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 索尔仁尼琴：癌症楼
然而，所有这一切——鲁萨诺夫夫妇的整个和睦的模范家庭，他们的整个井然有序的生活和无可挑剔的住宅，在几天之内就与他分隔开来，留在肿瘤世界的彼岸了。无论父亲的结局怎样，他们还将生活下去。无论他们现在怎样着急，怎样关心，怎样哭泣，肿瘤还是像一堵墙把他与他们隔离，留在墙这边的只有他自己。
真主在给所有的动物分寿命，它们各得五十年，够了。可是人来得最晚，真主那里只剩下二十五年没分了。” “就是说，没法挽回了吧？”艾哈迈占问。 “是的。人有点生气，因为太少了！真主说：够了。人却说：太少！于是真主就说，那你自己去问好了，要是谁有多余的，也许会给你。人便去打听，他碰见马，对它说：‘喂，马啊，给我的寿命太少。你就让点给我吧。’马说：‘好吧，你拿二十五年去。’人继续往前走，迎面见到狗。‘喂，狗啊，你把寿命让点给我吧！’狗说：‘行啊，给你二十五年！’人又往前走，碰见了猴子。他从猴子那里也要了二十五年。他回到真主那里。真主对他说：‘好啦，这是你自己决定的：最初的二十五年你将过人的生活；第二个二十五年你将像马一样干活；第三个二十五年你将像狗那样乱叫；还剩下的那二十五年么，你将像猴子似的被人取笑……’”
任何人都有自己灵活自由的权利，来上班也未必非要累得筋疲力尽不可，总得适可而止，有个限度，尤其是在病号面前。
她本人参加工作也不是很久，但渐渐懂得这样一条令人不愉快的原则：谁要是不干活，你拿他也毫无办法；谁要是肯干，那就得一个顶俩。
“难道能指望他把小门稍稍打开，对被围困的人们说‘你们一个一个地出来，别拥挤’？这是在打仗啊，他是敌人。而被围困这件事的责任是在别的人身上。” “那到底是谁呢？”十分惊讶的卓娅悄声问道。她从未听到过类似的话，连想也没去想过。 科斯托格洛托夫蹙紧了黑黑的浓眉。 “比方说，那个人或者那些人，应该做好打仗的准备，哪怕在英国、法国和美国都跟希特勒联合起来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拿了几十年的工资，应该看到 这道理很简单，但似乎太新鲜了。
这一秋我切身体验到，人可以在自己的肉体还没有死亡的时候跨过死亡线。体内尽管还保持着某种血液循环和食物消化过程，但是心理上已经做好了死亡的一切准备，甚至感受到死亡的滋味。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仿佛是从棺材里看到的。虽然你不把自己算做基督教徒，有时甚至相反，可是你会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宽恕了所有欺侮过你的人，就连对迫害过你的人也已无仇恨。对你来说，任何事和任何人都已无所谓了，你不想去纠正什么，什么也不会使你觉得遗憾。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平衡的心理状态，泰然自若的心境。
年轻的时候结婚太早，老了的时候又太晚。
“莫非你们那儿真的十分糟糕？” “一点也不糟糕。只不过人们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观点颠倒了。住在五层楼房的笼子里，让别人在你的上方敲敲打打，来回走动，四面八方都是广播喇叭——这被认为是好得不得了。而住在草原边上的土房子里，成为一个勤劳的庄稼人——这被认为是极其倒霉。” 他一点也不是开玩笑，而是带着一种疲惫的坚信不疑的神情说的，甚至不愿借助于话音之高去强调自己的结论。 “可那是一片荒原还是沙漠？” “荒原。没有沙丘。不过还是有这样那样的草。那儿长着一种‘然塔赫’草，就是‘骆驼刺’，您不知道吗？这种草带刺儿，但是7月里会开出粉红色的花来，甚至还散发出清香。
“您怎能知道，卓英卡，在地球的哪一个点上您会是幸福的，在哪一个点上您会是不幸的？这谁能说自己心中有数？”
好像是高尔基说过，只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才有资格享有自由。
当我们觉得一团看不见的、但是浓密而沉重的迷雾进入胸膛，把那里的一切都紧紧地裹起来，向中间挤压的时候，该把这种感觉称做什么呢？懊丧？压抑？在这种时刻，我们只感觉到这团迷雾的收缩、凝聚，一时间甚至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这就是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巡诊结束后跟东佐娃一起下楼梯时的感觉。她心里很难受。
要知道，猎狗一旦被呼唤就会趴不住，必往前冲。这不是水上的波纹，而是记忆里的犁沟。它可能被后来撒上的沙子填平，但只要别人再喊一声，哪怕喊的是酒后狂言：“打医生！”或者“打工程师！”——棍子已经握在手里了。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等了好几个星期，准备接受研究。在这几个星期里，她可要毫不懈怠、准确无误，甚至精神振奋地作出诊断，毫厘不差地确定药量，用眼神和微笑去鼓励落进这个声名狼藉的癌圈子里的病人，随时担心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投来这样的目光：“你不是下毒的凶手吧？”
这算什么了不起的国家机密！真是些白痴！唯恐那边的什么研究室知道某某营里关着一名囚犯科斯托格洛托夫。仿佛是法国国王路易的兄弟似的！至今，我的切片还被作为无名氏的标本放在那里，而您却为治我的病不得不绞尽脑汁。保密倒算是做到了！”
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非要用逻辑学去加以解释呢？或者用经济学去解释？再不就用生理学？不错，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等于一具尸体，躺在楼梯下面的地板上，要求你们收下，于是乎你们也就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认为我到你们这里来是不惜任何代价只求活命。可我，并不愿不惜任何代价！！世上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去换取！
坦白地说，我对生活并不十分留恋。不仅在我的前头不会有什么生活，就是过去也没有生活。
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觉得自己正走在两大永恒范畴之间。一边是注定死亡者的名单，一边是永久性的流放。永久性的，像星辰一样，像银河一样。
似乎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谈论过自己的一个兄弟：他具备作家的一切才能，但是缺少成为作家的缺点。
她一向认为，只要能保住性命，落得任何残缺都是值得的。
今天，带着残疾找上门来的病人应该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已经额外度过的岁月以及尚可度过的余年所付出的代价。
当然，无论对这个畸形的少年，还是对这个不幸的年轻母亲，谁也不会解释说，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治疗有问题，因为说明这一点对个人无益，对公家也不利，只会妨害在居民中间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宣传工作。 但是，这些病例却引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震动，她痛心地感到一种无法赎偿和纠正的罪过，而今天科斯托格洛托夫恰恰击中了这一点。
大概，这条规律带有普遍性：任何一个做事情的人做的结果总是包含两个方面——既有益处，又有害处。只不过有的益处多些，有的害处多些。
他们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不是所有的人会忘记她；她也知道，倒是她自己有可能把他们忘记，忘记自己治得最好的那些病例，忘记自己的那些极为艰苦的胜利，可是至死也会记得那几个起死回生的苦命人。
