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通鉴》第120卷 北魏的法治 vs. 刘宋的内耗

《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卷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笃信《孙子兵法》，听从崔浩的建议，诱敌出城，遇到狂风暴雨并不退缩，一举拿下了赫连氏夏国统万城城。统万城的城高十仞（10仞=10*7/3=24米，相当于现在的8层楼顶，坚固得可以磨刀），拓跋焘身先士卒、纪律严明，才能取得这种成功。

拓跋焘说：“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

总体来看，北魏在早期实行就是秦朝的那种法治。北方鲜卑蛮族，不立法不足以行政，立法之后，兵将“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不仅如此，北魏太祖立下了“立子杀母”的规矩，中央集权，最终消灭了夏、北凉、后秦、北燕，统一了北方。可见“乱世用重典”这句话名非虚传，曹操、诸葛亮在三国时期就是法治，表面仁义其实内在的就是法家一套，着实有用，这一点在北魏初期的政治治理中，也是同样的。

反观南朝刘宋，刘裕一死，托孤之臣徐羡之、付亮、谢晦擅废皇帝杀二王，结果请来的新皇帝刘义隆跟明朝嘉靖一样不好对付，没多久五人党被新皇帝分化。新皇帝用五人党中的檀道济和王弘诛灭了徐羡之、付亮、谢晦。这样一来，南朝这种内耗的怪象如同东晋前中期一样，军阀割据内耗加剧，完全失去了统一北方的可能，虽然从之前刘裕北伐立克制洛阳、长安可以看出，南朝其实有着比较雄厚的军事能力，甚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