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纪略记

宋纪一略记 刘裕称帝，先做出谦退之状。诸臣中唯有傅亮知刘裕心中所想，他替刘裕张罗篡位的事，是要背骂名的。晋恭帝欣然下笔指望自己能像汉、魏那样获个王爵自在终老，可刘裕对手下宿将都下得了手，对待尚有政治影响力的废帝他不会慕虚名而处实祸。刘裕登基已经五十七岁，几个儿子都还小，北伐时的猛将又都埋在了关中荒野，他做皇帝不图进取北上，致力巩固刘宋之新兴皇权。所以宋代晋，于刘裕本人是心愿达成，于江左政权国势，实际上是由攻转守，从盛转衰的。刘裕死后，战火复起，崔浩先谏言不攻宋，拓跋嗣拒绝后崔浩又建议分兵略地而暂不攻城，拓跋嗣又拒绝。崔浩看得远，从刘裕北伐灭燕开始，北魏朝廷中的“正确”声音都出自崔浩之口，这是否是写史者对汉族文臣的美化呢？拓跋嗣去世，拓跋焘继位，崔浩在北魏朝廷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北魏的国势也比拓跋嗣继位时更强了。 宋纪二略记 拓跋焘继位，其为国副已积累了一定的治国经验和威望。初破柔然，北境稍安，拓跋焘欲用武立威，也急于削弱长孙嵩等先朝重臣之权势。柔然、夏、北燕，夏最强又适逢赫连勃勃死，机不可失。拓跋焘善于用兵，第一次用兵对统万围而不攻趁势取夏的南方诸镇，第二次用兵诱敌而出，乃取坚城。枭雄之姿尽显，他此时还不到二十岁。徐羡之三人废帝，连像样的罪名都懒得找，擅行废立，固有不祥。文帝入京拉拢檀道济，再用檀道济取荆州，他也是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人，政治斗争没有退路。皇权的振兴，刘宋时代重用宗室分置要津，少年王爷不管事，裴子野说“幼王临州，长史行事；宣传教命，又有典签；往往专恣，窃弄威权，是以本根虽茂而端良甚寡。”皇权虽然走出低谷，却只是西晋宗王政治的“低配”，远没有北朝拓跋焘顿辱长孙嵩的权威。 宋纪三略记 拓跋焘与崔浩的君臣关系，似苻坚、王猛又有不同。崔浩有见识，善辩论，拓跋焘对他信任有加，但崔浩不会像王猛那样被委以国事，他充其量只是拓跋焘的参谋长。北魏的部落色彩依然浓厚，北攻柔然是拓跋焘及政权鲜卑贵族们有利可图，击之无不可，拓跋焘三线用兵皆告捷报，北魏的国力远胜南朝。崔浩对文帝北伐有“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之语，他具有敏锐的战略眼光，晋鼎南迁一百多年也有过几次占领洛阳，饮马黄河，但是南朝的势力很快就又退回了淮河一线，南方的舟师在平原无法与北方的骑兵对抗，无法守住河南，更遑谈收复河北，这也是南终灭于北的历史必然。宋文帝加强皇权的举动一是重用宗王，朝廷内录尚书事分王弘之权的是彭城王义康，代替自己出镇荆州的是江夏王义恭，荆、扬二地皆用宗王。二是以到彦之为将北伐，虽然军事上宋军被北魏打的狼狈而退，丧失洛阳。但文帝因战事获取兵权，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获得主动。军事上北朝远胜南朝，这是任何人都能看出的。 宋纪四略记 拓跋焘多建武功，对燕是必伐而并，对宋则满足南北相持，并不能一举而吞之。柔然的威胁已解除，漠北荒芜，拓跋焘的政策也做出改变，以亲善为主。河西蒙逊死，魏灭凉只是时间问题。“魏主以汉世虽通西域，有求则卑辞而来，无求则骄慢不服；盖自知去中国绝远，大兵不能至故也。”对西域的羁縻是中原王朝强盛后都会做的举动，拓跋焘是务实的，西域诸国要不要无所谓。南朝被称颂溢美的元嘉之治，于军事上北伐失败，檀道济退兵而还。内政上东晋的旧臣对新王朝并非完全支持，谢灵运之死是刘宋对诸士族的警诫，益州又发生了假借司马氏后裔的民变事件，朝廷对全国的控制尚不稳定。谢弘徽不争家财，表面上看是称赞他个人品德高洁，但通鉴不是世语，在谢灵运被杀前插入这一段故事，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例子表现王朝对谢氏一族的忌惮和打压。 