叶夫列姆不愿意弄明白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他不相信自己的理智，而相信自己的愿望：得的不是癌症，会好的。
跟一些呆头呆脑的鸡似的。每一只都面临着喉管上挨一刀，可还在咕咕哒哒，到处觅食。一只被抓去宰了，而其余的还在刨土觅食。
书里写着，人们不是靠关心自己，而是靠对别人的爱活着。这个虚弱的人说的则是：靠社会利益。 两者似乎是一致的。
问姓名干什么呢？它跟问题的实质，跟他们的病有什么相干？叶夫列姆看书没有看上边这姓名的习惯，即使看了，也随看随忘。
“外科应当成为善行的化身，而不是残酷的代表！不是给人以疼痛，而是使人解除痛苦！拉丁文里的一句谚语说：镇痛乃神圣之举！” 然而，即使是治疼的第一步——消痛，也离不开疼痛。
在同手术刀打了三十五年交道的工作中，她已经习惯于人们的痛苦了。常常没好声好气。常常疲惫不堪。已不再出现萌生改变计划这种念头的夜晚了。愈来愈看不到每次手术的独特之点，更多看到的是它们那流水作业式的单调。 人类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之一，就是人们在人生的中途不能大改行以使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
怜悯是一种有损尊严的感情：既有损于怜悯者，也有损于被怜悯者。
焦姆卡谈起母亲来总是恶狠狠的，心情不能平静。斯焦法大婶听着，连连点头，可是得出的结论却很奇怪： “大家都在人世间过日子。大家都只有一个人世。”
现在，焦姆卡问斯焦法大婶，命运到底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有的人一辈子都是那么一帆风顺、事事如意，而有的人则总是离不开苦难。人们都说事在人为，命运取决于本人。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还不知道，我爱还是不爱自己的祖国。’老师当即声嘶力竭地喊道：‘这思想太可怕！你怎能不爱自己的祖国？’‘是的，我也许爱它，但并不确切知道。这需要验证。’‘没什么要验证的！你在吃母奶的时候就应当把对祖国的爱也吮进去！”
他已不再感到拘束，而是舒展自如，坐在那里怀着感激的心情听她闲聊。不论什么问题，他都不想跟她争论，他愿意违背自己的一切信念而同意她的见解。
现在需要的不是反驳，不是参与星期六的这场争论，而是要查一查此人是谁，从哪儿来的，有什么背景，以及他的那些极其荒谬的观点对于他所担任的职务是否有害。
我们一辈子都对人强调：‘你是集体的一员！你是集体的一员！’但这只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死亡来临的时刻，我们就把他放出集体。成员他倒是成员，可死他不得不自己去死。肿瘤也是只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不是生在集体身上。
无论我们在身体强壮、幸福顺遂的时候会怎样嘲笑奇迹，可是一旦生活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而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重视这种独特的和罕见的奇迹！
“既然这种菌是好东西，医生们为什么不采用呢？为什么没被收进药典？”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艾哈迈占。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不愿重新学习，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挠；还有一些人为了推行自己的一套方法而设置障碍。因而我们也就无从选择。”
为什么竟要他这样一个多年被剥夺一切权利的人来教这些自由人如何躲闪倾压下来的巨石？在他性格形成的内心深处，有这样的生活信条：找到宝贝别吱声，骗得横财莫露形。如果大家一股脑儿地给马斯连尼科夫写信，那么你科斯托格洛托夫下次就甭想再收到回信。
他们之间有时说话态度是那么不够友好，但有什么隔阂呢？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死亡。既然死亡跟所有的活人作对，那么世上还有什么能使他们分开的呢？
因为世上每一个地方都为人安排好了一切，只是需要人去了解和掌握而已。
而其他有可能到那里去的人，却没有学会这样一种人生哲学：为了一个主要目标，不惜牺牲一切，不惜把一切都置诸脑后。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不成其为障碍的障碍：为了寻找这药物，怎样才能弄到证明或请假？怎样打破生活常规，同家人告别？到哪去筹集一笔钱？作一次远行该如何穿戴，随身带些什么？到哪一站下车，之后又该到哪儿去打听需要了解的一切？
“糟就糟在人还活着就被从世界上清除。硬使他们跟亲人分离，关进围着铁丝网的地方去。您以为这比得了肿瘤病好受吗？”
诚然，这生活并没向他许诺任何所谓美好的东西，也没许诺这座大城市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住宅、财产、事业上的成就、金钱。但是倒能带来他始终懂得珍惜的自在之乐：不必等候口令就可以在大地上迈步的权利；独自待会儿的权利；眺望星星、凝视灯光照不到的空间的权利；夜间熄灯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往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星期日休息的权利；在江河里游泳的权利。是的，这类权利还有许多许多。 包括同女人谈话的权利。 由于恢复了健康，所有这些数不尽的美妙权利才回到他的身上！
对年轻人来说，气短也好，乃至急剧的心跳也好，都是愉快的，因为马上就会过去，而过去之后就会更充分地感到体魄的健康和心情的欢畅。
这一切之中缺少那种生活稳定乃至生活本身的基础，缺少某种具有本质意义的连续性。
同这一切相比，偎依、拥抱乃至更进一步，都只不过是生活苦海中有点甜味的几滴。靠这样的几滴是无法解渴的。
瞧，奥列格这次坐在护士办公桌旁，似乎在社会地位和世界对他的看法方面都提高了一步。那个已无法挽救的“他”，那个不应再占床位的“他”，已与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无关，他不属于不治之症的病人之列。而现在人们同他——科斯托格洛托夫谈话，已经是另外一种口气了，仿佛他是不可能死的，仿佛他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这一飞跃是那么出乎意料，简直使他受之有愧，使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件事来，但他现在不可能沉湎于对那件事的回忆中。
您的眼睛总含着几分嘲笑的意味，而她的眼睛总带着某种忧郁的神态。人莫不就是这样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嗯？
那场风暴已经过去了…… 我们的人所剩无几…… 畅叙友谊许多人缺席……
此时他沉默不语，但卓娅想听到的一切，都已经听到了。他被禁锢在流放地，但不是由于杀人；他没结过婚，但不是因为品行不好；过了这么多年，他谈到自己从前的未婚妻依然一往情深，看来这个人是会有真正的感情的。
我该召唤谁呢？…… 只因为我还活着， 我该跟谁来分享 这既悲又喜的欢乐？
他看着卓娅，并非无动于衷地欣赏她，而是有所图，这就使他感到加倍的喜悦。要知道，半个月前他还是个垂死的病人！
根据某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迹象可以感觉得到卓娅身上有一种力——不是搬动柜子时所需要的那种力气，而是另一种力，它要求对方以同样的力加以接应。奥列格很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接受这一挑战，能够跟她较量。
