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33) 没什么好怕的
外公的名字不是伯特伦，也不是艾伯特，而是伯特。他以此名接受洗礼，火化入殓。
（外婆）她腌咸菜，然后装瓶；她把外公养的鸡和鹅去毛、烧烤。她身材娇小，看上去很圆通。和别的老人一样，她指关节粗大，需要用肥皂润滑一下才能把戒指摘下来。他们的衣柜里塞满了手织的开襟羊毛衫，外公的往往织着比较粗犷的缆绳状花样。他们定期约见足疗医生；他们那代人在牙医的建议下把牙齿一口气拔了个精光。这是常规人生必经的历程——从摇摇晃晃的吱吱磨牙，一下子就到了全副烤瓷牙，再到颊侧滑行治疗，到社交窘态和床头柜上泡沫四溅的酒杯。
这种从真牙到假牙的变化既沉重又粗俗，让我和哥哥感到震惊。
母亲死后，邻村的殡仪员问我们家人想不想看看遗体。我说好，我哥说不。事实上，当我打电话问他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老天爷，别！这点我很赞成柏拉图。”当时，我脑子不能立刻反应过来他在指什么。我问他：“柏拉图是怎么说的？”“他觉得不该见死人。”我孤身一人来到殡仪馆——那其实只是一家本地运输公司的扩建房——殡仪员满怀歉意地说：“恐怕现在她在后房里。”我疑惑地看着他，于是他补充道：“她在一辆推车上。”虽然我并不能猜出在这种场景下母亲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我还是回答说：“哦，她不拘礼法。”
母亲躺在一间狭小、干净的房间里，墙上挂着十字架。她的确是在一辆推车上，我进去时，她的后脑勺朝着我，这样也就不用立马面对面了。唉，她好像真的死了：双眼紧闭，嘴巴微张，而且嘴巴就像以前那样，左半边比右半边张得更开些，这是因为她过去总是用右嘴角叼着香烟，用嘴巴另一边说话，直到烟灰快要掉落下来。
他（父亲）的死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死，而她（母亲）的死却意味着他们俩的死去。而随后的房间清理成了对我们这家人的往事的发掘。
他们中有个叫休伯特·格斯白里安的神父，一个好心得有点笨的家伙，他那显赫的布列塔尼贵族头衔兴许是抽奖抽到的吧，在他身上那么不合适。
早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就有了死亡意识。
肖斯塔科维奇:“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死亡，”他说，“更习惯于考虑死亡。我们不能让对死亡的恐惧出其不意地冒出来。我们必须让自己熟悉这种恐惧，一个办法就是将它写下来。我并不认为思考和书写死亡只是老人的特征。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越早思考死亡，他就会越少犯愚蠢的错误。”
在牛津，我初读了蒙田。蒙田是我们现代人思考死亡的起点，是他将远古世界的睿智哲人与我们的企图——对那无可逃避的归宿找到现代的、成熟的、非宗教的认可——架起了一座桥梁。
蒙田讲了一个富有教益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垂垂老矣的士兵去找罗马的恺撒。这位士兵曾在恺撒麾下服役，如今想请求恺撒恩准，让他结束自己不堪重负的生命。恺撒把这老哥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以将军的特有的那种粗鲁的机智问道：“是什么让你觉得你当下拥有的东西是生命呢？”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母亲眼中她两个儿子的区别。“他们还小的时候，要是我病了，朱利安会爬上床，依偎着我，而他哥哥会端上一杯茶。”她还讲述了另一种区别：我哥哥有次把大便拉在了裤子上，事后，他说“这再也不会发生了”——的确没有再发生；而孩提时代的我未能控制自己的大便时，大人会发现我正欢快地把大便涂抹到地板的缝隙里。不过，我最喜欢的区别是母亲很久以后才指出的。那时，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各自的领域站稳了脚跟。对此，她是这样表达自豪之情的：“我大儿子写的书，我字都认得可是看不懂意思；我小儿子写的书，我能看懂意思可是看不下去。”
