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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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头在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头在最初应该叫“头寨”，这里的人用方言念作taolai，是一个大村落下面的一支。几年前，有人用门板写了一块叫“头在”的木牌，摆在入口处。父亲每次开车经过这段下坡，都会一笑：“头在，头在，头还在？”直到巳亥年春，也就是2019年，村口才正儿八经地摆上了一个标志，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頭寨”，外加一个长长的箭头——指向下坡的尽头。
可见它原名是“頭寨”，而非“头在”。
坡道两边都是桂圆树。大年，也就是双数年，树上会密密麻麻结满桂圆（龙眼）。若是双数年的夏天去头在，就能尽情享用汁多饱满的桂圆，吃到整个人都甜了几分。在村里田埂深处，阿嬷也有一棵粗壮矮胖的桂圆树，双数年的夏天，整棵树都结满串串桂圆。去田里摘桂圆时，可以一边摘一边吃，汁水香甜。母亲很多年前申请微信，就用它结满桂圆的照片做了头像，一直都没有换过。夏天过去，树上桂圆逐渐摘完，村里还有几家人专门烘烤桂圆干，售向各地。桂圆干同样香甜滋补，印象中，家里常常屯着一大麻袋的桂圆干，母亲和阿嬷将它用来炖汤和煮粥。阿嬷的命令是一次只能吃六颗，顶多八颗，但小时候常蹑手蹑脚溜到餐厅，往麻袋里抓上几把，飞速跑回卧室偷吃 。
渐渐大了，才知道这些桂圆都来自头在。
当然，头在的冬天，桂圆树上是寻不到桂圆的影子的。在这个冬天的尾巴，我跟着母亲第一次经过了那棵桂圆树，冬日的午后，它的叶子被阳光映衬得绿中带黄。再穿过一大片田埂，就走到河边的水泥路上。水泥小道边仍然全是桂圆树，树上还挂着提示牌，大抵意思是龙眼树喷过药，偷吃者后果自负，以警示馋嘴的路人。而小道另一头，河水已有些干枯，大约也因为前些年垫高河岸线，加上修水修坝，河里已经露出了底部的水草。仍有水的地方，有人划着小舟在捕鱼。母亲定睛一看，认出捕鱼的人是她姨妈的二儿子。他捕捞鲫鱼，母亲和阿嬷前些日子还买回来了几条，熬出一锅味道清甜的汤。
生活秩序还在缓慢地维持着。二零二零年之初的头在，比往年都要冷清许多。整个村落像被突然按了暂停键，也像被一个逐渐靠近的浓雾包裹。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村口道路封闭，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夜里路上无灯，烟火像贼一样，刚冲向天空，又赶紧逃逸，仿佛明白此时的沉寂。
2.
阿嬷和阿公在头在有一栋老房子。七八年前，老房子被推倒了，一栋两层半的水泥房拔地而起。隔了几十年，阿嬷和阿公离开了矿山和县城，重新回到村落居住。房子前整修出一小块空地，用于父亲带我们回来时停车。又逐渐整出一小块花园，种着山茶花，摆满盆栽，甚至种起包菜。阿嬷对着一朵大包菜喃喃自语。太大了，吃不完。伸手，用一大片叶子盖住了它。
七八年前，我去外地读大学，假期就回来头在陪陪阿嬷。房子前的小路对面，阿嬷借来了几块地，种起韭菜、西兰花和葱姜蒜。村里的田埂，就是临近河边的地方，阿嬷也有几片田，种着扁豆、冬瓜、胡萝卜、白萝卜、包菜、西兰花、红薯、芋仔、香菜……她喜欢这片临海的土地，每日戴着草帽，提着水桶，去田埂耕种施肥，吃不完的蔬菜瓜果，就带到镇上，摆摊售卖。母亲常劝她，太辛苦，就在家休息。但阿嬷没有听，仍然每天清晨拎着水桶就出门。她有她的坚持。大约劳作的同时也在舒展身体，阿嬷的身子骨一直健朗，饭量也好。而我每次来头在，都有吃不尽的香甜芋仔、软糯红薯和各式各样的天然蔬菜。大约也是托了这几片土地的福。