如果还没打你，那你就老老实实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如果是扒旁人的衣服，不是扒你的，那你就乖乖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倒在地上的人，他们也要去踩，以此为乐，还厚颜无耻地用罗曼蒂克式的外套伪装起来，而我们却帮他们制造神话，甚至让他们的这些歌曲在银幕上一唱再唱。
于是，这里的种种令人灰心丧气和有苦难言的事情，从叶夫列姆和“啃骨者”起，一齐涌上心头，他不知道该从哪一件事开始诉苦为好，结果却痛心地说：“哪怕能用上个单人厕所也好！这里的厕所成什么样子！隔也不隔开！谁都看得见谁。”
在那个形势大好的诚实时期，在1937年、1938年，社会气氛明显得到纯洁，呼吸变得那么舒畅！所有的撒谎者、诽谤者、过分勇于自我批评或过分卖弄理论玄虚的臭知识分子——统统不知去向和销声匿迹了，而原则性强、立场坚定、忠心耿耿的人们，包括鲁萨诺夫的朋友和他本人，昂首挺胸，耀武扬威。 可是现在不同了，出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混乱的、不健康的时代，自己从前的那些立场坚定的进步表现难道成了可耻的事情？难道还要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简直是荒唐。的确，回顾自己的一生，鲁萨诺夫不能指责自己胆小怕事。有什么事情使他害怕过！也许他算不上是一个什么特别勇敢的人，但也找不出他表现过怯懦的事例。没有理由认为他在战场上会害怕，因为作为一名宝贵的、经验丰富的干部，根本没要他上过前线。不应断言他在敌机轰炸下或房屋起火时会惊慌失措，他倒是在敌机轰炸之前就离开了К市，而房屋起火他也从未遇到过。同样，他从来不怕司法机关和法律，因为他从不犯法，而司法机关一向是保护和支持他的。他也不怕舆论谴责，因为舆论也总是为他辩护。州报上也不可能出现揭露性的文章抨击鲁萨诺夫，因为亚历山大·米哈雷奇或尼尔·普罗科菲伊奇肯定不会让它出笼。而中央一级的报纸不可能过问下面鲁萨诺夫的事情。因此，对于报界他也从来没感到害怕过。 就连乘船横渡黑海的时候，他也丝毫没对海水之深感到害怕。至于他怕不怕登高，这很难说，因为他不是那么没有头脑，会冒险去爬山或攀登悬崖峭壁，而就工作性质来说也用不着他去架桥。
在人生途中，每个人都填过不少表格，而每一份表格上都提出相当数量的问题。一个人对一份表格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一条线，这条线永远从那人身上通到当地的人事档案中心。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要如此拉出几百条线，合在一起就有千百万条。如果让这些线都能为世人所见，那么整个天空就会被蛛网遮蔽；如果这些线变得像富有弹性的皮筋那样，公共汽车、电车和路人便都将无法行动，报纸的残片或秋天的落叶也不会被风吹得沿街飘飞。它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时刻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问题在于，所谓水晶般纯洁的档案，如同绝对真理，如同十全十美的理想，几乎是达不到的。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对每一个活人，档案里总能写点什么反面的或怀疑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会做过什么错事或隐瞒了什么。 由于经常感到这些看不见的线的存在，人们对牵动这些线的人，对管理极其复杂的人事档案的人，自然会产生敬意。这些人便有了权威。
在总的生活过程中，鲁萨诺夫所处的半阴半阳、神秘莫测的特殊地位，使他对真正的生活过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也使他得到了满足。
鲁萨诺夫夫妇热爱人民，热爱自己国家伟大的人民，并为这伟大的人民服务，甚至准备为人民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愈来愈无法忍受那些……居民。无法忍受那些执拗而任性、老是阳奉阴违、还经常提出什么要求的居民。
如此看来，世上什么都不感到害怕的鲁萨诺夫，开始害怕那些放荡不羁、喝得半醉的人，说得确切些，是害怕正面挨上一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你早晚也会上西天的，工长！”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所有这些年头里，重要的事情是整顿社会！从思想上整顿！这就非把社会加以净化不可。而要净化社会就缺少不了那些不嫌脏的人。
“反正有人写，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而且，是怎么写的呀！写了还能起作用。古罗马人说：testis unus-testls nullus，一个人证明不能算人证。可是到了20世纪，即使一个人证明也是多此一举，一个人证也不需要了。”【谈举报】
自行车，铁环，一旦滚动起来，便只能在运转中保持平衡，而运转一停就会倒下。男女之间的游戏也是如此，一旦开了头，便只能在发展中保持其继续存在。要是今天与昨天相比，一点进展也没有，那么游戏也就不存在了。
我之所以快活，是因为我对各种损失都习以为常了。我感到奇怪的是，在这里亲人们会面时总是伤心流泪。有什么好伤心的呢？又没有人遭流放，也不没收财物……”
所有这些到处求情的做法，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都使瓦季姆感到作呕和屈辱。他讨厌任何走门路、吃老本或找熟人的行为。连妈妈给东佐娃发了一封请她关照的电报都已经使他受不了了。不管活下去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但即使面对癌症这样可憎的死神也不愿享受任何特权。
他对任何集体活动都实际上把时间定得提前一两个钟头开始而十分恼火，比方说劳动、参观、联欢、游行，总是把人们必定迟到的时间也算进去。瓦季姆一贯讨厌半小时的新闻广播，因为其中重要和必要的内容五分钟就容纳得了，其余都是水分。
死神已经和他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面对这只扭动着黑色身子、抽打着尾巴的豹子，瓦季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应当找到一种如何与它共处的方式。如果说还剩下几个月的话，那么怎样去卓有成效地度过这段时间呢？他应当把死亡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因素来对待。经过这样的分析，他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开始对它习惯了，甚至也不见外了。 最不正确的思路是一切从失去了什么的想法出发，比方说：要是他能长寿，该有多么幸福，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可以得到些什么。正确的态度是承认统计数据：总是有些人年轻时就死的。然而年轻时死去的人在人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印象永远是年轻的。临死前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会永不熄灭。
