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四月二十日

附：易中天精彩语录 中国教育的目标是“望子成龙”；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乐，没人去想。最需要“以人为本”的领域，却最不拿人当人，这真是一个奇迹！ 事实上，柔弱的人往往倔强，正如刚毅的人往往豁达。 中国人是这样的，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常乐却又梦想暴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这就是中国，矛盾复杂，很难归纳成一个模式。 过去酒逢知己千杯少，现在酒过千杯知己少。 夹着尾巴做人，埋下头去读书。 读孔得仁，读孟得义，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读墨得力行，读韩得冷眼，读荀得自强不息。 那种用手摸精装书的美好触感，电子阅读永远无法替代。经典作品还是要靠纸质媒介呈现，就像满汉全席，能用塑料盘子装么? 让你有小成就的是朋友，而使你有大成就的是敌人！ 正是一切高贵者的通病。由于高贵，他们往往不能容人！ 琢磨计谋是没有用的，你还是琢磨人性吧。 可以说，祢衡之死，是因为他太不了解人；杨修之死，则因为他太了解人。而且，他们又都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人与人之间究竟应如何相处。 简单地说，崔琰是死于他的忠诚正直，孔融是死于他的不识时务，祢衡是死于他的狂妄悖谬，杨修是死于他的自作聪明。崔琰死得最冤，而祢衡死的最没价值。 狄仁杰不但是杰出的侦探、正直的法官，也是优秀的政治家。他博通经史，熟悉刑律，仪表堂堂，一身正气。为官，则爱民如子，不惧权要；为臣，则忠贞不贰，老成谋国；为人，则诚实友善，刚正不阿；处事，则机警权变，足智多谋。很少有哪个政治家像他那样集中了这么多优点的。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他的冷静，他的耐性，他的眼光，都不弱于武后。他正是武后的克星”。 读书分为谋生和谋心两种：谋生的读书是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为的是找个工作，这不是真正的读书；而谋心的读书是为了心灵的寄托和安慰，这才是真正的读书。 正义要靠非正义的手段来实现，这种荒唐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荒唐的时代。 所谓青史，斑斑血迹。 这年头不弱智，就不能当领导。 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才可能从理想变成现实。这里说的“优”，是优裕的优，不是优秀的优。 也就是说，做学问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官；做官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学问。 在这一点上，做得最漂亮最出色的是宋代文人。你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哪一个不是做官、治学两不误？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极好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 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事，也就是故事。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很多研究历史的人，把历史当作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用解剖刀一点一点地切割，取出肾脏、肝脏、心脏来研究。这也许是一种方法，但我不太喜欢。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觉得面对历史，首先要去感受它的血肉和肌理，其次才谈得上研究。 士，忙时帮忙，战时帮凶，有事帮腔，无事帮闲。 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汉武帝必须用小人，因为帝国不是邦国。邦国是贵族的时代，也是君子的时代。帝国则是平民的时代，也是小人的时代。这个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刘邦不就是小人吗？ 韩信和陈平不也是吗？ 有两种忍。 一种是在强权强暴面前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与其说是忍耐，不如说是无奈。打又打不赢，拼命又没有本钱，不忍，又能怎么样呢？这就不能算是忍了。 真正的忍，是在想做而又可做的前提下忍住不做。比如明明想占有秦宫的财宝、女子，也占有得了，却自动放弃，这就非常不易。显然，只有这样一种忍，才是真正的忍。也就是说，真正的忍，是自己战胜自己，是自己对自己下手。 许多人望子成龙、望子成才、望子成器。龙是什么？怪兽；材是什么？木头；器是什么？ 东西。 他们就是要你成为怪兽，要你成为木头，要你成为东西，就是不要成为人。 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诚如史家所言，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汉的气质，是雄大、闳放和深沉的。 气质变得柔美、空灵而内秀，要到中唐以后。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至于百家罢尽，万马齐喑，则是朱元璋和乾隆递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 严格意义上的文官，不但应该是读书人，而且要有政治理想或政治抱负，至少要有政治主张......文吏却是技术官僚，他们看重的是专业技术能力，包括财会、法律、公文写作......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一个有理想，一个有能力；一个讲原则，一个办实事。 然而，自从秦始皇开创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英雄的时代也就开始走向没落。 君臣之间的促膝谈心没有了，而代之以行礼如仪、磕头如捣蒜；游侠谋士纵横天下各展才华没有了，而代之以拉帮结派、巴结权贵往上爬；诸子百家争鸣自由辩论也没有了，而代之以独尊儒术、只许一个人思想。 