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电影字母表 An Alphabet of Cinema - 之 A
译者按：电影字母表（An Alphabet of Cinema）由电影理论家和制片人彼得·沃伦（Peter Wollen）2001年发布于《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收录在他的作品集《巴黎好莱坞》(Paris Hollywood)中。沃伦的作品改变了电影在英语世界中的书写方式，他的代表作《电影中的符号与意义》(Signs and Meaning in the Cinema)常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电影书籍之一。译者精力有限，疏漏难免，欢迎批评指正。译文仅作学习交流用，未经同意请勿擅自转载至其他平台。
An Alphabet of Cinema 电影字母表
作者：Peter Wollen 翻译：Olafisaac
A
我将从A开始。A也许代表乔伊斯·维兰德(Joyce Wieland)与荷利斯·法朗普顿(Hollis Frampton)合作拍摄的电影《安大略省的A与B》(A & B in Ontario)，这部电影在维兰德去世后才完成创作。在电影中，每个制片人都依次拍摄自己的那一部分，然后让其他人做出回应，像是捉人游戏(a game of tag)或者是一种电影间的对话？不，
A代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选择，但是我相信称亚里士多德为第一个电影理论家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毋庸置疑，他是第一个叙事理论家，在他公元前4世纪的作品《诗学》(Poetics)中，他将悲剧(tragic drama)视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由六种成分组成：情节，人物，对话或剧本(既可以是被称作是内容或所指signified，也可以被称作形式或能指signifier；亚里士多德称前者为“思想”thought，后者为措辞diction），音乐和场景。当然，这些也是电影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变换为电影理论是相对容易的。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以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他所生活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为标志。他的父亲是一名御医，服务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在他父亲的一生中，亚里斯多德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马其顿的政治活动。在亚历山大成为国王之前，亚里士多德曾为他辅导过一段时间，马其顿人继续统治希腊后，他仍与当局保持着密切联系。
亚里士多德的生活一点都不安宁。他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亚历山大将他的帝国扩展到了东方，延伸到现在的巴基斯坦。这也是一个极其血腥和富有破坏性的时期。权力斗争通常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暗杀。亚里士多德在小亚细亚流亡期间，他妻子的叔叔被马其顿人出卖给波斯人，惨遭杀害。亚里斯多德的家乡斯塔基拉(Stageira)被夷为平地，其居民遭到屠杀。他的侄子被亚历山大残忍谋杀。当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去世前不久离开雅典时，愤怒的雅典民族主义者似乎视其为马其顿特工，将纪念他的圆柱摧毁。事实上，因为一些致命的误解和判断失误，以及统治家庭内部的腥风血雨，亚里士多德的一生命途多舛，诸多波折——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急转(peripeties)。从这个意义上讲，亚里士多德将希腊悲剧视为对生活的模仿的观点是完全合理的。它描绘的事件无论多么可怕，似乎对他来说都相当正常——俄狄浦斯的故事，有关底比斯王室的动乱。亚里士多德不止一次地意外收到改变他生活进程的可怕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以同样的方式投射出了我们血腥和悲惨的世纪。这对于在美国被大量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来说似乎很奇怪，因为那里的城市从未被夷为平地，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欧洲，非洲或亚洲）却不难理解。电影像希腊悲剧一样，不断地回荡着我们这个世纪的暴力和恐怖。同时，它也与他们保持距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叙事（或者说情节化emplotment）使艺术与它反映的历史相距甚远。它着重于动作(action)被引起并产生作用的方式，这样观者可以从中学习并理解起初似乎毫无意义、无因无果的主观任意性(arbitrary)事件，从而收集在动荡时期生存和应对所必需的实践智慧。我自己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不仅仅在于他认为悲剧净化了情感（他顺便提到一次“精神净化”catharsis这个词），他还认为悲剧使我们能够了解历史及其运作方式，甚至说，尤其是在它最令人恐惧和具有压倒性的方面：命运的关键时刻，那些隐藏的真相被揭示出来，家庭和王朝土崩瓦解，激情破坏公共秩序。叙事与命运的震颤急转交织在一起。
矛盾的是，我开始阅读亚里士多德时，是想要了解他的死对头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著作。布莱希特本人直接抨击了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构想，试图用他称为“叙述体”剧场(epic theatre, 亦称史诗剧场)来代替它，但是我现在认为他的争论是基于一个普遍的误解。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概念与布莱希特所攻击的那种心理介入式的戏剧相去甚远。亚里士多德如他最毒辣的批评家一样，认为悲剧本质上是辨证式的(didactic)、政治的。布莱希特的悲剧历史观，是一种被世界大战、被革命胜负、被魏玛时代内乱、被希特勒崛起所塑造的历史观，这与亚里士多德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和雅典城邦危机所塑造的历史观并非霄壤之别。对于达内(Serge Daney, 法国著名影评人，下同，译者按)而言，电影——真正的电影——从《广岛之恋》开始，它是我们对一部巨大历史悲剧的私人回应。雷乃的电影成为衡量其他所有电影的标准。正是与《广岛之恋》相联系，达内才将罗塞里尼(Rossellini)和戈达尔(Godard)视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道德(moral)导演，这是一个以大屠杀为标志的时代，一个以炮火连天、兵燹不断为标志的时代、一个以无休无止的暴力与恐怖为标志的时代——在阿尔及利亚、柬埔寨、以及法国。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的历史与政治语境将会在达内关于电影的写作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他已经将戈达尔的格言视为他批判性反思的试金石：跟拍镜头(mise en scène，粗译为场面调度)是一种道德问题。后面，我会对这类镜头多讲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