这非装不可的广播喇叭，不知为什么在我国到处都被视为文化普及的标志，其实恰恰相反，正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它只会鼓励思想上的懒惰，但是瓦季姆从未来得及说服任何人相信这一点。这喇叭不停的絮叨，并穿插播送非你所要了解的新闻和非你所要欣赏的音乐，无异于盗窃时间和空耗精神，而这对那些思想上的懒汉来说是很方便的，对那些肯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来说则是无法容忍的。有了长生之道的傻瓜，大概除了听广播就不知该怎样消磨这无穷的日子了。
诚然，他脸上没有天才的光辉烙印，当听到某种出乎意料的思想时，他看上去似乎有点愁眉不展。学习的道路对他来说并不平坦，智力的开发也不轻松，但这种笨鸟先飞的人往往会大有作为。
但在死亡的边缘上，瓦季姆无论如何也不会为追姑娘而分心。加尔卡在考察队等他，盼望着跟他结婚，但他已没有权利这样做，他属于加尔卡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他已经不再属于任何人了。 这就是必须全部清偿的代价。某种欲望一旦占据了我们的心，也就取代了一切其他的欲望。
某个时候死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此刻死去。
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条被单的面貌出现，裹着空虚无形的躯体，趿着拖鞋，小心翼翼地悄然走近他，而遭到死亡偷袭的鲁萨诺夫，不仅无法同它斗争，甚至慌了手脚，一个主意也拿不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它是非法来到的，没有一条规定，没有一项指示能够保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他惋惜起自己来了。他不忍想象，这样目的明确、蒸蒸日上、甚至可以说美好的生活，竟被这横飞而来的肿瘤石子破坏了，他的头脑怎么也无法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他是那么惋惜自己，简直眼泪都涌现出来了，视线也时刻变得模糊。
似乎是他根本就不愿说话，仿佛病房里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都跟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相干。甚至还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感情，认为这个爱嚷嚷的鲁莽汉子归根到底也是个成年人了，有他自己并不怎么幸福的命运，那就让他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尽管他时而不许熄灯，时而蛮不讲理地打开通风小窗，时而又不知趣地首先去拿没人碰过的干净报纸。
让他们都活着好了，只要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能活下来就行。
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这一点即使根据文学作品，人人也会知道（不是你所喜欢的地方；不是你所愿意与其相处的人），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这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倒霉的倒不是被流放的人，而是领到带有“第39条”污点 [29] 的身份证的那些人，他们必须不停地奔波，设法安身，寻找工作，可是又到处碰壁，老是为每一个细节的失检而责备自己。可来到流放地，囚犯反而觉得名正言顺，因为不是他心血来潮要到这里，所以谁也不能把他从这里赶走！当局已为他作了安排，他已不再担心会失去某处的好位置，不再为谋求更好的待遇而忙活。他知道他只有这唯一的一条路可走，这样倒也使他精神振奋。
那个平淡无奇的世界对他来说是更为可贵的，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世界，至死是自己的，永远是自己的世界，而这里却是临时的，暂住的。
这又是多么奇怪，一个同俄罗斯的小片丛林、小块田地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罗斯人，总是眷恋俄罗斯中部那沉静而拘谨的自然景色，可是在被迫永久流放到这里来以后，竟会爱上这个时而炎热、时而狂风突起的荒僻旷野，把无风的阴天当做休息日，雨天则视若过节，而且对直到老死都住在这里似乎也俯首听命。他对像萨雷姆贝托夫、捷列根诺夫、毛乌凯耶夫、斯科科夫兄弟这样一些人似乎已经有了感情，尽管还没有掌握他们的语言；透过虚妄与虔诚相混的心态乃至感情的冲动，透过他们对古老氏族的愚忠，他看出这是一个本质上纯朴的民族，永远都是坦诚相见，以美好的愿望报答美好的愿望。
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这里的什么事情不像笑话？什么事情不使你觉得像休息？
因为人们的幸福并不取决于富有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心与心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观。这两点永远由我们自己作主，而这就是说，人只要自己愿意，随时可得到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妨碍他。
“事物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事物本身知道，而我们只要做到不妨碍它们就行了。
我们现在把人们喜欢动物看得一文不值，甚至别人爱猫也必然遭到我们取笑。但我们一开始讨厌动物，以后会不会必然发展到对人也讨厌呢？
只是流行着一种愚昧的习惯，似乎非要到什么底层去寻找人民不可。
“当一名记者能有什么生活可谈？反正那是奴仆的差使。人家给你任务，叫你这样干那样干，自己没有一点发挥的余地，无非是去访问各种各样的……名流。这难道能跟作家生活相比！……”
文学应当由道德上十分健全的人去搞。
主观上的真诚可能与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背道而驰。
无论是在市场附近的小胡同里，还是就在市场上，我的模样都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惊讶或发笑。从这一点我看到我国人民精神之健康，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习惯了。
夏天快到了，我希望今年夏天能睡在星空下的行军床上，这样，夜里醒来就能根据天鹅星座和飞马星座的位移知道几点钟了。只希望这一个夏天能这样度过，能看到星星，而不是看到被探照灯照亮的夜空，而以后哪怕永远不再醒来也行。
我们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
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而付多少便不可以？学校里所教的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这就是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劳改营帮助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出卖、陷害孤立无援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
为了保全生命，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仅此而已。成为一具活动的标本。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是不是一种嘲弄？要不要照付？在部队待过七年和在劳改营呆过七年，这两个七年——童话里或圣经里所经常提到的期限——之后，再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是不是太残酷了？
