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怀念张国荣时我在怀念什么
多年以后，当我们谈论起这场硝烟，或许还会想起零三年那个更为遥远的傍晚。那时的人们同样被病毒的阴影笼罩，张国荣选择在愚人节当天悄无声息地从酒店坠下，也许只是别无选择而已。愚人节本身的荒诞底色使得外界对于张国荣的突然离世猜测纷纷，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将其理解为一个艺人的死亡，但现在想来，这是否是对华语电影黄金时代倏地落下帷幕的预言。
在过去的一年里，最风光的电影无疑是奉俊昊的《寄生虫》，席卷了戛纳与奥斯卡的最高荣誉，马丁斯科塞斯也只能在台下鼓掌祝贺。国内影迷纷纷感慨韩国电影的登堂入室，中国电影沦为电影艺术的旁观者，但事实是，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书写过属于自己的花样年华。
1985年陈凯歌与张艺谋合作完成了《黄土地》，如今被视为第五代导演的伟大尝试，泾渭分明的影像风格，对封建婚姻观念的现实思辨为华语电影的崛起开了一个好头。1987年陈凯歌更进一步将《孩子王》送去了戛纳，顾长卫恬静美好的镜头为世界展现了自然的中国乡村，陈凯歌则平静地拆解着中国乡村教育的枷锁。中国电影终于在1988年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嘉奖，张艺谋的《红高粱》斩获柏林金熊奖，张陈二人也就此开始暗暗较劲。第五代电影人的共同特点是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艺术修为获得认可，更期望借由对历史的反思使影像价值得到升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登峰造极地实现了两者的融合，当楚霸王终于也跪地求饶，程蝶衣哭花了精致的妆容，“揭发姹紫嫣红，揭发断壁颓垣”。
1993年华语电影迎来了第一次集体式的爆发，李安与谢飞捧回威尼斯金狮双黄蛋，侯孝贤的《戏梦人生》荣获戛纳评审团大奖，《霸王别姬》众望所归摘得电影艺术的桂冠金棕榈，成为华语电影无法逾越的巅峰。之后的1994年张艺谋交出了电影生涯最重要的答卷《活着》，而姜文凭借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从演员成功转型为导演，华语电影的春天，阳光格外美好。
在内地电影展现蓬勃生机时，港台电影人创作力同样旺盛。因为创作土壤的不同，内地作品多反映对传统观念的突破，港台电影则偏向于对城市困境的思考。侯孝贤作为台湾电影的旗帜人物，在电影界一直扮演着导师的角色，通过《恋恋风尘》、《悲情城市》及《海上花》等一系列作品构建了独树一帜的电影美学。与侯孝贤齐名的是早逝的杨德昌，其1991年惊世骇俗之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用四个小时残忍叙述了一个少年的崩溃，一个社会的坍塌，他一生只拍了八部半电影，与费里尼的《八部半》真是悲剧的巧合。
香港电影在90年代已奔跑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而王家卫作为这一体系下的清流多年以来一直坚持文艺片的探索，终成为电影艺术殿堂的座上宾。王家卫进入导演行列即是以天才的姿态，1988年的处女作《旺角卡门》为日后风格的雏形，1990年的《阿飞正传》就已游刃有余，张国荣塑造的“无脚鸟”形象似乎是对香港社会无根性的隐喻。在业界以慢工出细活闻名的王家卫在1994年带来了两部作品《东邪西毒》与《重庆森林》，虽在表现形式上大为不同，但内里都是都市男女的情感纠葛，荒漠的背后依然是荒漠，无数的邂逅终究以孤独收场。我个人非常喜欢《东邪西毒》，王家卫在电影里对光与影、音与画的运用已浑然天成，对金庸原著的大胆改编折射其独特的艺术品位，那个在光线中旋转的鸟笼如今依然让人津津乐道。
1997年王家卫蜚声海外，《春光乍泄》为其赢得戛纳最佳导演奖，张国荣与梁朝伟一张一弛的表演打破了人们对同性群体的刻板印象，王家卫在影片中对角色同性身份的去标签化使大众更多的将着眼点放置在爱情本质的探讨上。有人说是张国荣成就了王家卫，也有人认为是王家卫引导了张国荣，电影作为当代艺术的主要载体，一句两句已经说不清楚了。张国荣肆意浪漫的表演着实让人着迷，但所有的角色也都在王家卫编织的情感迷宫中兜兜转转，那些相遇时的暧昧阳光，那些离别时的欲说还休，在每一帧画面每一个音符的流淌中达到了统一。电影终究是对生活的表达，给不出生活的答案。
中国电影在2000年成为戛纳电影节的最大赢家，杨德昌携《一一》获封最佳导演，姜文的《鬼子来了》摘得评审团大奖，我最爱的《花样年华》虽未取得桂冠，但为梁朝伟加冕了影帝。后辈电影人同样让人欣喜，贾樟柯和娄烨分别完成了《站台》与《苏州河》，中国电影在21世纪的第一年收获了荣誉与希望。当所有人踌躇满志地跨过新世纪，张国荣的死亡就像是白昼的梦魇，中国电影踏空了。这让我想起1995年唐朝乐队张炬的突然离世，令原本斗志昂扬的中国摇滚军团在一夜之间集体失语。
艺术诞生于贫瘠的土壤，这也许是对中国电影渐渐式微的讽刺。所有人都想回到过去，毕加索想去到梵高的麦田，而梵高想去达芬奇的画室一睹蒙娜丽莎的芳容。我们怀念程蝶衣，怀念周慕云，怀念徐福贵，就像怀念我们的青春。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注定不会平静，那些无法诉说的离愁，无处安放的悲恸，将在这一天化为挽歌，完成迟到的告别。然而回忆永远不会与我们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