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王力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里的“五星”，是先秦所谓的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镇星。秦汉以后，由于五行说的普及，它们又被称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 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合起来称为七政或七曜。金木水火土五星是古人实际观测到的五个行星，它们又合起来称为五纬。 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所以《诗经》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星宿这个概念不是指一颗一颗的星星，而是表示邻近的若干个星的集合。古人把比较靠近的若干个星假想地联系起来，给以一个特殊的名称如毕参箕斗，等等，后世又名星官。 东方苍龙、北方玄武（龟蛇）、西方白虎、南方朱雀，这是古人把每一方的七宿联系起来想象成的四种动物形象，叫做四象。 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的，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为斗身，古曰魁；玉衡、开阳、摇光组成为斗柄，古曰杓。北斗七星属于大熊座。 古人很重视北斗，因为可以利用它来辨方向，定季节。把天璇、天枢连成直线并延长约五倍的距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而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占星无疑是迷信。全世界所有的占星术都曾被统治阶层利用，作为欺人与自欺的工具。 李商隐的诗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后半句的典故就是传说中蜀国“杜宇”王朝的政权被“开明”篡夺。于是“杜宇”的国君死了以后变成杜鹃鸟，夜夜悲鸣。这个被夺权的蜀国君主的“号”是“望帝”。因为这个传说，“杜宇”也成为了杜鹃鸟的名字之一。 古人经常观察到的天象是太阳的出没和月亮的盈亏，所以以昼夜交替的周期为一“日”，以月相变化的周期为一“月”（现代叫做朔望月）。至于“年”的概念，最初大约是由于庄稼成熟的物候而形成的，《说文》说：“年，熟谷也。”如果说禾谷成熟的周期意味着寒来暑往的周期，那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现代叫做太阳年。以朔望月为单位的历法是阴历，以太阳年为单位的历法是阳历。 我国古代的历法不是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平年十二个月，有六个大月各三十天，六个小月各二十九天（这是因为月相变化的周期在二十九到三十天之间，现代测得是29.53日），全年总共354天。但是这个日数少于一个太阳年。《尚书·尧典》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实际上四季循环的周期约为365日，比十二个朔望月的日数约多11日，积三年就相差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三年就要闰一个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大约等于一个太阳年，并和自然季节大致调和配合。 “岁”表示从今年某一节气（例如冬至）到明年同一节气之间的这一段时间，使之和“年”有分工，“年”表示从今年正月初一到明年正月初一之间的这一段时间。 除了日月季年之外，还有更大的时间单位，这就是章、蔀、纪、元。十九年为一章，四章为一蔀（76年），二十蔀为一纪（1520年），三纪为一元（4560年）。 古人最初把二十四节气细分为节气和中气两种。例如立春是正月节，雨水是正月中，惊蛰是二月节，春分是二月中，节气和中气相间，其余由此顺推。