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乌托邦，你也许会说。是的，但它有所不同
前往托特尼斯
火车从伦敦帕丁顿站出发，向西穿过英格兰南部，约三个小时后进入了德文郡。2012年我曾到过相邻的韦茅斯，去探访文学翻译韩斌(Nicky Harman)的乡居。韦茅斯所在的多塞特郡南岸与德文郡的东岸面朝英吉利海峡，都属于侏罗纪海岸，2001年入选世界自然遗产，是英格兰唯一的自然遗产。这里气候温和，与伦敦的阴冷形成鲜明对照，所以很多英国人喜欢前来渡假。火车再沿埃克斯河南下，紧贴着英吉利海峡开阔的洋面边缘继续前行，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托特尼斯。
我第一次听说恩厚之这个名字是在2013年。艺术家邱志杰邀请我去中国美术学院给他的学生讲碧山计划与乡村建设，演讲完之后他进行总结发言，提到2005年在达廷顿艺术学院驻留时在档案馆中看到创办人与宋美龄的通信，这个人叫李奥纳多·埃尔姆赫斯特(Leonard Elmhirst)，中文名叫恩厚之，曾担任泰戈尔的秘书，与徐志摩联络安排1924年泰戈尔访华。1925年，恩厚之与美国惠特尼家族的女继承人多萝西·佩恩·惠特尼(Dorothy Payne Whitney)结婚，用后者继承的部分遗产买下了位于托特尼斯的达廷顿庄园，两人随之在此定居，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进步教育和乡村建设计划“达廷顿实验”。
后来我才读到邱志杰关于恩、宋通信的文章：“1935 年，恩厚之给宋美龄写信，邀请蒋介石总统夫人到美丽的达廷顿来看一看，要探讨在中国推行乡村建设的可能性，他甚至想象自己来中国创办一个类似于达廷顿这样的农村学院。他在信中还提到，'贵国山西的阎锡山将军已经邀请我去进行这样的社会试验'。宋美龄用蒋介石司令部的信纸和漂亮的英文给他回信，她说自己盼望着达廷顿一游，自己对恩厚之的计划很感兴趣，那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现在先要处理掉别的事情，'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家的工业化'。理想主义者恩厚之先生很可能始终都不明白，蒋夫人是在以中国人的方式委婉地说'不'。” [1]
在那个时代，由梁漱溟和晏阳初等知识分子发起、致力于社会改良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其实已经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很快就被更危急的“救亡运动”所打断。事实上，即便是在承平时期，中国当时的政治家也不会把乡村建设作为执政重点。正如邱志杰所说，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民族主义者，“在救国道路的政治选择上针锋相对，在工业化问题上却是高度一致”，宋美龄的拒绝代表了当时的中国政治精英根深蒂固的工业化梦想。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发起的“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也是这种工业化梦想的延续。
在恩厚之和多萝西去世后，“达廷顿实验”的精神遗产继续发酵，1991年，在英藉印度学者和社会行动者萨提斯·库玛(Satish Kumar)的倡议下，达廷顿堂信托基金又创办了一所绿色大学舒马赫学院，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E.F. 舒马赫(Ernst Friedrich Schumacher)的姓来命名。而在中国，民国乡村建设的精神遗产由温铁军接续，在2003年开始衍为立足当代的新乡村建设运动。自2010年起，库玛和温铁军开始频密的互访，舒马赫学院也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合作开发课程，陆续也有中国学生前往舒马赫学院求学。恩厚之当年想要拓展与中国合作的梦想，在新一代环保行动者和乡建人的努力下得以实现。这正是我想到托特尼斯一探究竟的主要原因。
达廷顿堂
由于要在当天赶回伦敦，时间非常有限，我没有与当地联络，而决定“私访”。托特尼斯火车站非常小，我是下车的唯一旅客。这里用不了任何打车软件，我拦了一辆的士，司机无法收信用卡，我才发现自己陷入了习惯性不带现金产生的困境。好不容易等到另一辆可收信用卡的车，考虑到回程所需，我想约这个司机到时来接我回火车站，他却因下午要接小孩走不开，最后他同意我用信用卡多付他一些钱，车资之外的部分他用英镑返还给我。否则，在这个路上没几个行人的小地方，可能还会因没有现金而找不到车。
根据《每日电讯报》2007年的一篇报道，托特尼斯人口只有9000人，却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新世纪运动”的首都。恩厚之和多萝西的“达廷顿实验”对托特尼斯的影响不容小觑，他们的到来把这个颓败的小地方带出了困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达廷顿的嬉皮学生是当地社区生活的景观之一，到了朋克时代，这里仍保留着波希米亚的生活风格，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世纪优皮”和环保主义者(他们又被称为“抱树者”，Tree-huggers)接管了这里的公共事务。2006年，托特尼斯成立了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托特尼斯城镇转型协会”，致力于把托特尼斯引向一个低能耗的互助社区的未来。他们甚至发行了地方货币“托特尼斯镑”，试行互助的社区经济。[2]这里虽然也欢迎旅游者，但在去往达廷顿庄园的路上，我根本看不见任何外来人。
沿途都是典型的英格兰西南部乡村的树林和田野，约十分钟后，静谧的乡间公路把我带上一个山坡上的“绿桌咖啡厅”，靠近达廷顿庄园的外院。庄园的入口是一幢老房子下面一个穹形门道，右边是游客中心，左边是由包豪斯创办人沃尔特·格罗佩斯根据十四世纪的老谷仓改成的电影院。时间正好是中午，值班人员外出吃饭去了，我只好决定自己逛逛。
穿过穹形通道往南，可以看见一棵年代久远的沼泽柏，它粗壮的树干要四人才能合抱，参天的树枝下，展开一个植满草坪的椭圆形内院，被老建筑围合。向前走就是庄园的灵魂建筑达廷顿堂。庄严的门楼下开着一个适合人体尺度的小穹门，上面层叠着两个小窗，再往上是了望塔，居中装着一个古老的大钟。右侧并例着四个两层楼高的穹形大窗，把内院的阳光悉数吸纳入礼堂中。礼堂原来的功能是宴会厅，内部尺寸为69英尺×38英尺，西侧墙上有一个长17英尺的大壁炉，迥异于一般礼堂把暖炉置于地板中央的设计。屋顶用的是著名的中世纪英式锤梁结构(hammerbeam roof，一种悬臂托梁)，两层对称的弧形支撑木构成了漂亮的玫瑰花瓣形状。据说这个屋顶复原了英国最早的一批锤梁结构，比西敏斯特堂还要早。
恩厚之和多萝西接手的时候，这里已荒废了近一百多年。早在1813年，达廷顿堂的屋顶就已经坍塌，地板暴露在阳光和风雨之中，被杂草覆盖，常春藤爬满了窗户。庄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它最早见于书面记录是公元833年的《皇家宪章》提到了它；在九世纪，它属于一个撒克逊女士比奥格威恩; 在十二至十四世纪它属于罗伯特·马丁及其后嗣; 在十四世纪初它短暂属于奥德利勋爵；在1348年，庄园的产权又回到了皇室。1384年，理查德二世将其授予他的同母异父兄弟约翰·霍兰，亦即后来的亨廷顿伯爵和埃克塞特公爵，现存的大部分建筑都是这个时期建造的。1559年，庄园过手给钱伯瑙恩家族，在他们手上持续近四百年，直到十九世纪的农业萧条几乎夺走了他们的生计，他们迫不得已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出售他们的大部分土地，最后剩下的800多英亩连同所有建筑在1925年被恩厚之和多萝西买下，此后产权就再没有变动。[3]
