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是书，封底是生活】翻书“捉虫”记

【封面是书，封底是生活】
翻书“捉虫”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很小，偏居乡村，成长的历程与太多的好书无缘。多年以后，我游走于不同的城市，必寻访当地的旧书市场，买些心仪的旧书来读，算是补课。
    我对八十年代的出版颇为信任，其时，出版界渐渐摆脱极左意识的束缚，媚俗的市场化还不是主流，编辑的认真态度也让人放心。那时一本书的出版，至少需要一年半载，这一点，对比前言后记写作时间和出版时间可知。其间自然有制版印刷还是“铅与火”误时，编辑的严于审校也是重要原因。即便如此，失误终是难免。在我淘书的经历里，不时可见那个年代的出版物中夹着勘误表，那当是书印成后，又发现了校对失误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及此，虽然也有吃到沙子之感，但还为编校者的认真而感动。
    后来，印刷业告别了铅字排版，迎来了“光与电”，相应的，出版周期大大缩短。出版的速度加快，品种增多，而书里却再也没有勘误表了。错误当然会有，或许编校者迷于局中，看不出来，或许发现了，觉得过于麻烦，要牵扯诸多部门，而列出勘误表就是打自己脸，还影响自己的奖金，况且，这书又不参加评奖，或许读者还看不出来呢，就这么的吧。那么，等到再版重印时再改正吧，可市面上的书，大多只是几个月的店售寿命，那些失误，也绝无机会修正。我在书店工作时，有读者来退书，理由就是错误太多，有盗版之嫌。
    不是每本有错误的书都要退的，于是累月经年，每位书友心中便都有了一张勘误表，不断增加内容的勘误表。说说我的勘误表吧。可以确认的是，下列有编校失误的书，其作者都是我敬重的，其内容都是我喜爱的，否则我也无缘发现它们的错误。指摘白璧微瑕，同时也要表达我对出版者的谢意。坊间肯定更有错得离谱的书，但那些未入我眼，不提。
    看多了有编校失误的书，总能洞悉其中的规律。《莎乐美的七层纱》（周黎明著，花城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里，由“想见甚欢”（P19）、“徨论”（P178）、“小学三年纪”（P240）之误，可见文字录入者选用的是拼音输入法；同一本书代后记，作者名居然署作“周黎晚”，明显是文字录入者又换成五笔输入法了——你总不能怪汉语同音字太多，也不能埋怨都是王永民惹得祸吧？你还别说，五笔输入法在出版界挺受人待见的，且举几例。《伶人往事》（章诒和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第325页第一句，梅兰芳的“芳”误为“芒”； 《寓言中的经济学》（梁小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版权页，“插图设计”的“插”误为“播”；《门萨的娼妓》（[美]伍迪•艾伦著，孙仲旭译，三联书店2004年12月出版）译后记中，“面世”误为“画世”；等等等等，皆为五笔拆字输入选择失误的结果。文字录入者（很可能就是作者）是有责任的，但归根结底，还是编校不力。
    编校不力，如果是水平问题还好说，假以时日可以提高，但如果是态度问题，就让人生厌了。某些书里错误的存在，总让我疑心是编校者偷懒，以例佐之。《舞动红楼梦》（蒋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中， “原著”的“著”误为“着”（P10、P101）， “干净”的“干”误为“乾”（P111），等等，也许是内地出版者直接拿来台湾远流的电子文本，由“繁”化“简”不彻底所致；《非常道》（余世存编，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节自各方著作，取“世说”形式，展现近世中国众生相，兼及时代风云，缺憾之处，是编者未注明出处，且既是引言，难免与原句有出入，限于学识和视野，我只找出两例：一为徐志摩诗句“我不知道风向哪个地方吹” （P60），“地方”应为“方向”，一为路遥的书名《早晨从中午开始》误为《早晨从十二点开始》（P97）；《汉字王国》（[瑞典]林西莉著，李之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编校失误，就我所见，如唐山大地震的时间，误为1975年（P160），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间，误为1905年至1907年（P142），等等——此书责任编辑是汪稼明，后来，汪调往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仍是其责编（却署名为汪家明），《汉字王国》由三联书店再次推出，修正了原版编校的失误，让人欣慰。
    内文中的失误倒也罢了，面对十几万几十万字的稿子，编校者难免力有不逮，而那些失误混迹于十几万几十万字中间，读者一般真还看不出来。可封面封底上出现失误就不应该了，那可是书的脸面啊。《伶人往事》封面目录中，有《知否，知否，应是红肥绿瘦》章节名，可比照书中目录与正文，读者不禁会反问编校者，“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路走来一路读》（林达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封底有“译者简介”，错得让人莫名其妙，这书可是林达的原创作品，何来“译者”？如此编校，是当不得“认真”的评价的。
    近年倾心编辑《读库》的张立宪，在《被认真对待的感觉》一文中说：“一些人不认真，是因为他不敢认真，他怕自己的认真反倒成为一个笑话，所以就做出一副不屑认真的样子，其实是一种逃避。相对认真来说，不认真更像是一种作秀，一个为自己预设的理由——别怪我没干好啊，因为我本来就没想好好干。问题是，他可能自己都清楚，他几乎没有好好干的能力，于是就摆出一副不好好干的态度。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这是钱钟书先生说的。认真也很较真，许多人认真不起。”说实在的，就冲他这番话，我便对《读库》的品质多了几分信心。他说的是某些作者，可又何尝不是刻画了某些编校者的形象？
    出版人真的“认真不起”了吗？如果意识到自己还不够认真，那么从现在做起，从你手里的那本书稿做起吧。毫无疑问，读者就是消费者，现在是吃了哑巴亏，不和你计较，等到消费意识增强，要告你召回那些书，校正重印后再投放市场，可如何是好？市场经济下，用脚投票的读者渐多，最终会踢掉你的饭碗踢倒你的牌子。
    2008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