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东汉第一墓”打虎亭汉墓的主人？从民间传说到史书缝隙
鸡始鸣，天地尚在恍惚间，令君就起身。因今天是会宴嘉宾的大日子，作为这一家的主母，她不敢懈怠。
令侍女掌灯，更衣梳洗毕，对着那面四神纹铜镜，细细上妆，敷铅粉，匀胭脂，画青黛，点绛唇。侍女为其盘起雍容的高髻，又以珍笄十数饰之。明月之珰、青云之佩，皆装束停当了。令君才移步到后堂来。
堂上华灯高擎，几个为首管事的仆从已候着了。令君在斗帐中坐下，管事者便依次上前来，汇报厅堂、庖厨、厩库、百戏各处的预备情况。令君一一聆听了，又不时指出他们的疏漏之处。各各吩咐完，令仆从们分头忙去。这时侍女奉上朝食的漆案来，令君就着粥喝了几口，便让退下。
令君望向庭院，阳光已斜斜沿着檐角落下一片了，不觉已是食时。邻院隐约传来笙歌之声，是百戏班子在进行最后的排练。曲目是她亲自挑选的，西域的眩人、北方的斗士、楚地的舞女，技艺皆精妙绝伦，务必今日艳惊四座。
但令君还是有些不放心，亲自去了庖厨，一一过目，见牛、羊、鸡、鱼之属皆已宰杀备好，果蔬亦洗净摆盘，清酒白酒坛中斟满，热腾腾的豆腐也将出屉，她才微颔了一下。
再入正堂，只见铺墁着青砖的地面被往来的仆从打扫得一尘不染，华美的帷幕四张，描金绘彩的方帐正中架起，瑶席玉镇铺陈左右，鎏金博山炉正香氛氤氲。
这时，前院响起了马嘶喧哗，令君知道，宾客们的车驾已经临门了。
这场盛宴，于令君的生命中或许十分重要，那日的车马如流、衣袂如云、乐舞并作、觥筹交错，在岁月流转后，还铭记在她的心里，最终被画在她永生之宅的壁上。
那么，令君是谁，她为何要举办这样一场盛宴呢？
其实像东汉的大多数女子那样，她的名字并未留下，当她的墓葬被发现时，时光已经吞噬了可以标识她身份的几乎所有物事。因汉代女子多以“君”为名，我们便锡之嘉名为“令君”吧。
令君与她的丈夫合葬于今河南省新密市牛店镇打虎亭村西的一片平坦台地上。两座墓各有封土，令君丈夫之墓形制宏大，封土周长约220米，冢顶高约15米，封土冢下部用规整青石砌成石墙，高曾达3米。按汉制，“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差”，四丈约合9.2米，而此冢经风霜后仍高达15米，恐怕是逾制了。虽东汉尚豪奢，僭越之举往往皆是，“生死之奉，多拟人主”，又“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但拥有此规制的坟冢，令君的丈夫，若非公卿之贵，便是万钟之富了。
令君之冢形制稍小，周长约113米，冢顶高约7.5米，位于其夫坟冢之东，且有一部分封土压于夫冢之上。这说明令君逝世在其夫之后。
令君与丈夫之冢的形制在东汉是较少见的。汉代夫妇合葬，西汉中期以前多为同茔异墓，盖当时墓制多为竖穴，一旦入殓，难以开启，故夫妇各有其墓。而西汉中期起，横穴砖室墓流行，为夫妇同穴合葬提供了基础。加之儒家道德重视夫妇一体，《诗》云：“觳则异室， 死则同穴。”又孔子云“卫人之祔也，离之；鲁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即孔圣人称赞鲁人合葬形式。故同穴合葬蔚然成风，至东汉，除帝后陵外，遂成定制，虽王侯之尊、方伯之贵，如中山穆王墓、雷台汉墓，皆如是。若令君是一位生活在东汉的女子，她却依然拥有自己独立的墓室和坟冢，只是与丈夫以冢土相连以示亲密。这不得不让人对她的身份和个性产生好奇。
令君的地下世界应该并不孤单。在打虎亭村周围，尚勘得有东汉墓十余座，离此不远的后土郭，还有三座形制较大的东汉墓。故令君及其夫君，当是安眠在家族茔区内，与祖先子孙依依为伴。
这一片有着隆起封土的古冢群很早以来就被周围百姓所注目。在民间传说中，它们属于常氏十兄弟的安息之所。相传新莽时，刘秀为王莽逼迫，曾逃难于此地，遇常氏十兄弟相救，清嘉庆《密县志》云：“古碑云：密人世传汉光武遭王莽之乱，常氏兄弟十人匿之，莽围急，兄弟谋代死，其最少为常十者曰：我貌颇类，斩吾首献之，可免也。如言，围解。光武即位，为立报恩寺，并营其墓，后九人皆列葬其处。”县志所说的古碑，即明代阎周民所撰的《报恩寺碑记》，可见，至少从明代起，这个故事便已在当地流传了。而此墓前立有清嘉庆十七年所立《常十冢图记》碑，可见民间对此说的深信。
