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网络收集,部分文字和图片有重复)
重庆江北盘溪藏着个“黑院墙”,曾被誉为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



第一篇
在重庆江北区盘溪隐藏着一栋“艺术殿堂”——傅抱石、赵无极、李可染这些在中国美术界响当当的人物,都曾在盘溪一个叫做“黑院墙”的地方,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校园时光。
学校旧址早年已经拆除,留下13亩空地。外围被砖墙围起,粘贴起老照片,成为了一个文化墙。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国立艺专)是抗战时期中国最专业、档次最高的美术学府。1938年由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1942年,学校迁到重庆盘溪,直至1946年才迁到杭州,是今天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
盘溪时期的国立艺专有着一个另类的称谓——“黑院墙”,它曾被誉为“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这个“摇篮”曾聚集了一大批在中国美术界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傅抱石曾任该校中国画科主任兼校长秘书;丰子恺曾在此任教一年,期间创作有《护生画集》第三集部分画稿;赵无极在此任教4年,1942年曾参加在渝举办的青年画家联展;李可染在此任教3年,曾在渝举行李可染写意画展,创作有君堂作品《执扇仕女》、《放鹤亭》等知名画作。
为躲避敌机轰炸,“锅烟墨”将外墙抹黑
当年,国立艺专所在地方叫郭家院,院内有30余间房子。因为不够,学校又在四周搭建了一些简易住房。
有资料记载,抗战时期,这里的人并不多,房屋因此显得很扎眼,曾经遭到日机轰炸,投弹23枚。为躲避敌机轰炸,师生们就用“锅烟墨”将外墙抹黑。画家们是从事视觉艺术的,他们觉得黑院墙这一形象很美,于是这三个字就成了国立艺专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黑院墙”这个名字还在沿用。2017年6月,江北区委宣传部成立“黑院墙”课题组,全面搜集整理研究国立艺专1942年—1946年在今江北区大石坝街道黑院墙社区办学时的各种史料,努力为江北区留存历史文化记忆。下一步,邀请专家考察论证后,将把这13亩地利用起来,进行规划设计。
第二篇
重庆有座“黑院墙”
傅抱石、赵无极等美术大师在这里执教过
本报讯 (记者 夏婧)说到傅抱石、赵无极、李可染这些在中国美术界“震耳欲聋”的名字,你可能会想到他们价值连城的画作,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曾在重庆江北盘溪一个叫做“黑院墙”的地方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校园时光。
日前,由江北区文广新局主编、江北区文化馆组织创作的《黑院墙里的大师们—国立艺专在江北》一书编著完成。该书首次将在盘溪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生活过的美术大师们的故事集结成册。如今,学校旧址早已消失,那些校园里的人与事又再次重回记忆。
“黑院墙”曾聚集了大批在中国美术界响当当的人物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国立艺专)来头不小。据了解,它是抗战时期中国最专业、档次最高的美术学府。1938年,由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1942年,学校迁到重庆盘溪,直至1946年,才迁到杭州,是今天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
盘溪时期的国立艺专有着一个另类的称谓—“黑院墙”,它曾被誉为“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这个“摇篮”曾聚集了一大批在中国美术界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傅抱石曾任该校中国画科主任兼校长秘书;丰子恺曾在此任教一年,期间创作有《护生画集》第三集部分画稿;赵无极在此任教4年,1942年曾参加在渝举办的青年画家联展;李可染在此任教3年,曾在渝举行李可染写意画展,创作有君堂作品《执扇仕女》、《放鹤亭》等知名画作。
堂堂一个美术学校为何叫做“黑院墙”?
《黑院墙里的大师们—国立艺专在江北》作者姜孝德介绍,当年,国立艺专所在的地方叫郭家院,院内有30余间房子,因为不够,学校又在四周搭建了一些简易住房。“当时这里的人并不多,房屋因此显得很扎眼,为了躲避敌机轰炸,师生们就用“锅烟墨”将外墙抹黑。”姜孝德说,画家们是从事视觉艺术的,他们觉得黑院墙这一形象很美,于是这三个字就成了国立艺专的代名词。
江北区修志两次都没把“黑院墙”录入进去