（由于一个节气加一个中气差不多是三十天半，大于一个朔望月，所以每月的节气和中气总要比上月推迟一两天，推迟到某月只有节气没有中气，后来就以这个月份置闰，所以古人说“闰月无中气”。阳历每月都有节气和中气，上半年每月六日和二十一日左右是交节日期，下半年每月八日和二十三日左右是交节日期。） 从一个月来说，有些日子在古代有特定的名称。每月的第一天叫做朔，最后一天叫做晦。所以《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初三叫做朏，大月十六、小月十五叫做望，鲍照诗“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就是指望日的明月。近在望后的日子叫做既望。 古人把宫商角徵羽称为五击或五音，大致相当于现代音乐简谱上的1（do）2（re）3（mi）5（sol）6（la）。从宫到羽，按照音的高低排列起来，形成一个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就是五声音阶上的五个音级。后来再加上变宫、变徵，称为七音。变宫、变徵大致和现代简谱上的7（ti）和#4（fis）相当，这样就形成一个七声音阶。 音阶的第一级音不同，意味着调式的不同：以宫为音阶起点的是宫调式，意思是以宫作为乐曲旋律中最重要的居于核心地位的主音；以徵为音阶起点的是徵调式，意思是以徵作为乐曲旋律中最重要的居于核心地位的主音；其余由此类推。 “均钟”一词中的“均”，意思是“调”〈tiáo〉。这里的尺是夏代人的“比手为尺”，即拇指、食指伸开的最远距离为一尺，(大约17厘米）。均钟的功能，是在它上面弹出绝对音高，给编钟的调音提供标准。往最通俗里说，均钟的作用类似于今天我们给钢琴调音时提供基准音的音叉。 青铜编钟在铸好后需要逐件锉磨钟的内壁来调整音高。提供标准音供锉磨编钟之用的器物就是五弦器均钟。 青铜钟双音结构的发现起源于演奏要求。1957年，郭瑛、孟宪福和王世襄用信阳长台关春秋楚墓新出土的青铜“jīng lì”编钟演奏《东方红》时，发现在正鼓部各音中，独缺“变宫”一音。演奏者是用野路子从第二钟的钟枚上奏出所缺的“变宫”这个音的。1977年春，由吕骥带队的中国音乐研究所音乐文物调查小组到山西时，山西文管会希望他们能用侯马十三号墓出土的编钟演奏《东方红》等乐曲供省电台广播之用。由于侯马这套钟的正鼓部只有七件能发音，其中又只有宫、徵、商、羽四声，难以满足一般演奏的需要，从而导致演奏者不得已从侧鼓部寻找另一个发音位置，终于完成任务。此后一年间，音乐文物调查小组在晋、陕、豫三省的调研、报告中多次宣示他们发现的“一钟双音”结构，却每每被斥为“无稽之谈”，直到1978年夏天曾侯乙编钟出土，中国先秦乐钟的“一钟双音”才被世人普遍认可。 所谓八音，是指上古的八类乐器，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依《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金指钟镈，石指磬，土指埙，革指鼓鼗，丝指琴瑟，木指柷敔，匏指笙，竹指管箫。由此可见八音和五声、七音是不同性质的。 磬是石制打击乐器，是八音之一。单个使用的磬叫特磬，多个成组配套使用的磬叫编磬。曾侯乙编磬一共有三十二块，磬上刻有编号和乐律铭文。据复原研究，它的音域跨三个八度，而且十二个半音齐备，音质清越。曾侯乙编磬的磬石材料主要是石灰石，仅有极少数采用了大理石。编磬下层左起第十一块磬石上还能看到三叶虫化石，非常有趣。 近3500年来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三个气候温暖湿润时期和三次大规模的变冷。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次大规模变冷发生在西周。《竹书纪年》中有公元前903年长江、汉江结冰的记载。冷到长江、汉江会在冬天结冰，在今天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比我们今天概念里“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还要严重得多。第二个寒冷期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这个时代出现的是“五胡乱华”之后的十六国割据局面。第三个寒冷期发生在宋元之间。