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崇祯研究
条目：
一、总论
二、崇祯之“帝王术”：从魏忠贤说开去
三、崇祯为政之风格
四、崇祯用人之失败
五、崇祯与袁崇焕
六、崇祯失败之直接原因：没有正确处理内外关系问题
七、附论崇祯朝重臣
一、总论
托尔斯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历来为开国英主写传者多，为末代皇帝写传者少。然而，创业难，守成更难。开国英主叱咤风云的英雄业绩，读之令人振奋；末代君主于内外交困之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壮一幕，读之令人感慨，发人深省。中国历代帝王中，崇祯的性格与政治，不仅决定了其个人命运，也深刻影响了国家民族的数百年的命运。崇祯是个优秀的普通人，不幸的是，当历史走到明朝末年这一轮回节点，把千钧重担压在这个“普通人”的身上时，他的优点变得微不足道，他的缺点被无限放大。他自己评价自己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亡国之象。”又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历史学家说：“思宗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说法在史学界自孟森而起，逐步成为主流观点，人们把崇祯的政治生涯看作是一部“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然而，是这样的么？评价崇祯，应该用领导力的观点来重新反思，检讨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是怎样带领这个大明王朝往前走的，而一旦真的以这个视角看问题，就会发现崇祯的研究具有极其典型的反面意义。学人成功不如看人失败，崇祯的历史教训，值得每一位“领导者”重视。
作为“人“的基本素质，崇祯是过硬的：他天资聪明、过目不忘；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勤俭朴素、孝顺重情；等等等等。而作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崇祯是不及格的，最核心的一点是，其所有的“聪明”乃至“精明”的背后，没有一个做人做事的大格局来支撑，则所有的小动作都注定是徒劳的。当时他面临着内忧与外患双重危机，而这内忧与外患的任何一方都有足够的力量摧毁这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衰朽王朝时，这就决定了，崇祯的历史责任是如何有步骤有策略地解决内忧外患两大难题，而不是用力于别的什么东西。纵观崇祯这十七年“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背后，举凡反腐、倡俭、裁驿、防宦、河工、加税，各项举措，恰恰掩盖了他在当前主要矛盾上的游移不定和判断失误。面对巨大的压力，后期他的人格发生了裂变，机智与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逐渐暴露了他性格上“没有担当”这一最大弱点，过于注重朝野舆论，过于在乎所谓的千秋令名，不仅丧失了通过与后金议和集中力量解决内部问题的时机，还在倾覆之时先后放弃了自己南渡、派太子或亲王南渡的机会，朱元璋当初设计的两京制度变成虚设，客观造成了南明的各种问题。
通过崇祯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做人的大格局是负责任，做事的大格局是抓重点。以下各论，从此展开。
二、崇祯之“帝王术”——从魏忠贤说开去
崇祯即位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是剪灭魏忠贤“阉党”集团。对这件事，后世高度评价者多，似乎没什么反对意见。但这恰恰是崇祯一朝政治走向衰亡的关键点。崇祯即位之初以雷霆手段消灭了阉党，赢得了上下一片喝彩，打造了自己与前任天启帝截然不同的面貌。他没有按照哥哥死前遗嘱所说继续用魏忠贤，而是毫不犹豫的杀了他。其实，天启对魏忠贤的百般优容是有目的的，他动辄在诏旨中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是一种策略，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宰相。可见天启其实是个极有心计、成熟之人。“先帝不自圣，诏旨批答必归功厂臣，而厂臣居之不疑”，岂不知，功劳归厂臣，责任也归厂臣，有功时所得无非虚名，有过时却得用身家性命来负责。自古用阉即需有党，在贯彻自己意图时，阉党即是帝党，在需要有人出面背锅时，阉党即是魏忠贤的党。