但是，我一想起使我们得到安慰的那句伟大的习惯用语——“过去岂不更坏！”精神便顿时为之一振。别人那是别人，我们可不能耷拉脑袋！我们还是要挣扎一番的！
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提到她两个晚上写了十封信。我在想：如今有谁还念念不忘远方的朋友，为他们献出一个又一个晚上的时间？因此，给你们写长信是愉快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念这样的信，而且会一遍又一遍地念，还会逐句分析，逐一回答。
在这一方面，如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瓦季姆是公正而又严于律己的：他不要求别人安慰自己，也受不了那种安慰。任何安慰本身都含有某种宽容的、信仰上帝似的味道。
瓦季姆一向认为，要是一天的时间总感到不够用，排得满满的，那才是生命没有虚度的最好标志。但现在他似乎感到一天的时间够用了，甚至绰绰有余，而感到不够的是生命。他能像弦一样绷紧的工作毅力松弛下来了。他已不是经常一清早就醒来，在安静的环境里看书了，而常常是就那么蒙头盖脑地躺着，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许认输，就此拉倒，要比奋斗来得轻松。这里俗不可耐的环境、愚蠢无聊的谈话使他感到荒唐和可怕，他恨不得打破自己一向认为光彩的自持力，像野兽面对陷阱那样嚎叫：“玩笑也算开够啦，松开我的腿！”
他加快了步子，病号长衫的前襟向两边敞开，身体有点笨拙地前倾，样子像一只大鸟——翅膀被剪得参差不齐，为的是使它无法振翅高飞。
他一动不动、折弯腰似的样子就像这块灰色的石头。他的一头黑发和背部已被烤得发烫，可是他依然坐在那里，动也不动，接受阳春3月的温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他可以这样莫名其妙地坐上很久，从阳光中补充他过去在面包和菜汤中所得不到的东西。
跟任何年轻女子一样，仅凭年轻这一点，她身上就包含着一个谜，每走一步都带有这个谜，每一回首都意识到这个谜。
尽管你明白自己精神正常，并非疯癫，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听到别人说你精神正常、并非疯癫，况且这个别人又非同一般！她只想对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说了那样的话，感谢他经历了那样的坎坷还能保持自己的本色。
这是芭蕾舞剧《睡美人》组曲。现在是柔板，接下来就是“仙女出现”的段落。 薇加听着，但不是为自己听。她想象着，一个被雨淋湿、疼痛难忍、濒临死亡、从未得到过幸福的人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听这段柔板，该有什么样的感想。
海明威笔下的超级男人，不过是一些尚未上升到人的生物罢了，海明威还只是在浅水里浮游。
关于女人的说法则更为混乱。卡门曾被宣布为具备最典型的女性特征。被认为最具有女性特征的是那个积极寻求享乐的女人，但这是假女人，是伪装成女人的男人。
只不过是我们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迟钝罢了，变得疲惫而已。我们在悲痛和忠诚方面都缺乏真正的才能。我们把悲痛和忠诚都交给了时间。唉，我们只是在每天都填饱肚皮、舔舔指头这方面才堪称寸步不让。如果两天不给我们吃饭，我们便会变得失常，我们便会气得发狂。 我们人类就前进了这么远！
对男人，战争是慈悲的，把他们带走了，却把女人留下来受痛苦折磨。
这就样，千千万万的妇女来到世上盲目地生活着，她们从未被编成什么大军。这是历史的差错。 但她们之中有的人也并非命运不济，只要能auf die leichteSchulter去对待生活就行。
忠贞包含着崇高的满足，也许是最崇高的满足，即使别人不知道你的忠贞也没有关系，甚至你的忠贞不被别人赏识也不要紧。 但只要它是一种动力就行！ 然而，如果它什么也推动不了呢？如果谁也不需要它呢？…… 防毒面具的圆眼孔不管有多大， 然而，她并没看清楚。由于没有经验她撞得很疼。由于不够谨慎，她失足了。这短暂的、不值得的亲近关系，不仅未给她的生活带来轻松和光明，反而使她受到玷污和屈辱，反而破坏了她的生活的完整和匀称。
一个人愈是脆弱，就愈需要有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偶然的机会才能接近一个跟自己类似的人。每一次新的巧合，只会多少提高一点点接近的程度。然而，只要有一点儿合不到一起，就会马上前功尽弃。这种合不到一起的现象又总是那么很早地出现，那么明显地暴露出来。简直没有人可以商量：该怎么办？日子该怎么过？ 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生活道路。
原定五分钟的碰头会一开就是半个小时。尼扎穆特丁庄重地（为了显示自己）走进来，庄重地（为了显示自己）同大家打招呼，接着就和颜悦色地（为了显示自己）、不慌不忙地主持会议。他显然在留神听自己的声音，并从旁观者的角度在每一个手势中和头部的转动中看到自己是多么仪表堂堂、聪慧睿智，多么有学问、有威信。
他的鬓发斑白，这种到了一定年龄出现的斑白鬓发，像一圈雍容高贵的光轮笼罩着天才和笨伯、大公无私者和自私自利者、勤快人和懒汉的脑袋：他仪表堂堂，神态从容，那是思想没有经受过磨难的人得天独厚的表征；他的肤色黝黑均匀，同斑白的鬓发尤为相称。
倘若他们的人数能够少些，倘若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精通自己的业务，倘若每一个医生不是要负责医治三十个病人，倘若他们不必绞尽脑汁去考虑往“检察官的文件”——病历里写什么和怎样写最为适宜，倘若他们不是普通的凡人，亦即没有自己的皮和骨、自己的记忆和意愿，而且由于意识到自己没有遭受这种疾苦而觉得轻松的人，那么，比这样一种巡诊更好的办法恐怕是再也想不出来了。 然而，所有这些假定都不存在，巡诊既不能取消，也不能代替。
就这样，在一个半钟点的总巡诊时间内，外科主任一直说着并非心中所想的话，留神勿使语调表露自己的感情，同时又要使主治医生能够在病历上作出正确的记录——那订在一起的、满是手写的详细记录的病历表有可能成为审判他们中任何一人的依据。他没有一次猛然转过头去，没有一次用惊慌的眼神看人，病人们从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那和善而又带点无聊的表情看到，他们的病极其平常，都是早已知道的，没有一例属于疑难危重。
别的还无所谓，玩这种眉来眼去的把戏，他觉得自己未免太老了些。
怀着尚未震世和难以抑制的才能是痛苦的，仿佛是欠下了债务，而未能使才能放出异彩、壮志未酬离开人世，简直比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比这间病房里其他任何人的死都悲惨得多。
有意思——这不成其为理由，做生意也有意思，赚钱、数钞票、置产业、盖房子、添家具——这一切也都有意思。按这种解释，科学并不比一系列唯利是图、极不道德的行径高尚。
“那就请您想象一下：一个又长又矮的棚子。里面很暗，因为窗户就像几道缝隙，还带有铅丝网，防止鸡往外飞。一名女饲养员要管二千五百只鸡。棚里是泥地，而鸡老是又啄又刨，空气里的灰尘之多，简直需要戴防毒面具。她还得从早到晚把极不新鲜的小鲱鱼放在没有盖的大锅里煮——不消说，散发的尽是臭味。没有人替她的班。夏天从凌晨三点直干到天黑。才三十岁的她，看上去有五十岁。您觉得这个饲养员的工作有意思吗？” 瓦季姆十分惊讶，皱了皱眉头： “可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 舒卢宾伸出一个指头指着瓦季姆： “做买卖的人也是这样想的。” “正是由于科学不发达，饲养员才吃这样的苦，”瓦季姆找到了有力的论据，“只要科学发达，所有的养鸡场都会非常漂亮。” “在科学发达之前，您不是每天早晨都往煎锅里打三个鸡蛋吗？”舒卢宾闭上了一只眼睛，用睁着的另一只看人，这样就更使人感到不快。“在科学还没发达到那种程度之前，您是否愿意到养鸡场去工作一段时间？” “这不会使他觉得有意思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处于倒悬状态发出粗鲁的声音。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那些在生活道路上不是向上，而是往下走的人，从来都不尊重。