恩厚之和多萝西选中这里正是因为它久远的历史传承。所以“达廷顿实验“的第一项内容首先是修复庄园的历史建筑。他们邀请了威廉·威尔(William Weir)，当时英国最著名的中世纪建筑专家之一，来主持修复计划。当时上任房主不让新来者看任何旧图纸，威尔根据1813年的废墟上残留的锤梁痕迹，建议重建一个与西敏斯特堂或牛津新学院类似的锤梁屋顶。[4]理查德二世在1393年委托皇家木匠休·赫兰德(Hugh Herland)建造了西敏斯特堂的锤梁屋顶，那是在达廷顿堂建成之后不久。赫兰德是否参与达廷顿堂的建造现在无法查考，但他在1384年建了牛津新学院的锤梁屋顶。1931年威尔修缮完工的达廷顿堂屋顶是一次忠实的重建，它没有西敏斯特堂那种宫殿式的富丽堂皇，而是保留了乡村建筑的尺度和朴素，全部使用庄园自产的橡木和本地的工匠。
威尔曾经活跃在“工艺美术运动”的两位领袖人物菲利普·韦伯和威廉·莫里斯发起的古建筑保护协会，这个协会成立于1877年，致力于反对当时流行的对古建筑的破坏性“修复”，主张古建筑应根据考据的历史进行修补(repaired)，而不是想当然地进行添加性的“修复”(restored)。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这样的历史保护原则已经彰显出其前瞻性，它一直被后世广泛推崇和执行（协会直至今天也仍在运作）。威尔在达廷顿的历史保护实践，不仅包括了达廷顿堂这幢英格兰西南部最大的中世纪建筑，还包括了今天它左边的白鹿餐厅(原是霍兰家族的厨房，因理查德二世的白鹿玫瑰纹章而得名，占地35平方英尺，内有两个高14英尺的拱形大壁炉)和右边的恩氏中心(原霍兰家族及恩厚之夫妇的起居室)。庭院东翼和西翼的二层联排住宅(原霍兰家族的客房和仆人房，共有48个房间，现都用作对外营业的客房)则由另一位熟悉中世纪建筑的工匠负责，所有修复均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真实。
花园与庄园
绕过白鹿餐厅往南，行经修剪整齐的方形树篱和几棵樱桃树，就进入了面积巨大的达廷顿堂花园。树篱遮挡着右边紧连着达廷顿堂的一块私用草坪，上面保存了一堵都铎王朝早期的穹窗断墙。这块草坪在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曾用作保龄球绿地，花园的首任设计师亨利·艾伏雷·缇平(Henry Avray Tipping)在1928年提出把它的地面填高，变成屋前露台，又在露台南三米高的石墙下划出一条无树木遮挡的“阳光边界”。紧挨着“阳光边界”，是12棵排成一行的爱尔兰红豆杉，它们被称作“十二使徒”，1830年所植，每五年修剪一次。再往南，则是霍兰时代的骑士演武场，周围都是英国梧桐和600年树龄的西班牙栗子树，缇平把它改造成下沉式的露天剧场，观众席就是环绕的倾斜土梯，因为不适应当地气候，这一功能在1954年被取消，今天成了一片绿草满眼、令人陶醉的人造地景。
演武场的东南端高地上，安放了亨利·摩尔的雕塑，一个斜躺着的女人体，丰腴优雅，线条流畅，背向着达廷顿堂的方向。这是恩厚之1945年委托他创作的，摩尔亲自选定了它的位置。在这块小高地上，花园的第三任设计师柏西·卡恩(Percy Cane)在1947年铺设了71级的“玉兰阶”，从这拾级而下可以走向演武场以东的大草坪和谷地。卡恩非常强调在花园中登高远眺的体验，他把不同的制高点定义为“远景点”，并进行了相应的设计，例如在玉兰阶的高端设计了半月型的石头座椅，名曰“低语角”，人们在此可远望东北方向的田园景致。演武场西侧还有一段阶梯，处在花园自西向东的中轴线上，通往高处的天鹅喷泉，这里也被卡恩列为一个“远景点”，他1950年在这里设计了“杜鹃花谷”，种植了杜鹃花，还有刺柏和槭树等观赏性树木。天鹅喷泉是1950年多萝西请奥地利艺术家威利·修克普(Willi Soukop)制作的，他在1934年还为花园制作了一个小铜驴雕塑，现也安放在花园中。
花园中的艺术品并没有很强的规划性，而更像是一时兴起、随意而为的布置。花园的第二任设计师是多萝西专门从美国请来的碧翠斯·法兰德(Beatrix Farrand)，达廷顿堂的椭圆形内院便是她的作品，从私用草坪到“阳光边界”到演武场的阶梯步道也是她的设计，在2005年，英国艺术家彼得·兰德尔- 佩奇(Peter Randall-Page)在这条步道经过的地方安装了雕塑“雅各布之枕”，2011年他又建了一座桥，离小铜驴雕塑不远。在花园西南部的高草地，树着一尊春天女神弗洛拉的全身雕像，她是一位保护生育和花果的罗马神灵，是山下的本地社区为了表达对恩厚之和多萝西的敬意，在1967年向他们捐建的。多萝西1968年去世，她的骨灰被埋葬在这里；恩厚之1974年去世，他的骨灰在此与多萝西合葬。
花园的东部被称作“大草坪”，“大草坪”往东是原来的网球场和舞蹈学校（现用作外对出租的排练厅和艺术家工作室），这些建筑前有11棵番红花，呈环形种植。附近还有一幢1929年建造的避暑别墅和儿童游乐屋，全部采用当地材料并建成传统英式茅顶，现被用作会议和活动空间。
我从这里沿“阳光边界”折回达廷顿堂的西端，去看庄园现存最古老的建筑遗存，老圣玛丽教堂塔楼。它是十二世纪早期马丁家族建造的圣玛丽教堂的一部分，如今教堂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这幢石塔孤零零地矗立在墓地上，大门被封死，小门也被锁着，不能进入参观。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曾被用作美国无线电通信塔，之后不断颓败，里面曾被雨燕占据。塔楼旁边有一棵巨大的红豆杉，树干周长25英尺，它比塔楼更古老，植物学家们推测它可能是九世纪时的撒克逊定居者所植，或者比这更早，远至前基督时代。[5]在这里最早居住的主人也许想不到，一千多年后，在恩厚之和多萝西以及他们的信托基金的建设和维护下，这个花园已经成为二十世纪花园设计的典范和备受关注呵护的历史遗产，1980年成立的英国历史建筑及古迹保护协会对它的历史价值评估为二级半，比二级高，仅次于最高的一级(达汀顿堂建筑本身被评估为一级)。
因为多萝西继承的厚雄家族财富以及她和恩厚之广泛的人脉，为花园工作的都是当时景观和园艺设计的名家。缇平（受雇于1927-1929年）曾在《乡村生活》杂志（1897年创刊，至今仍在出版）担任过17年的建筑编辑，他在乡村建筑和花园设计的研究、写作和实践方面均硕果累累；法兰德（受雇于1928-1934年）是美国第一代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性景观建筑师，她曾设计了白宫花园以及美国众多的大学包括普林斯顿、耶鲁、芝加哥、加州理工和哈佛等等的校园和植物园，达廷顿堂花园是她在美国之外唯一的作品；卡恩（受雇于1945-1960年代）也是一位极负盛名的“工艺美术运动”风格的园艺师，在设计实践和研究著述两方面成果都非常丰厚，曾设计了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英国馆。他们的工作尊重植物多样性的原则，对花园进行古植物养护和引入新物种，清除过度生长的混乱，防止虫害和水土流失，规划四季植物的色彩分布和搭配，设计花园的空间组织和布局，建造新的设施以满足实用功能，用步道、阶梯来连接不同的景观，通过“远景点”的设置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使整个花园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严肃拘谨的几何风格，展现了丰盛的植物世界，优美的地貌形状和曲线。
在多萝西和恩厚之去世之后，达廷顿堂信托基金还在1985年邀请丹麦景观建筑师佩本·雅各森(Preben Jakobsen)、在1992年邀请英国女建筑师乔治娅·沃尔顿(Georgie Wolton)[6]来参与花园的继续设计。2017年，信托基金委托英国花园和景观设计师丹·皮尔森(Dan Pearson)对花园提供新的整体规划。这个新规划希望能平衡本地社区的需求，创造更多可供人们休息、独处、学习、娱乐和游玩的功能。因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种争议的声音就已经开始出现，有人认为花园不应只是恩厚之和多萝西的静态纪念碑，而应是一个惠及周边社区的鲜活的花园，而近几年，信托基金与公众日益紧张的关系更有待缓解。
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两点半。从老圣玛丽教堂塔楼往北走，经过达廷顿堂西翼住宅成排的老烟囱、一座小小的日式花园、一个艺术家工作室和一间印刷装订店，我又回到了“绿桌咖啡厅”。花半个小时试了它的新鲜沙拉和托特尼斯本地精酿厂牌“新狮”酿制的Pandit IPA后(可见此地与印度文化的联系匪浅，Pandit是梵语“智者”的意思)，我决定沿着东边的机动车道徒步去探索一下更为广阔的庄园属地，那地图上标注的绿色草甸和树林。