每当我思考我们不同的天性时，我常常会把其中的区别归于母亲生产后的一个细节。哥哥出生后，我们的母亲感染了链球菌。由于无法进行母乳喂养，又身处1942年的战时英国，母亲便用当时能买到的瓶装燕麦粥喂养我哥哥。而我知道，1946年我出生时，母亲没有生病，因此，我一定是母乳喂养的。在同胞争宠时，我会常常想起这至关重要的点。他是较聪明的那个，冷静中透着才智，很是务实，是那个裤子里留着大便的端茶者；我则是个多面手，那个依偎者，那个涂抹大便的孩子，那个易动感情的人。他拥有智慧，正如他拥有英国的邮票；我则拥有英国之外花色多样的邮票。
假如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都只是生化活动的一个个瞬间，只是几个神经元噼啪一响，那么我们的这种惊奇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多一分怀疑？一只屎壳郎看到自己滚的粪球如此硕大，很可能也会产生一种原始的敬畏感。那么，我们的惊奇感会不会只是它的一种更时髦的版本呢？
这一切，体现在肉体上便是一阵眩晕。“我从圣十字教堂的门廊出来时，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心悸……我体内的生命之泉干涸了，走路时我一直担心自己会瘫倒在地。”贝尔（等到他把写有这段经历的《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一书出版时，他已经成了司汤达）可以描述他的症状，但他不知道他得的病的名称。不过，他的后人知道这叫什么病，因为后人总是知道得最多。现在，我们可以告诉他，他得的病叫司汤达综合征。这种疾病在1979年由佛罗伦萨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发现。该医生注意到了将近一百起眩晕和恶心的病例，病因都是观赏了佛罗伦萨的艺术珍品。最近一期《佛罗伦萨风景》很周到地列出了如果你对这种综合征缺乏免疫力就应避免参观的主要景点——或者换句话说，你想审美到底就应该去参观的主要景点。头三大景点是：“有乔托壁画的圣十字教堂的尼科利尼小教堂，收藏米开朗基罗大卫像的佛罗伦萨美术学院，以及收藏波提切利的《春》的乌菲齐美术馆。”
另一周，另一场饭局：七位作家在苏豪区一家匈牙利餐馆的楼上包间聚会。三十多年前，这个周五午餐例会就开始了：大家聚在一起喧哗，争论，吞云吐雾，酩酊大醉。这些年来，聚会地点几经变更，出席者也越来越少，有的迁往了别处，有的已不在人世。如今，只剩下我们七个了，其中年纪最大的约七十五岁，年纪最小的也接近——非常接近——六十岁了。
这是我在已知成员性别的情况下依然参加，或说乐于参加的唯一全是男性的聚会。一开始，我们每周一聚，不知不觉地，我们只每年一聚了；有时，这几乎像是在纪念某个事件。这些年来，聚会的基调也变了。现在，我们不再那么大声嚷嚷，而是更愿意倾听他人；不再那么自吹自擂，争强好胜，而是更愿意相互调侃，宽以待人。现在，没有人抽烟，没有人还抱着一醉方休的坚定决心（而在过去，醉酒本身似乎就是值得一做的事）。我们需要一间包间，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妄自尊大，或是担心我们的金句会被人偷听了去，而是因为我们中有一半人已经聋了——有几位并不隐瞒，坐下来就把助听器塞进耳朵，另有几位至今还不承认自己耳聋。我们开始谢顶了，我们用起了老花镜；我们的前列腺在慢慢肥大，楼梯拐角的厕所水箱都被我们用空了。不过，我们整体上都生活愉快，我们也都仍在工作。
老人的忠告就像冬天的太阳：它能发光，却不能让人温暖。”鉴于我已到了“提忠告”的年龄，本人倒觉得此语千真万确。毛姆的另外两句格言多年来一直在我耳边回荡，大概因为我一直在反驳它们吧。第一句是：“美就是无聊。”第二句，则源于《总结》的第七十七章（一张绿色索引卡告诉我），它是这样说的：“生命最大的悲剧不是人们死去，而是他们停止了爱。”我已不记得当时自己作何反应，不过我推测可能是：也就你这样想吧，老头儿。
毛姆是不可知论者，他认为人生最高境界是幽默而顺命。