中国著名画家、教育家潘天寿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绕过国立艺专就黯然失色,而绕过盘溪就定然会支离破碎。”
“上了渡船,到了对岸,两人又都沉默了下去,默默的向艺专走去,一大段路,谁都没有说话。直到艺专的"黑院墙"已经在望了。”因其知名度,台湾作家琼瑶在作品《几度夕阳红》中,对“黑院墙”也有多处详细描写。
不过,这样一个在中国美术史上绕不过去的地方,却渐渐被后人遗忘,以至于在1985年和2005年,《江北区志》两次修志的时候,都未曾将其录入。
“很奇怪,国立艺专从盘溪搬走的几十年时间里,重庆几乎没有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更别说研究了。”姜孝德说,盘溪时期的国立艺专不仅是江北的骄傲,更是重庆骄傲,“遗憾的是,在写书过程中,连一张学校当年的旧照都没有找到。”
姜孝德说,《黑院墙里的大师们—国立艺专在江北》计划在今年上半年与读者见面,“该书汇集了28位在盘溪国立艺专生活过的美术大师的故事,希望能让那段美术往事重回人们的视野。”
第三篇
说起傅抱石、赵无极这些在中国美术界“震耳欲聋”的名字,你可能会想到他们价值连城的画作,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曾在重庆江北盘溪一个叫做“黑院墙”的地方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校园时光。
“黑院墙”是什么地方?它其实是抗战时期中国最专业、档次最高的美术学府——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国立艺专)在重庆的一个别名。
1940年8月,刚在昆明安顿下来的国立艺专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因越南局势恶化,危及滇边,学校即刻迁往重庆。自此,国立艺专开始了在重庆的六年岁月,先后在青木关、盘溪“落脚”,而其中,在盘溪的“黑院墙”时期,造就了一段中国美术史的辉煌岁月。
青木关松林岗 住碉堡、建草棚、抢饭吃
1941年,国立艺专迁到了青木关附近的松林岗,开设国画、书画、图案、雕塑、音乐五个专业。吕凤子时任校长。
重庆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图书馆研究员王志昆介绍,事实上,国立艺专迁来之前,松林岗有另外一个名字:梯子岩。“有一种说法是,国立艺专迁入后,学生因为嫌梯子岩名字不雅,加上阶梯路边长满松树,遂改名为松林岗。”
在松林岗,国立艺专的师生们过了一段十分艰苦的日子。
画家王石城在《吕凤子与国立艺专》中曾回忆:“学校利用岗上地主的三层楼大碉堡为师生宿舍,在岗下建草棚教室、饭厅(礼堂)、厨房等。”
吴冠中也曾在《出了象牙之塔》中回忆:“在青木关附近的松林岗盖了一批草顶木板墙教室,学生宿舍则设在山顶一个大碉堡里,上山下山数百级,天天锻炼,身体倒好,就是总感到吃不饱。”
对于“吃不饱”,吴冠中还有一段颇为详细的描述,“先是抢饭,添第二碗时候饭桶已空,每人都改用大碗。一碗解决,有人碗特大,满装着高如宝塔的饭,他坐下吃,你对面看不到他的脸。”
王志昆说,那时,位于青木关的国立艺专校址简陋拥挤,教室光线幽暗。教师宿舍也十分紧张,“附近居民极少有房子出租,学校更无法解决。”
“尽管条件艰苦,吕凤子仍然倡导民主、自由的办学理念。”王志昆介绍,为办好教学,吕凤子费尽心思,他不仅节衣缩食设立“吕凤子奖学金”,甚至还亲自设计教室里的窗户,因此,艺专教室里没有一间窗形是相同的。
盘溪“黑院墙” 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
1942年秋,陈之佛先生接任校长,考虑到交通、校舍、师资等问题,国立艺专由青木关附近的松林岗迁到了江北盘溪。
当时,国立艺专租借盘溪果家园、苏家湾一苏姓地主的大四合院作校本部,正房作礼堂、教室和图书馆。另在大院的后侧面造了四幢教室和两排教职工宿舍,都是木结构,全是用木条钉起来抹上白灰的墙面。由于四合院及新建筑外墙皆涂为黑色,当地人称“黑院墙”,“黑院墙”遂成为“国立艺专”的代名词。
中国著名画家、教育家潘天寿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绕过国立艺专就黯然失色,而绕过盘溪就定然会支离破碎。”
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
“盘溪‘黑院墙’是抗战以来,国立艺专西迁的目的地动荡的教学秩序在此得以稳定,学校的元气由此而复苏。”王志昆说,盘溪开课后,国立艺专先后聘请了一批著名教授,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丰子恺被聘为教务主任,陈之佛校长也亲自讲授美术史论课。
此后,国立艺专的师资与创作均达到西迁的顶峰——傅抱石曾任该校中国画科主任兼校长秘书;丰子恺曾在此创作《护生画集》第三集部分画稿;赵无极在此任教4年,1942年曾参加在渝举办的青年画家联展;李可染在此任教3年,曾在渝举行李可染写意画展,创作有君堂作品《执扇仕女》、《放鹤亭》等知名画作。由此,“黑院墙”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
抗战胜利后,国立艺专迁设杭州,其在重庆的教学岁月随之结束。
第四篇
寻觅国立艺专的重庆记忆