后来我发觉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低估了它的路程，我走到一半虽然加快了脚步，它仍耗去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仅仅只是绕了整个庄园的四分之一面积一周而已。如果时间充裕，这样的步行真是心旷神怡。沿路地形起伏有致，近看古木参天，树叶摇曳生姿；远眺碧草连天，白云垂首静默。特别是从山坡上走下来，靠近达特河的时候，你的目光可以越过岸边石墙厚厚的苔藓，窥见茂盛密集的绿树枝叶紧贴着河面，仿佛在对水呢喃。
走到庄园东南端的出口，已经可以望见不远处的托特尼斯火车站（可见庄园占地多大！）。我从南边的野路（没有硬化的土路，两边树木藤蔓缠绕）朝西往回走，到达达廷顿商店，这是信托基金运营的社区经济体，有多家不同类别的店铺，顾客很少，我也无暇细看，匆匆向北走上机动车道（也就是我上午乘车经过的路）。附近的舒马赫学院也来不及看了，回到“绿桌咖啡厅”已经下午五点多，正好够我到游客中心让工作人员帮忙叫辆出租车，买几本书，然后到托特尼斯火车站去赶六点半左右回伦敦的火车。
恩厚之和多萝西的故事
我在游客中心买的书中有一本迈克尔·杨写的《达廷顿的埃尔姆赫斯特夫妇：一个乌托邦社区的诞生》，1982年由罗德里奇与凯根·保罗出版，1996年由达廷顿堂信托基金再版。迈克尔是个社会学家、社会行动者和政治家，是1940年代英国工党的“大脑”，他是1929年入学的达廷顿堂学校的学生，后来也参与它的管理，他写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关于恩厚之夫妇和“达廷顿实验”最忠实详尽的传记。
多萝西生于1887年，恩厚之生于1893年，比她小6岁。作为一个约克郡地主士绅家庭的次子，恩厚之自小在寄宿学校雷普顿上学，1912年按父亲的意愿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去读历史和神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因为身体原因免于入伍。1915年他从剑桥毕业后决定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海外服务, 志愿到印度农村去工作，这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9年他决定放弃将来的神职工作，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去学习农业。1920年，身为康奈尔外国学生俱乐部主席的他，因为要筹款还清俱乐部的债务而认识丧夫不久的多萝西，经过五年的苦苦追求，终于在1925年与多萝西结婚，并说服她到英国去一起开始“达廷顿实验”。
多萝西出生于华盛顿特区，父亲威廉·科林斯·惠特尼(William Collins Whitney)当时是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执政期间的美国海军部长，后来成为巨富。她就读于曼哈顿的沙潘女校，17岁时父亲去世，她继承了一千四百万美元，[7]成为20世纪初美国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她不仅热爱文学和诗歌，更投身妇女工会联盟和青少年联盟的领导工作，并在纽约创办了《新共和》杂志和新社会研究学院。
多萝西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到处旅行，在她17至22岁的五年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美国之外度过。在父母去世后，她与哥哥哈里(Harry Payne Whitney) 和嫂子葛楚·范德伯尔特·惠特尼(Gertrude Vanderbilt Whitney）[8]一起居住，在他们的劝说下进入“婚姻市场”，迅即成为宠儿。据记录，在1909年1月6日之后的50天中，她参加的晚宴派对有40场，在外午餐44次，被50个年轻男性邀请喝茶。[9]在这一年，她对英俊迷人的威拉德·迪克曼·斯崔特(Willard Dickerman Straight)产生了好感。
威拉德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建筑系，不仅相貌堂堂，而且多才多艺，在美国上流社会中是个万人迷，曾与铁路大亨E.H.哈里曼和后来的总统罗斯福的女儿谈婚论嫁。他曾在南京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督察长秘书，在韩国任路透社驻远东记者和美国国务院远东局负责人，在奉天任美国驻满洲总领事。1909年他29岁，即将去北京赴任，作为哈里曼和美国银行家J.P.摩根的私人代表，去说服大清政府接受他们的铁路贷款。多萝西第一次见他是1906年在哈里曼的家庭晚宴，三年后又在白宫的舞会上重见，他激起了她前往中国旅行的兴趣。
1909年冬，他们在北京玉泉山渡过了难忘的时光，开始互生情愫。或许因为家人觉得威拉德太像个冒险家，又或许因为她自己的矜持，多萝西一直未答应他的求爱，直到1911年，三亿美元的借款合同在威拉德的努力下被法、德、英、美和大清政府签署，他的名字见诸欧洲和美国的报端，她才同意在日内瓦成婚。因为威拉德仍要负责借款的后续工作，他们在蜜月旅行后再次回到中国，但一到北京就碰上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新成立的袁世凯内阁也摇摇欲坠，在1912年三月一次北京街头的兵变暴乱中，他们赶往美国使馆避难，最后得以安全返回美国。
1914年, 威拉德参与了《新共和》杂志的创办，它以政治和艺术评论为内容，倾向于左派和自由派，鼓吹进步主义，至今虽然几经易手，仍在继续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威拉德在法国为美军服役，死于1918年的大流感，年仅38岁。多萝西按他的遗愿，继续为康奈尔大学提供慈善支持，准备在那里捐建一座以威拉德命名的学生会大楼，这导致了她与恩厚之的相遇。
中国是多萝西的初恋之地，但在迈克尔的书中再没看到她此后再到过中国。也许这也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与中国发生的联系。她的第一任丈夫威拉德在中国虽然很有作为，但知道他的人寥寥可数；而第二任丈夫恩厚之在中国则因与徐志摩等知识精英的交游而广为人知。
恩厚之第一次见多萝西是1920年在纽约的殖民地俱乐部。恩厚之在找遍了康奈尔校友无果之后，他把多萝西看作能给他捐款的最后希望。他在殖民地俱乐部等了两天都见不成多萝西，直到第三天才见了（这样的等待不是最后一次，以后他还要求婚多次才成功）。为了表示歉意，她到康奈尔回访了恩厚之。她被恩厚之在校园里挤牛奶和捡拾苹果的劳动场面感动了，给他写信说，关于捐款，她决定帮忙。
但恩厚之一直等到1921年都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这一年，他在康奈尔第一次见到泰戈尔，这位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正准备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附近他的家族属地圣迪尼克坦(Santiniketan)发起一个乡村建设计划，他来美国寻找支持。恩厚之在印度志愿工作时已饱读泰戈尔的作品，但很惊讶泰戈尔也知道他。原来，当初在印度建议他来康奈尔读农业的森姆·希金伯顿(Sam Higginbottom）[10]，已提前建议泰戈尔找恩厚之当秘书。泰戈尔显得很急切，但没有提到他的农村计划里关于钱的事。恩厚之还未完成康奈尔的学业，不能马上答应泰戈尔，他觉得必须和多萝西谈谈。于是他不再等待，未经预约直接到多萝西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求见。多萝西说，泰戈尔也来见她了，她对此事感兴趣。
接下来事情发展得令他出乎意料。多萝西两次邀请他到她的长岛庄园渡周末。此时他已身无分文，但还是悉心把自己打扮得符合他英国乡村绅士的出身，前往赴约。他陪多萝西打网球，教她的园艺师如何给禽舍通风，给动物选种，还陪她的孩子玩斗苹果和摸鸟窝的游戏。多萝西邀请她去自己庄园的树林里闲坐谈天，就是在此时，他们接通了彼此的磁场，开始了一种更亲密的关系。恩厚之感觉到自己已坠入了爱河，后来他们又多次见面，他在分开后的通信中表达了求婚的意思，但她对此反应迟疑。他认为她也许正在克服再婚的良心上的不安，这种无法确定的关系也成了他的心病，让他难以回应泰戈尔在印度的召唤。对他来说，泰戈尔和多萝西的魅力一样大，但多萝西并没有太多地被诗人感染。