明代诸帝，后人多言昏聩，其实骨子里均有雄主的气象城府，只是其价值观不同而已。比如，对于天启，世人评价都曰“昏聩”，但对他的妻子、弟弟却十分重情重义，是个心里有谱的人。天启用魏忠贤，一如嘉靖用严嵩，其死前叫崇祯继续用魏忠贤是有深刻原因和独到视角的。概而言之，明代士大夫意识觉醒，表面人伦纲常之下掩盖着命理欲望，文臣或者说文官整体，是一个最没有“气节”的时代，整个官僚集团常常作为一个整体来对抗皇帝。朱元璋开国的制度设计，朝廷没有宰相，行政事务皇帝亲自抓，这就让皇帝和文官集体短兵相接。天启用魏忠贤做手套，是掌握了明代政治的正确打开方式：用权臣压文官，用权臣担责任，杀权臣背黑锅，在这一立一压一打中实现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这个能压得住场面的权臣，政府必将陷入无效。魏忠贤即是天启给自己找的白手套。
对魏忠贤，其难不在怎样剪除，而在新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平衡怎样建立。实践证明，杀魏是最开始的大败笔。对魏，天启放任太过，有放无收；崇祯苛察太过，做事太急。当时的政局是明代制度运行近300年的必然结果，绝不是杀一个魏忠贤的问题。所谓存在即是合理，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的存在，是当时某种意义上的最优解。这又与348年后的一幕何其相似：都是新帝继位迫不及待剪除旧党，刹车太快，自破平衡，均是朝政失控之始。自天启七年腊月至崇祯二年三月，以清查逐步引向深入的“定阉党逆案”，演变成一场政治清算风潮。一些与魏忠贤或明或暗甚至隐藏极深的老关系，都纷纷被揭发、定罪，这在崇祯自己看来是果断，是英主夺回权力的必经之路。崇祯之苛察，若在康雍乾时期，则可能为明君，但却极大不适应明代的政治环境。明代政治制度由朱元璋始，目的是建立区别于唐宋的君主无上集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有很多漏洞。这一整套披着“祖宗家法”外衣的明代政治制度，最适合嘉靖、天启一类的“帝王心术”，最契合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思想。观崇祯一生所为，连帝王术的门槛都没有摸到。
原因在于崇祯的单纯，或者说“傻”，被东林为代表的一干人等所蛊惑、所洗脑。东林党一直宣传说，不彻底清算阉党分子，崇祯要想当个握有实权的皇帝，推行新政，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把自己打造成仁人志士，开展了为遭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运动，一些旧时东林头面人物也堂而皇之的进入朝堂。东林这种有组织、有纲领、有舆论造势、有实力人物支撑的“党”，任何时代都不能容于皇帝。崇祯此举，暴露出其被洗脑太深，完全不懂帝王术。
在剪灭阉党后，此时正确的做法是提拔一批年轻新锐、勇于任事之人，将来以此为执政根基，既不用阉党，也不用东林。在追查阉党中，在精细化的打击中可以筛选出可用之人，可以拿到一些人的把柄，也可以降服一些阉党的老关系，甚至可能拿到一些东林的把柄。各派系会分化、瓦解、重组，进而产生新的派系，在这个打破-重组的过程，可以完成对自己权力版图的重新洗牌。对比崇祯对阉党旷日持久的太粗糙的大清查，和18th后对周薄令党羽的精细化追究形成鲜明对比，引人深思。
三、崇祯之为政风格
我们以崇祯元年召见黄承吴谈水利工程时的对话为例，从中一窥崇祯其人的为政风格。谈话是从水利工程开始的，由水利工程“以工代赈”性质，谈到了民生，又由民生谈到裁撤驿站，由驿站谈到军械制造，由军械谈到军饷筹备……整个对话大概转移了七八个话题才结束，头绪实在繁多。而其继位以来的召对，大率类此，每事都是泛泛议论一番，点出一大堆问题，但后面却不盯抓改进和落实。对于崇祯的为政风格，当时即有很多人发表了议论，如刘宗周说：“陛下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杨开远说崇祯的缺点，一是求治太急，眼里看到的全是下属工作各种错误；二是每件事情都想与之前惯例有所不同，难以让下属去深入研究；三是对人不提拔，从来都是找出一大堆不满意的地方。因此他说，希望皇上宽仁大度，与下属推心置腹，进退之间待之以礼，使群臣“勿畏勿憷”。同事说了很深刻的一句话：“皇上宽一分在臣子，即宽一分在民生。”