1942年6月,国立艺专同学毕业合影于璧山松林岗校门口。璧山区档案局供图

璧山区松林岗,国立艺专旧址在蓝天白云掩映下充满了沧桑感。记者 齐岚森 摄

国立艺专西迁示意图。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供图

《四川松林岗国立艺专宿舍》 版画 卢是(1941年) 璧山区档案局供图

1945年,国立艺专在江北磐溪的图案教室。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供图

《八月十日之夜》 漫画 丰子恺(1945年)资料图片

《四阿罗汉》 国画 吕凤子(1942年) 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抗战时期,国立艺专西迁重庆,在璧山、江北留下了珍贵足迹。在这段“无愧中国艺术的先锋之旅”中,一个个在中国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师和重庆结缘,在战火频仍的年代留下不朽名作,赓续了中国艺术教育的血脉。
7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再来寻觅这段难忘的记忆,就是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让其活在当代、服务当下,奏响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时代乐章。
“我兴奋得鞋子都没穿好,抓起一把报纸就冲到街上,一路跑一路高喊:号外!号外!日本投降咯!”
这是《新华日报》报童王清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1945年8月10日山城之夜的回忆——当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重庆大街小巷,全城沸腾了!
沉醉在狂欢之夜中的,还有艺术大师丰子恺一家。他的长女丰陈宝生前在《抗战时期的丰子恺》一文中写道:“捷报传来,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匆匆趿拉着鞋,一同奔向沙坪坝大街去领略满街群众欢腾雀跃、爆竹之声震耳欲聋的热烈气氛……”
丰子恺因何来渝呢?“父亲应当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下称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学院等高校的前身)校长陈之佛之聘,率眷于1942年11月离开遵义来到重庆,卜居于市郊沙坪坝。”丰陈宝在回忆文章中称。
“1942年冬,国立艺专从璧山松林岗迁到江北磐溪后,陈之佛为国立艺专聘来丰子恺、傅抱石、黄君璧、李可染、吴作人等一批名师。”四川美术学院中国抗战美术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教授凌承纬说,一个个在中国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师,因国立艺专这座抗战时期国内最高美术学院,和重庆结缘,在战火频仍的年代留下不朽名作。
70多年之后,国立艺专在重庆还有迹可循吗?
国立艺专在渝六年 碉堡宿舍至今仍有人居住
“江老师,还不打算搬下山跟着晚辈享福啊!”
“住了60多年,都有感情啦。”
7月23日,记者来到璧山区松林岗。这里茂林修竹,一派田园风光。一条300余级的石梯从山脚蜿蜒而上,一眼望不到尽头。记者跟随璧山区档案局工作人员罗杨走到半路时,碰到了69岁的璧山四面山村村民江海明,于是就有了罗杨和江海明的这番对话。
1940年冬至1946年夏,国立艺专西迁至重庆办学。来渝之后,其最初选址便是璧山。
“我们脚下这条小路,是国立艺专教室到宿舍的必经之路。”罗杨边走边对记者说,江海明住了60多年的家,就是国立艺专昔日的宿舍。
关于国立艺专宿舍,画家吴冠中曾在《出了象牙之塔》一文中有生动描述:“璧山县里借的‘天上宫’等处的房子不够用,便在青木关附近的松林岗盖了一批草顶木板墙教室,学生宿舍则设在山顶一个大碉堡里,上山下山数百级……”
吴冠中记忆中的宿舍如今什么模样呢?记者紧跟罗杨上至山顶后,一座沧桑的夯土墙平房映入眼帘——条石堆砌而成的基座硬朗如初,土黄色的外墙已布满“皱纹”。
这样的“大碉堡”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失望。
其实,“大碉堡”确实存在过。记者查阅资料后了解到,画家卢是创作于1941年的木刻版画《四川松林岗国立艺专宿舍》中,碉堡高三层,雄伟壮观。
那为何现存的只有一层呢?“父母觉得那么高没啥用,把房子买来后拆掉了上面两层。”江海明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父母花了150元将这座碉堡买下,改造后才住了进去。
这个陪伴江海明一生的家,是国立艺专重庆时期仅存的建筑旧址。