宋纪五略记 太武帝广建武功，东灭北燕，西平北凉，正式结束了北方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太武帝灭燕是早有此心的，至于高句丽不臣，则由于路远兵疲暂且放过了。太武帝用兵绝不是穷兵黩武，他出兵敌国能灭则灭，不灭则去，绝不会死咬着不放，对柔然的作战即是如此，没有战果就退，避免更大的损失。灭燕之后太武专事西方，很快大军西出灭凉。崔浩再一次扮演了参谋长的角色，他受命修史讥汉史之失误，高允劝他“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恐后人之讥今犹今之讥古也。”我之论古人，犹后人之论我，历来当权者还是不要把自己想的太好。宋文帝与其弟刘义康的兄弟之争同时也是君权与相权之争。宋文帝久病难理政事，义康精力旺盛执政日久难免会得意忘形，兄弟的间隙一旦产生就不会再愈合。兄弟之间还好有个大姐会稽长公主居中调和，宋文帝没有下痛手。不过赐死的诏书早晚会给的，皇帝不会允许弟弟活的比他久。 宋纪六略记 太武帝尊奉道教，斥佛教为“胡神”，太武帝对待“胡神”的态度与石虎大不相同，他是有心要做中国的皇帝而不是一个征服君主。柔然久为边患，太武帝屡屡来到阴山督战，平城的国政有太子晃监国处置。太武帝沿用父亲明元帝设立的监国制度是为了巩固父死子继的继承方式，太武帝北伐之时有尚书令刘洁之狱，此案疑点颇多太武帝的二弟拓跋丕牵连至死，父亲为儿子扫清了障碍。其后太武帝灭佛，拓跋晃崇佛，崔浩热衷灭佛，寇谦之并不赞同，四个当权人物在灭佛一事上产生分歧因也为各自的命运埋下伏笔。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似无可道之事，孔熙、范晔谋立刘义康，却机事不周被早已经投靠宋文帝的徐湛之出卖，文人自视高却临机不变，终招大难。杜坦在宋文帝面前直言南朝只重门第的选官之弊，文帝只能默然，他的皇权有限，并不能改变士族拥有的为官特权。 宋纪七略记 宋文帝在元嘉二十六年即有北伐之意，其实刘宋国内矛盾尖锐“富人之赀自倍，贫者弥增其困。”他的北伐举动也有一定的转移国内矛盾的成分在。同年太武帝再破柔然，“自是柔然衰弱，屏迹不敢犯魏塞。”太武帝不再前往阴山御敌，他嗜于兵事文帝既然想来北方和他较量正是他求之不得。元嘉二十七年魏军在悬瓠进行试探性进攻，魏军不胜则去，太武帝回到平城处理崔浩的“国史之狱”，在司马光看来崔浩召至此祸是因为“遂其非而校胜于上”，且此段记录，主角并非下狱的崔浩而是高寿的高允，高允此人情商极高，善于应对，他是聪明人看的清楚。寇谦之已死，朝中又去崔浩，太子晃将会被推到皇帝的对立面。二十八年元嘉北伐，宋文帝三路进攻，西面作战取得不小的战果，而东面由于王玄谟的无能丧失战机，等太武帝亲来南方没有一个人是太武帝的对手。胡马窥江，刘宋从极盛到命悬一线，仅仅用了半年。 宋纪八略记 太武帝至瓜步北归，前次南攻北还是为了处理国史狱，这次匆匆回师则是清除太子晃。臧质在盱眙拖住太武帝一个月，本是宋军南北夹击消灭敌军的好时机，可惜文帝与义恭兄弟俩都畏敌怯战，他们有忠臣能将却不能用。太武帝回到平城立刻清除太子晃的势力，三月太武帝回来，六月太子晃“以忧薨”，明元帝实行的“太子监国”制度破产。父子之间的矛盾是所处集团的权力之争，崔浩是太子晃的政敌，崔浩死后太武帝多次表达“可惜”。太子晃信奉佛教，太武帝主张灭佛，二人在重要国策上意见相左。最为重要的一点，太子晃长期监国，东宫集团“多用事”，崔浩在时二人互为牵制，崔浩死后平城内太子一人独大，太武帝选择杀死亲生儿子来巩固权力，可他很快又被宗爱所弑杀，经过政变之后成为皇帝的是拓跋晃之子文成帝而非太武帝诸子，这一点也是值得深究之事。宋文帝的儿子太子刘劭才略不及拓跋晃，宋文帝因北伐失败而威望大损，使太子看到弑而代之的可能。皇权政治，父子兄弟都在权力面前丧失了人心，后人唯有一声叹息。 宋纪九略记 北魏文成帝幼年继位，他尊保母为皇太后，不久之后太武帝的皇后、太皇太后赫连氏不明不白的死去，北魏的宫廷斗争还很激烈。宋文帝对待刘劭不可不谓宠爱，他怕兄弟夺位给东宫的守军赠额至万人。