经历长时段的气候变冷、草木凋零、粮食减产和连年瘟疫与战争，中国的政权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在公元1234年这个临界点，和宋代赵家王朝征战百年的游牧民族大金国瞬间崩溃，被新兴壮大的蒙古人政权消灭；而南宋的赵家王朝，也不过是在王朝覆灭前苟延残喘。蒙古人建立的牧者王朝，随后为中国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疆域版图。 一直到唐代以前，现今的河西走廊戈壁滩都还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植被的大规模破坏、生态的恶化，一部分是因为历代中国人过度的砍伐开垦，另一部分原因就是3000多年来经历的三次大规模气候变冷，导致了地表植被消亡的土地荒漠化。 周代全国最高统治者称为“王”。秦统一中国后，秦王嬴政从古代“三皇”“五帝”的传说中取“皇”“帝”两个字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拥有者的头衔，这就是“皇帝”。嬴政当然就是“始皇帝”。 中国历代出土的虎符数量极少。今天我们所知的秦国铜虎符，只有新郪虎符、阳陵虎符和杜虎符。新郪虎符早已流失到法国，杜虎符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唐人有关科举考试的文章常常讲到有司、主司等，都指考官而言。参加进士科考试要请当世显人向考官推荐奖誉，才有及第（及格）的希望。及第以后称考官为座主、为恩门，对座主则自称门生。同科及第的人互称为同年。 唐人进士及第第一名称为状头或状元。同榜的人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称为题名会。宴会于曲江亭子，称为曲江会。 进士榜被称为甲榜或甲科。因为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所以也叫黄甲或金榜。中进士也就被称为金榜题名。 从古代文献结合甲骨文、金文的情况来看，姓，原本是指母亲一系的血缘关系；氏，原本指的是父系的血缘。我们今天概念的“姓”，实际上是先秦时代的氏，是父系血缘宗族符号。而先秦时代原本的“姓”的概念，在战国时逐渐淡薄，到了西汉已经消失得非常彻底，以致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有时竟然把“姓”“氏”相混淆。先秦所谓“同姓不婚”的原则，原来也是指母方同血统者不能结婚。 周代的姓氏制度和封建制度、宗法制度有密切联系。贵族有姓氏，一般平民没有姓氏。贵族中女子称姓，男子称氏，这是因为氏是用来“明贵贱”的，姓是用来“别婚姻”的，二者的作用不同。 春秋以前士是武士，有义务“执干戈以卫社稷”；春秋以后士是文士，士逐渐成了注重个人尊严、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的通称。 古代的婚姻，据说要经过六道手续，叫做六礼。第一是纳采，男家向女家送一点小礼物（一只雁），表示求亲的意思；第二是问名，男家问清楚女子的姓氏，以便回家占卜吉凶；第三是纳吉，在祖庙卜得吉兆以后，到女家报喜，在问名纳吉时当然也要送礼；第四是纳征，这等于宣告订婚，所以要送比较重的聘礼，即致送币帛；第五是请期，这是择定完婚吉日，向女家征求同意；第六是亲迎，也就是迎亲。 人将死时叫做“属（zhǔ）纩”（《礼记·丧大记》）。属是放置的意思，纩是新絮。（这里絮指的是蚕吐出的丝绵，不是我们今天概念的棉花。）新絮很轻。据说古人把新絮放在临终的人的口鼻上，试看是否断气。这不一定成为风俗，至多也只是个别地方的风俗罢了，但是“属纩”却成为临终的代称。 西周的组玉佩是用来约束人行走仪态的。组玉佩挂在身上，行走时却不能发出玉相撞的声响。（玉是比较脆的材料，撞击容易碎裂。所以国人说玉害怕“惊”“跌”“撞”。）级别越高的人，身上的组玉佩就越长，行走时的步子就越小越缓和雍容。佩戴时组玉佩会从脖子一直悬至脚踝，相应地，佩戴者在走路时也就必须行止温文端庄。组玉佩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人当如美玉，不是发不出声音，但是绝对不可以轻易地发出声音；一天到晚丁零当啷不断发声的人，无异于“驴骡犊特”，是不值得别人尊重的。 汉代玉琀一般都是玉蝉，也就是玉知了。古人认为蝉靠喝露水生活，又能蜕壳，是一种高洁并具备再生能力的生物。玉琀蝉在死者口中代表他的舌头，赋予死者在幽冥世界中永不丧失的言辩能力。 