“中国美术学院抗战时期有9年西迁办学历程,其中有6年是在重庆度过的。”凌承纬说,1937年底,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西迁,1938年,该校和已西迁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艺专。国立艺专于1940年西迁至重庆璧山(先在城区天上宫,后在青木关松林岗),又于1942年迁至江北磐溪。
让学生手抄七万字《历代名画记》 学校云集傅抱石李可染等名家
“之佛先生道鉴:敬启者,艺专吕(吕凤子)校长因病辞职。兹请先生继任,一再辞让,迄未允就,谦冲之怀至取钦佩,惟艺专为国内惟一艺术学府注,非以德高望重者主之不足立,一再考虑,仍以先生为唯一适当人选……”
1942年6月18日,民国教育部长陈立夫致信陈之佛,请他担任国立艺专校长一职。在此之前,陈之佛屡次坚持不就。
“最终,陈之佛同意担任。”凌承纬介绍,陈之佛提出的条件之一,便是“将学校由青木关迁至隔嘉陵江与中大(中央大学)相对的磐溪”,教育部一口答应。
1942年冬,国立艺专迁到江北磐溪后,因为交通方便,临近中央大学,陈之佛为国立艺专聘来丰子恺、傅抱石、黄君璧、李可染、吴作人等一批名师,可谓阵容堂堂。
70多年匆匆流逝,还能触摸到那时国立艺专的身影吗?
7月24日,记者按照手机导航提示来到江北黑院墙社区,这里毗邻嘉鸿大道,车流如织,高楼林立。该社区中的国立艺专旧址被一堵灰色的水泥围墙围住,围墙上还张贴着数十张国立艺专的图文展板。踮起脚来,记者看到了围墙内的景象——杂草丛生,几棵小树孤零零地站立在这片曾云集了众多大师的沃土上。
虽然物质上的遗存不复存在,但国立艺专师生交往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
记者从已故画家郝石林的回忆文章中得知,其在磐溪国立艺专求学时,傅抱石对学生要求严格,让郝石林印象深刻。1943年夏,傅抱石建议学生人人手抄一本唐代张彦远著的《历代名画记》,以便参考之用。于是,郝石林用了20多天,将7万多字的《历代名画记》抄写完成,潘天寿为其题写了书名。
此后,郝石林还从傅抱石处借来唐代画圣吴道子画的《天王送子图卷》原大照片,苦画了25天才临摹完成。“在画的过程中,多次得到傅抱石先生的指点和教诲,我是终生难忘的。”他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除了向学生播撒艺术的种子外,国立艺专教师还支持学生进步运动。
“吴凡主办的壁报《雨蕾》,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周年(1945年),特地请李先生(李可染)画鲁迅像,李先生不但满口答应,并马上画了出来……”已故美术理论家华夏曾回忆道。
版画家吴凡生于重庆,他作于1959年的版画代表作《蒲公英》,曾在德国莱比锡国际版画比赛中获得金奖。“父亲是国立艺专1944级的学生,1946年随校迁到杭州,直至1948年毕业。”吴凡之女吴融介绍,求学期间,父亲除了办壁报外,还热衷于演进步话剧,得到了李可染等大师的支持。
日本投降后丰子恺作画送亲友 不久学校迁至杭州
“学习材料多半从上海经过重重封锁远道运来,饭中都可挑拣出无数砂石、蛀虫、鼠粪……”在《烽火艺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友回忆录》一书中,画家谭雪生回忆了国立艺专在重庆期间的诸多细节。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吕凤子、丰子恺等艺术大师都在重庆创作了载入美术史的代表作。”凌承纬说,艺术大师创作于抗战期间的名作保存至今的并不多,吕凤子的代表作《四阿罗汉》是其中之一,现收藏于江苏省美术馆。
《四阿罗汉》作于1942年10月,吕凤子借四阿罗汉嬉、怒、悲、愤的形态,讽刺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这幅国画轰动了画坛,于1943年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获得唯一一个一等奖。
丰子恺名作《胜利之夜》的“出生地”也是重庆,现收藏于重庆建川博物馆。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8日,丰子恺作出此画,描绘出一家四口看到和平曙光时的兴奋之态。
在这之前,丰子恺还画了多幅《八月十日之夜》分送亲友,其中一幅题款为“八月十日的爆竹比八年的炸弹更凶”。
为何重庆市民在8月10日就得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呢?史料记载,8月10日,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照会转交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当晚7点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当时设在渝中区两路口)证实。美国新闻处立刻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消息。这时,设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等媒体早已按捺不住,争相予以披露。
