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3.13

早上醒来收到一位老师传来的消息，杨牧去世了。并不感到十分意外，这两年偶有听闻他的身体状况不大好。去年奚密老师去台湾参加杨牧八十寿庆学术研讨会，回来后我问她杨牧先生身体如何。她摇摇头说，很不好。 我没有见过杨牧，这或许是好事。因为我见过的著名诗人很少有让我不失望的。但他久居过的伯克利和花莲我正好都去过。2018年秋天去花莲的松园别馆参加活动，看到一个壁橱陈列着一些由诗人题字的松木块。大多数人都写下得意的格言。杨牧的那一块木片被放在正中间，他一句话都没有写，空留下平整洁净的木面，只在右下角签了名。“牧”字的最后一捺拖得长长的，带着颤动的波频，像“云舟”，也像“一片不寻常的浪”。 我的台湾师友们没有不仰慕他的。在一个小岛上，能出现这样一位贯通中西文学的文明之子，留下工丽而不乏气象的诗篇，无人不为他的手艺折服。以前上课的笔记没有留在身边，但我记得当时我导师说杨牧有些诗读起来拗口，可是“看”上去质感很好，犹如锦缎一般。我尊敬老一辈诗人对于文字的珍重，虽然我觉得这种炼句的功夫，有时会损耗语言的元气。 2018年的3月，是洛夫去世，两年之间，仿佛他们两人离开的不是同一个世界。在人人自危的当前，无常之感，天地不仁与草木无情，让人感到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一生已属不易。性命固然珍贵，但活一遍也是够够的了。很少有人过完这一生，对得起他所耗费的地球资源。 去伯克利查资料的时候，刚上公交车司机就跟我说：“我们下周三和周四要罢工，不提供服务。”她说得好像是很寻常的事，在伯克利或许确实如此。我向来“政治觉悟”低下，缺乏上街举牌的热情，与其说是不够勇敢，不如说是并不相信我们可以带来改变。这是读书人永远的象牙塔难题。有一次我去洪老师家，不客气地问他：“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去劳动改造去煤矿干活那几年是很宝贵的经验，不然你一辈子都在学院里，生活就过得太狭窄了。” 他说：“我那时很努力想跟群众打成一片，但都失败了，也许是性格原因吧，所以也没留下什么经验，还是老样子。在我之后的学二代们，因为父母在学院工作，他们从附属幼儿园一直上到大学，然后又留校任教，生活经历被一个学校一手包办了，他们更有这种‘狭窄’的焦虑。我跟他们交流过，他们安慰我说，一个人能在自己身边所及的范围内带来影响，就很好了。” 在纪录片《朝向一首诗的完成》结尾那里，杨牧的儿子和奚密老师在饭桌上不知为什么议题辩论起来，杨牧忽然拍拍桌子说：“会开口讲话的就是值得骄傲的。” 他们提到的这些事有时候非常难，可也已经是最低的要求了。我想我一次都没做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