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最有趣的“副本”--篆刻小史[1]
文化与历史同气连枝，艺术与民生互为功用，看似千头万绪，实萦如缕牵连。求学若只 “管中窥豹”所得必然极其有限，唯有“抽丝剥茧”方获意趣，我们就用这种方法读一读历史最有趣的“副本”--篆刻小史。
篆刻是小众的艺术，印章却具有大众的功用，印章与篆刻，虽是两个概念，但无法独立开来。印章历来具有丰富的实用性，它与国政、民情密不可分，可以从其材质、用途、文字、制度等看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的演变。而篆刻艺术则是印章的艺术化过程，包括篆法，刀法，章法的发展变化。篆刻本身和书画师出同门，讲究刀石相激的刀法、分朱布白的章法布局，宋元以来文人深入参与印章发展并蕴发了篆刻艺术，使篆刻成为文人生活与中式审美的映照。篆刻这一附着于印章实体上的艺术，产生自最朴实的社会审美，而渐发展成为文人的精神世界，篆刻虽“小技”，却非“小道”也。
我们虽然不能直接通过篆刻史去了解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却能以此为契机，以小见大，解读游走于文化之中的因果。历史并非“剪不断，理还乱”，本应是“剪不断，理不乱”才对。
三代溯源
夏商周（西周）三代被称为上古时代[注1]。《尚书·汤誓》讲了商汤伐夏桀之时：“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于天子之坐左，复而再拜，从诸侯之位。”这是关于印章最早的记载。上古时代尚未形成明确的社会分工，大凡祭祀、征伐、占卜、农耕等，均使用同一方印章。当时印章并非用于钤盖而是用于凭信。甲骨文字形“印”，从“爪”从“节”，即用手持节，取信于人，以示尊卑。人无信不立，上古社会已有“信”的需求，从这一点上看，夏商作为中华文明之滥觞不无道理。
安阳殷墟出土的三方铜商玺，有印文，有印纽，符合印章的形制，将印章存在的实证推溯到了3600年前的商代。三方铜玺当中两方的印文和商代铜器铭文相同，专家考订为家族族徽。另一方为带有田字格的四字印，印文推测为“孑刂旬印直”。李学勤教授认为“孑刂旬”为族氏和私名，“印直”在铭文中作“抑埴”解。《老子》中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埴”就是粘土，“抑”为按压，“抑埴”相当于用印按压于粘土之上。
商周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发达，出现铜玺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顺理成章，但铜并不是印章最早使用的材质。在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陶印模，其功能是复制纹饰或者族徽性质的文字图形，也类似一种征信符号。虽然并没有古代陶印流传下来，但陶器上却遗留有玺印的痕迹。代表印章的“玺”字，古作“壐”，后作“鉨”，再作“玺”，字形先从“土”，后从“金”，最后从“玉”很可能正是因为印章早期材质的演变。古代并不用“印”字，印章的材质除了铜和陶，还有金、银、玉、犀象骨角等，选用材质皆“各服所好”。秦统一后，规定独天子印可称“玺”，又独以用玉，其他人则用“印”称，汉代开始又称“章”。
[注1]周：武王定都镐京（西安西南）起的近300年为西周，自穆王后，王室遂衰，厉王幽王更不是良主，申侯和犬戎骑兵弑幽王，西周亡。自幽王之太子周平王迁都洛阳起为东周，东周延续近500年直到秦一统天下。周朝是典型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东周时天子已经式微，不能号令天下，诸侯群起“政由方伯”。以赵、魏、韩三家分晋为界，东周前后分为春秋和战国。春秋时期以齐晋秦楚几个大国为霸主，一众小国听命于大国。战国时期七雄并立，小国不能自立，大国搏以存亡，渐趋统一。习惯上，我们把西周和夏商并称上古“三代”，而将春秋战国称为“先秦”。
面貌初具
周代开始，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印章开始具有明确的功能。《周礼·掌节》记载：“守邦国者用玉节，货贿用玺节。”掌节，是周代的官员，负责保管各种“节”。诸侯派遣使者用玉节，出入国都城用符节，通行道路用旌节，运输货物用玺节，各种节需要在有效期内归还。玺节，即印章，是周代准许通商的凭证。《周礼·秋官·职金》有更详细的记载：“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辩其物之媺（同美）恶与其数量，楬（标明）而玺之。” 职金这位官员要标注货物的品质与数量，然后用泥封住包口，加盖印章封存起来入库。“楬而玺之”，以泥和印来封物是货物流通的一个重要环节。周代史书上频频出现“玺之、玺书”等记载，用于货物流通的印章主要都配合封泥[注2]使用，和前文提过的商玺上出现的“抑埴”两字不谋而合。