关于崇祯为政风格，概括的最全面的是陕西一位御史“三不可及”、“五不自知”的评价，即：看文件速度快、思路快，臣下应接不暇；不好声色；没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工作就是生活，此为三不可及；阁臣提出的票拟反复不断修改，每次改动都严词厉色，一边让大家畅所欲言，一边搞得大家噤若寒蝉，这恐怕会渐渐助长自以为是而不自知；对所有人都不信任，慷慨进言的认为是专擅，偶有失误的认为是不敬业，有新的看法的认为是在欺瞒耍心眼，这恐怕会渐渐助长猜疑而不自知；每次喊人来都急匆匆，动不动张口就骂，至于批评更是不计其数，没有一点儿尊重人的意思，这恐怕会渐渐助长傲慢而不自知；一些问题点出后要求立即整改，贪于速成，懒于常功，成效稍微慢一点儿就生气，然后愈操愈急，这恐怕会渐渐助长贪懒而不自知；太聪明，不怕不明察，却怕有人利用明察而花言巧语攻击别人，这恐怕会渐渐助长纷乱而不自知。——通观这八点描述，一个自视甚高、刚愎自用，猜疑多心、任意斥责，急于求治、旦夕督责，过于明察，趋于繁苛的形象呼之欲出。而对此崇祯的答复是：这还不是形势逼的，我是迫不得已的。
某种程度上，他和开国皇帝朱元璋很像。比如，朱元璋与崇祯都觉得，乱世用重典。比如，朱元璋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生怕大权旁落，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文化娱乐活动，成年累月看文件。后代子孙体力跟不上，做不到这种勤政，对政事的干预远不如前，更多地交给设计好的一整套运行机制，大明王朝也运转了近三百年。但是崇祯跟得上，于是亡国了。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政“风格”这个东西，也有高低优劣之分吗？我认为是有的，起码从崇祯的经历看，是发人深省的。概括可看出这样一条脉络：崇祯的苛、察、急、责，导致群臣不言、不干，“非暴力、不合作”；崇祯对此的再急责，甚至问责，导致了群臣结党以对上；开始时尚是互相之间沟通声气以免哪天“踩雷”，慢慢的开始联合起来反过来试图摆布皇上。这条线路可视之为“明代文官风气之养成路径”。理想政治中的一条公理，是要承认“存在即是合理”，起码是“有道理”的，在因袭之中寓变革之妙，在不知不觉中转移风气，这才是一个高明政治家的为政风格。
究其原因，我认为崇祯是“被忽悠”了，被理学纲常所宣传的一整套价值观“忽悠瘸了”。他不知道很多东西只是骗人的话，很多东西只适用于大臣而不适用于帝王，尤其是乱世中的帝王。他的偏执阶段的性格，甚至使他在政治之外的很多地方都用力过猛。比如他的勤政，早朝从来不缀，比如他的勤学，经筵一直延续到最后一刻。勤政勤学固然是好事，可离开了辩证法，一定会走向事物的反面。为政，需要一个“度”，其实，勤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能光看书不输出，不能光看书不实践。“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崇祯曾在继位后不久下令以后经筵停讲通鉴，改讲春秋，一叶落而天下知秋：通鉴的帝王术他学不会、看不懂，春秋里各种所谓“微言大义”的大道理他信了。
读崇祯一朝历史，总有个疑问不时冒出：从人才角度看，明末不乏能人，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这些文韬武略之臣是如何被折腾至暮气以至失败的？能征惯战之将是如何逐步无视中央权威的？如果说上述崇祯之为政风格实在让人难以共事的话，他的爱甩锅、不担责任的性格则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了。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御史韩一良上疏谈吏治问题，从体制演化着眼，谈得很透彻深入，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崇祯把这些深刻的分析和建议暂时搁在一边，却非要韩指出奏疏中的例子到底是谁。韩一良很狼狈，下意识认为是阁臣故意打击，崇祯绝不会干出这种不近人情之事。事实却是，这正是崇祯的意思。阁臣钱龙锡回护韩一良甚至说出“还望皇上从宽处，后边人敢说”的话了，崇祯依旧不依不饶。这绝对不是崇祯想不到，很明显，崇祯当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震慑住群臣，至于韩一良的死活他是不放在心上的。这件事充分说明，崇祯的脑子里从未有臣下，只有自己。这是一件小事，当时并未引起轩然大波，却完完全全展现了崇祯人格中隐藏的“恶”，不仅不是一个好领导，甚至生活中也很难有朋友。