当晚,丰子恺几乎彻夜未眠,他曾在《狂欢之夜》一文中写道:“路上遇到许多邻人,他们也是欢乐得疲倦了,这才离开这疯狂的群众的。‘丰先生,我们来讨酒吃了!’后面有几个人向我喊……带了满身欢乐的疲劳而返家的时候,已是后半夜两点钟了。就寝之后,我思如潮涌,不能成眠……不知不觉之间,东方已泛白。我差不多没有睡觉,一早起来,欢迎千古未有的光明的白日。”
日本投降后,教育部命令:“该校永久地址,业经决定迁设杭州。”1946年夏,国立艺专师生从磐溪分三路(北路经西安、南路经贵州、中路沿长江)陆续返回杭州,经数次更名,不断发展成为如今享有盛誉的中国美术学院。
西迁办学中,国立艺专数易其址,五易校长,赓续了中国艺术教育的血脉,是中国美术学院历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之一。
为民族存亡鼓与呼
“西迁时期,学院历经颠沛流离,但还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的教育成果。国立艺专在重庆期间,成为全国艺术学子向往的艺术圣地,聚集名家无数,培养优秀学子无数。”近日,“世纪同心——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国立艺专西迁时期师生作品展”在渝举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执行馆长余旭鸿在前言中这样写道。
在去年4月举行的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0周年庆典上,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也对该院西迁历史评价道:“让战火硝烟的大地成就漂泊的无尽课堂,让危亡的中国在这里存持天地文心、生民新命。如是艰苦卓绝、使命卓绝,无愧中国艺术的先锋之旅。”
有专家指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源流奔腾到如今,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民众、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在民族危亡之际,当中华民族面临外来入侵者的野蛮侵略、轰炸、屠杀之时,包括国立艺专师生在内的艺术家的爱国情被真正激发出来,在艺术报国之路上勇敢自信地前进。”凌承纬说,正因如此,中国艺术教育的血脉得以延续,民族文化得以弘扬,民族自信心得以增强。
“梳理、研究国立艺专西迁历史,展出相关艺术作品,是为了给如今的艺术家以启迪。”凌承纬表示,艺术家的创作应努力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
记者手记》》
留住抗战美术的印记
为了完成这次选题,我跑了当年国立艺专西迁重庆时的两个主要的点——江北磐溪和璧山松林岗。国立艺专的西迁,特别是它在重庆的那段历史,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不能绕过的精彩一笔。作为一名年轻的文化记者,我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当听说璧山还保存有国立艺专的建筑旧址时,我兴奋极了。
但是,恰如我在上文中描述的那样,历经70多年的风雨后,璧山的国立艺专旧址与原貌已大相径庭;在江北磐溪,围墙包围的艺专原址中,只剩下杂草和几棵孤零零的小树。
抗战期间,大量画家云集重庆,创造出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的同时,他们更是用画笔作刀枪,成为抗战中独特的一支“军队”。因此,他们的故事除了当以画展等方式加以宣传外,承载这些故事的旧址也应该得以保护,并加以修缮和利用。
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可借鉴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的做法。该馆馆址就在抗建堂,通过打造重庆抗战戏剧历史陈列,向公众系统、全面地展示重庆抗战戏剧的基本历史概况,让历史“活”起来。
第五篇
时光流逝,也带不走江北黑院墙里的那些故事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绕过国立艺专就黯然失色,而绕过盘溪就定然会支离破碎。”
——中国著名画家潘天寿
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
为躲避战火
刚刚在昆明安顿下来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又被迫迁往重庆
在江北盘溪的4年
却造就了一段中国美术史的辉煌岁月
70多年过去了,如今让我们一起
再来寻觅这段难忘的记忆吧
70多年之后,碉堡宿舍至今仍有人居住
“江老师,还不打算搬下山跟着晚辈享福啊!”
“住了60多年,都有感情啦。”
1940年冬至1946年夏,国立艺专西迁至重庆办学。来渝之后,其最初选址便是璧山。