在1921年给恩厚之的一封信中，她说：“泰戈尔在美国的时候，我见了他两三次，但在我个人来说是漫不经心的，我让他离去，并没真的为他做了什么，这让我一直心慌慌的……你可不可以让我把本应交给他的资助交给你？……这样做对我来说更有趣也更令我满意。” [11]泰戈尔没有说服她，她不喜欢他杂乱的思想还有做作的着装和表演。她把资助交给恩厚之另有原因。正如她要考验威拉德在中国的工作一样，她也希望恩厚之能去印度经受类似的考验。这一年，恩厚之只好去了印度。
1922年，恩厚之用多萝西的钱为泰戈尔在圣迪尼克坦成立了乡村建设学院(Institute of Rural Reconstruction，对于中文“乡村建设”的相应英文表达最早可能源自这里)；这一年他进一步向她求婚，她不仅拒绝了，还指派了一个女孩子来印度陪伴他并作他的妻子。恩厚之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一直为多萝西保持着童贞。1923-1925年，他多次随泰戈尔周游世界，到欧洲、亚洲和南美洲去演讲，在这期间，他再次向多萝西提出结婚的要求，并建议在婚后和她一起到英国去，用印度的经验在那里开始一个新的实验。多萝西被说服了。
恩厚之虽然没有像威拉德那样才华横溢，但也非常英俊潇洒，并且有着充沛的能量，特别是经过三年和泰戈尔一起工作的历练，突然爆发了人生的闪亮光芒，变得成熟而有魅力。他通过了多萝西的考验，成了她期待的“百分百男人”。在恩厚之在印度期间，她因长时间生病，在美国的工作和社交大大减少，这让她觉得在美国并非缺她不可，并且，作为一个热心社会改革的女性，她对即将在英国展开的实验也非常动心。1925年，在恩厚之听从泰戈尔的建议选定了达廷顿庄园作为他们将来的定居和实验地之后，他们在英国举行了婚礼。
恩厚之在印度
“达廷顿实验”完全可以说是恩厚之在印度经验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他和泰戈尔的乡村建设实验的英国版。他们两人都出生于地主家庭，少年时代都有乡村生活的经历，都憎恨常规的寄宿学校，不同的是，泰戈尔是文学天才，而恩厚之则是康奈尔培养出来的农艺师。泰戈尔需要恩厚之在农业专长上的助力。
泰戈尔的祖父被称为印度的洛克菲勒，曾资助了印度第一个现代教育中心印度学院(Hindu College), 他的父亲被称为圣人和智者，经常没空管他，但有时在去喜马拉雅山打坐冥想时会带上他，在途中他们经常到家族属地圣迪尼克坦逗留，使泰戈尔喜欢上这个地方，并成为他日后从事乡村建设的根据地。1878年他到伦敦大学学院就读，1913年因《吉檀枷利》获诺贝尔奖。当时有五百多个加尔各答的市民乘火车到圣迪尼克坦向他表示祝贺。
恩厚之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志愿者第一次来到印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甘地号召印度人参加英印陆军，积极投身大战。他通过这样来表现对英国的忠诚，来促使英国同意印度独立。在1916年的一封家书中，恩厚之写道：“这里的总体气氛很恐怖，男人像动物一样在地上行走，除了下一餐、下一个妓女或下一瓶啤酒什么都不关心。”[12]印度人为大战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战后英国并没有回应印度人的独立要求，反而在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中杀害了300多个和平请愿的印度人。
1921年，就在恩厚之第二次来印度前不久，甘地到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的家中去造访他，希望争取他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但泰戈尔比较认同英国，他觉得甘地是个自私和短视的民族主义者，全世界都因他而受苦。他早期曾反对民族分裂，也对阿姆利则惨案表达极端愤怒，但后期与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渐行渐远。也正是这种态度，才使恩厚之这个英国人到印度来与他一起工作成为可能。
泰戈尔在1901年就在圣迪尼克坦创办了一个针对富裕家庭孩子的寄宿学校，1921年又创办了旨在推动印度和东方文化教育和研究的成人学校维斯瓦巴拉蒂(Visva-Bharati，意为世界与印度的交流，后来变成印度国际大学）。但他始终搞不明白，为什么这里的农民从不为自己的将来努力？他认为如果他们能好好发挥自己，就可以把自己的家庭带离贫穷。在恩厚之到来之后的第二年，他在离圣迪尼克坦两三英里远的苏鲁(Surul)村外面选了一块地作农场，并给它起名斯力尼克坦(Sriniketan)，意思是“恩典之所”，在这里成立了乡村建设学院，由恩厚之当院长。泰戈尔没什么钱，恩厚之全靠多萝西的资助。即使在恩厚之1923年卸任院长一职、开始陪同泰戈尔进行国际旅行后，多萝西对斯力尼克坦的资助也没停止，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
在1921年，苏鲁村是印度农村衰败的典型之一。迈克尔写道：“曾被照管得很好的灌溉水利设施荒废了，供应村子用水的蓄水池年久失修；混合作物曾经使农业有很好的可持续发展，但改种单一经济作物使土壤的质量大大下降；木柴本来可取自公有的牧地和森林，但现在这些牧地和森林已不存在；曾经自由奔流的河水现在已经淤塞；曾经繁荣的手工业被更有竞争力的英国工业化产品所破坏；曾经丰富的文化生活也变得支离破碎。” [13]与甘地的纺车运动不同，泰戈尔要靠恩厚之这个英国人来振兴这里的农村。
恩厚之从圣迪尼克坦带来八个年轻人，他用自己在康奈尔习得的农业技术来训练他们，再让村民跟他们学习。他身先士卒，每天亲自倒便桶来培植土壤的肥力，改变这些年轻人靠清洁工代劳的习惯。他们一起打井，建新的水塔，开设防虫的米店和合作社商店，并举办每周一次的集市。他们给农地围篱和排水，种更多的蔬菜，养家禽和黄牛，制作乳制品来改善饮食，还发展农村手工业。1924年，泰戈尔又决定在圣迪尼克坦创办一所针对平民子弟的新学校，他起名斯克沙沙查(Siksha Satra)，意思是“教学之地”。他原来创办的寄宿学校和成人学校偏重人文和艺术教育，现在有了恩厚之卓有成效的助力，他想要发起更激进的教育实验。1927年，这个新学校迁到了斯力尼克坦。
斯克沙沙查把农场、花园、工坊、游乐场和树林视作课堂，把大自然视作书本，激发青少年的兴趣和潜能，让他们在动手中学习，在生活中探索和成长，而不仅仅是为他们将来进入成人社会准备所需的所谓知识和规则。这个实验在印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年后甘地曾到访这里，印象非常深刻，决定把斯克沙沙查列为全印度教育改革的样版。泰戈尔开玩笑地志愿担任了教育部长，他在斯克沙沙查的一位下属也入职政府，帮助把斯克沙沙查的实践提升为印度的基本教育制度。它的影响后来波及整个南亚次大陆，并成为恩厚之在英国开始“达廷顿实验”的核心思想。
非常有意思的是，恩厚之的经历和中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人物晏阳初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在同一年出生，都是在少年时代就成了基督徒，都曾在美国求学（晏阳初在耶鲁和普林斯顿），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参加海外志愿工作（恩厚之在印度，属于英国基督教青年会；晏阳初在法国，属于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后来都投身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都依靠来自美国的资助。恩厚之在印度和泰戈尔的工作和晏阳初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非常相似，他们各自都创办了乡村建设学院，使用相同的英文名称，晏阳初1956年还在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他的筹款能力比恩厚之更惊人，1934年至1939年间，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募得一百五十万美元的资助；1945年，他游说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会通过了一条名为“晏阳初条款”的法案，规定“在四亿二千万对华经援总额中须拨付不少于百分之五、不多于百分之十的额度，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