四、崇祯用人之失败
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固然要学习他们的优点长处，但对于一些悲剧性人物，从他们的失败中学习，教训来得更为深刻。从崇祯的失败中，可以学习如何用人。
崇祯用人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宽肩膀”，不肯承担责任。这是任何当领导的大忌。崇祯深知用人为第一要务，也要“不拘一格启用人才“，但却并不知用人之大道，信疑轻易、用而不专，疑神疑鬼、翻脸不认人。这直接导致了臣下在工作中畏首畏尾。而随着舆论压力的增大，崇祯出现“甩锅”的不负责任的做法，直接导致臣下的离心离德。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就是个突出的例子，此事可以说寒透了满朝文武的心。顺闯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以首辅陈演为首文官集团整体表现出的不作为、半公开的对抗崇祯的命令、助长“君王死社稷”的舆论氛围等等，可以说封杀了明王朝延续下去的最后一丝希望，而仔细考察每件事当时的情景，大抵都是崇祯过于好名而不直接表态、希望臣下意会时发生的，换做任何人在陈演当时的情形下都会采取同样的选择，因为“贴心”的陈新甲前车之鉴，谁也不希望拿着自己的身家性命成为背锅侠，只能唱高调，只能装糊涂。可以说，崇祯是一步步把朝臣逼到自己的对立面，一步步把自己逼成孤家寡人的。
崇祯用人的第二个问题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总是觉得自己精明而高人一等，总是觉得自己一向伟大光荣正确，终于成了孤家寡人。这点上崇祯朝时间最长的首辅周延儒也最有体会。崇祯说周“太使乖”，周说“事如此英主，不得不使乖也”。
崇祯用人的第三个问题是任而不信、善始而不能善终。袁崇焕是个突出的例子。崇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任”，不知道怎样去信任一个人，就像个恋爱中的大姑娘一样，叽叽歪歪，充满了各种公主梦与玻璃心。因为用人不专，于是爱用自己的“私人”，不仅用太监监军，而且用太监为户部、工部总理，表现出对文官集团的极大不信任。面对一个整天把“看不上”、“不信任”恨不得写在脸上的领导，哪个下属还敢拿出心思好好干活儿呢？（另外，其实这时崇祯即应该想起魏忠贤之“大用”。他自己以为对宦官们是有操控，他们只是自己的爪牙，其实更错，等于在一些问题上亲自上阵，而无一个文官集团的靶子。）
崇祯用人的第四个问题是喜欢给人贴标签。动辄以某某派、某某党来给人贴标签，通过标签来决定用人的方式方法。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没有了，变成了一个个的标签，只需要做好分类。其实“人”是最为复杂的动物，既有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有巨大的改造空间。崇祯这种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用人方式，过于简单粗暴，而缺乏海纳百川的博大气象，结果只可能是可用之人越来越少。毛主席旧曾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朋党朋党，先是为朋，后而结党。这其中转化的关键在于皇帝的引导，关键在于就事论事，不贴标签。
崇祯用人有此四失，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五、崇祯与袁崇焕
下面具体分析袁崇焕其人、崇祯与袁崇焕关系的互动，兼论袁崇焕之死因。
起用袁崇焕，是崇祯作为“新政”的重要举措提出的，是其继位后“拨乱反正”行动之一。袁崇焕在天启年间宁远之战中的表现，使得满朝均认为其是可以解决辽东问题的关键人物。把辽东军事全权委托给袁崇焕，应该说崇祯是有眼光的。自然，也说明其对袁崇焕寄予了莫大希望。但是，崇祯对袁崇焕其人的深刻观察和了解剖析是缺乏的，对于袁崇焕的性格特征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没有用其所长而尽量抑其所短，终究造成了袁崇焕个人的悲剧，也是明王朝的悲剧。袁崇焕其人，有胆气，却不沉稳，有智计，却无约束，恰恰是个不适宜完全放手，需要敲打和掌控的人。所用非人而寄予莫大希望，这是崇祯与袁崇焕不能始终的核心原因。
