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藏晖室劄记》（五十二）

1915年3月5日 - 3月19日

三月八日里一篇名为“梦想与理想”的日记吸引了我。全篇的中心其实很简单，论来论去就一句话：“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我本来想用很严格的态度来读这句话的，但是想到自己有时候写日记连语法都不顾，于是打算用一种听朋友聊天的态度来看了。据实说来，胡适有这样的豪言壮语，未尝不是自己的乐观主义所致，至于该怎么实现理想，不着一字，连爱迪生造灯泡之类的例子也没有，反倒是以乌托邦和诗句来给人“鼓舞打气”。而且，胡适在此也不在乎自己说的是梦想还是理想，总之就是能够实现的一种可能。

胡适是相信进步的，而且认为进步的原因是多元的。他一方面说，“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一方面又说，“今日科学之倡明...今日民主政体...”，好像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进步，既有赖于个人为理想付出的努力，又关系到社会和科学的前进。当然，这两者是可以联系起来的，因为个体的努力才能推动政治、社会和科学的前进，而胡适在此更强调个人层面上的主观能动。私以为正式因为胡适秉持这一观点，所以才会在日记中称自己要以个人努力，倡议“藏书楼”建设。

胡适提倡科学，但是不是一个唯科学主义者。在胡适的用语中，“科学”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与同时代的新青年很相似。不过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胡适并没有把科学看做人类进步的唯一动力，或者是唯一可靠的保障。也许是他在与我相仿的年纪，便经历了国家之间的大战，经历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革和革命，道德、人生和社会的问题早早地浮现于他脑海中；也许是他早年接受的传统教育和生活经历，让他保持了对道德、人文和社会等的基本信仰，后来留学时接受的理性精神只是在“原生层”上的覆盖。

在以前的政治哲学课上，老师讲到了Thomas More和他的《Utopia》，我那个学期的论文写的就是关于《Utopia》中一句话的分析，推出的结论是Thomas More身上可以看出他作为“中间人”的性质，沟通着身后的保守天主教传统和面前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写完那篇论文之后，我又看了几篇"乌托邦"，比如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柏拉图的《理想国》等，看完之后竟然作狂想，要找找看中国传统中有没有完整的理想国的表述，然后将两方进行比较。虽然这个想法没有实行，但终究是留在了我的心里，当我看到佛教“净土”以及儒道两家的社会理想状态，都会想到这个“乌托邦”母题。这次又看到“乌托邦”，看来有空时还是要留心一下这方面的文献了。

胡适这段时期的日记中有一篇“睡美人”歌，从拿破仑的“睡狮”比喻，到自己的“睡美人”比喻，都在指中国也。然而，据考证，拿破仑并没有说过“睡狮”的比喻，这个比喻在近代中国的流传，也是民族和国家构建的一部分。我小时候仍然听老师说过拿破仑的“睡狮”比喻，大概这个比喻到底是谁说的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民族情感的表达而已。不过细想来，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民族自豪感需要建基于他人对我们的肯定，甚至是当时被视为是“先进文明”的西方的肯定，心里忽然有点悲哀。就如同中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奉西方标准为圭臬，而当有一天我们真的成了所谓的“发达国家”，我都能想象大家欢欣鼓舞的一天。就如同一个长跪着的仆人，只有听到主人的许可才能站起来一样，好不容易站起来了，还要感恩戴德。一个权力体系的建构，不单靠当权者的霸凌，还靠被压迫者的服从。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校长的家里见到了前美国总统William Howard Taft，还跟他谈笑风生起来，最后还要说一句“塔氏是一个好人，惟不足任一国之重耳”。我还觉得胡适挺有勇气的。我自己要是在SOAS校董Valerie Amos女爵士的办公室见了梅姨，我能跟梅姨谈笑风生，然后回家就在日记里写“梅姨是一个好人，惟不足承担脱欧之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