袁安碑立于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明代万历年间出土于河南偃师。后来它被移到偃师西南辛村东牛王庙做成石案，字面向下，慢慢也就无人知晓了。1929年初，牛王庙改成辛村小学。1930年夏天，小学里一个小孩钻到校内石案下避暑，发现石案下有字，袁安碑才得以重为世人所知。1938年抗日战争中，袁安碑再次下落不明，直到1961年8月，才在河南偃师扒头乡政府院内被发现。袁安碑现存于河南省博物院。袁安碑字体遒美流转，飘逸圆融中尽显端庄正大，是汉代篆书碑刻中书法水平最高的。袁安碑正中有一个孔，这个孔叫做“穿”，它是下葬时用来穿辘轳（意思是木头滑轮）将棺牵引下放到墓室中去的。汉代结束以后的碑上，都是没有“穿”的。 在宗法制度的时代，人民是“高度自治的”。常见的民事纠纷（包括小的经济纠纷和刑事案件）都是请“三老”（同族的三位长者）裁断。三老不能解决，才会开祠堂。闹到要开祠堂，通常都是非常大的事了。祠堂里族长和长辈甚至有权决定当事人的生死。经过宗族力量过滤后仍需要上升到官府手里的案子，是不多的。宗法制度和“三百文官治天下”的国家机器，在功能上协同互补。 瓦当是筒瓦最接近屋檐的一节。当，同“挡”，意思是挡板。瓦当也就是屋上瓦片的头端。最早的瓦当集中发现于陕西扶风周原遗址，基本上是西周初期的。瓦当头部形状有圆形和半圆形两种。一般圆形头部的瓦当也直接被简称为“瓦当”，半圆形头部的瓦当则被简称为“半瓦当”。 秦始皇陵出土的这辆车的车厢三面有窗，可以根据天气冷热选择关窗或开窗，所以又叫辒辌车。秦始皇东巡病死后，秘不发丧的李斯等人就是用辒辌车将秦始皇运回咸阳的。因为天热，秦始皇的尸身在辒辌车内发出腐臭。李斯和赵高还专门拉了“一石”（秦代的“一石”合今天ISO单位的30Kg）恶臭的鲍鱼来消除人们的怀疑。所以到了汉代，开有车窗的辒辌车成为专门运死人的丧车（滑稽的是，运死人的车上安装窗户实际是多此一举的事情）。 在游牧民族的畜牧经济中，猪是难养的动物（猪不像牛、羊、狗那样适合游牧迁徙）。从这一点讲，很多讲肉食的字，从“牛”或从“羊”而极少从“豕”是很好理解的。随着种植业的发展、居住地的稳定（游农经济渐渐被定居农业经济取代）和猪的驯化，很多和猪有关的字产生出来，比如“家”（房子底下有猪。豕，意思就是猪）、“圂”（圂，意思是厕所，即厕所通猪圈。现代中国南方和北方农村仍然能见到人的厕所就是猪圈、猪养在人的厕所里的实例）。 另外，我们常说的“腥”“臊”二字也和猪有关。《周礼·天官冢宰》上说：腥、臊不能食。《说文》上解释说，所谓“腥”，并不是肉闻上去的味道，而是“肉中的星星”，指猪肉中有像米粒的星星点点的肉息（长有寄生虫猪肉绦虫的“米星猪”，或称“痘猪肉”。）；所谓“臊”，是猪身上油脂发臭。对于屠宰前检疫和食品安全的问题，周代的人只怕比现在还控制得好一些。 皇帝不会只有一件衣服。龙袍也绝对不止一种两种。龙袍所蕴含的信息量非常巨大，我们从一件龙袍上甚至可以判断出它被穿着的具体季节和场合。这件乾隆的龙袍是“吉服”而不是“朝服”或“行服”，是乾隆过节或参加应嘉礼、吉礼、军礼活动时穿的。（而“朝服”是皇帝登基、大婚、祭天、祭地等重大典礼和祭祀活动时穿的；“行服”则是皇帝在围猎时穿的。）乾隆穿这件袷龙袍的季节是春季。（袷，通“夹”。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分别穿夹、纱、棉、裘不同的袍）。 清代只有皇帝、皇后穿的是龙袍，连皇太子穿的都只是蟒袍。清代袍上的龙和蟒非常接近。“蟒”的头部也有角，和龙头几乎完全一样。通常龙和蟒的区别在于龙是“五爪”（即爪子上五个指头），蟒是“四爪”（爪子上四个指头）。贝子、贝勒等的蟒袍上的蟒都是四爪。但是皇太子、皇子、亲王、世子、郡王穿的虽然是“蟒袍”，长袍上绣的却是“五爪蟒”。“五爪蟒”和“五爪龙”在形状上几乎无法区分，这时用来区分是“龙袍”还是“蟒袍”的标志是衣袍的颜色。只有皇帝皇后的龙袍是明黄色，皇太子蟒袍只能用杏黄色，皇子蟒袍只能用金黄色，亲王、世子、郡王则只能用蓝色或石青色。 所谓玉冲牙，其实就是玉觽。古代的玉佩是用丝线编结后挂在身上的。觽就是用来解开绳结的玉器。从西周到西汉，组玉佩往往和玉觽同出，或者玉觽就是组玉佩中的一部分。 司母戊鼎重约830公斤（含修复后的假耳朵），1939年盗掘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西北的吴家柏树坟园，盗掘者是武官村的地主吴培文。