但是我找不到他们两人人生交集相遇的任何记录。1924年，恩厚之陪同泰戈尔访华，在徐志摩的联络安排下，他们到太原去见了阎锡山。阎锡山自1917年开始就在山西推行村治实验，以水利、种树、蚕桑、禁烟、断辫、天足“六政”和种棉、造林、牲畜“三事”来振兴农村和农业，使山西成为当时的模范省。泰戈尔想把他的斯力尼克坦事业扩展到中国，阎锡山当即同意把晋祠一带地区划给他作实验基地。泰戈尔让恩厚之留在山西半年，作进一步的考察。
这一年，晏阳初任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已经成立并运作了一年，在全国各地展开声势浩大的扫盲识字运动，但他的定县实验要迟到1926年才开始，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更晚，在1931年开始。在山西的半年，恩厚之并没有与这两位中国最负盛名的乡村建设者发生联系，他联络中国的路径只有徐志摩。在1931年徐因飞机失事身亡后，山西的事情也就没了下文。在他写信给宋美龄的1935年，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高峰期，但他没有民间的联络途径，结果遭到蒋夫人的婉拒。到1937年中日战事一起，他对山西和中国的惦记就再没希望实现。
学校
在发起“达廷顿实验”时，恩厚之最重要的构想是创办一所新学校。他之所以喜欢斯克沙沙查，是因为他在雷普顿的痛苦经验。在雷普顿要穿讲究的校服，要学拉丁文和希腊文，学习竞争过于激烈，男女性别要隔离，实行体罚，强迫宗教信仰，还有不经大脑的沙文主义和自以为是的阶级意识，人人都怕成为别人眼中的怪孩子。因此他和多萝西要创办的新学校将革除所有这些弊端。但他们的学校肯定不是印度式的平民学校，因为多萝西的三个孩子也要在这里就读，而英国的情况与印度也不同，它的农村没有印度式的赤贫。恩厚之念念不忘雷普顿没有为学生们提供独立卧室，他的新学校要跟伊顿那样，让学生们可以有自己的隐私。
在他们公布的关于新学校的计划书中，列明了四条原则：课程应根据孩子们自己的兴趣去设计；在做中学(Leaning by Doing)；成人应成为孩子们的朋友，而不是权威人物；学校是一个自治的社区。这基本上就是一份进步教育的宣言，杜威的影响非常明显。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来到达廷顿前，英国已经有不少进步教育的实践。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不少左派知识分子已经对英国的正统教育提出尖锐批评，并办了二十多个进步教育的学校。
1883年，哲学家托马斯·戴维森(Thomas Davidson)和一群诗人、小说家、性科学家、女性主义者、动物权利行动者发起了“新生活团契”(Fellowship of New Life)，他们受到梭罗、爱默生和托尔斯泰的影响（这是十九世纪末知识精英共享的思想资源，包括甘地在英国留学时也从中汲取养份，他1910年曾在南非成立了合作自治的托尔斯泰农场），决定践行和平主义、素食主义和简单生活，通过体力劳动、自给自足、建立信仰社区和新学校来净化人心和改良社会。
1884年，从“新生活团契”派生出一个社会主义政治团体费边社，它的成员可以说是群星云集，包括1925年诺贝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社会心理学家格雷厄姆·华莱斯(Graham Wallas)、社会改革者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这四个人在1895年联合创办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以及后来的工党党魁和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罗素曾经一度也是费边社的成员，但后来退出了。费边社的社徽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寓意被隐藏起来的激进性，他们推崇古罗马名将费边的渐进求胜的策略，主张通过温和、非暴力的改良，达致一个理想的福利社会。
不同于马克思以工人阶级为革命主体的理论，费边社的社会主义代表了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的政治理想。乔治·奥威尔曾把费边社的追随者讥讽为“胡子和罗马鞋党”，因为他们男的爱留胡子、女的爱穿罗马鞋来显示与众不同，他们还爱穿伊莎多拉·邓肯式的宽松衣服，爱骑自行车，家里摆着简单但昂贵的家具和陶器，热爱一切民间手工艺和歌谣，壁炉上摆着莫里斯的书。在深入调查了英国北部煤碳工人残酷的生存状况后，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一书中认为这样的“胡子和罗马鞋党”会葬送掉真正的社会主义。[14]有人猜测，《一九八四》的书名可能也与费边社有关，因为1984年将是费边社成立一百周年。
恩厚之在剑桥大学时就读过华莱斯的《伟大的社会》，形成了他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从没读过《资本论》，但1915年在印度时，他批评曼彻斯特廉价的制造业摧毁了印度的传统手工业的观点却与马克思主义颇为接近。他并不知道“新生活团契”的成员塞西尔·雷迪(Cecil Reddie)于1889年就在斯塔福德郡的乡间创办了一所进步教育学校阿博茨霍尔姆(Abbotsholme)，而另一个社会主义者、莫里斯的拥趸约翰·哈登·巴德利(John Haden Badley)受阿博茨霍尔姆的启发，于1893年也在汉普郡的农村创办了另一个进步教育学校比黛尔(Bedales) 。这两个学校今天仍在运营，比黛尔的学费甚至比伊顿和哈罗还贵，每学期高达11799英镑，而伊顿和哈罗分别是11095英镑11090英镑（按2015/2016年）。
在计划书中，恩厚之把哥伦比亚波哥大和菲律宾的两所学校列为楷模，前者他只是在与泰戈尔访问南美时听说过，后者则曾亲访，但两所学校今天在网上都找不到任何信息。他去考察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乔治爸爸的青少年共和国”(创办于1909年），又去了它在英国多塞特郡的翻版“小共和国”，这两者都是针对“不良”少年再教育的学校，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让学生模拟社会法律系统的运作。前者今天仍在运营，后者存在时间很短，因校长与女学生的丑闻而被关闭。多萝西比较认可罗德岛的林肯学校(创办于1884年，今天仍在运营)，它是在杜威指导下的一所私立女校。1921年，多萝西还专门到自己的新社会研究学院去听过一次杜威的讲座。
在达廷顿，修缮老建筑，架设原本没有的水电系统，花费了他们一年多的时间。1926年，他们到托特尼斯火车站接来了首批学生，共六个，正好和斯克沙沙查创立时的学生数目相同。达廷顿堂学校设置了花园、农场、林业、建筑和会计等十二个部门，教师大都来自剑桥大学和进步教育的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都有在美国生活工作或学习的背景。关于一个英国人娶了美国的富有女继承人并办了一所学校的消息开始在伦敦流传，很多人闻风而来，包括萧伯纳和著名左派记者布雷尔斯佛德(H. N. Brailsford)，申请入学的学生也开始逐年增加。
1931年，他们请来比尔·寇里(Bill Curry)担作校长，他曾在比黛尔任教四年，又在费城的橡巷乡村日校(也是一所杜威影响下的学校)任校长四年。在他就任的首个八年，学校声誉日隆，规模也开始扩张，学生的人数从51个增至194个，这还不包括那些在等待名单里的未成功申请者。诗人奥登曾一度想来任教。就连罗素，寇里的朋友和精神导师，也把他的两个孩子送来了。其中一个女儿凯特·罗素日后在一本回忆她父亲的书中写道：“达廷顿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我们有高度的自治和个人自由，不管在课堂内外，从没有无目的行为，或要获得许可才可以行事。这里根据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固定规则，来安排作息时间和零用钱等事情。最重要的是，学校在依照一种启蒙的常识在运作。” [15]
