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臣弑君为什么这么容易？
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虽然数字与实际有出入，但足见春秋时期，臣弑君之易，君失国之频。
为何这一时期弑君这么容易呢？
我讲三个故事，大家就明白了。
01
发生地：楚国
关键词：强谏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楚国。
《左传·庄公十九年》
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
有个叫鬻拳的大臣，对楚文王的决策不满，强行进谏。具体是怎么个“强谏”法，不清楚，我猜应该就是絮絮叨叨、死缠烂打，逼着楚王要听自己的。
楚王当然不会理睬他。
文的不行，就改动武。
鬻拳于是搞兵谏，“临之以兵”，不是靠军队，而是自己拿着兵器挟持楚王，逼他就范。
楚王害怕，就说好好好我听你的，然后真的从了。
如果放到后世，这个行为可能发生吗？入宫前不要过安检的吗？
说明这一时期，臣子入宫的安检规范肯定没有普及。可见弑君之易，一言不合拔刀就能办成。
后世臣子见君，戴甲怀刀，可视作谋反，大概也是从先秦这些故事里面吸取的教训。
虽然行事冲动，但鬻拳的动机不是犯上作乱，真心是为了楚王好。
这次强谏过后，他为自己的冲动行为自责（但没后悔），说：“我用兵器威吓国君，罪莫大焉。”于是自己砍断脚谢罪。
楚文王竟然也没杀他，而是让他去做守城门的大阍。
这一守城门，又守出事端来了。
《左传·庄公十九年》
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碏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絰。
楚文王在外征战，吃了败仗，灰溜溜回国。结果到了城门口，这个鬻拳就是不肯开门。
鬻拳应该是觉得，楚王浩浩荡荡出征，结果什么收获都没有，现在战败回国很丢人，所以逼他努力一把。
当时楚文王已经很疲惫了，在逼迫之下，只能掉转头去攻打黄国，获胜，喜滋滋地回国。
没想到，到湫地时，突发疾病，很快就死了。
鬻拳又自责了（但还是没后悔），自杀谢罪。楚国人也没怪罪他，甚至把他奉为一个大忠臣，让其后人继续担任大阍一职。
这个处置方法很能说明一些问题，鬻拳两次威胁国君、最终逼迫累死国君，但留下的却是美名，而且楚人不觉得他所作所为有什么问题，继续任其后人看守城门，似乎并不担心会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
读先秦历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君臣之间一种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上下级关系，卿大夫对国君不是绝对的服从，所以国君的权威也很容易受到挑战。
国君若犯了错，臣是可以指正的。
合规一些的做法，你可以到周天子或者霸主那里告状，晋文公就主持过一次军事法庭，最后还判了卫国国君卫成公败诉，把他抓进了牢狱。
如果正逢周王室衰弱，霸主也不管事呢？过激一点的做法，国君犯错，你可以把他赶出国，换个人做君主。
当时的诸侯国也就看着风光，实际并不是独立主权国家。
02
发生地：晋国
关键词：宫禁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晋国。
在《春秋》初期，晋国几乎不参与中原的事务，那是因为国内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内乱——二君并立。
详细的过程我就暂不赘述了，最终的结果是，小宗取代了大宗，统一晋国。也就是说嫡系的这一支被干掉了，我们所熟知的晋国历史，是非法上位的旁系的这一支。
等到君位传到晋献公这一代时，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这一脉夺取晋国的手段，于是就认准了一条死理——亲人是靠不住的。因为亲人出生公族，姓姬，有继承君位的可能。
晋献公上位以后，对自己的亲族可谓痛下杀手——尽杀群公子（大部分是自己的叔伯辈），逼死太子申生，驱逐追杀另外两个儿子夷吾、重耳。
在晋献公逼杀亲族的这段历史中，有一个很小的细节。
《左传·庄公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春，晋士蒍为大司空。
夏，士蒍城绛，以深其宫。
他任用的外族能臣士蒍，重修了都城的城墙，并且加高了宫城的宫墙。
为何要加高宫墙？
显然是之前的墙太矮，晋献公觉得没有安全感。
可见春秋时期，宫城的防卫能力是很差的，它的功用就是为了给诸侯居住+治事+祭祀，而不是让你据守此宫城，把它当做军事庇护的。
宫墙连应有的高度都没有，你就算派再多的人去守卫，又有什么用？
03
发生地：郑国
关键词：亲亲之道
“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大家应该很熟悉了：郑庄公和母亲武姜关系不好，武姜帮助小儿子共叔段造反，事败，共叔段出逃。
如果我们放到秦以后的大一统专制王朝，谋反失败者，那肯定是赶尽杀绝，诛九族。
但在春秋时期不是这样的，春秋时期，是允许政治斗争失败后流亡他国的。
《谷梁传·隐公元年》：
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这就是宗法制的特点，你的政治对手，他不仅是敌人，更是你的亲人。
你们之间可以争输赢，但没必要争死活。
作为臣子，如果跟本国国君产生了矛盾，你可以出逃，跑到别国去做官。别国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你在本国的政治污点就弃用你，相反还会重用——因为这是一个活的情报员啊。
这种“允许流亡”的规约，就让弑君行为所须承担的后果变轻了——弑君成功固然最好，就算失败，我也不至于偿命。
导致乱臣在弑君之前的思想包袱不至于过重，也更容易做出决断。
综上，防御体系不到位，君臣关系不绝对，弑君后果不严重，都是春秋容易弑君成功的直接原因。
但这三个直接原因都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时代理念。
尽管当时已是礼崩乐坏、王室衰落的乱世，但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可更改的。
读春秋历史，任何时候，都不可忘了，在那个孱弱的成周王城，还有一个符号化的周天子存在着。
天子存在一日，你们这些诸侯国君，便不是后世意义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你们只是公、侯、伯、子、男，是天子之臣。
那些乱臣贼子，恰恰就是抓住这些个天子没力量、霸主不管事的时机，钻制度和理念的空子，行弑君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