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藏晖室劄记》（七十九）

1916年7月6日 - 7月21日，第十三卷完。

胡适更加相信白话文的价值了，也开始向朋友们宣传“活文学”“活文字”。七月六日里，胡适写一篇“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开列一下几条，随后还引袁枚的文论作论据：

1. 人们听不懂文言，所以文言是半死的文字；2. 白话是活语言；3. 白话并不俗；4. 白话文能传情达意，优美适用；5. 白话有文言的所有长处，但文言未必有白话的所有长处；6. 白话是文言的进化；7. 白话可以作一流文学；8. 近千年来，白话文学是仅有的文学，非白话文学不足观。9. 文言可读但听不懂，白话文可读又能听得懂，所以白话文更符合实际所需。

都不用仔细看，胡适以上九点并没有经过严密的思考，重叠的地方很多。先生有些观点在我看来并不对，尤其是第六点。如果纯粹用历史的眼光看中国语文，每个时期都会有文言和白话的分别，只不过有的口头用语丢失了而已，两条并行发展的线，何来进化？再者，文言和白话两条线绝对不是截然分开的，就在如今，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虽然有差别，但是互相借鉴的例子实在不少。胡适张白话的大旗，其功在否定文言的高位，否定一种文字上的精英主义，但是这里太着急了。不过说回来，开拓者锐意改革，甚至展现狂飙突进的姿态其实不难理解，正如胡适在之后谈论时政的日记中所期待的那样，激进之后会有稳健派匡正时局、巩固成果以臻完善。但百年前的现实是，开拓者激进，后来人更激进，革命在否定之否定中推进，最后拖上广大人民群众来一次触底反弹。其中成本和代价可曾有人算过？

胡适的白话文主张遭到朋友梅光迪的批评。梅光迪和学衡派其实很值得关注，却一直以来在“革命”“进步”的宏大叙事中被掩盖起来。梅光迪是胡适的朋友，也是胡适白话文主张最早的反对者之一，之后两人之间的讨论会更激烈。

胡适对国际局势也有关心。他不仅去绮色佳参加国际问题讨论会，七月中旬的作文《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还获了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胡适译“国际睦谊会”)的征文奖。胡适先生的国际关系主张依旧是自由主义为主，在上述两篇记载中，胡适并没有展示他民族主义的一面。倒是在七月十四日“罗素被逐出康桥大学”篇中表现了对爱国主义的反思：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参加“反对强迫兵役会”（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作文演说，鼓吹良心上的自由。法庭判决他有违反“祖国防卫法”之罪，罚金。康桥大学前日革去他的名字及数学原理教职。“呜呼！爱国，天下几许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最后一句话应该是化用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临刑前的话：

O 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 （梁启超译：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放在如今，“自由”依旧如此，“爱国”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