▲1942年6月,国立艺专同学毕业合影于璧山松林岗校门口
当初的宿舍如今什么模样呢?一座沧桑的夯土墙平房映入眼帘——条石堆砌而成的基座硬朗如初,土黄色的外墙已布满“皱纹”。
这样的“大碉堡”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失望。

▲璧山区松林岗,国立艺专旧址
其实,“大碉堡”确实存在过。画家卢是创作于1941年的木刻版画《四川松林岗国立艺专宿舍》中,碉堡高三层,雄伟壮观。

▲《四川松林岗国立艺专宿舍》 版画 卢是
70多年之后,黑院墙的故事还有流传
江北黑院墙社区中
国立艺专旧址被一堵灰色的水泥围墙围住
围墙上还张贴着数十张国立艺专的图文展板
踮起脚来,可以看到了围墙内的景象
杂草丛生,几棵小树孤零零地站立在
这片曾云集了众多大师的沃土上
虽然物质上的遗存不复存在
但国立艺专师生交往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
1942年冬,国立艺专从璧山松林岗迁到江北磐溪后,陈之佛为国立艺专聘来丰子恺、傅抱石、黄君璧、李可染、吴作人等一批名师。
一个个在中国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师,因国立艺专这座抗战时期国内最高美术学院,和重庆结缘,在战火频仍的年代留下不朽名作。

