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20200419 记忆之墙

简要：由头条“纪念新冠病毒全球流行病毒爆发十周年”而引发的一系列回忆。笔者现居休斯顿，江苏无锡人。

1.

2030年4月末的一个清晨，阳光斜斜地从玻璃的缝隙里打在深栗色的羊毛毯上。我翻了个身。还未入夏的巴塞罗那依旧吹着微凉的细风，挑拨着深浅不一的、在大理石砖块砌起的阳台上搔首弄姿的吊兰叶子。我的右手向后一翻，不经意地打在了M的肩上。“窗子怎么又没有关紧...”我小声嘟囔着。厚重而不清晰的鼻腔音在耳边哼了两声。随后便感受到柔软的床垫由于突然失去平衡而上下震动。叶子的摩挲声便轻了下去。

楼下响起了咖啡豆急速跳跃摩擦的欢快舞曲。

我拿起一块温热的土司，顺着醇厚的拿铁吞咽了下去。丝滑的液体瞬间充溢了柔软的大麦发酵物的所有孔隙，一股浓香从口腔直直地冲进胃里。M拉开我身旁的木椅，顺手把一盘切好的水果放下--这把漆白的艺术雕饰风格的木椅，是两个月前我们一起在临艺术博物馆广场上的一个跳蚤市场淘来的。我的目光落在了那盘水果旁边的报纸上。

西班牙裔的M从事摄影出版行业，是纸质媒体的坚持守护者。在我们巴塞罗那这个小小的两层的loft里，楼梯侧的一整面墙都贴满了各种颜色和式样的剪贴。我们走过的所有国家的人物和风景、各种语言的头条，被涂上早已不会因时间流逝而风化的透明油漆，编织成了一条色泽鲜艳的地毯。一堵尝试永久的记忆之墙。在一个数字化和碎片化的时代，一份日报代表了我们对纸质出版物—现代以来最初传递信息方式—的珍视和支持。

“纪念新冠病毒全球流行病毒爆发十周年。”头条写道。

我的思绪一下就回到了十年之前，那时的我还是个在美国南部最大城市读艺术的大二学生。那真是一个寂静而涌动着不安的春天。

2.

我本是计划着申请学校的旅行奖学金暑假来西班牙看建筑，然后去纽约的博物馆实习两个月。可惜学校那一年撤销了大二学生申请奖学金的条件，接着就是意大利、西班牙的疫情爆发。三月份中旬春假前的一个星期，学校里确诊了一个员工。随着美国的疫情有了增长的趋势，全校做出了停课的决定。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在春假结束后搬离校园，学期剩余的课程全部改成了网课。我作为无机票可回的国际学生幸运地留了下来，搬了几次宿舍，最后搬进了一个阳光很好空间很大的双人间。

只是没想到，在这个并非自愿的情况下，我在这个房间里第一次远离家人、独自一人呆了整整半年。

疫情刚在美国有蔓延的趋势时，我对这个国家是充满希望的。作为科技领先的发达国家，就算有疫情爆发的可能性，也有先于其他国家研究出疫苗的可能性。但这场疫情却变成了之后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加剧了这个所谓自由国度长久存在的内在矛盾和分裂。五月，纽约和加州变成了疫情中心。六月，George Floyd事件激起了全国大范围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游行。德州重启经济。七月，休斯顿成了新的疫情中心。当美国总统在推特上肆无忌惮地指责中国应对全球疫情负责时，中国人民已经悄然有序地恢复了正常的作息。欧洲一众曾疫情严重的国家，在快速关闭城市、暂停经济后，也在六月末慢慢开启了一个谨慎的夏季。

那个夏天，当我走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里时，会觉得疫情似乎对这个国家的一些人民没有任何影响。草坪上聚集的身影，嘈杂的音乐，三三两两的烧烤架，没有带口罩竞相追逐戏耍的孩子。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眉头一紧，转身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数据不是说谎的。居高不下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为什么没有让群众提高警惕呢？但生活还在“继续”。有的人需要继续在暴露的环境下工作以维持生计，有的人需要喧嚣的派对来充足空虚的生命，有的人需要用带不带口罩来代表党派立场，有的人需要以生病死亡的风险来表达个人自由意志。每个人似乎都有一套自己对待疫情的理论—而那些在中国很少被提及的话题，种族、阶级、性别、性向…人与人之间外在和内在的区别在疫情的背景下被缩放得更大了。在社交媒体的便捷之下，我们的周围一下充斥了各种激进的言论、文字、图片，让你一时间分不清事情的真假、好坏、对错，甚至让你更加质疑历史、人性、未来何去何从。