焦姆卡像个男子汉，什么都想到了。肿瘤非要把他的生命之船凿沉不可，而他依然掌着自己的舵。
这也是焦姆卡身上完全不同于孩子的一个特征：关心别人。年轻人往往把心思集中在自己身上。
没有人进来，所以他吻遍了这悬在他脸上的奇宝。 今天是奇宝，可明天就会被扔进垃圾堆里去。
“我看这是人类的贪心，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贪婪的人在资产阶级之前就有，在资产阶级之后还会有！”
“……是说给你他妈的听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你们他妈的……习惯了这一套：只要谁的意见跟你们不一致，马上就是什么意识形态破坏活动！”
“您可知道‘世代相传的无产者’这一说法？” “哪怕他祖宗十代都是无产者，而他本人不干活，也算不上无产者！”科斯托格洛托夫激愤了起来，“他是寄生虫，而不是无产者！他成天战战兢兢，一心想的是特种退休金，我听说过！”看到鲁萨诺夫瞠目结舌，奥列格更是步步紧逼他：“您爱的不是祖国，而是退休金！而且希望早日到手，四十五岁就退休！可我呢，在沃罗涅什城下负过伤，如今除了一双打补丁的靴子什么也没有，但我爱祖国！就说这两个月吧，尽管因病假拿不到一个子儿的工资，可我还是爱我的祖国！”
“嘘！嘘！”哲学家在制止他，“社会主义规定了工资有差别的制度。” “去你们的什么工资差别！”科斯托格洛托夫狂怒起来，“难道在通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特权就应该越来越扩大？这就是说，为了使人人平等而首先应当不平等？这是辩证法，是吗？”
“奥列格！”他企图让他住口，“奥列格！批评一个刚刚处在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是最容易不过的，但不要忘记，这个社会才四十岁，甚至还不到。” “我的年纪也没超过它！”科斯托格洛托夫迅速作出反应，“而且将永远比它小！莫非因此我就该一辈子不开口？”
他退休了，您瞧，已经满六十岁了。就在那一天，大家才发现他根本不愿当放射科专家，不愿再跟医学多打一天交道，原来他从内心里喜欢养蜜蜂，今后将把全副精力放在养蜂上。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既然你喜欢养蜜蜂，何必把自己最好的年华耗费在别的事情上？
如果在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授予他什么家什么家的称号，而且还要冠之以“功勋”二字，那么此人也就完了，因为荣誉会妨碍医生治病，就像华丽的服装妨碍行动一样。“功勋科学家”不论走到哪里，总是跟着一帮子人；他被剥夺了犯错误的权利，被剥夺了不知道某某事物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他会变得自满、萎靡不振或落后于时代，并千方百计掩饰这一点，而所有的人又偏偏等着从他那里看到奇迹。
“免费医疗是我国主要的成就。” “成就是那么了不起吗？什么叫‘免费’？医生们不是免费工作的。只不过不是由病人，而是由国家预算付给他们报酬；至于预算，岂不还是从病人那里来的。这种医疗并不是免费的，只不过与本人不直接发生关系罢了。现在你不知道，花多少钱才能看一次真心诚意的门诊，到处都讲定额、指标，医生没问几句话就叫下一个病号了！再说去医院又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一张病假条，为了一张伤残证明单，而医生就不得不把这种事儿戳穿。病人和医生成了冤家对头——难道这是医学？”
这样的狗大概不会在街头上无谓地奔跑，这样的狗想必不会被允许搭乘任何交通工具。正像雪人只能待在喜马拉雅山中一样，这样的狗也只能生活在带花园的平房里。 奥列先科夫切了一块蛋糕给狗吃，但不是像给一般的狗那样一扔，而是以平等相待的态度请它吃蛋糕，狗也就以平等的身份从容不迫地从他那作为盘子的手掌上衔下蛋糕，也许它并不饿，而只是出于礼貌。
这是一张黑漆弯木摇椅，网状的椅背因年深月久已被磨黄。他坐下时把椅子轻轻一摇，等它自己停下来之后，就不再摇动。就在摇椅提供的这种像是失去平衡和不受牵制的特殊状态中，他默默地坐了许久，动也不动。 现在他经常需要这样休息。他的身体需要通过这样的休息恢复精力，他的内心状态，特别是在老伴去世以后，同样需要清静和沉思，不受外界声音、谈话的干扰，摆脱工作上的考虑，甚至摆脱作为一个医生必不可少的种种念头。他的内心状态仿佛需要清洗、净化。 在这样的时刻，他觉得生存的全部意义，包括他本人漫长过去和短暂未来的一生，他的亡妻的一生、他那年轻的孙女儿以及一切人的生存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倾注全部心力和兴趣并为他人所知的主要活动，而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人生来就具有的第一个永恒形象保持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 就像平静的水潭里映照着一轮银月。
你们要是处在我们的地位，也会吃苦头；而我们要是处在你们的地位，也会充当那样的打手。不过，像您这样看透个中原委的人，精神上不免受到煎熬。有的人很快醒悟了。至于一直信以为真的那些人，精神上倒也轻松。他们即使双手沾满了血，也不觉得是血，因为他们糊里糊涂。
要是这一切他都信以为真，那他自己又是什么人？对不起，他岂不是傻瓜？请原谅，难道全体人民都成了傻瓜？人民是聪明的，而且要活下去。大多数的人信守着这样一条原则：熬过一切，活下去！将来，历史面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他是何许人物？’那就只能借助于普希金的诗句了： ……在我们这丑恶的世纪， 无论在哪一种自然领域里， 人都无非是暴君、叛徒或囚犯。”
在暴风雨中树木被折断，而草只是倒伏，难道能说小草出卖了大树？刚才您自己就说过：熬过去——这就是人民的守则。”
弗兰西斯·培根 早在16世纪就提出了这种学说——关于偶像的学说。他说，人们不喜欢靠纯粹的经验过活，他们宁可让偏见污染经验。这些偏见就是偶像。培根把它们称为种族偶像、洞穴偶像……
“剧场偶像——这是指别人的权威性意见，人们在探讨自己不曾亲身体验过的事物时喜欢把这类意见奉为指导思想。” “哦，这种情况是多么普遍！” “有时自己也有亲身体验，但还是觉得相信权威的意见更合适。” “这种人我也见过……” “另一类剧场偶像则指与科学论点牵强附会的联系。一句话，是自愿把别人的谬误接受下来。”
“市场偶像——这是由于人们互相联系和交往而导致的谬误。这是使人的头脑受到禁锢的一些谬论，因为人们习惯于沿用强奸理智的说法。举例来说：人是公敌！异己分子！叛徒！于是人人与其划清界限。”