一月二十一日，大年二十七。如往年，我们一家开车回头在村，准备在这里和阿嬷阿公一起过年。父亲的车上载满了鸡鸭鱼肉，粮油米面，还有母亲在路边小摊买的好几盆花草。县城的商场正在放“恭喜恭喜你”，高速的服务区停着休憩的人群，父亲买了一大袋光饼，一人啃了一块，人们聚集在一起晒太阳，打水泡面，抽烟闲聊。
似乎并不觉得这样的场景难得。前一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上了电视，对全国人民说了“人传人”。一个奇怪的名词，新型冠状病毒，拽出了国人十七年前模糊的回忆。那时我还住在矿山，读小学三年级。SARS爆发时大约是四月，大山深处的生活照常，与人交往照常，唯一不寻常的是每天都要量体温，填表格，向上汇报。知道北京非常严重，宛若空城，人人都戴口罩。知道钟先生是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医生（十二月时还看了一个他的小纪录片）。知道SARS是一次灾难，一场瘟疫，但心里暗自在问，历史大抵不会重演？
二十二号上午，提醒阿公去镇上买些口罩。阿公骑着单车从枫亭镇回来，说镇上已有不少人在戴口罩。药店里口罩还有，价格好像也高了一些。下午和母亲戴上口罩去镇上逛超市，采购一些瓜子等零食，看到街头戴口罩的基本是年轻人。手机里已有不少段子和警告，仿佛一场大难前的狂欢。新闻上的数据正在飙升，一省一省逐一“点亮”，终于有些坐立不安，隐隐察觉新年的欢声笑语正在淡去。二十三号上午，一家人醒来，正在准备早饭。头在的早饭，一般一锅稀饭，阿嬷蒸的一大锅小红薯、小芋仔、炸好的海蛎饼、芋头片和包糯米陷的红团，除此之外，阿嬷会炒一大盘青菜——都是新鲜蔬菜，还加上前一天没吃完的荤菜。在这样一大桌丰盛的早餐前，电视里传来的是武汉封城的消息。
二零一四年，在大学二年级的春天，我曾经去过一次武汉。和大学同学坐过夜的绿皮火车，凌晨四点到达武汉，擅自闯入还未苏醒的城市，漫步两公里才找到旅馆。那时是清明节，武大的樱花已经凋落，长江的气息包裹三镇，清晨和同伴赶着去景区，公交车站台站着捧着热干面“过早”的上班族。中部城市自有一份热腾腾的气质，不那么精致，市民们语速很快，言语间仿佛带着一点辣椒的呛气。清明时节雨纷纷，一人站在黄鹤楼下，最终没有上楼，下午坐上去南昌的绿皮火车，一人在车上啃完一盒周黑鸭。关于这座城市的印象零零散散，来上海后，认识了好几位湖北人，曾和其中一位短暂交往过——他的一家人都住在武汉。
封城不是小事，疫情更是。仿佛历史正凝固在三代人的眼前，我们面面相觑。所有人开始禁足在家，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偏远的东南村庄，确诊病例也相隔不到一公里。那个写着“頭寨”大石的入口处，开始被人为封住，年后的行程最终取消。网络上的信息开始铺天盖地涌来，如朋友所说，在舆论的狂欢里，依照惯性，隐约有些东西正在被撬动，或许撬开的是一些云天，或许撬开的还是撬板。庞大可以让痛苦和荒诞变得渺小和幽微，让改变在改变之前就被消化干净。很长一段时间，禁足在家的人们，就这些信息里浮浮沉沉。唯一能做的只有忍耐。既非医护工作者，无法去前线治病救人，也非社区工作者或新闻人员这样切实在为防疫做事的工作者，只有二三把文字，能表达的又太过有限——我写不了什么，或者我写什么都不重要。许多通过各式渠道记录下一切，武汉正在发生的一切，正凝固成视频里的镜头，作家笔下的文字，一声声呼救，一串串泣泪，一句句痛骂，一番番争吵……直至2月6日深夜，与亿万网友一起，看到了李医生逝世的消息。
头在的深夜清冷寂静，家人都在沉沉的梦乡。我为一个普通人的离开痛哭流涕，为自己的渺小感到愧怍。十七年前，有患者曾用“单向透明玻璃”来比喻苍天下的人世：苍天在人们前行的路上/用单向透明玻璃/将幸福的人与苦难的人分隔开。那个深夜，仿佛有无数双眼睛正在隔着玻璃看向我，亦或我们，我仿佛能望见那些眼睛，但其实看向的只是一面玻璃。
3.