当时河南已处于日寇占领之下，吴想将鼎卖掉，并且不希望鼎落入日本人之手。（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人拿走大鼎是不会付钱的。）吴培文等人原本计划将鼎肢解锯开，但只成功锯下两个鼎耳。日寇搜剿这个大鼎，于是吴将鼎再次埋入地下，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重新掘出。司母戊鼎后被运往南京，作为给蒋介石六十大寿的礼物。蒋于1948年拍摄了这张站在没有耳朵的司母戊鼎前的照片。解放前夕，蒋介石计划将司母戊鼎用飞机运往台湾，由于鼎过大过重没有成功。 解放后，司母戊鼎由南京博物院保管。当时司母戊鼎的一条腿上有吴培文等人锯鼎留下的深深锯痕，被锯下的鼎耳经过多年战乱，也只找回一只。1955年南京博物院委派潘承琳将司母戊鼎腿上的锯痕填满，又根据残存的鼎耳仿造了一个假耳朵，将丢失的耳朵修复“还原”。1959年，配好了假耳朵的司母戊鼎被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修复的过程为司母戊鼎配上了一个假耳朵，由于古代青铜器久埋地下会导致“宏观密度”降低，而假耳朵的材料密度又与原铜器密度并不相同，再加上焊接使用的焊料和做旧用的假锈，在这种前提下提到铜器的“总重量”，精确到小数点后若干位是非常荒唐的，其所谓的“精确度”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撇开假耳朵的遗憾不谈，司母戊鼎庄严伟阔，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是鼎中之王，是传国重器。 晚唐时桌子主要还是用来置物的。桌子和凳子相配、人坐在桌子旁写字是到北宋才流行起来的。唐代以前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桌子。唐以前的人坐在席或者矮床上，写字是左手执卷成筒状的纸（或者竹简、木片等），右手执笔。因为这种和今日完全不同的写字姿态，唐和唐以前毛笔写字的笔法也与今日迥异。这就是后世让大多数人悬隔不知的“转笔”，也就是字的每个笔划在书写时都需要不断搓捻转动笔杆。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中说个没完没了的所谓“笔法”，其实指的就是这种转笔技术。这种笔法到宋代已经大体失传，只在某些书坛高手家族之中秘密流传。 唐代欧阳询的字方正险绝，笔划转折之处如斧砍刀削般刚硬挺刮。今人临摹，每每以写到这种位置为苦。其实，这种方硬的转折都是必须捻转笔杆才能写出的。清代法书之首刘墉，在人前写字时大拇指和食指弯成圆圈状握笔（所谓“龙睛之法”），显示自己写字纯用腕力；但是刘墉家的佣人说，当他关起门来写字的时候，手指不断来回搓捻转动笔杆，“笔如舞滚龙”，有时候转笔太厉害甚至毛笔会脱手掉到地上。 漆器中使用的漆，不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化工油漆，而是漆树上采出的漆，即所谓“国漆”或“大漆”。绝大多数人对于大漆都过敏，以至于漆树的叶子在脖子上贴一下就会引起红肿。所以人如果对大漆不过敏，就能够当漆匠。能当漆匠的人是很少的。 刚从漆树上采出的漆是生漆，需日光暴晒或熬制后过滤才能制成可直接使用的熟漆。为了漆成后器物表面光亮如镜，上漆时的环境条件必须设定成气温约30℃，空气相对湿度70%左右。古代的人不具备完善地调节工作车间温度湿度的能力，通常只能在湿蒸溽热的夏天才能完成漆器的制作。古代的漆木器大多是红黑两色。黑色是大漆的本色，红色是往漆中掺入朱砂后获得的。 弋射是在射出的箭后拴上绳子，便于将射中的鸟兽收回。射出的短箭叫“矰”，箭上系的绳子叫“缴”。 失蜡法一般用于铸造立体结构非常复杂的、用常见合范法（模具组合法）所不能胜任的产品。失蜡法首先用蜂蜡、松香和牛油混合的蜡料雕出要铸的产品（蜡型），然后往蜡型上浇粘土澄洗出的泥浆，撒石英砂、碎植物纤维、锯末（木屑渣子），等等。待干后再浇粘土和黄泥混和澄洗出的泥浆，再撒砂子。反复多次在蜡型外制好型壳后，将型壳拿到火上加热。蜡遇热融化成液态，从型壳中流失。此后将型壳烧结（不能陶化，故而烧结温度一般不超过800℃），再向型壳内倒入融化的金属液体进行铸造。冷却后敲掉型壳，我们就得到了和蜡型形状一模一样的铸造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