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注定灭亡之前，在道德上早已注定灭亡了！” “不过，您知道，”奥列格晃了晃额头，“欲望和贪婪都无止境的人，老实说，在我们社会里我也见到过，而且，根本不是在有营业执照的手艺人中间。” “对！”舒卢宾放在奥列格肩上的那只手愈压愈沉重，“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弯子转得很快，我们以为只要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也就一下子会改变。岂知完全是鬼迷心窍！人一点儿也没有变。人是一种生物类型！要经过千年万年人才会变！” “这么说，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的呢？” “是啊，到底是怎样的呢？岂不是个谜？有人说，是‘民主的’，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的实质，而仅仅看到它的形式、政体类型。这仅仅是一个宣称以后不再砍头颅的声明而已，至于社会主义将建筑在什么基础之上，却只字不提。并不是商品充足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因为人如果变成野牛，那就会把这些商品统统踩烂。社会主义也不是整天喋喋不休，唠叨仇恨的制度，因为社会生活不可能建筑在仇恨的基础上。凡是年复一年心中一直燃烧着仇恨烈火的人，不可能从哪一天开始突然宣布：‘够了！从今天起仇恨与我无缘，往后我只会爱。’不可能，他必定还要仇恨下去，找更接近的人来仇恨。您可知道赫尔维格 [63] 的这样一首诗：Wir haben lang genug geliebt...”奥列格接下去念道：“Und wollen endlich hassen！ [64] ——这怎会不知道呢。我们在中学里就学过。”
去他妈的仇恨，我们终于要相爱了！——社会主义就该是这样的。” “这么说，是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奥列格猜道。 “‘基督教式的’——这种说法未免太过分了。以此自称的政党在曾经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统治的社会里打算靠什么人、同什么人一起去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我无法想象。上世纪末，当托尔斯泰一心要在社会上切实培植基督教思想的时候，他的希望却与当时的现实格格不久，他的说教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在我看来：针对俄罗斯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我们的省悟、忏悔和反叛，考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那就是：道德社会主义！而且，这是完全行得通的。”
应当向世界展示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一切关系、基础和法律都将源出于道德，而且，道德是唯一的源泉！一切考虑，比方说，如何教育孩子，孩子的培养方向，成年人的劳动应引向什么目标，他们的业余时间如何安排等等，都必须以道德的要求为出发点。科学研究呢？那也只能搞无损于道德的研究项目，首先是无损于研究者本人的道德。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是如此！关于任何边界问题也是如此：不应当考虑，这一步骤将在多大程度上增添财富，加强实力，或提高我们的威望，而只应当考虑，它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
“这正好说明什么是道德社会主义：它不是让人们去追求幸福，因为‘幸福’也是市场偶像！道德社会主义要人们相亲相爱。吞食弱肉的野兽也能幸福，可是相亲相爱只有人才能做到！这也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幸福——这是幻影！”舒卢宾使出最后的精力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也曾感到幸福。而他们却往我心头上啐唾沫。为了这点幸福，我曾把那些有真知灼见的书籍扔到炉子里去烧毁。至于所谓‘子孙后代的幸福’，那就更靠不住了。谁能领略那样的幸福？谁跟这些子孙后代交谈过，了解他们还将对哪些偶像顶礼膜拜？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幸福的观念变化太大了，使人简直不敢奢望幸福。将来，即使白面包多得一抬脚就会被踩上，牛奶足以让人喝得喘不过气来，我们依然得不到什么幸福。如果把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同不足者分享，那我们今天就会是幸福的！如果一心扑在‘幸福’上，为繁殖后代而忙活，我们只会使整个地球人满为患，造成一个可怕的社会……
她考虑的是病原和病理、症状、诊断、病程、治疗、预防和预后，至于病人的抵抗、疑虑和恐惧，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人类弱点，也能引起医生的同情，但在衡量各种治疗方法的利弊时就完全等于零，在逻辑的平方中根本没有它们的位置。
忽然，在仅仅几天的时间里，她自己的身体竟从这个协调的系统中跌了出来，掉在坚硬的地上，变成一只没有任何防卫能力的口袋，里边盛满了随时都有可能疼得叫喊起来的器官。 在几天的时间里，一切都掉了个儿，她那依然是由充分了解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机体，变得不可知而又令人恐惧了。
他们怀着良好的祝愿、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视着对方。 这种眼神表明，他们随时愿意为对方提供帮助。 然而，真要涉及帮助，他们却无能为力。
人莫非生来如此——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惊异的本性？ “这么说，小儿子是在流放地生下来的？” 她点了点头。 “而现在，得靠您的工资把他抚养成人？要找份好一点的工作，可哪儿也不接收您？到处遭人责难是不是？你们母子是住在一个什么小小的窝棚里吧？” 他似乎是在提问，但他的这些问题是无需回答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白，简直让人牙床都咬得发酸。
“这就是为什么我读法国小说的原因，不过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机会。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谈比较重大的问题，当时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残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读着心里平静。” “当成麻醉剂？” “当成恩赐，”她转过头来，由于包着白头巾，模样像个修女，“我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什么书读了不叫人心烦。有的书把读者当傻瓜。有的书倒是没有假话，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他们深刻地研究考证某某伟大诗人于一八几几年坐马车经过的是哪条村道，他在某一页上提到过的一位贵妇是谁。也许他最终把这一点解释清楚也是花了功夫的，可这是多么四平八稳！他们选择了一条没有风险的道路！只不过今天仍在受苦受难的活人与他们全不相干。” 她年轻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叫她利利娅。当年她这鼻梁还预料不到自己会出现架眼镜的凹痕。这姑娘也有过眉目传情、嬉笑打闹的时刻，她生活中也有过紫丁香、花边裙和象征派的诗——任何一个吉卜赛女郎都没预言过她将在亚洲某地当勤杂工了结此生。 “文学作品里的一切悲剧，在我看来，同我们经历的现实相比简直太可笑了，”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坚持说，“阿伊达 [72] 还被允许到地牢里去同亲爱的人死在一起，可我们连亲人的消息也不让知道。要是我也到湖区劳改营去……” “您不必去！