[注2]封泥：又称泥封，印章按于未干的陶泥上，待干了以后作为实物和椟函封缄的凭证。不同等级的文书，所用封泥的颜色也不同，譬如封禅用金泥，诏书用紫泥，常人用青泥。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三十余件封泥，其中有数十枚“严道橘园”“ 严道橘丞”，当是汉代蜀郡供奉或者转运柑橘的遗物。直到魏晋，纸素代替了简牍，封泥才丧失“封物凭证”的功能。然而印章用于封缄文书、物件的功能仍然留存，只是将载体从泥改为纸张而已。宋代文同就有一首诗《谢任泸州师中寄荔枝》，说到：“筠籢包荔子，四角具封印。”
春秋战国时期（东周）大量的官印产生，印章广泛甚至主要用于政治方面。印章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政府行使权力的工具。
商和西周两朝虽然也有锦帛、漆器、竹简可以用于书写[注3]，但文字传载仍然以甲骨和金器为主，春秋战国开始大量使用竹简文书，公文、书信大都写在简牍上，印章则随之用于封缄以防私拆。把“简牍”与“检”（上书文字的木签）一起用绳子捆绑并打结，称为“缄”。为了保密并防止私拆，检上除刻有捆绳的深沟外，并凿有一方孔，便于将绳子打结处塞在方孔内，上面用泥封紧，泥上加盖印章以为凭信。《史记》记载：“孟尝君在秦，被昭王忌惮，他更封传，变名姓以逃出函谷关”[注4]。“封传”是当时官府出具的出入境或者投宿驿站的证明，具体的样貌虽不得知，但很可能也是印章的一种应用。现今存世的封泥超过四千方，绝大多数是官印，远远大于同期存世的官印数量。
[注3]：在商代时就已经开始用毛笔书写。在一些甲骨上还残留着墨书的痕迹。
[注4]：“鸡鸣狗盗”的典故正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里同一故事。齐孟尝君出使秦被昭王扣留并欲杀之，孟尝君的食客装狗潜入秦宫偷出狐白裘，孟尝君将白裘献给昭王爱妾，请她说情让昭王放弃杀孟尝君的念头。成功后孟尝君连夜出逃，并改名姓和公文。逃至函谷关时，昭王反悔令追捕孟尝君，偏偏关门要等天亮鸡叫后才能开启，孟尝君的另一食客装鸡叫引众鸡齐鸣，骗开城门，孟尝君得以逃回齐。
《国语·鲁语》里有一个故事：“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与之玺书。”季武子[注5]是鲁国重臣，趁鲁襄公去楚国的时候，占取了卞城。他让季冶去迎接襄公，并追上季冶给他一卷封好的文书，文书中季武子为掩盖自己的阴谋，向襄公解释说：是卞城的人叛乱，所以我才率众讨之。“玺书”即当时常以印章封缄文书。
[注5]季武子：这位季武子在《论语》中很有名，《论语》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说的就是季氏逾越君臣之礼的事。后来季氏、叔孙氏、孟氏三家日强而鲁主渐弱，鲁国不国。
封泥封缄的功能，直至秦汉仍非常流行。秦始皇在“章台”处理奏章，荆轲刺秦和完璧归赵的故事均发生在章台。一捆竹简即一本奏章，官员钤好封泥送到章台，值守官员要呈皇帝亲自验查封泥的完好，才能敲掉封泥御览。
印章的使用并非只有通过封泥这一种途径，还有印泥和火烙。在战国中期楚墓中曾出土的黄绢边缘，墨书有“女五氏”并印有朱文印一枚，印迹鲜亮，似用朱砂掺黏性物质所制，推断为织造者的身份，这就是印章的功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这个功能上多见于陶器，在战国陶器上大量留存着制陶机构或者工匠的专用玺印。用玺印在漆器、木器上“物勒工名”，则采用火烙的办法。
战国时代还用印玺打制陶范，在金币上浇铸文字，出土“郢爰”[注6]字样金币较多，世称“郢金”，也称“印子金”。 [注6]郢：楚国都城。爰：古代重量单位或者货币单位。
印章早期的功能涉及：取信于人、物流凭证、文书封缄、物勒工名。“取信于人”是印章最为基本的功能。《篆刻小史》接下来将分五章，为你揭开篆刻与历史的层层故事：
一，战国古玺
二，印宗秦汉
三，唐宋杂陈
四，元明启蒙
五，清代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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