取消了游神、祭祀、灯会、做寿等等一切活动，这大概是头在有史以来最冷清的一个春节。漫长的夜晚过后，阳光就光临了这栋房子，它们在上午时分经过门前空地，午后就溜走了。母亲表弟媳妇的娘家村庄靠近大海，常带来一批新鲜的海蛎。表弟媳妇就坐在自家门前翘海蛎，手法娴熟，海蛎肥美鲜嫩，母亲找她买下两袋。阿嬷说要给我做海蛎炒韭菜，就到门口的菜地割两把韭菜，洗净下了锅。物资充裕，干涸的却是身体。我从房子二楼杂物堆里翻出了小时候县城的一对羽毛球拍，一盒存放至少十五年的羽毛球，在一楼大厅里，尝试打起羽毛球。后来，在大厅打羽毛球，成了禁足在家为数不多的锻炼。只是需要小心，避免踩到阿嬷存放的蔬菜。
正月里天气晴好，几乎没有雨水。我跟着阿嬷去田里几次，帮她拔了萝卜，摘了豆角，择了香菜，挑了井水。田埂和树林深处有许多新奇的事物。比如田里的蚂蚁窝，藏在密密麻麻的小洞深处，我曾不小心一脚踩碎，看到惊慌失措的亿万头蚂蚁四处奔走。比如毫无预兆跳出狂吠的家狗，即便是被绳子拉着，也能将人吓一大跳。比如藏在树边的大黄牛，比如腾空而飞的番鸭，比如形状如腿的萝卜，比如颜色清白的木薯。
二月下旬，浓雾中现出了一点曙光。头在零感染，整片村落都零感染。村人的走动开始频繁了，上午门前的空地，开始有亲戚搬着椅子，坐在一起闲聊。有一天傍晚，大厅里飞进了一只蝙蝠，噼里啪吧在厅顶上乱窜。阿公急忙站起来，挥着帽子赶它出去。我没看清它的身影，最初以为是一只冒失的小鸟，听到“蝙蝠”二字时，吓得抱头鼠窜，大惊失色。尖叫声里有比恐惧更复杂的情绪。晚饭时，阿嬷说，附近有蝙蝠窝，蝙蝠有时候会白天飞进房间里藏着，夜里灯亮，就飞出来吃蚊子。它们吃蚊子，没关系的。阿嬷在安慰我。并且蝙蝠飞进家门，意味着“福”临门。在头在，人与这样一个灾难的疑似传播者正和谐共存着。
众人开始舒展筋骨，甚至轻松谈论起蝙蝠。我拉上母亲去河边散步，沿着河道走向镇上。“低眉谢绝您入村，花开春暖您再来。”室内的空气中散着酒精的味道，仿佛倾全力织出的一个网。一场与看不见的陌生的病毒的战斗，十几亿人深入到每个角落的组合和运作，构成了一个悲壮的形状，置于网中，头在是一个渺小到几乎看不见的小点。
冬天快结束的信号渐渐清晰，我们要离开头在了。上大学后，每次离开阿嬷时，她都会偷偷抹眼泪。这次在头在住了一个月有余，是12年后，和她呆在一起最长的一次。我又一次和阿嬷朝夕相处，同她去田里，同她打羽毛球，同她吃三餐。她接近八十岁了，身体硬朗，饭量好，声音响亮。这一次我临走时，阿嬷先是声音哽咽，而后眼眶红红。一起等车时，她突然抱住我，往我脸上吧唧亲了一口。她说：“阿嬷就希望你一辈子痛快，不要吃苦。”
头在也是一张网，春回大地，它在托起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