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有一句名言：“善良的上帝在细节中”，
作为讲授文学课的大学教授，纳博科夫的文学观念与“新批评”不谋而合且走得更远。就像在显微镜下观察蝴蝶一般，纳博科夫以科学家的一丝不苟细读文学作品，并且在经典作品中注意到了无数读者从未注意过的问题，比如，《荒凉山庄》里的“浓雾”主题，《包法利夫人》里“农业展览会”一节的“多声部配合法”，《追忆逝水年华》里“比喻里还层层套着比喻”的特点，《尤利西斯》中时间与人物行动的同步性和精确性。更有甚者，他在课堂上为学生绘制《尤利西斯》里的都柏林地图，《安娜·卡列尼娜》里俄国火车包厢的细节图，《变形记》里的公寓平面图。他指出：《尤利西斯》里那个神秘的“穿棕色雨衣的人”，其实正是乔伊斯自己；而《变形记》里的格列高尔，是“甲虫”而非“蟑螂”或“屎克螂”；至于《外套》的结尾，那个大拳头大胡子的幽灵，不是可怜的小人物亚卡基，而正是当初抢走亚卡基外套的人……
“我们不能读一本书，只能重读一本书”。 而他自己也乐于在创作中用细节“制谜”，运用大量的典故、隐喻、双关、含混、镜像、时空交错、循环往复等手段，把作品编织得如同迷宫，并希望读者参与其中，通过对细节的反复琢磨来识破伪装、寻找答案。可惜的是，读过《洛丽塔》的人数以百万计，但是人们对其中细节的关注远远达不到纳博科夫的标准，于是，在著名的《谈谈一部叫做《〈洛丽塔〉的书》中，纳博科夫忍不住要提醒读者：“我似乎是为了特别的享受而挑选出这样一些意象，诸如塔科索维奇先生、兰姆斯戴尔学校的班级名单，夏洛特的话‘防水的’，洛丽塔缓缓地朝亨伯特的礼物移动，加斯顿?戈丁的风格化的阁楼里装饰用的画，卡思边的理发师（他花了我一个月的工作时间），洛丽塔打网球，埃尔芬斯顿的医院，死于格累斯达（书中主要城镇）的苍白的、怀孕的、可爱的、无可弥补的多利?希勒，通向山间小路的山谷城镇的叮当声（在这山上我抓住了第一只著名的以纳博科夫命名的淡青黑色雌蝴蝶）。这些是小说的神经。这些是秘密的要点。这些是全书情节的隐形架构”。 如果以为这是纳博科夫的故弄玄虚，可能会犯错误，因为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正是通过对“卡思边的理发师”的细读，发现了纳博科夫对待“残酷”的复杂态度。而“卡思边的理发师”在书中只出现在一个句子中。
“摹拟之谜对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其现象展现出通常联系着人造事物的一种艺术的完美。想想那毒汁渗流的假象吧，它是由一片翅膀上气泡般的痣斑（配有假的反光），或是一只金蛹身上密布的黄色斑点造成的（‘别吃我——我已经被压扁、品尝和抛弃了’）。想想一只卖艺人般的毛虫（属龙虾蛾）的戏法吧，它在幼年期看似鸟粪，但在脱毛后发展起了涂鸦般的膜翅目附属物和巴洛克式的特征，使这奇特的家伙能够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像东方杂耍演员成为一对难解难分的摔跤手一样）：一只挣扎的幼虫与一只仿佛正在将它耙出来的大蚂蚁。当某一只飞蛾在外形与颜色上与某一只黄蜂相像时，它行走和摆动触角也是一种暴躁的、与飞蛾不同的样子。当一只蝴蝶不得不像一片树叶时，不但一片树叶的所有细部都被美丽地呈现出来，而且还慷慨奉送摹仿蛆虫所钻的洞孔的斑点。‘自然选择’，在达尔文式的意义上，无法解释摹仿特征与摹仿行为的奇迹般的巧合，人们也无法诉诸‘生存竞争’的理论，在一种防卫器官被推至摹仿的精微、繁盛、以及奢华的一个极点，远远超出了一种食肉动物的鉴赏力的时候，我在自然之中找到了我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功利的快乐。两者都是魔法的一种形式，两者都是一个奥妙的巫术与欺骗的游戏。”“科学家总认为动物的呻吟、保护色彩以及形状是有目的的，其实它们的精彩有时要超出单纯生存的原始目的。在艺术中，个体的风格从本质上讲像海市蜃楼一样丰富并且像海市蜃楼一样有机。”
蝴蝶的“伪装”本能，使得纳博科夫对“摹仿”与“真实”的关系有了更为深邃的领悟。由此他推断出：大自然是一个骗局，所有的艺术都是骗局，现实不过是骗局的一种形式和外衣。文学就是一种欺骗的游戏，作家好比魔法师，越是伟大的作品越有高超的欺骗性。从这里出发，纳博科夫给了文学一个著名的定义：“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着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 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 纳博科夫对那个骗人而终于被狼吃掉的孩子非常赞赏，认为他“是小魔法师，是发明家”——他“发明”了文学。