“一个人和他的命运必须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像命运一样漠然。‘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口中念念有词，俯视着脚下黑幽幽的墓穴，以此保持镇静。”福楼拜“凝视墓穴”的经历开始甚早。他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福楼拜一家就住在父亲工作室的楼上；阿希礼·福楼拜常常直接从手术台走到自家的餐桌前。少年古斯塔夫·福楼拜时常爬上窗外的架子，聚精会神地看父亲指导他的学生解剖尸体。他看到被苍蝇包围的尸体，他也瞧见学生们随意地将点燃的雪茄放在他们正在拆解的四肢和躯干上。有时，阿希礼抬眼一瞥，看见儿子的脸紧贴着窗户，便扬起手中的手术刀，示意他赶快离开。尽管晚期浪漫主义的矫揉造作影响了少年古斯塔夫，但他从未丧失一位现实主义者的情怀与视角，去审视那些别人的目光刻意回避的东西。这是为人的职责，也是一个写作者的责任。
我刚开始写作时，为自己定下规矩——为了清醒头脑、集中精力、点缀与充实内心——我在写作时假想父母已经过世。这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想要利用或滥用他们，而是因为我不想强迫自己去想哪些话可能会冒犯或取悦他们。（这样，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了，他们同样代表着朋友、同事、爱人，当然更是疣猪批评者了。）
盎格鲁-撒克逊诗人将人生比作一只鸟儿，它从黑暗飞向欢快明亮、花团锦簇的宴会厅，随后又飞入更远处的黑暗：也许这个意象会缓和你为生亦为死纠结而幻化出的苦痛。
斯特拉文斯基说：“果戈理在尖叫中去世，戴亚基列夫大笑着离世，而拉威尔渐渐死去，这才是最糟糕的。”
他的病情恶化，似乎这种病（匹克氏症）是专门冲着拉威尔这一作曲家袭来。有一次，他去录制他的弦乐四重奏。他坐在控制室，提出种种修改建议。每录好一个乐章后，有人便问他是否想从头再听一遍，但他都一一拒绝了。因此，录制进程很快，一个下午一切就搞定了，工作人员很高兴。结束时，拉威尔转向制作人（而我们对他接下来将说什么的猜测绝不会削弱其威力）：“真是太棒了。这位作曲家叫什么来着？”另有一次，他去一场自己的钢琴曲音乐会。他坐在那儿，从头至尾都兴致勃勃，但当全场为他欢呼时，他却以为人们是在赞扬他身边的意大利同事，于是也跟着鼓起掌来。
拉威尔被带去看两个顶尖的法国神经科医生。又是一个更佳选择。第一位医生认为，他的病情不宜手术，应以顺其自然为好。如果此病人不是拉威尔，第二个医生也许会同意第一位医生的见解。然而，如果有一丁点的希望——他可多活几年，而我们有更多的音乐（音乐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法”）……于是，第二个医生打开了拉威尔的头颅，看到损伤面广且无法恢复。十天后，头上仍包裹着医院纱布的拉威尔去世了。
威尔逊也赞美她（死去的妻子）：做爱时，喝酒时，哭泣时，困惑时。他记得有一次在海滩上做爱，他们竭力摆脱苍蝇的骚扰，他还崇拜她“可爱的”身体和短小的四肢。（“别这么说！”她抗议道。“听起来好像我是一只海龟。”）
威尔逊薄待他妻子，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而且他的悲伤已被正当的愧疚所毒化，这使得这一悲悼的意识流无比强劲。威尔逊的情形发人深思，其悖论在于，那个指责他缺乏情感的人死后，他的情感才终于得以释放。我永远记得的那句话就是：“她死之后，我爱上了她。”
记忆即身份。自从——哦，自从我能记事起，我就抱有这样的信念。你做的一切造就了你；你做的一切储存于你的记忆中；你的记忆决定了你是谁；即使你还活着，忘记了过去的你便不再是你。
福楼拜说：“人的一切认知都须通过学习获得，从出生后牙牙学语开始，直到临终时面对死亡。”但有谁能教我们如何死亡呢？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法获得前人的建议或指引。不久前的某个星期，我去找我的家庭医生看病。约莫二十年来，我一直向她求医问药，不过比起在诊室里相见的时间，我们在剧院或音乐会上偶遇的次数更多。那次会面的主题是我肺部的情况；而上一次会面则在讨论普罗科菲耶夫的第六交响曲。她问我在忙些什么，我告诉她我正在写有关死亡的文章，她告诉我说她也是。她把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用邮件发给我时，开始我着实吃了一惊：满篇都是文学典故。慢着，这可是我的领地呀，她在抢我的地盘，我暗自思忖，轻声嘀咕，不免有点担心，不过马上忆起这很正常：“面对死亡，我们都书生气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