关，上下有序，“官大一级压死人”，下属对上级岂敢说一个“不”字？即使是理应思维多元、异见迭出的学术界也少有正常的学术辩论，那些借“商榷”之名，行攻讦之实的学术辩论只能冠以一个“伪”字。
倘要说中国人天生就缺乏辩论的特质，那也有悖史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的各种学派自由辩论，那时，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争鸣是对话的表现形式，对话则深化了争鸣，那个时代彰显了“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的特点。到了秦始皇时代，他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同时，也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企图统一中国人的思想。于是乎，在专制替代民主的大格局下，多了盲从，少了对话，多了“遵旨”，少了争鸣，“和而不同”的辩论式微。辩论是需要个人见解的（那怕是不成熟甚至错误的），习惯于“高度统一”的思维定势，何需别出心裁，奇想异端？辩论是需要勇气的，沉溺于唯唯诺诺的精神状态，哪敢唇枪舌剑，旗鼓对垒？
我认为，要提倡国人思想多元化，养成辩论的风气，必须破除两种长期存在于国人头脑中的潜意识：一是“论资排辈”。父亲为年长，老师为资深，老板为钱多，首长为权重，他们有话语权，而你是小辈，是后生，是伙计，是下级，唯有听从的份，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一个“靠边站”的人；二是“人微言轻”。无权无职，一介草民，即使读了点书，也还是普通百姓，说什么都不重要，说了也等于白说，沉默寡言何以辩论？
双方辩论，孰是孰非，孰胜孰负，讲的不是资历，而是智力；讲的不是辈分，而是身份（公民的属性）；讲的不是权力，而是权利；讲的不是地位，而是作为。正因如此，辩论需要平等，需要宽容，需要尊重。钱学森和其导师冯*卡门的一场辩论颇有启迪意义。钱学森受益于师，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论文，获得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之后的一天，钱学森拿了一篇论文请教导师，冯*卡门认为他的观点是错的，钱学森不服，与之辩论。辩到后来，导师将论文扔在地上，拂袖而去。然而，第二天凌晨，冯*卡门上门道歉：“我想了一夜，终于搞明白了，昨天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并向学生鞠了一躬，钱学森忙扶之。这场辩论，充分体现了师生平等、尊重、宽容。
应该看到，辩论过程中的自由表达是实现民主的途径之一。在像美国、澳洲、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度里，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有辩论的训练，甚至一直到老。他们这种辩论主要由两个方面提供：一是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辩论；另一是社会提供的，如选举都是以辩论为前提。这些国家通过公共辩论提升了民族智力，也使其政治生活纳入了民主的框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说过：“沉默是社会公正的强大敌人。”在辩论中实现公民的表达权是追求社会公正的一个关键成分，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则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条件。视辩论为危途，视异端为“添乱”，崇尚思想划一的政治生态环境，那么，我国整体的智力水准肯定会与其他文明国度形成越来越大的落差。有鉴于此，向国人提倡学会辩论，并非“瞎操心”。
2010年2月25日 09:37
来源:东方网 作者:沈 栖
也许是作为高等院校教学改革的一次有益尝试，复旦大学前不久延请哈佛大学学生与复旦学生同堂上课，异质反差立现。其一便是美国学生大胆善辩，即使尚没太弄懂的问题也敢与老师辩上几句，还常诘问老师，而中国学生长期处于灌输式的教学环境，讨论像是老师主持下的“依次汇报”，很难集中针对一个问题展开有效辩论。日前，《文汇报》记者写了一篇“观察与思考”的文章，题目就是《中国学生能“讲”，但不会“辩论”》。
其实，能“讲”而不会“辩论”的态势并不止于我国的高等学府，说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不为过。不是吗？在家庭，代际井然，幼者对长者的话，言听计从；在公司，尊卑分明，伙计对老板惟命是从；在机关，上下有序，“官大一级压死人”，下属对上级岂敢说一个“不”字？即使是理应思维多元、异见迭出的学术界也少有正常的学术辩论，那些借“商榷”之名，行攻讦之实的学术辩论只能冠以一个“伪”字。
倘要说中国人天生就缺乏辩论的特质，那也有悖史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的各种学派自由辩论，那时，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争鸣是对话的表现形式，对话则深化了争鸣，那个时代彰显了“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的特点。到了秦始皇时代，他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同时，也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企图统一中国人的思想。于是乎，在专制替代民主的大格局下，多了盲从，少了对话，多了“遵旨”，少了争鸣，“和而不同”的辩论式微。辩论是需要个人见解的（那怕是不成熟甚至错误的），习惯于“高度统一”的思维定势，何需别出心裁，奇想异端？辩论是需要勇气的，沉溺于唯唯诺诺的精神状态，哪敢唇枪舌剑，旗鼓对垒？
我认为，要提倡国人思想多元化，养成辩论的风气，必须破除两种长期存在于国人头脑中的潜意识：一是“论资排辈”。父亲为年长，老师为资深，老板为钱多，首长为权重，他们有话语权，而你是小辈，是后生，是伙计，是下级，唯有听从的份，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一个“靠边站”的人；二是“人微言轻”。无权无职，一介草民，即使读了点书，也还是普通百姓，说什么都不重要，说了也等于白说，沉默寡言何以辩论？
双方辩论，孰是孰非，孰胜孰负，讲的不是资历，而是智力；讲的不是辈分，而是身份（公民的属性）；讲的不是权力，而是权利；讲的不是地位，而是作为。正因如此，辩论需要平等，需要宽容，需要尊重。钱学森和其导师冯*卡门的一场辩论颇有启迪意义。钱学森受益于师，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论文，获得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之后的一天，钱学森拿了一篇论文请教导师，冯*卡门认为他的观点是错的，钱学森不服，与之辩论。辩到后来，导师将论文扔在地上，拂袖而去。然而，第二天凌晨，冯*卡门上门道歉：“我想了一夜，终于搞明白了，昨天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并向学生鞠了一躬，钱学森忙扶之。这场辩论，充分体现了师生平等、尊重、宽容。
应该看到，辩论过程中的自由表达是实现民主的途径之一。在像美国、澳洲、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度里，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有辩论的训练，甚至一直到老。他们这种辩论主要由两个方面提供：一是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辩论；另一是社会提供的，如选举都是以辩论为前提。这些国家通过公共辩论提升了民族智力，也使其政治生活纳入了民主的框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说过：“沉默是社会公正的强大敌人。”在辩论中实现公民的表达权是追求社会公正的一个关键成分，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则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条件。视辩论为危途，视异端为“添乱”，崇尚思想划一的政治生态环境，那么，我国整体的智力水准肯定会与其他文明国度形成越来越大的落差。有鉴于此，向国人提倡学会辩论，并非“瞎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