“将戏仿作为一个跳板，来向最高层次的严肃情感跃进”；戏仿是一个长翅膀的小丑，或一个模仿筋斗鸽的天使”（《塞·奈特的真实生活》）。“戏仿的精神总是跟着真正的诗歌走”（《礼物》）。戏仿是“智慧的最后一个武器”（《微暗的火》）。在纳博科夫这里，戏仿的关键在于“戏”，在于摈弃一切寓意的、说教的、社会批判的内涵。当记者问他讽刺与戏仿是否有区别时，他回答说：“讽刺是一堂课，戏仿是一场游戏。” 他的《王、后、杰克》是对《包法利夫人》的戏仿；《绝望》是对《罪与罚》的戏仿；《礼物》戏仿文学传记；《微暗的火》戏仿文学批评；《阿达》戏仿百科全书；《洛丽塔》戏仿色情文学。正是在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貌似一本正经实则幽默滑稽的摹拟之间，完成了解构的过程，从而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虚构性与游戏性表露无疑。
作为文学教授，纳博科夫熟悉欧洲文学传统，对经典作品如数家珍，对文体风格揣摩尤深，这一优势使他在创作中能够广泛地、多层次地应用戏仿，从而使小说成为“文本的文本”。细加推敲当会发现，纳博科夫的戏仿大概有两类，一种是“模仿筋斗鸽的天使”、即“亲昵式戏仿”；另一种是“长翅膀的小丑”、即“挪揄式戏仿”。两种戏仿的同时应用，反映出的是纳博科夫本人的文学观点和倾向。
纳博科夫的骗局还体现于作品的元小说特征。一般说来，他的作品包含三个层面：主人公、叙述者和作者自身，读者必须区分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声音。《洛丽塔》在这方面堪称典型。再如，在《普宁》里，普宁的故事是由一位不知名的教授以同情的声调讲述的，直到小说结尾，读者方恍然大悟：这位叙述者就是普宁的情敌、还是普宁职位的后继者。那么这位“不可靠的叙述者”所讲述的普宁的故事难道是可信的吗？读者不得不发现所谓的真实又被置于虚幻之中。
蝴蝶的“魔法”，在于它的伪装本能。而捕蝶者的乐趣之一，在于识别出蝴蝶的伪装，认识到蝴蝶是蝴蝶，而不是它装扮成的树叶、石头或幼虫，那怕这种摹仿在细节上异常逼真。纳博科夫深谙其中三味，并在自己的创作中鼎力实践。他的蝴蝶美学包括两个部分，逼真的细节和戏仿的结构，二者形成一种奇特的张力。在某种意义上，纳博科夫希望自己的作品像蝴蝶一样，具有迷惑性；同时又希望读者能够如捕蝶者一般，识别出其中的诡计。于是，在纳博科夫的作品里，细节铺陈精细、栩栩如生，语言瑰丽优美一如蝶翼上的色彩，但这不过是表象而已；就像蝴蝶翩然远遁一样，纳博科夫往往通过对文本的自行解构使读者领悟到一切皆是骗局。应该说，这种貌似传统的现实主义叙述、与实为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结构，是纳博科夫区分于其他后现代作家的独特风格。
“我们不能读一本书，只能重读一本书”。 而他自己也乐于在创作中用细节“制谜”，运用大量的典故、隐喻、双关、含混、镜像、时空交错、循环往复等手段，把作品编织得如同迷宫，并希望读者参与其中，通过对细节的反复琢磨来识破伪装、寻找答案。可惜的是，读过《洛丽塔》的人数以百万计，但是人们对其中细节的关注远远达不到纳博科夫的标准，于是，在著名的《谈谈一部叫做《〈洛丽塔〉的书》中，纳博科夫忍不住要提醒读者：“我似乎是为了特别的享受而挑选出这样一些意象，诸如塔科索维奇先生、兰姆斯戴尔学校的班级名单，夏洛特的话‘防水的’，洛丽塔缓缓地朝亨伯特的礼物移动，加斯顿?戈丁的风格化的阁楼里装饰用的画，卡思边的理发师（他花了我一个月的工作时间），洛丽塔打网球，埃尔芬斯顿的医院，死于格累斯达（书中主要城镇）的苍白的、怀孕的、可爱的、无可弥补的多利?希勒，通向山间小路的山谷城镇的叮当声（在这山上我抓住了第一只著名的以纳博科夫命名的淡青黑色雌蝴蝶）。这些是小说的神经。这些是秘密的要点。这些是全书情节的隐形架构”。 如果以为这是纳博科夫的故弄玄虚，可能会犯错误，因为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正是通过对“卡思边的理发师”的细读，发现了纳博科夫对待“残酷”的复杂态度。而“卡思边的理发师”在书中只出现在一个句子中。
“摹拟之谜对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其现象展现出通常联系着人造事物的一种艺术的完美。想想那毒汁渗流的假象吧，它是由一片翅膀上气泡般的痣斑（配有假的反光），或是一只金蛹身上密布的黄色斑点造成的（‘别吃我——我已经被压扁、品尝和抛弃了’）。想想一只卖艺人般的毛虫（属龙虾蛾）的戏法吧，它在幼年期看似鸟粪，但在脱毛后发展起了涂鸦般的膜翅目附属物和巴洛克式的特征，使这奇特的家伙能够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像东方杂耍演员成为一对难解难分的摔跤手一样）：一只挣扎的幼虫与一只仿佛正在将它耙出来的大蚂蚁。当某一只飞蛾在外形与颜色上与某一只黄蜂相像时，它行走和摆动触角也是一种暴躁的、与飞蛾不同的样子。