在那样的语境里，更令我、和像我一样留学生焦虑不安的是时刻有可能分崩离析的中美关系。出生在社会稳定、经济欣欣向荣的千禧年，我们是在温室中成长的一代。在那个夏天之前，我向往着我的一生会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一生，我会有无尽的机会去探索想做的事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旅行和申根；但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世界是和平的，温饱是满足的，在家庭和国家的保护下，没有战争和自然灾难会深远地影响到我的生活。新冠病毒就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它的爆发让我意识到在无形而诡诈的强大微生物敌人面前，人类惨败无疑。而此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之争，会使冲突、冷战、偏见和阻隔很容易就会取代和平、交流、理解和团结。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我似乎感受到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扯。这种国家、世界层面的张力，就像自然的力量（或是新冠病毒的扩张）一样无声却强烈地影响着我的人生轨迹。而我却不知晓，不理解，也无法做出任何影响或改变。我曾以为生命就像一条安静的小溪平稳地朝着一个方向流去，殊不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或一块巨石就能急速地打破镜面。破碎、重组之后，河道的方向因此而改变，河床因此而变得不平整或是变得更宽了。我默默等待那打破的一刻到来，或是尽己之力做一些准备。

除了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我还要面对独处的孤独。布莱兹·帕斯卡说：“人类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他的房间里。” 学期还没结束的时候，每天上网课还能见着朋友们的脸。碰上关心学生的教授，还会一个个问学生身在何处生活如何。至少还有功课忙着。网课一结束，人与人间的关系更像散了架似的，很难再紧紧地搭起来。本是充斥着旅游、实习、新城市的暑假体验，被简化成了一屋之内的基础生活。贾樟柯《24城》中受访对象的一句话很是触动我：“找点事做做，人老的慢一些。”20岁的我，做着纽约梦，紧张地把简历投给数家心仪的企业，努力地构建着未来。‘咔’，镜头一黑，预备好的故事却被无情地剪掉了。一个夏天变成了空白。我似乎一下子变成了需要找点事做做填满生活的空巢老人。

我的目光从回忆中抽离出来，定在正对着我的那面五彩斑斓的墙中央。那上面布置着我在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创作的一些艺术绘画，是塞纳河畔的铁塔，是布鲁克林桥，是镰仓的佛塔。绘画旁边有几张影像，是M在同一个夏天拍摄的。影像中纵横的人物和景色，比这些我曾经向往的地标性建筑是虚幻的、不复存在的，但似乎也更为真实。我的过去和M的过去，在我的绘画和他的摄影的并列陈设下，交织在了一起。

M笑了笑，给我的瓷杯里加上了咖啡。浅棕色的咖啡泡正好漫到杯檐。

3.

10年前的四月末，M扛着有十公斤重的摄影器材在炽热的西非沙漠里拍摄一个人文课题。就在那里，利比亚和尼日利亚交界的边境，离几内亚湾和地中海各一千五百公里远的撒哈拉沙漠里，他发现了一座叫做艾尔萨马的城市。一座名副其实的卡尔维诺笔下的轻盈的天空之城。

每每听他讲起这个故事，我都很难相信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地方和被疫情摧残的地球上的其他国家处在同一个时空里。

“虽处在干旱的地方，艾尔萨马却完全建筑在木质的高脚桩柱上。房屋完全是木结构的，竹子和锌片覆盖了房屋的表皮。纵横交错的走廊和凉台搭在高低不同的支柱上，相互由梯子和悬索连接。悬索上的吊钩挂满了食物和各类日用品，生活在不同高低区域的人们操控着绳索交换商品。每栋楼房房檐下都挂满了贮水桶。风向标、索道、飘扬的彩带错落得点缀着这个城市。人们的分工明确，住在最边缘的猎民们负责每日捕猎，然后运进负责加工的一环...每个区域中心的高处坐落着医院、学校...和瞭望台。上面的士兵保障着这个村庄的安全，并监管着它的有序运行。远远看来，这完全就是一个自给自足、庞大的纵横村庄。人们完全生活在与地面五十米之隔的空中，在这个自然运转的系统里度过一生--唯一下地的一次恐怕是在死亡之后，死去之人的家人会将尸体埋藏在对应家屋的泥土之下，灵魂永远地保护在世的家族。基督教总是说死后上天堂，在艾尔萨马却完全相反，人们在世时活在天空，死后回归地面。”

