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聊天摘抄28

关于新冠疫情下体会到的：国家，公司，多层级 和 个人之间的关系。

事件起始于我的N+1，从意大利回来没有自我隔离，并开始咳嗽，依然来公司上班。她向老板明确说了觉得自己感染了新冠，老板关心两句继续讨论项目。我N+1一直在公司工作，一周后周围的人都有相似的咳嗽（好在只是普通流感）。此事发生在3月初，正是意大利疫情开始严重的时候。

我明确的表达了我的担忧，老板安抚我说： “没事的，只有老人会死”。 伸出两只手在我眼前：“你看我们都好好洗手了，我们都不接触，不要担忧，不要散播恐慌情绪吗？”

几天后，马克龙终于全国讲话，让大家尽量在家。第二天，我明确表达了我对公司的不满。公司老板立刻过来说：“你如果对公司不满可以对公司运行主任谈，不要在公司里散播这种情绪，我们放置了洗手液让人注意卫生，公司不能做其他的了” 我说你们可以让咳嗽的人戴口罩，让生病的人远程工作，更改上班时间让员工错峰出行。（我最终考虑到我N+1没有说出让从意大利来的人回家隔离这种话）这一天我就带着口罩在公司工作，法国没有人戴口罩。老板就让我下周找医生开病假（我也咳嗽了）不用来上班，因为她害怕这种情绪传染。 结果下周，所有人都远程工作了。。。因为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以下是聊天：

我——我扔下项目和全队自己走了，感觉抛弃了同事，背叛了公司，但是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后来电视上说法国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如果觉得工作环境很危险，可以退出工作）

友1—— 我觉得你是对的，什么都大不过生命。这只是一份工作，你工作，公司支付报酬，出卖公司信息才叫背叛公司，你这个和背叛谈不上关系。

我——老板，管理层，我们每个人都是管理政策下被动的受害者。这次事件让我感觉到了我们个体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老板必须想办法安定情绪让工作继续，不能表现出担忧。而管理者，我的N+1这种角色很尴尬，就算他们害怕也不能退缩，因为会让器重他们的公司失望。我在说出我的不满的时候有种隐约内疚感，N+1虽然看起来不负责任，但是她和我是一样的，都有着公司来的压力。

员工不顾生命危险为了公司而工作，熬夜，加班，无休假，这个过程被很多人认定为“专业”或者“负责任”。这是错误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压迫感，是一种假象！对公司要的“专业负责精神”，甚至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作为代价，是公司让人好好工作超出规定工作的手段。这种压迫感无异于心理控制。我们在这之下很难体会到自己其实是有权利说“不”的，因为我们都被周围的环境洗脑了。

我们常看到日本的某些极端案例（现在国内有了996），人们把公司当家，甚至会累死在办公桌上，显得愚蠢，因为死掉了，进ICU了，公司再雇佣一个人就好了。但是我们在晚间加班，周末接老板电话，不申请假期的时候，只是在五十步笑百步！

我在保护自己和“专业负责”之间，选择了保护自己。

友2 ——（伦银行总部工作）我的上司接到更上面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让我们去公司上班，我问他：“我是否要将我和我的家人的生命至于危险之中，为公司工作？” 他的上司说：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又电话给更高一层的上司，又写信给他，终于得到了肯定回答，终于不需要为此而搏斗了。

我 —— 在这一刻，疫情的特殊情况下，我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和两百年前是一样的，给你生活的资金的人还是高高在上，员工因为害怕丢掉工作让自己退让。唯一的改变，就是左派运动带来的这高低权利重新平衡的力量。比如工会让员工团结起来抵抗雇主，失业金让人们不怕跟公司老板说byebye，社会保险让人不怕丢了工作没法看病。特别是这样的政策带来人们观念的改变，让人能够跳出这种压迫假象和心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