但以这个故事来考证这片古冢的主人身份将是可疑的，因为它属于一个流传广泛的王莽赶刘秀的故事谱系。在该谱系中，故事的主体情节皆为王莽派兵追杀刘秀，在情急中，刘秀得到神、人、动物的拯救，从而化险为夷。且这类故事的流传范围大大超出了历史上的刘秀的足迹所至，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山西、陕西，甚至重庆、浙江等地皆有父老传言，并往往以当地某山川风物为证，言之凿凿。新密虽近帝乡，但常十之事，恐怕只是那个故事谱系生发出的小枝而已。 郦道元《水经注》曾言及绥水旁有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德）墓，“东南流，径汉宏农太守张伯雅墓。茔域四周，垒石为垣，隅阿相降，列于绥水之阴，庚门表二石阙，夹对石兽于阙下，累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侧树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因其描述之墓与打虎亭墓位置似乎相近，又有垒石为垣情节，故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发掘报告《密县打虎亭汉墓》一书中，将打虎亭墓定为张伯雅及其夫人墓。
然此说不成立。查清嘉庆《密县志》西南乡图，图中分别注有“常十冢”“张伯雅墓”，可见它们为二，非为一。且《密县志》“张德”条称“汉有庙，碑冢尚存”，可见至少在清嘉庆时，人们是清楚张伯雅墓的所在的。故将“常十冢”指为张伯雅墓，是为不妥。张伯雅墓当另有其处，尚待考古发现。
那么，令君与其夫君究竟为何人呢？
前文已述，以二墓规制，当为豪贵之家，且家族绵延于密。新密东汉时为河南尹密县，近京畿之地，豪族聚集，巨宦遍是。《后汉书》中载的一则小故事可为管窥。光武帝时，各郡遣使去中央奏事，光武帝发现陈留郡提交的吏牍中有张纸条，道是“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光武不解，十二岁的刘庄（后来的汉明帝）解释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可见河南尹一带近臣贵宦之多。若具体到密县，东汉时最为显贵的当属侯氏。
侯氏，按东汉侯成碑所述世系，“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后，封于郑，郑共仲赐氏曰侯”。密近郑，春秋时又曾为郑地，故可以推测侯氏的始居之地就在密县一带。汉刘邦时，有侯公，曾入项羽营，说项羽归还刘邦父太公及妻吕氏，受封安国君。其曾孫酺封明统侯。两汉之际，密县侯氏已成巨族。据《后汉书·侯霸传》，有“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权势煊赫一时。至于侯霸这一支，则是“家累千金，不事产业”，可见祖业之丰厚。东汉光武帝征召侯霸，拜尚书令，后为大司徒，封关内侯。侯霸去世后，光武帝亲自吊唁，追封则乡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户，其子昱嗣侯爵。世代簪缨，可谓是东汉时密县第一豪族。
亦有学者注意到侯氏可能与打虎亭墓有关，李宗寅在《打虎亭汉墓墓主人考》一文中，认为侯霸之族父大常侍侯渊当为墓主人，其墓“常侍冢”在后世被百姓误传为“常十冢”，并由此衍生出常十故事来。
然此说亦有疑点。此二墓在打虎亭周边已发现的东汉墓中，规制最高贵。侯渊佐权臣石显，虽煊赫一时，但汉成帝即位后，石显即遭罢黜，“成帝初，石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诸所交结，以显为官，皆废罢”。故同为石显党羽的侯渊怕不能免。纵然侯霸后来佐光武而显达，但侯渊只是其族父，属不同房支。以侯渊废宦之身份，又无子嗣光耀门楣，要起如此隆重之冢，纵家财殷富，怕也难得。