▲1945年,国立艺专在江北磐溪的图案教室
傅抱石让学生手抄《历代名画记》
从已故画家郝石林的回忆文章中得知,其在磐溪国立艺专求学时,傅抱石对学生要求严格。
1943年夏,傅抱石建议学生人人手抄一本唐代张彦远著的《历代名画记》,以便参考之用。于是,郝石林用了20多天,将7万多字的《历代名画记》抄写完成,潘天寿为其题写了书名。

▲傅抱石.徐悲鸿等教授与学生合影
此后,郝石林还从傅抱石处借来唐代画圣吴道子画的《天王送子图卷》原大照片,苦画了25天才临摹完成。
“在画的过程中,多次得到傅抱石先生的指点和教诲,我是终生难忘的。”他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丰子恺作画送亲友 庆日本投降
“学习材料多半从上海经过重重封锁远道运来,饭中都可挑拣出无数砂石、蛀虫、鼠粪……”在《烽火艺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友回忆录》一书中,画家谭雪生回忆了国立艺专在重庆期间的诸多细节。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吕凤子、丰子恺等艺术大师都在重庆创作了载入美术史的代表作。

▲国立艺专西迁示意图
艺术大师创作于抗战期间的名作保存至今的并不多,吕凤子的代表作《四阿罗汉》是其中之一,现收藏于江苏省美术馆。
《四阿罗汉》作于1942年10月,吕凤子借四阿罗汉嬉、怒、悲、愤的形态,讽刺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这幅国画轰动了画坛,于1943年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获得唯一一个一等奖。

▲《四阿罗汉》国画 吕凤子
丰子恺名作《胜利之夜》的“出生地”也是重庆,现收藏于重庆建川博物馆。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8日,丰子恺作出此画,描绘出一家四口看到和平曙光时的兴奋之态。
在这之前,丰子恺还画了多幅《八月十日之夜》分送亲友,其中一幅题款为“八月十日的爆竹比八年的炸弹更凶”。

▲《八月十日之夜》漫画 丰子恺
当晚,丰子恺几乎彻夜未眠,他曾在《狂欢之夜》一文中写道:“路上遇到许多邻人,他们也是欢乐得疲倦了,这才离开这疯狂的群众的……
日本投降后,“教育部”命令:“该校永久地址,业经决定迁设杭州。”1946年夏,国立艺专师生从磐溪分三路(北路经西安、南路经贵州、中路沿长江)陆续返回杭州,经数次更名,不断发展成为如今享有盛誉的中国美术学院。

▲1946年,学生在黑院墙门口合影
西迁办学中
国立艺专数易其址、五易校长
赓续了中国艺术教育的血脉
是中国美术学院历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之一
第六篇
从白院墙上探寻“黑院墙”,重庆几人能知这个拆除殆尽的荒土堆竟是央美的前身
春天来了,原本打算去鸿恩寺公园看看花开没有,
于是选了一条以前没有走过的上山道路,从位于鸿恩寺隧道口的公园四号门上山。

这一区域其实经过无数次了,但因为每次都是开车或坐车。
再加上周边新开发,没啥人气,所以在绝大多数重庆人眼中,这里都只是一个“郊区”的感觉——尽管这里是重庆江北区的几何中心。

在公交站下了车,正准备过天桥到马路对面上山,无意中发现车站背后的一栋新建筑墙上一块招牌吸引了我——“黑院墙社区”。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黑院墙”是个什么东东,再加上它下面那幅“扫黑除恶”的海报让我想入非非:难道这里是跟扫黑有关的神秘地方?
就这样,好奇心驱使我们开始了这次探索之行。

就在这个建筑的墙角,有两个不锈钢展架,我们走近一看,是对“黑院墙”的介绍。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个“黑院墙”跟“黑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倒是一个跟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有密切关系的神秘之地。