“真是一种理想的新陈代谢派建筑概念啊。那里的人们幸福吗？”我沉浸在M的回忆中，似乎我正亲身在沙漠里经历着这个奇观。

“艾尔萨马的居民有着惊人的语言能力，与我们交流起来竟然完全没有障碍。让我不禁怀疑这个村庄是否真的是一个厌倦了人世的高智商人类招领一群有相似心态的同伴为了回归自然而创造的；或他们是比我们更加进化的人种。总之，这个城市里的人们是没有自私和欲望的，他们所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自然相处——无论是干旱、狂风、大雨，他们以一种几近原始的方式对应自然抛给他们的难题并享受自然带给他们的快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而和谐的，暴力几乎不存在。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在不断完善着这个自然的城市系统。他们锻炼出了一种强魄的体格，没有懒惰的痕迹，坚强足以打败任何病痛。哦，你会爱上他们创造的艺术。无论是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多么的绚烂多彩。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完全感受不到枯燥。”M望了一眼摆在玄关桌子上的木质手工艺品，仿佛一个美丽的艾尔萨马女子正坐在他面前雕刻着精美的花纹。

在几乎全世界的人类都被流行病之战所困扰的2020年，竟然有这样的一群人在西非的沙漠里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M从西非完成摄影任务回来，他和他的团队把艾尔萨马的照片整理成了毕业论文发表在了学校的人文杂志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然而大多数人仍是不相信艾尔萨马是真实存在的，纷纷指责是作者不切实际的幻想。第二年夏天，M他们试图重回沙漠探访和证实天空之城时，却不再能寻找得到。这个神秘的纵横村落，就像在梦里一闪而过一般，在M陈述的现实里消失了。但M没有放弃他的研究，他不断搜寻着，梦想重建这样一个自然的家园。

4.

纽约和我印象中，或我想象中的纽约，并不一样。

在我们旅行前，我们总对自己的目的地保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和期待。比如巴黎就是与满街苗条时尚的女人浪漫邂逅、在闪着柔和亮光的铁塔前接吻的地方，京都就是穿着精致和服跪坐在榻榻米上、一边小口啜着绿茶一边对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吟诗的地方。每每想到这些与某个城市特质对勾的特定场景时，现实中的一切复杂琐碎的平庸日常都烟消云散了。似乎那因为雨点打湿了新买的礼裙和高跟鞋，得花上半天洗净烘干的烦心事，就不存在在这些城市里。或许，因为这些迷人的特定场景占据了我们对未知城市的期待，其他那些不值得记录和抒情的现实，就显得过于多余了。

在我对地点归类的标签里，纽约就是蹬着不同颜色的细跟高跟鞋、不知疲倦地穿梭在高楼丛林地方。我曾无数次想象着自己身着优雅的礼裙，以一个策展人的身份站在画展开幕鸡尾酒会上，将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介绍给慧眼识珠的买家和普通群众，化为城市艺术文化风景的一部分。

当疫情爆发的两年后，我终于从学校毕业，以一个社会人的身份踏进这片城市森林时，我才明白，在看似越包容、越多元、越自由的地方，各种各样根植在人类和社会本性中的问题越是暴露无遗。懒惰和欲望，种族、性别、社会阶级之间难以调节的矛盾就像潜伏的病毒，无声无息地在街角的排水沟、摇摇欲坠的窗棱后、吞吐着二氧化碳的排气管里慢慢地生长和蔓延。稍不小心，这些被压抑的碎片就会挥展着肢体连接起来，就像病毒一样，意图从这些被忽视的孔隙间爬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并宣示主权。

那时，我才意识到，纽约，也不过是一座浸泡在吵杂雨声和流言里城市，孤独冰冷地在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倔强地支撑着其钢筋的躯体而已。我并没有快速地找到一份心仪的策展工作，只是在一家画廊里做展册的编辑，接来的活也都没什么名气和流量。由于愈加恶化的中美关系，工作签证卡得越来越紧。所有面试的企业，都用相同的口气告诉我，我们赞赏你的努力和才华，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员工招收限制的政策，我们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一份工作。为了维持我在美国居留的合法身份，我又在纽约大学报了研究生的项目。新冠病毒之后，越来越多的课程选择了线上教授，我也得以同时兼顾学习和工作，以及一个人在下城20平米的出租屋内蜗居的生活。国内的家人时常问我，一个人在外面受苦，不如回到老家进一个大企业，有吃有住，放心些。我拒绝了，我总是倔强地以为自己的才华终会有被赏识的一天，如今的挫折只是暂时的。