当一只蝴蝶不得不像一片树叶时，不但一片树叶的所有细部都被美丽地呈现出来，而且还慷慨奉送摹仿蛆虫所钻的洞孔的斑点。‘自然选择’，在达尔文式的意义上，无法解释摹仿特征与摹仿行为的奇迹般的巧合，人们也无法诉诸‘生存竞争’的理论，在一种防卫器官被推至摹仿的精微、繁盛、以及奢华的一个极点，远远超出了一种食肉动物的鉴赏力的时候，我在自然之中找到了我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功利的快乐。两者都是魔法的一种形式，两者都是一个奥妙的巫术与欺骗的游戏。”“科学家总认为动物的呻吟、保护色彩以及形状是有目的的，其实它们的精彩有时要超出单纯生存的原始目的。在艺术中，个体的风格从本质上讲像海市蜃楼一样丰富并且像海市蜃楼一样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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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美学 |
蝴蝶的“伪装”本能，使得纳博科夫对“摹仿”与“真实”的关系有了更为深邃的领悟。由此他推断出：大自然是一个骗局，所有的艺术都是骗局，现实不过是骗局的一种形式和外衣。文学就是一种欺骗的游戏，作家好比魔法师，越是伟大的作品越有高超的欺骗性。从这里出发，纳博科夫给了文学一个著名的定义：“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着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 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 纳博科夫对那个骗人而终于被狼吃掉的孩子非常赞赏，认为他“是小魔法师，是发明家”——他“发明”了文学。
“将戏仿作为一个跳板，来向最高层次的严肃情感跃进”；戏仿是一个长翅膀的小丑，或一个模仿筋斗鸽的天使”（《塞·奈特的真实生活》）。“戏仿的精神总是跟着真正的诗歌走”（《礼物》）。戏仿是“智慧的最后一个武器”（《微暗的火》）。在纳博科夫这里，戏仿的关键在于“戏”，在于摈弃一切寓意的、说教的、社会批判的内涵。当记者问他讽刺与戏仿是否有区别时，他回答说：“讽刺是一堂课，戏仿是一场游戏。” 他的《王、后、杰克》是对《包法利夫人》的戏仿；《绝望》是对《罪与罚》的戏仿；《礼物》戏仿文学传记；《微暗的火》戏仿文学批评；《阿达》戏仿百科全书；《洛丽塔》戏仿色情文学。正是在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貌似一本正经实则幽默滑稽的摹拟之间，完成了解构的过程，从而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虚构性与游戏性表露无疑。
作为文学教授，纳博科夫熟悉欧洲文学传统，对经典作品如数家珍，对文体风格揣摩尤深，这一优势使他在创作中能够广泛地、多层次地应用戏仿，从而使小说成为“文本的文本”。细加推敲当会发现，纳博科夫的戏仿大概有两类，一种是“模仿筋斗鸽的天使”、即“亲昵式戏仿”；另一种是“长翅膀的小丑”、即“挪揄式戏仿”。两种戏仿的同时应用，反映出的是纳博科夫本人的文学观点和倾向。
纳博科夫的骗局还体现于作品的元小说特征。一般说来，他的作品包含三个层面：主人公、叙述者和作者自身，读者必须区分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声音。《洛丽塔》在这方面堪称典型。再如，在《普宁》里，普宁的故事是由一位不知名的教授以同情的声调讲述的，直到小说结尾，读者方恍然大悟：这位叙述者就是普宁的情敌、还是普宁职位的后继者。那么这位“不可靠的叙述者”所讲述的普宁的故事难道是可信的吗？读者不得不发现所谓的真实又被置于虚幻之中。
蝴蝶的“魔法”，在于它的伪装本能。而捕蝶者的乐趣之一，在于识别出蝴蝶的伪装，认识到蝴蝶是蝴蝶，而不是它装扮成的树叶、石头或幼虫，那怕这种摹仿在细节上异常逼真。纳博科夫深谙其中三味，并在自己的创作中鼎力实践。他的蝴蝶美学包括两个部分，逼真的细节和戏仿的结构，二者形成一种奇特的张力。在某种意义上，纳博科夫希望自己的作品像蝴蝶一样，具有迷惑性；同时又希望读者能够如捕蝶者一般，识别出其中的诡计。于是，在纳博科夫的作品里，细节铺陈精细、栩栩如生，语言瑰丽优美一如蝶翼上的色彩，但这不过是表象而已；就像蝴蝶翩然远遁一样，纳博科夫往往通过对文本的自行解构使读者领悟到一切皆是骗局。应该说，这种貌似传统的现实主义叙述、与实为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结构，是纳博科夫区分于其他后现代作家的独特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