宣传栏背后是一个社区服务中心,我们走了进去,想了解一些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有着浓浓文艺情结的重庆文保志愿者。
进入大厅,因为是周末,只有一个年轻女性在值班。我们表明身份和目的后,美女小魏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从她那里得知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社区,就叫“黑院墙社区”。

小魏告诉我们,就是因为相关部门十分重视“黑院墙”这一重庆的重要历史资源,所以专门成立了这个社区。
希望通过美术界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的努力,进一步挖掘‘黑院墙’的人文价值,推进‘黑院墙’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的各项工作,丰富城市的文化底蕴,同时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美术史上的这段辉煌岁月。

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黑院墙社区,想进一步了解它的来历。
小魏说她也不是很了解,但旁边那个施工临时围墙那里,他们做了一个有关“黑院墙”的介绍,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于是,我们来到旁边这个已经斑驳的围墙,看到了一长排张贴得整整齐齐的KT板。
当我们认真地看完时,我们惊叹:这个曾经无数次匆匆而过的荒芜之地,居然曾是中国好多著名美术大师活跃过的地方!
甚至可以说是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发祥地。

原来,在抗战时期,由杭州国立艺专和北平国立艺专合并成立的国立艺专迁到重庆。
自此,国立艺专开始了在重庆的六年岁月,先后在青木关、盘溪“落脚”。
而其中,在盘溪的四年时光,造就了一段中国美术史的辉煌岁月。

当年,国立艺专在盘溪落脚的郭家院,是一户有钱人家的院子,艺专的师生们觉得这名字土气,于是将其改名为“果家园”。
由于郭家院是清末的四合院民居,整体建筑通体漆黑,所以说当时国立艺专的师生们就称它“黑院墙”。
关于“黑院墙”这一名称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国立艺专师生用锅烟墨涂刷学校围墙,校舍看上去灰暗陈旧,民间俗称其为“黑院墙”。

当年,大批国内文化名人在“黑院墙”生活、学习与居住,从事文化、教育、艺术活动,从那些简陋、破败的校舍里走出不少世界级的中国画家。
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的《几度夕阳红》中,对“黑院墙”也有多处详细描写:
“上了渡船,到了对岸,两人又都沉默了下去,默默的向艺专走去,一大段路,谁都没有说话。直到艺专的‘黑院墙’已经在望了。”

国立艺专迁到重庆“黑院墙”后,相对安定的环境使这所历尽劫难的院校,终于有了元气复苏。
在前后两任校长陈之佛、潘天寿的努力下,先后聘请了一批著名教授、社会名流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使国立艺专的师资与创作均达到西迁的顶峰:
丰子恺被聘为教务主任,国画系任教的有李可染、黎雄才、傅抱石,油画系有李超士、关良、赵无极等,雕塑系有刘开渠、王临乙等,俨然是美术教育的全明星豪华阵容。

而从国立艺专走出的优秀毕业生们,不少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者。
由此,“黑院墙”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

不过,这样一个在中国美术史上绕不过去的地方,却渐渐被后人遗忘,以至于在1985年和2005年《江北区志》两次修志的时候,都未曾将其录入。
“很奇怪,国立艺专从盘溪搬走的几十年时间里,重庆几乎没有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更别说研究了。”
姜孝德说,盘溪时期的国立艺专不仅是江北的骄傲,更是重庆骄傲,“遗憾的是,在写书过程中,连一张学校当年的旧照都没有找到。”

树林下的那段院墙就是探索“黑院墙”的白院墙
很多年来,川渝两地的网民经常发生口水战,争执的内容很多,但有一点双方都没争议,那就是:成都比重庆有文化,重庆的文化就是下九流的码头文化。
其实,重庆不但有历史、有文化,而且是有历史的多元文化。
春天来了,来重庆的游客、去踏青的市民,不要只是随波逐流去看看转瞬凋零的花花,重庆还有很多值得市民们了解传播的深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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