她还提到，达廷顿还有一个优势是“有钱”。学校的创始理念虽然来自斯克沙沙查，但此时与当初已经非常不同，它越来越像阿博茨霍尔姆和比黛尔。事实上，正是奥威尔所说的“胡子和罗马鞋党”造就了进步教育的“市场”。恩厚之和多萝西创办这个学校并不是为了牟利，他们虽然带点儿乌托邦情结，但相当务实。他们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胡子和罗马鞋党”，个人生活相当保守，不喜欢波希米亚的作风，但是他们无法阻挡这些人蜂涌而至，把他们的孩子送来入读，让他们远离正统教育的折磨和扭曲。达廷顿不是斯克沙沙查的完全复制，它落地的土壤把它塑造成如今这个样子。
徐志摩是少有的很早就同时造访过达廷顿和苏鲁两个实验点的中国人之一。1928年，他怀着对陆小曼的不满而出国，先去日本，接着去美国，再到英国去访问在达廷顿的恩厚之，随后到印度去见泰戈尔，参观了圣迪尼克坦和苏鲁村。回来后他用英文给恩厚之写了一封信：“拿苏鲁和达廷顿作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两者都是你的杰作，两者都源于同一理想，其策划与进行又是由于你亲手贯彻，可是我对两者的印象却大不相同。我以前说过，达廷顿是我所认识的通向人间乐园最快的捷径。大自然对达廷顿十分仁厚，而你用爱作事业的推动力，结果就一定有超凡的成就。正像纯美的诗歌，其中毫无聒耳的噪音，但印度的土壤却完全不同，这里大自然苛刻寡情，绝不是一位丰饶多产的母亲。在这里，人若没有奋斗求生的决心，再加上知识的缺乏，就难以希望苟延残喘。” [16]
这位诗人只看到了英国和印度在地理和自然条件上的不同，实际上两个国家在政治地位和社会现实上的差异才是关键。英国是宗主国，也是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而印度是殖民地，是一个仍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业社会。经历了国家工业化的英国农村，不再依赖农业生产，因人口向城市聚集而空心化，但保留了美丽的田园和世袭贵族属地的传统，因而成了城市中产阶级寄托乡愁和探索另类生活的诗意远方，在这里的乌托邦实验自然会使他们趋之若骛；而印度的农村，不仅是英国工业产品的倾销地，还要竭尽自己的农业资源去供奉宗主国，在此双重的压榨下，虽人口众多，却要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疲于奔命，它的穷僻秃败也就可想而知。
所以，虽然用的都是多萝西的钱，都是恩厚之在执行运作，但在苏鲁可以收获圣徒般的道德优越，而在达廷顿则好像是有钱人在换一种方式生活，不小心造成了一种“市场”效应。达廷顿堂学校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在招生，他们甚至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设立过短暂的分校，让学生帮助当地的农村建立理想化的社区。它今天为什么没有在达廷顿继续办下去不得而知。正如斯克沙沙查后来变成印度国际大学的一部分那样，达廷顿的教育事业也随时代而流变，尽管很多毕业生公开抗议抵制，它1962年成立的达廷顿艺术学院还是在2008年被归入法尔茅斯大学，并在2010年搬离了达廷顿。
又是一个乌托邦？
多年后，多萝西这样说起达廷顿：“达廷顿的故事不只是我个人的故事。它是一部被李奥纳多的想象力点燃、同时又包含了其它很多方面大家共同付出的努力的编年史。最初，我们满怀信念，去接手当时急剧空心化的农村地区的一块老朽的土地，想让它变成一个活跃的、内容丰富的生活中心。我们从未想过达廷顿只限于经济实验，或仅专注于农场、林业和农村产业，从一开始我们设想的就比这些要多：它应是一个教育可以持续发展的地方，是一个艺术可以为生活添彩加分的地方。我们不仅要为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们提供好的物质条件，更要照顾到他们的文化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在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中，我们寄望善意和友好的人类价值能凝结社区，能衍生出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质量，能创造出远离恐惧和竞争的相对自由。” [17]
事实上，他们的美好初心在保守的英国农村遭遇了极大的挫折。在恩厚之的少年时代，这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在教堂领圣餐时，地主、绅士及他们的妻儿永远排在农民、工匠和仆人之前，他的父亲经常要校正他，碰到农民时，他应被致敬(to be saluted) 而不是致敬(not to salute)。在二十世纪初，虽然男孩的额手礼和女孩的屈膝礼已经不再盛行，但阶级之间的界线仍然十分严明。[18]他1915年在印度时，发现殖民地的阶级秩序也一样森严：英国官员被称为大人(Sahib)，他们住大房子，有洗衣工(Dhobi)、园艺师(Mahli)和跑腿小哥(Chokra)围着服务。在斯力尼克坦的乡村建设学院，他因向路过的女孩子们弯腰行礼，被印度同事嘲笑。[19]在达廷顿，当地绅士们反对他们，因为他们采取男女同校，纵容集体沐浴，学生穿着随意，教师闹出婚外恋；牧师们反对他们，因为他们不上教堂；农民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本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向。正如一切实验都会激起传统社会的逆反，他们饱尝阻力，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与当地社会磨合，最后才被接受。
在多萝西那里，“达廷顿实验”很少被表达为“乌托邦”，但恩厚之在1934年却坦承自己的“乌托邦”情结：“又是一个乌托邦，你也许会说。是的，但它有所不同：经济和心理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测试工具，虽然还不完善，却是那些老乌托邦所不具备的，可以让我们从过去像罗伯特·欧文或杨百翰(Brigham Young)[20]那样的社会实验中走出来，并检验我们自己的探索。他们之所以失败，基本上都出于这些原因：漠视合理健全的经济，太过严格地追随道德或理论的原则，或者想要完全独立于围绕着他们的社会和经济世界。” [21]
恩厚之自觉地把“达廷顿实验”置于英国自十六世纪莫尔的《乌托邦》以降，到十七世纪温斯坦莱的掘地派运动，到十九世纪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还有美国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移民所创办的摩门(Mornon)、震派(Shaker)、阿米什(Amish)、哈特派(Hutterites)、爱玛那(Amana)等各种乌托邦社区的历史源流中，但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缺憾，并以一种谨慎务实的态度来推行他和多萝西的新实验。他有在印度和泰戈尔一起工作的经验，但泰戈尔早已提醒他英国和印度的不同：“你正在忙着把斯力尼克坦翻译成英文吗？这两种语言是不同的，你的语言太丰富和成熟。……你有专家的帮助，这会让你的进步轻松快捷，但是——我不能接着说了，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在嫉妒你的新冒险。”[22]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警醒，恩厚之从一开始就小心调适他的“乌托邦”在英国落地时的策略和步伐。