崇祯召见袁崇焕的平台谈话，袁崇焕所谈核心有两点：要权、许诺，或者说，以许诺目标为手段，最终目的是要权。谈话记录中能够明显看出崇祯的基本为政素质是优秀的，不论是给袁崇焕的政策支持、委婉的封官进爵许诺，“话术”上都很有水平。反观袁崇焕，整个对谈中却展现了很多人格弱点：一是夸夸其谈，比如所谓五年解决辽东问题；二是轻浮、轻易，所谓“聊慰上意耳”；三是权力欲极强，须知权力也是责任，把权力集中的同时所有的责任也向自己集中了。
袁崇焕说话特别喜欢说得特别满，如上奏谈关外人事安排时说：“此三人（赵、何、祖）当与臣始而终之，若届期无效，臣手戮三人，而以身请死于皇上。”而实际上袁崇焕的平辽方案呢？两天后其奏疏要点有三：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依靠辽东军事世家作为骨干力量；二、“守为正招、战为奇招、款为旁招”——正式提出以固守为主，委婉提出了议和；三、“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时间上不要期待太快。很明显，他主张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这与他平台召对时许下的五年平辽诺言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可以认为，这封奏疏系统阐述其平辽方案，是在为两天前的许诺往回“拿话”，但当时话说到那个份儿上、崇祯表态到那个份儿上，实际上袁崇焕已经无可挽回了。可以说，从开局起，袁崇焕即把自己套进了一个套子，此后三年他一直想解套，为此而杀毛文龙、而在清军围京时鼓吹议和，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死亡。
可以说，袁崇焕上任之初即想造成实际上的藩镇恐怕是不为过的。上任之初即请求崇祯先后撤掉了辽东巡抚、登莱巡抚的建制，自此在其督师辖区（辽东+河北蓟州+山东登莱）实现了完全的独大。人事上，则明确了赵、何、祖三人的地位，据说与其有不同政见的满桂不见其中（这也是后来传闻其与满桂不和，惹得崇祯大为不满的原因之一）。财政上，他在请求拨款甚至直接说“没钱就拿内帑”的话，实际上，当时的财政紧张确实已到一定限度，否则也不至于户部尚书的哥哥毕自严不给辽东巡抚的弟弟毕自肃发饷导致其死于哗变。通观袁崇焕上任之初的内部举措，可以看出其基本方略，就是深相倚赖于辽东军事家族的地方势力，造成实际上半独立局面。杀毛文龙，本质上即是辽东军阀间的火并。在这里袁崇焕的私心是大过公心的。毛文龙的存在对满清绝对是一个制衡，可用之用之，不可用则置之，没必要一定除之而后快。袁崇焕为了打掉毛文龙集团独享饷银，利用座师内阁钱龙锡的支持和东林党人执政的有利时机，5月29日到6月9日其海岛之行，两周之间亲入皮岛，假意亲近，变起突然在军中斩杀毛文龙，此事可谓对其性格展现的淋漓尽致：胆大而又果敢，莽撞而又手黑，而这正是构成袁崇焕性格的核心。袁崇焕对此也很得意，后来给崇祯的奏疏里明确说，在京时即与钱龙锡密谋如何除掉毛文龙，竟然炫耀“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由此可见袁崇焕的狠毒、狂妄与卖弄。但这种自作主张杀大军区司令，事后胁迫崇祯予以承认，是不可能得到崇祯谅解的。崇祯不得以表态支持袁崇焕，降旨数说毛文龙的罪过，无非是权宜之计。事到如今他只求袁崇焕能够实现五年平辽的军令状，但这个最后的期待也随之破灭。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之后的己巳之变，后方的牵制作用一旦接触，后金兵便可肆无忌惮的长驱南下。崇祯发现无限支持换来的是京城被围、袁崇焕鼓吹迁都议和时，其失望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后面则进入袁崇焕之死的具体细节里了。后金兵越过长城直驱北京时，袁崇焕心里是发虚，不敢与之野战，只是率兵尾随一路跟着到了北京城，他也跟到北京城在城墙外驻营，这种消极战略引起了城中大臣皇帝一致的不满。当其提出自己的军队进城驻扎被拒绝后，他不仅没有明确意识到崇祯的不信任，更是在平台御前会议讨论战守大计时，又是一路恐吓，绘声绘色描绘后金兵如何厉害，此行只为夺取政权等等。归根结底，无非是因为当初五年平辽之说说得太满，不议和无以给自己解套。袁性格之桀骜不驯，在被捕下狱之后还想用祖大寿辽东兵的进退来要挟朝廷中可见一斑，而这也成了最后一根稻草，本来不想杀他的崇祯动了最后的杀心。崇祯最后公布袁崇焕的五点罪状，我觉得恰恰是其真正的不满：在对后金实行封锁时走私稻米到后金、为了与后金议和而擅杀毛文龙、敌军入境只是一路尾随不与之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敌军围城时坚请自己的军队入城。后来清朝人说崇祯当时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如何如何说的绘声绘色，细究之下，不外是《三国演义》蒋干盗书的复制，以此来凸显皇太极的计谋和崇祯的傻而好面子。