在地铁被抢劫两次，迟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和父母提供的积蓄快要花尽之际，我终于选择面对在异国求生的失败，准备灰溜溜地回国。我并不认为这是我个人的失败，只是我赶上了一个不那么顺利的时代，以及我所追求的产业是理想化的，并没有那么容易踏足和产生财富。但就在心灰意冷的初秋，我离开纽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在一个现代摄影展览开幕晚会上，我遇到了M。

M是出版那次展览作品集的外邀编辑之一。我注意到他时，他正盯着一张在黄昏的光晕里洗浴的印度孕妇背影出神。我正看着他过于沉浸和专注的侧脸觉得有些好笑，我的朋友突然叫过他说到，“M，认识一下Y。”他转过身伸出手来，我竟愣住了，半刻没有反应。

有一种人，你从他身边路过一次、两次、甚至一百次，你的内心也不会涌起任何波澜，你的脑海里也不会有一个声音催促着你去抓住这个人。但也有一种人，在你看到他的第一刹那，你就知道他是特殊的，你希望他会以某种方式留在你的生命里。

我缓过神来，伸出手，轻轻地握住。

他被晒得有些古铜色的脸颊上晕开了一圈淡淡的红晕。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一些埋藏在心底的想法和勇气，在被现实积压数年之后，重新被打开，喷涌而出。那是一次偶然，一种相见恨晚的激情，两个并不得志的理想青年之间的摩擦和共鸣。或许是昏黄的灯光、葡萄酒的微醺使我略微失去了理智，或许是脑海的深处一直有一种对计划之外冲动行为的渴望，又或许是被现实背叛了太久，想要狠狠背叛现实一次的恶意。我改变了我的计划。我依旧离开了纽约，但是我踏上了去西班牙的飞机，坐在了M的身旁。

一夜之间，我的溪流猛地流向了另一个方向。

5.

我想起十年之前因疫情而搁浅的西班牙旅程。五年之后，我以一种不同地心态来到了那片土地，并深深地爱上了它。当时M在拍摄一个村庄的项目，而我却不经意在旅途中融入了当地的一个艺术家群体，并被介绍给了巴塞罗那当代美术馆最有影响力的策展人。我的经历和身份一下子吸引了那位和我年龄相当的女性。她告诉我她们馆里正缺一位装饰艺术的策展人，而这正是我的专业。在M的鼓励和陪伴下，我决定接受了这份工作。

这一切来得太过于突然和顺利。过去几年的西班牙语学习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并在一年的筹备之下成功策划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展览。巴塞罗那，不同于我读书时期的休斯顿，工作早期的纽约，这是一个真正让我感到快乐和自由的地方。我幸福的基础不再限于在拥挤的地铁上抢到一个座位，或是在收到工资的周五加一顿大餐；我真正地融进了这个城市，每一条走过的小街，每一个社区里熟识的朋友，每一场用心策划的展览，都让我感到了生命的充实。如果不是M突然走进我的生命，如果不是我做出了随他来到西班牙的冲动决定，或许我就与自己的梦想擦肩而过了。

我心想着，将杯里的咖啡一饮而尽。一股香醇的甘甜，混合着对过去美好的回忆，在我的唇齿间久久回荡。我收拾起桌子，M在一旁调试着他的摄影器材。窗外扬起了轻松的口琴声，早起写生的中学生已经背着画板画架吵吵嚷嚷地从地铁里走了出来，面包房的大叔开启了店铺，一股麦香从窗沿的间隙里溜了进来。巴塞罗那依旧像我十年前想象中的、五年前第一眼沦陷时的那样充满了生活和艺术的气息。这是我梦中的大溪地，是M回忆中几近于艾尔萨马的城市，我们灵魂栖息的地方。

M推开窗户。街对面，一对穿着鲜艳衣裙的一对男女站在高迪风格的弯曲屋檐下旁若无人的抽着烟。迷离的眼神和吞吐的烟雾似乎化身成他们丰满的躯体，一同融进了那线条饱满而曲折的建筑背景里。鲜红的、紫罗兰的、天蓝的，大块的颜色翻滚交织着，融成了一幅饱满的印象派油画。跨过眼前的楼房群，似乎还能隐隐约约看到湖蓝色的水面，安静地折射着太阳的光斑。一切都是那么得闲适，我们并不为即将开始的工作而匆忙，而是满满地享受生活的每个瞬间。M拿起相机，捕捉下了眼前的风景。

我从他的手中接过这张随即印制成的相片。正对着楼梯间的墙，我将它举起。这张被命名为“初夏巴塞罗那，由流行病十周年纪念而引发的一系列回忆”的照片，久久地定格在了属于M和我的记忆之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