权欲和利欲将成为主宰和动力，人格和灵魂则将被阉割和践踏，就像王翳、吕马童们践踏项羽一样。 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这样一个画面：一只代表着英雄精神和高贵感的虎或豹，在草原上孤独地死去，而一群代表着权欲和利欲的粗鄙的狼和平庸的羊，则一拥而上，恣意践踏着那只虎或豹，然后每个人都扯下一块豹皮或一根虎骨叼在嘴里，准备回去邀功行赏。而在不久之前，他们是根本不敢看那只虎或豹的眼睛的。 东方朔是呗司马迁写入《滑稽列传》的，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当于席子。 然而，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竟然横戟拦在门前，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门。 有一次，汉武帝跟他闲聊。 汉武帝问：先生看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东方朔说：前无古人呀！陛下的功德，超过五帝，盖过三王。看看陛下的朝廷吧！丞相是周公，御史大夫是孔子，将军是姜太公，廷尉是皋陶，大司农是后稷，少府是伊尹，大鸿胪是子贡，博士官是颜回，郎中令是子路，郡守是子产，开路先锋是后羿，人才济济呀！ （独尊儒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级达成交易。 知识阶级就是士。士在春秋之前是最低一级贵族，在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平民，在战国和楚汉之际则是不安定因素。因为是士的特点，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艺，无产业。他们就像毛，必须依附在皮上。没有皮，就动乱。 帝国在意的不是他们恶不恶，而是强不强。任何力量只要形成规模，不管是白是黑，是善是恶，都不能允许存在。功高尚且不能盖主，况草民乎？ 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就说了这个问题。 柳宗元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这是“病流矢”。 此后，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陵迟（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却充分地体现出它的优越性。 秦末天下大乱，然而“有叛人而无叛吏”（有起来叛逆的民众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官员）。 汉初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国而无叛郡”（有起来叛逆的封国却没有起来叛逆的郡县）。 中唐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将而无叛州”（有起来叛逆的将领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州府）。 历史证明，郡县制是有利于帝国之长治久安的。 奇士的风骨一般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宫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宫中闹鬼。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郎官不给，霍光去夺。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 权倾一时的霍光，也只能诺诺连声。 选择即负责，人生能有几回二，何不潇洒二一回。 资中筠先生就讲到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并认为这是有着许多缺点的士大夫“一个极宝贵的优良传统”。 资先生这篇文章是说大专辩论赛的。 她指出：“雄辩的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大至哲学思想，小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方案，总是认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才值得竭尽全力为它鼓与呼；抽掉了这点‘自以为是’，等于抽掉了辩论的灵魂。” 我也想跟着说一句：知识分子的力量（包括人格魅力）不在知识，而在信念。知识本身并不是力量，加上信念才是力量。这种“有知识的信念”表现于为人处世，就是“书生意气”。抽掉了这点“意气”，等于抽掉了知识分子的灵魂，而这种“意气”本是源于读书人之入世情结的。我想，这或许是入世和出世“理应不成问题”时资先生还要思考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吧？ 武则天拿着那张旧船票，重新登上了后宫这艘豪华游艇。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谋，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闲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应该见好就收的。谁知道吴王的胃口已经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要么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巴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可惜费城不是梁山泊，会议代表也不是江湖好汉。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一样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也不会但有动静便齐声唱道“头领哥哥说的是”。相反，为了国家前途、民族大义，也为了各邦利益、个人观点，他们将在这里展开一场旷日持久难解难分的大辩论，使唇枪舌剑的会场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场。 大学是用来蒸桑拿的，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这里接受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