首先达廷顿不能成为一个孤立的社区，必须和当地发生联系。在1926年所写的计划中，恩厚之就提到：“我们应优先考虑任何可以把我们的兴趣与当地社区产生连结的机会，以避免沦为自我中心化的机构的危险。”[23]而与当地发生联系最有效的方式则是通过农场、林业和农村产业来振兴当地的经济，为当地人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多萝西或把教育和艺术看作理想，但对恩厚之而言，农业经济是他在康奈尔学习的专业，也是能避免重蹈其它幻灭的老乌托邦覆辙的重要依靠。他成立公司，在附近购入更多的农地、林地和果园，生产乳制品和水果卖往伦敦和英国其它地方，开办了锯木厂、榨汁厂、家俱作坊、织布作坊、陶艺作坊、玻璃厂和各种商店，提供加工服务，活跃当地的消费市场，在全盛时期，农地和生活驻地扩展到两千英亩，林地扩展到一千二百英亩，雇员达八百五十人，而在此就读的学生达到六百人，年度周转资金达一千四百万英镑。[24]
这种经济活动在实际操作中也曾与教育和艺术的非营利事业发生严重的矛盾，但由于多萝西的坚持，教育和艺术作为“达廷顿实验”的核心理想，即使一直在花钱也要继续下去。她极力反对外面世界的竞争和残酷的工作方式，所以她要求达廷顿的生产经营一定要尊重人道。在这种要求下，达廷顿的经济活动有时会无所适从，不能达至外面世界的效率，曾经一度严重亏本，幸好二战时期的物资短缺帮助他们渡过了经营上的难关。在战争期间，恩厚之应印度政府之邀去帮助制定预防饥荒的农业计划需要经常出差，多萝西在达廷顿独自坐镇，参与许多实务的决策。她的财富在战前已经作了分配：1925年她大概有相当于当时价值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总资产，到1936年，她已在达廷顿花了八百万，在纽约维护她的两个家花了八百万，扣除这一千六百万，她的财富按当时的价值仍有四千五百万。为了免税，经过她的纽约律师近一年的计算和工作，她的财富全部给了出去，包括给她的孩子及她在英美两国成立的各种基金，但给1931年成立的达廷顿堂信托基金只追加了一百万。[25]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她还是希望达廷顿的经济事业可以自力更生持续经营下去的。
多萝西喜欢文艺，少女时代就饱读亨利·詹姆士、乔治·爱略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哈代的书，更是莎士比亚的终身读者。在达廷顿，她把对文学的爱好延伸至戏剧、舞蹈、音乐、绘画、雕塑等更广泛的艺术范畴。1928年她资助小剧场运动的先锋毛里斯·布朗(Maurice Brown)和爱伦·凡·伏肯堡(Ellen Van Volkenburg)制作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剧作家谢里夫(R.C.Sherriff)的剧本《旅程尽头》，此剧在伦敦公演大获成功；1929年达廷顿首次举办乡村戏剧节，她请爱伦用此剧赚的钱制作了约翰·弥尔顿的《酒神之假面舞会》，由本地村民和达廷顿的工作人员（包括恩厚之夫妇及他们的孩子）参演。1930年，她邀请了玛莎·葛兰姆的学生玛格丽特·巴尔(Margaret Barr)在达廷顿创办舞蹈哑剧学校，主要用业余舞者排演舞剧。1931年，因为女儿碧翠丝·斯崔特(Beatrice Straight)[26]想跟随西雅图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马克·托比(Mark Tobey)学习绘画，多萝西邀请他来达廷顿任教。
在1934年，也就是纳粹上台后的次年，达廷顿收留了许多奥地利和德国的流亡艺术家，包括天鹅喷泉和小铜驴的作者威利·修克普，还有著名的芭蕾舞者柯特·尤斯(Kurt Jooss)及他的舞团。1935年，碧翠丝又把演员和导演迈克尔·契诃夫(Michael Chekhov，作家安东·契诃夫的侄子)从纽约介绍过来，在达廷顿设立工作室。一时达廷顿成了伦敦之外的一个文化艺术的中心，各种演出、展览多不胜举。为了应付这种接踵而来的盛况，在多萝西的主导下，达廷顿信托基金在1934年成立了艺术部门，1955年这个部门变成达廷顿堂艺术中心，1962年变成达廷顿艺术学院，涵盖了音乐（1974年)、戏剧（1976年)、艺术与设计（1976年）和艺术与社会（1977年)等专业和学位。教育和艺术是多数乌托邦实验都会涉足的两项内容，它们最后在达廷顿合而为一。在并入法尔茅斯大学之前，它的主体校区就设在“绿桌咖啡厅”以东那几幢我来不及去探访、由威廉·莱斯卡兹(William Lescaze)设计的现代主义建筑。
大牌艺术家和知名艺术团体的到来，使达廷顿失去了早期宝贵的业余色彩和草根参与，变得越来越专业和高蹈，但无疑活跃了西南部乡村的文化生活。这其实非常符合恩厚之的城乡一体化思想，但他的主张与英国当时流行的花园城市理论取向恰好相反，花园城市是以城市为中心，把城市乡村化；而他则想以乡村为中心，把乡村城市化。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在十九世纪中期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在十九世纪晚期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在“达廷顿实验”创始的1925年，城市人口已飙升至五分之四。但有意思的是，人口、财富和资源越向城市集中，人们越重视乡村的价值。离不开城市的便利和工作机会的人，总是梦想自己居住的城市能像个花园；只有恩厚之和多萝西这样有雄厚财力的人，才真正能以乡村为家，在这里建设便利的设施、高水准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他们不是反城市者，他们想同时吸纳城市和农村的优势；他们也不是自闭的乡村隐士，他们所从事的社会实验目的是惠及旁人和造福当地。除了多萝西的财富背景，他们在达廷顿自力更生、反对竞争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有点接近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和克鲁泡特金在《田野、工厂和工场》中对田园和农业生活的想象。
迈克尔在他的书中认为，达汀顿与历史上其它乌托邦社区的不同之处非常多：“他们没有让集体动员取代个人的物质奖励，也没有以平均主义的形式分配产权，更不会用集体所有制取代私有制。……他们也没有用大规模的集体居住取代个人家庭，虽然自由性爱在达汀顿曾经存在，但他们并没有集体的性关系。他们在工作组织上没有取用民主制，没有授权成员自由选举他们的经理或在不同时期选择他们喜爱的工作。他们没有在集体生活中引入象征仪式，除非通过艺术。” [27]达汀顿不像震派社区那样要跳集体摇摇舞并实行禁欲，也不像摩门教那样主张一夫多妻，更不像纽约上州的奥内达(Oneida)社区那样实行群婚，他们没有让财产公有，而是用信托基金的慈善方式进行管理，他们曾在早期的学校中尝试过自治，但整个组织还是建立了行政层级。和历史上那些激进的乌托邦社区相比，达汀顿其实相当温和保守。
时代精神
在参与“达廷顿实验”的艺术家中，有一位后来被称为“英国工作室陶器之父”的陶艺家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他和恩厚之第一次相识于1925年，最初他担任恩厚之的陶器收藏顾问，后来在1932年至1940年到达廷顿主持陶艺部门并在学校任教。利奇出生于香港，幼年在日本度过，后回英国学习，1909年再回到日本教铜版画，在那里他认识了热心把西方艺术引介到日本的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和柳宗悦。1911年他在一次乐烧的聚会上开始对日本陶艺感兴趣，通过石井柏亭的介绍，拜第六代乾山宗师浦野繁吉学艺，并开始为《白桦》杂志撰稿，1913年更开始为杂志设计封面，成为白桦派唯一的英国成员。1915年他曾到北京居住，并取了一个中文名李奇闻，但很快又于次年回到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武者小路实笃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开始酝酿他的新村主义思想。1914年，柳宗悦因结婚搬到埼玉县的我孙子市(Abiko)，武者小路实笃和志贺直哉随后在1916年也搬来这里,利奇追随他们，在柳宗悦的家中建了一个自己的乾山窑。“在这里他喜欢到邻居武者小路实笃的私人网球场和他打网球，并经常和他、柳宗悦等白桦派成员彻夜坐谈关于艺术、社会和人类生活的问题。”[28]1918年，战争结束后，武者小路实笃在宫崎县木城町成立了新村，践行他的平等主义乌托邦思想（因为受当地修水库影响，新村1939年搬到埼玉县毛吕山町）。利奇1919年和宾田庄司相识，1920年与河井宽次郎相识，并于这一年应邀回到英国，和宾田庄司一起在康沃尔郡的一个小镇建了传统日式登窑，成立了“利奇陶器”，一直持续至今日仍在运作。