若非侯渊，那么侯氏家族中最有可能享有如此尊贵葬仪的，就是侯霸了。侯霸是侯氏家族的中兴之人，生前高官厚禄，死后获封侯殊荣，且子孙袭爵。以侯爵之尊，起丰隆大冢，颇为顺理成章。之前先辈，宦途不如侯霸，之后子孙，受侯霸恩荫，故家族茔区中最高贵者，非侯霸莫属。
那么“常十冢”之称，又从何而来呢？
确实，它可能与大常侍侯渊有关。可以推测，侯渊作为长辈，当先葬于侯氏家族茔区中，其坟或称“常侍冢”，后民间讹为“常十冢”，并生发出常氏十兄弟的故事，来解释这一片有十数坟茔的家族墓地。诸坟中最高大的侯霸墓自然突出，民间将其认为是常氏兄弟中的功劳最著的老十之墓，“常十冢图记”碑因此也被立到了它的跟前。常十救刘秀脱危难，侯霸佐光武帝安天下，在传说与历史之间，竟然冥冥中也存在巧合的机缘。
能与密县侯氏联姻的自然也是高门大族，那么侯霸之妻令君，必是一位大家闺秀，有着傲人的门第和卓荦的风范了。
察《后汉书·侯霸传》所载侯霸履历，可见侯霸素有嘉名，“矜严有威容”“笃志好学”“政理有能名”，先以良家子选为太子舍人，以德行得到荐举，任随县宰，有官声，故升迁为执法刺奸、淮平大尹。到东汉建武四年，光武帝征召侯霸，与之会面于寿春，拜尚书令，明年为大司徒，封关内侯。侯霸的宦途通达，自然因其才德卓著，而善交游或许也为其加分不少。
自汉武帝兴察举，察举遂为汉代选士任官的主要途径。三公九卿、地方郡国皆要向中央荐举人才。而对于一位有志于仕宦的士人而言，清誉嘉声能否远扬，传至举主耳中，至关重要，那么广结善缘，交结天下名士，则是士人所应考虑的。
侯霸早年的交游情况，因缺乏史料，尚不可清楚知道，以他几次获荐举的情况看，应是官声人缘俱佳。可为管窥的是，他甚至与严光这样狷洁自好的高士有来往。严光是光武帝刘秀同学，“少有高名”，而“司徒侯霸与光素旧”，即他俩是旧相识了。而侯霸位居显宦后，他对严光的态度也可见其待士之道。严光被光武帝以安车玄纁聘来洛阳，先是居于北军，尚未见光武帝，侯霸便捷足先登，谴使奉上书信，言辞甚是谦恭，道是：“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严光对这位老朋友的顺柔个性想必也是十分了解，回答道：“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
侯霸非独与严光这样的旧友交往时毕恭毕敬，对其他高名之士，也不惜屈尊纡贵，以求结纳之。名士王丹被征为太子少傅，此时侯霸已经是大司徒了，他想要与王丹交友，于是“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车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与君结交，何为见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许也。’”
严光、王丹乃非常之士，对侯霸的倾心结纳似乎并不在乎。而以人之常情度之，侯霸的友善当获得不少士人的好感，知交遍布朝堂，不为虚言。《后汉书·郭丹传》中，有一份不完全的侯霸朋友圈名单，“（郭丹）在朝廉直公正，与侯霸、杜林、张湛、郭伋齐名相善。”这几位皆是为光武帝时要臣，名重朝野，侯霸与之齐名相善，可想见其交往之盛了。
侯霸还多拔擢后生，钟离意、董宣等名臣皆曾为其所征辟。故侯霸也在帝国的后起之秀中播下了令名。
臣子们广交博纳，互相提携，可为自身立足朝堂提供一份保障。但在人主看来，这种行为恐怕就有营私结党之嫌。侯霸政治生涯中的最大危机，也就因此而生。《后汉书》载其事：“司徒侯霸荐前梁令阎杨。杨素有讥议，帝常嫌之，既见霸奏，疑其有奸，大怒，赐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即因为侯霸举荐阎杨，光武帝怀疑他们勾结有奸，甚至动了杀心。若非冯勤善为解释，侯霸几乎不免。
故臣子们彼此来往时，不由得如履薄冰，多一份忌讳。在此情形下，若侯霸欲示好诸人，设宴席会宾客，则可能会招人耳目。那么，有时候“夫人外交”将是一个良好的选择。
令君，作为妻子，将为丈夫承担起这份重任。于是，就有了这场贵女的盛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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