纵观崇祯一朝，袁崇焕是少数几个崇祯自始至终拿出信任与支持的来对待的人，也是伤之最深的人，这极大加剧了他对臣下的不信任感。实际上的责任崇祯却该反思，袁崇焕这种大言不惭而果敢冒进之人能够被起用并赋予重大责任，根本上不是自己用人失策么？由此也可见崇祯用人之无术，根本不懂“驾驭”，要么全部信任，要么完全不用，对魏忠贤、对袁崇焕都如此，以至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破口大骂群臣误国。其实历代“群臣”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人，都有人性，而人性都是要被驾驭的。
六、崇祯失败之直接原因：没有正确处理内外关系问题
“攘外必先安内”这条颠簸不破的道理，是崇祯留给后人的直接最深刻的启发。纵观崇祯一朝的历史演化和政治军事形势，可以说他是有条件的延续国祚的。辩证的看，当时大形势是：一、后金最主要的诉求是经济诉求，其次是政治地位诉求，恰恰没有领土诉求；二、农民起义剿抚并用之策已告失败，说明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三、军事力量上，后金军较有战斗力，但兵员最少，且受地形限制，易被阻挡在关门之外，若集中大部分精锐力量，消灭农民军是有较大把握的。当崇祯九年的时候曾有人提出，此时农民军逐渐被从陕西挤压到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大地上，平原多，利于主力会战，可以西北兵归洪，东北兵归卢，集中全国精锐主力，一次性解决农民军问题。这是有实现可能的，前提是与后金议和。而此议最终没有实现，农民军从河南夺路而逃的原因，也是后金军入关掠夺资财，打乱了整个战略部署。以适当经济上的让步换取两三年解决内部问题的时间，是当时最明智的选择。可惜崇祯自信过甚、太爱惜名誉，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
崇祯十一年起杨嗣昌逐渐崛起是第二次机会。他的三大方针是正确的：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这是根本之策，也是他整个政策设计的原点。由这个原点出发衍生出来的策略是：一、与后金议和，集中力量对付农民军；二、加饷，重点从大地主大资本家处征收，提出了均输、溢地、卖官、裁驿四个政策，这是应急，无可厚非；三、“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军事计划，这是对付流寇的正确方法。通观杨嗣昌的一整套战略，概括论之，竭资源、下狠力、和满清、务求第一时间剿灭农民军，“下三个月苦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三个月时间说得太短，但是确实是个好的方略。杨嗣昌作为崇祯一朝最受信赖的大臣，却如袁崇焕一样，没有得到崇祯正确的使用。此人是个很好的谋士和参谋长，但绝对不适合去第一线。在战略上崇祯没有坚持杨嗣昌的建议，却草草让其前线督师，造成了杨的悲剧。细理杨嗣昌主持内阁几年的大政方针，可以判断，实际上在崇祯心里攘外是重于安内的，这从清军撤退后不同意洪承畴调回陕西，要派到东北前线可以看出。
第三次机会是崇祯十四年杨嗣昌病死后。“十面张网”在内外交困下失败，说明已无力解决现实问题。当此风雨飘摇之时，正确的做法是前学晚唐、后学晚清，充分对地方势力授权，造成事实上的藩镇，放手发动军阀灭贼。左良玉、刘泽清、高杰且不说，即使是明朝地方官员如何腾蛟等在南明时的表现都证明其可用。
可以说，崇祯失败原因即在被舆论绑架没有与后金议和，在军事上又缺乏人才，在剿抚问题上失误使得农民军得到喘息，在受沉重打击后，把洪、孙两大军事集团调往东北战场，是崇祯最失误的一次决策。当然，根本原因还是崇祯的性格，不想担责任，没有宽肩膀，想议和自己不肯说，以陈新甲做了舆论替死鬼已经让实心办事的人寒心，一直到最后不南下也不让太子南下，做出了与本意大相径庭的选择，也算是符合其性格的命运选择。
七、附论：评崇祯朝几位重臣
温体仁：外表曲谨，内里猛鸷，机深刺骨。
周延儒：生性机敏，善窥上意。有谋身之私智，无体国之公忠，精神惯用于揣摩，伎俩总归于闪烁。
熊廷弼：才足以救时，而人际协调不足以补世。
杨嗣昌：崇祯的缩小版，“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熊文灿：治世之能臣，乱世之狗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