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后现代主义与人类学简要评述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学术思潮，它不仅仅影响到了人类学，还影响到了很多其他的学科，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艺术学科等等。

我们很难从理论上对后现代主义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因为后现代的主要理论学家，都反对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给后现代做界定。所以我们只能大概用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说，也就是说从大概上个世纪70年代兴起，到90年代甚至是更往后的一段时间。而就其历史背景来看，我们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是出现在人们逐渐对现代主义反思的基础之上的。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之后的学术界，逐渐对之前所追求的“现代性”产生了怀疑，由此而形成的对现代性的解构便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学术背景。

对于人类学民族学来说，1960年以来，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冲击，人类学民族学的领域中逐渐出现了反思民族志、实验民族志、新民族志等思潮。这种思潮强调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应该主动积极地反省知识的构建和书写论述的过程，并借由民族志的书写方式，让读者有适当地理解与批评。具体来说，随着马尔库斯和费彻尔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试验时代》以及克利福德和马尔库斯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这两本书的出版，人类学民族学也由此进入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时期。

反思人类学

正因如此，人类学民族学中产生了反思的倾向，并由此产生了反思人类学。这种所谓的反思人类学，可以说是后现代人类学的一种，是指一种对人类学学科功能的本质问题加以质疑的人类学风格。

具体来说，这种反思人类学，在认识论意义上，其反对把人类学知识当成是脱离社会和经济体系之外的一种纯粹性的真理，而承认人类学者在素材整理和意义解说上的主观创造性。另外，在研究和写作方法上，反思人类学则主张把知识获取过程中人类学的角色作为描述对象，并给予被研究者自己解说的机会。

关于反思人类学，学术界有很多的代表人物。其中最为有名的有阿萨德的文集“人类学与殖民遭遇”，在此中，作者指出人类学与殖民统治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人类学是与殖民统治共谋的，因为殖民统治使人类学研究成为可能，而人类学会为殖民地行政服务，比如说为殖民地培训官员，以及为殖民统治出谋划策等等。所以说人类学的殖民统治意识形态无视当地人遭遇的殖民统治，无视殖民统治对于当地人的影响，无视当地社会、文化对于殖民统治所作出来的反映。

除了阿萨德的文集之外，另外一个反思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萨义德，他在他的著作《东方学》一书中，将东方学研究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制度的存在加以阐述，其设计、发展和演化是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的兴起的内在力量之一，它作为一个实例展示了知识与“文化霸权”和政治支配的密切关系，揭示隐藏在学科背后的意识形态。认为东方学除了是一种学术研究领域之外，还是一种潜在的文化意识形态，是西方霸权主义的异国情调的产物，在各方面塑造甚至制造东方的一种制度。亚洲对西方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其神秘文化在西方科学的体系里面无法解释和操作，而且可能对西方造成挑战，因而其概念的存在主要服务于“西方”本身的“安全感”和支配地位。

由此可见，反思人类学以大胆激进的态度，对于人类学者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做出了分析，对前述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展开了批判。

实验民族志

除了反思人类学，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另一个代表则是实验民族志。这种具有很浓厚的后现代主义味道的实验民族志的展开是对传统的民族志的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认为现代主义的民族志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其整体论，为了表现现实主义民族志所谓的“科学性”，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事件和制度，有意使其叙述显得客观；将社会—文化当成整体的研究对象，以至于被研究者个人的性格和特色总是被压制或消除，好像他们没有个人的个性而只有集体的共性，也往往花大篇幅描写某个日常生活情景以表现与当地人的亲密关系。但他们不愿将对当地人观念的表述说成自己的看法，而是当地人的看法，也是为了凸显“客观性”，还会使用专业术语和注释来表现专业性与现实性，对具体事例的描述是为了将其推向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使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都各自发生了游离。

就此，实验民族志者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实验民族志来说，它具有着三个主要的类型。第一，为了克服整体论，实验民族志主张凸显出文化中的个人与人观。第二，为了避免把文化当成是“异族”和殖民对象，实验民族志主张在描写中给予全球化重要的地位。第三，为了揭开民族志的客观科学的面目，实验民族志主张应该主动把自己当做是意义的创造者，以便批评权力和霸权。实验民族志者们认为，只要遵循着以上三点，就可以克服掉传统的现代性的民族志的缺点和不足。

总而言之，对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来说，他们所破的要远远大于他们要立的。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家们对传统的人类学的批判，不得不说有很多地方都是客观公正的。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人类学本身就已经没救了。反而，不论是反思人类学，还是实验民族志，他们的理论方法本身就是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之一。也就是说，人类学民族学在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中，不仅不会被淹没，反而还会因为接受批评，树立起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并且继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