恩厚之曾提出把利奇陶器搬到达廷顿，但利奇只接受教职。在“达廷顿实验”创始的1925年，柳宗悦、宾田庄司和河井宽次郎在和歌山发明了“民艺”一词，拉开了堪与莫里斯的工艺美术运动比拟的日本民艺运动的序幕，柳宗悦自此脱离了早年白桦派的社会政治改良思想，投身于民间美学的实践。1952年，利奇和柳宗悦、宾田庄司访问了达廷顿。在利奇的人生轨迹中，满满都是二十世纪东、西方追梦者的交集。
在这一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后全面崛起，中国结束了数千年的帝制，印度获得了独立，英国在工业革命后面临城市污染和农村空心化的严重问题。在这个纷乱繁杂的世代，出现了许多怀有共同理想、从事相似事业的人物，他们虽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却共享了同样的思想资源和时代精神(Zeitgeist)，涌现出令人目不暇接的交叉碰撞。武者小路实笃（他的新村主义后来影响了周作人和毛泽东）和柳宗悦在日本，甘地和泰戈尔在印度，恩厚之和利奇在英国，晏阳初和梁漱溟在中国……但他们都共处于同一时代的苍穹下，他们的头顶是托尔斯泰、莫里斯和费边社，是因时代的剧变而形成的思想结晶。因为无远弗届的工业化影响，他们不约而同地到农村和民间社会去寻找济世的良方，他们的乌托邦努力响彻在他们所属时代的云端。就连一生为情所困的徐志摩，也曾动念在浙江农村找一个地方来参与这场合唱。[29]
当我站在达廷顿庄园的山坡，眺望远处托特尼斯的田园风光，我的脑海里还没装上这么多具体详细的故事。那里人迹稀少，只有风吹树叶的声音。我听不到云端合唱的回响，也想象不出这里曾经人声鼎沸的场景。后来在网上看到1948年和1969年达廷顿成立日庆典的纪录影片，一切才鲜活起来。达廷顿的档案纪录非常丰富，达廷顿艺术学院的毕业生也有在网上分享老照片，这些和迈克尔的书一起，能给人如同身临历史现场的印象。除了信托基金会因为经济困难而出售他们收藏的泰戈尔绘画引发争议，“达廷顿实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人们到这个地方来主要为了享受在大自然中的假期。老建筑、花园、农场和树林都还在，但恩厚之夫妇当年思考的问题并未结束，它有了新的内容，等待着今天的回答。
*本文原题《达廷顿实验》，是写作中的新书《乌托邦田野》的一个章节，完成于2019年2月18日，湖北沙市。删节版曾发表于《单读》，此为配图原版。
注：
[1] 邱志杰，“让乡村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艺术世界》，2011年11月第258 期。 [2] Adam Edwards, “Property in Totnes: Wizards of the Wacky West”, The Telegraph, November 10, 2007. [3] Michael Young, The Elmhirsts of Darting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Dartington Hall Trust, 1996.本文使用后一版本，第3至4页。以及Short Guide to the Buildings & Architecture of Dartington Hall，达汀顿信托基金印刷发行的宣传单张。 [4] 同上，第112至113页。 [5] Dartington Hall Gardens – Historical Reportby Katherine Ross and Gardens Advisory Committee, 1/1/2016. 第31页。 [6] 乔治娅曾在1963年与诺曼·福斯特、理查德·罗杰斯等人合组建筑事务所，被称为前扎哈时代的杰出女建筑师。 [7] Michael Young, The Elmhirsts of Dartington. 第41页。 [8] 葛楚在1931年创办了纽约惠特尼美术馆。 [9] Michael Young, The Elmhirsts of Dartington. 48页。 [10] 森姆是英国人，曾在美国学农业，基督教青年会在印度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在印度创办美国农业学会，恩厚之曾任他的秘书。 [11] Michael Young, The Elmhirsts of Dartington. 第75-76页。 [12] 同上，第26页。 [13] 同上，第80页。 [14] 奥威尔不反对社会主义，但他憎厌不接地气的社会主义者：“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就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英格兰所有喝果汁的人、裸体主义者、穿罗马鞋的家伙、性欲狂、贵格教徒、信奉'自然疗法'的冒牌医生、和平主义者以及女权主义者。……唾沫横飞地抨击资产阶级者，以萧伯纳为典范的要给啤酒多加水的改革者，还有忙于社交文艺、趋炎附势的狡猾年轻人，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五年后就能赶时髦去做法西斯。更有自视甚高的妇女、穿罗马鞋的家伙、喝果汁的大胡子，这一大帮无聊的人全都如同绿头苍蝇嗅到了死猫似的，循着'进步'的气味蜂拥而至。”乔治·奥威尔，《通往威根码头》，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 [15] Michael Young, The Elmhirsts of Dartington. 第173页。 [16] 转引自史景迁，《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温洽溢译，时报文化，台北，2007年。337-338页。 [17] Michael Young, The Elmhirsts of Dartington. 第4页。 [18] 同上，第15页。 [19] 同上，第25页，81页。 [20] 杨百翰是美国摩门教教主，主张一夫多妻制，1847年创立盐湖城。 [21] Michael Young, The Elmhirsts of Dartington The Elmhirsts of Dartington. 第100页。 [22] 转引自Tessa Morris-Suzuki, “Beyond Utopia: New Villages and Living Politics in Modern Japan and across Frontier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Issue 8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关于泰戈尔对恩厚之的“嫉妒”，迈克尔的书中确有提及，但不是针对“达廷顿实验”，而是发生在私生活领域：在泰戈尔和拉努·穆克姬(Ranu Mookerjee)以及阿根廷女诗人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的两段暧昧关系中，年轻英俊的恩厚之都被两位女士用作挡箭牌。见该书88-89页。 [23] Michael Young, The Elmhirsts of Dartington. 第322页。 [24] 同上，第4页。 [25] 同上，第299页。 [26] 碧翠丝后来成为美国著名演员，曾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27] Michael Young, The Elmhirsts of Dartington. 第101页。 [28] Tessa Morris-Suzuki, “Beyond Utopia: New Villages and Living Politics in Modern Japan and across Frontiers”. [29] 史景迁，《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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