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应该残酷

这个社会今天出现一种声音：如果没人看，没人读，没人听，那艺术作品为什么要被生产出来？这是个现实的问题，于艺术家而言是生存的问题，于受众而言则是精力分配的问题。艺术与科技是文明发展的双翼，缺了哪一边文明都会有坠落的危机。当然，基于飞行的常识，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并不总是同时发力。在文明前行的每一段航程，都会有一边占了时代的上峰，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边就可以瘫痪。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状，则正是日渐失去作用的艺术之翼和肆意发展的科技之翼。艺术正在被技术革新的社会裹挟着前进，并逐渐失去它的锋芒。仿佛旧社会里被禁锢在家里的女人，作用仅限于用食物喂饱男人，用性爱取悦丈夫，是一种畸形的结构。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女人甚至不自知这种荒诞，只是顺应命运的安排。直到有一天，她们自觉这是种悲剧，与男人同为这个社会的主体，她们应有自己的使命。艺术在今天的命运，真是像极了沉睡中的女性。

贺岁片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了电影行业最大的盛典，鼎盛到了一句话的宣传就可吸引观众：年度爆笑！人们在这个科技的国度循规蹈矩地过着很不错的生活，在舒适的办公环境里从早坐到晚，在一天精疲力竭的末尾看上几集综艺，便安然地睡去。周末的时间花在商场里，用消费消解生活的疲惫感，在电影院看上一场电影，或从头笑到尾，或从头哭到尾，或又哭又笑。至于还没有达到温饱的那些人，那些在社会边缘令人同情的人，也在以另一种便宜而本质类似的娱乐，消解他们不得不时刻思考的“艺术与人生”。但社会进步带给我们心底那种隐隐不安，那种本质上并未有任何改变的东西，如今已很少有艺术家愿意带领我们去思考。而我们这些受众，也习惯于避免让自己参与比生活本身更加令人精疲力竭的思考。

艺术的本质在于，以某种形式的美学享受，把人们引入内心那片令人不安的土地。艺术之应有的残酷，要远胜于一个刽子手。刽子手只需要在手起刀落间，砍下一个人的头颅，在瞬间便将他从此生送往彼岸，与艺术比起来真是莫大的仁慈。而艺术则是那个拿着柳叶刀一层层剥开人的皮肉，直到心脏的人，残酷至极。我们的每一个器官与组织都被放大去看，那些坏死的细胞与长久寄生的病菌都被呈现到眼前。人们感到难受、作呕、难以接受、甚至绝望，有些人因此死去，而有些人活下去。但我们都在其中找到了自我，恢复了意识。

人们难以接受艺术对于自己与环境的解剖，源于一种对失去秩序天然的恐惧。我们的文明发端于秩序，并不断深化到更加细微的组织，从国家到城市，从社会到社区，从家族到家庭。我们习惯于接受所有关系的和谐，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世界，都在秩序的引力下各得其所。而艺术的质问则天然地将混乱引入，冲击所有的一切，带给人们极大的不安。就像英格玛·伯格曼当年拍摄《婚姻生活》，顿时竟引起瑞典社会高达50%的离婚率，对传统的婚姻主义、家庭的理念造成巨大的冲击。

但艺术带给世界的并不仅仅是既有秩序的毁坏，相反，也是对秩序的矫正。如果一套秩序已经陈腐不堪，人们在一个僵硬的壳套下失去了灵魂，那便是该被修正的时刻。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面对，艺术所质问的命题从不会自觉地离开我们，只能是我们自觉地认识他们。就仿佛人体的解剖中病菌与我们天然的共生，我们依旧可以接受在余生与他们继续共存，但绝不能接受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艺术家作为这个社会思想的先锋，应有自己的自觉。而社会也应有自己的自觉，将艺术家的帽子从一些娱乐家的头上摘除。如果有一天艺术被驯化成了娱乐，那肯定是人类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