去了也没有用！” “……在学校里，孩子们写作文，题目有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惨的、被断送的以及还有别的什么的一生。然而，难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选择了爱情，并为爱情付出了代价，这是幸福！她是一个自由的、骄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时期有身穿军大衣、头戴大盖帽的人闯进你生在那里和一直住在那里的房屋，命令全家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那所房屋，离开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许带你那双力气有限的手所能带的东西呢？……” 这双眼睛所能够哭出来的泪水，早已经哭干了，从那里未必还能流出什么来。不过，为了发出最后的诅咒，里边也许还会燃起炽烈而纯净的火。 “……你要是把门打开，招呼路上的行人，说不定他们会从你的家里买去点什么，不，还不如说是扔几个小钱给你买面包吃，那时，那些嗅到了气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没料到轰雷有朝一日也会劈到他们头上！——居然毫不知耻地出百分之一的价钱买你母亲传下来的钢琴，而你那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儿，最后一次坐下来准备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却放声大哭，跑开了，试想，我还去读《安娜·卡列尼娜》干什么？莫非我自己的这番经历还不够吗？……我从哪本书里可以读到关于我们的事情？关于我们的事情！难道说真的要过一百年不成？”
“惭愧，”他轻声说，“为什么在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头上时，我们就无动于衷？人的本性怎么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还使他感到惭愧的是，他把感受这样的折磨看得比帕米尔的顶峰还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么，不能少于什么？仿佛生活的意义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仿佛除此之外，在他的故乡既没有苦痛，也没有幸福。 心中感到惭愧，但也舒坦多了。别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冲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奥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早衰的老妇，也是这样一个忙忙碌碌的知识妇女，也是这样由于没有丈夫而孤立无援。 如果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也许能为这个女人提供一定的帮助，给她的儿子指点方向。 然而，就像被大头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有时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说，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十分崇高的东西在！似乎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
而一只熠熠闪亮、姿态优美而清晰可见的小舟，正在漂越泛着碎锦、花边、羽毛、泡沫的云海，那是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弯残月。
刺激人的欲望是多么容易，而满足被激起的欲望又是多么困难。多少年来，一块黑面包对他来说也称得上是大地的最高级的馈赠了！他刚才还打算去买黑面包来当早饭呢，可是又受到一缕灰蓝色的烤肉烟味儿的吸引，于是人家让给他一串啃啃，面包似乎已不被他看在眼里了。
行人中谁也没有因看到奥列格而高兴，可是他见到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他高兴的是自己又回到了他们中间，回到了街上所有的一切中来！在他新创造的世界里，没有一件事物在他看来是乏味的、愚蠢的或丑恶的！几个月、几年的生活也比不上今日这登峰造极的一天。
怎么？人们在战壕里身体变得酸臭，人们被扔进阵亡将士公墓和北极冻土坑里，人们一次、两次、三次被关进劳改营，人们在递解囚犯的车厢里冻得发僵，人们为了挣得一件带补丁的棉袄就得累死累活地抡动镐头，而这个有洁癖的家伙不但记得自己衬衫的号码，甚至还记得自己领口的尺码？！ 就是这所谓的领口尺码把奥列格彻底击溃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领子还有单独的尺码！他抑制住自己受到伤害的呻吟，离开了衬衫柜台。竟还有领口尺码！为什么要有这么讲究的生活？返回这样的生活中去又是为了什么？如果要记住领口的尺码，那就得忘掉别的东西！那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 这领口尺码问题简直搅得他筋疲力尽了……
这个世界的全部复杂性似乎都凝集在他的眼前：又得了解女人的时尚，又得善于选购女人的饰物，得使自己在镜子面前看上去体面，还得要记住自己领子的尺码……而薇加正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这一切她全都知道，并且自我感觉良好。 他感受到一种困窘和沮丧的情绪。如果要到薇加那里去的话，那么现在正是时候，此刻就该去！ 可是他不能。他失去了那股冲动的激情。他害怕了。 是百货商店将他们分隔开来……
在囚禁野兽的问题上，最错综复杂的情况是：即使奥列格站在它们一边，比方说，他有权力，也仍然不能着手拆毁笼栏放它们出来。因为它们在失去家园的同时也失去了合乎理性的自由理想。倘若突然把它们放出来，那就只会更可怕。 科斯托格洛托夫就是这样荒诞地思考着问题。他的头脑已经被如此扭曲，以致什么都不能按本来面目和不带成见地被接受下来。现在，他在生活中不论看到什么，眼前总会浮现灰色的幽灵，耳边总会响起地府的嗡鸣。
那告示的孩子般单纯的口气尤其揪住他的心。关于那个无名无姓、早已逃之夭夭的人，没有说他惨无人道。没有说那个人是美帝特务，而只说他是个可恶的人。正是这一点最令人震惊：这个可恶的人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这样做呢？孩子们哪，你们长大了可不要成为可恶的人啊！孩子们哪，可不要残害毫无防卫能力的弱者啊！
它们是囚徒，它们苦于没有自由，但是奥列格把它们看做是劳改营里的刑事犯。世上哪些人明摆着有罪，毕竟是分得清的。瞧，这里写着，一只美洲豹一个月要吃一百四十公斤肉。这真是不可想象！还纯粹是血淋淋的鲜肉！这样的肉从来不住劳改营里运，往那里运的是点肉皮和下水，而且，一个小队一个月才有一千克。 奥列格想起了囚犯中那些被解除看管的驭手，他们克扣马料，靠吃它们的燕麦得以活下去。
然而，他当然不能允许自己表现这种动物的纯真——去到她家乖乖地趴在她的脚下。他得说一些表示歉意的客气话，她也将说一些客气话，表示歉意，因为几千年来事情就是被搞得如此复杂化了。
靠近售票处站着是很有意思的：看得见女售票员往外扔车票的手，看得见旅客从暗兜里或从腰带缝兜里掏出来紧紧捏在手中的那些绰绰有余的血汗钱，听得见旅客胆怯的请求和女售票员无情的拒绝——显然，事情在进展中，而且进展得不慢。
生活中久久期待和呼唤的幸福已经来了，终于来了！可不知为什么奥列格竟认不出它。
艺术家的工作是不能纳入贫乏的政治范畴的，正如我们的整个生活，不管我们怎么去捕捉，其中也不会有我们社会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