兄弟既可相残，父子之间又为何不可？文帝要废太子，本来一道诏书就可以行事，可他不肯下决心。刘劭得到自己要被废消息下决心速度倒挺快，带着东宫的这支军队入宫杀了父亲。孝武帝刘骏得到沈庆之的支持，以顺讨逆。本来，以子弑父，天下之至恶，江东的士族以王僧达为代表都不愿追随刘劭，所以孝武帝入京平乱过程很顺利。而孝武帝本人也并非明主，周朗的上言他不能用，杀兄弟清除异己倒是热心得很。宋文帝和太武帝，生年相近、继位年龄相近、逝世时间也相近。他们的时代远去了，南北两政权要从政治斗争的血腥中再走出来。 宋纪十略记 文成帝渐长，频频出巡四境。李凭认为他这么做是为了远离平城，远离保太后。文成帝在阴山得子拓跋宏，兴奋的他又是大赦又是改元，可见此子来之不易。其后文成帝于北境主持了对柔然的军事进攻，武功显赫，非南朝君主所能及。又，文成帝正月先立冯氏为后，二月又用“子贵母死”制度立拓跋宏为皇太子并赐死宏母李氏，这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得不让人心生疑问。南朝的孝武帝初继位，他忌惮两个叔叔，刘义宣在荆州称帝，荆扬之争重演。朝廷赢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同时也给了孝武帝削弱宗室一个很好的时机。孝武帝加强皇权，重用寒人，叔叔刘义恭被置于太宰的高位实不掌权。士族代表王僧达被孝武帝所杀，司马光连引了沈约和裴子野两条评论，裴子野对南朝选官有“唯论门户，不问贤能。”之语，孝武帝用人不问门户，只看忠诚。宋文帝用宗室执掌中枢，孝武帝杀兄杀叔自然是不会继续用姓刘的，他用寒人掌机要使他们成为皇权的工具与附属。从皇权振兴角度看，孝武帝是胜过其父的。 宋纪十一略记 文成帝在位期间北魏的记载简略，疑点颇多。如文成帝已破柔然，数年不兴北师却屡次前往阴山为何故？又如保太后常氏死后不久，文成帝就做出了攻吐谷浑、复史官、以诸弟为王镇守军事要地等决议，保太后在北魏朝中又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魏主如阴山”出现的次数远比“魏主还平城”要多，皇帝不愿意回到国都，又是因为什么？孝武帝受命之后坚决执行排抑宗室的政策，他已杀了叔父，如今又杀了弟弟，他无人伦之亲，生的儿子更是畜生不如。国家所倚重的，唯有沈庆之，广陵之役若无庆之领兵，胜负也不好说。孝武帝好在国无外患，大明年间的政局由他玩闹，建康附近哀鸿遍野朝廷上下无动于衷，刘宋的统治仍然牢固。孝武帝的遗诏有识，可惜他的安排太晚了，刘义恭已经被他抽空变成一个空架子，遗诏虽云事无巨细悉关之，但这道诏书是不会执行的。重用寒人、加强君权、打压宗室、威慑士族，孝武帝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配做一个人，他得谥“孝武”，他的做法和晋孝武帝是相似的，这也是需要留意的地方。 宋纪十二略记 文成帝青年去世，死得蹊跷，他文治武功的成就很高，太武帝的扩张到他这一代得到巩固。乙浑突然出场既专擅国政，屠虐忠贤，国家不动，亦十分可疑。北魏文成帝时代记载太少，史官颤栗不敢下笔，事事都透着古怪。南朝前废帝的“造恶”史书却记得很细，又是纳姑妈为妃，又是封姨妈为后。但这位暴君皇帝也不是全无头脑，孝武帝用没有根基的寒人，他上台之后可以把他们一脚踢开而不用担心会有反乱。孝武帝不信任兄弟把他们禁锢在建康，前废帝继位后可以尽情凌辱叔叔们，进一步削弱宗室。沈庆之一代名将，刘义恭要废帝他是想参与的。蔡兴宗推他主事，他却以“当抱忠以没”为由推辞。胡三省评论说“伊霍之事，固非常人所能行也。”沈庆之被杀，是南朝的损失。前废帝死于偶然，宋明帝成了克劳狄乌斯。其实江州即将举兵，废帝之亡只是时间问题，废帝之死并不能阻止内战爆发。 宋纪十三略记 冯太后诛乙浑，北魏的宫廷政变干净利落。冯太后用宗室、汉人共参朝政，她的第一次听政以稳定朝局为目的。刘子勋年仅十岁，起兵不是他的主意，朝廷先定三吴再抗西军。在外督军的是宗室刘休仁和沈庆之之侄沈攸之，居中于内的是蔡兴宗。朝廷这一仗打的艰难，萧道成在战事中获得军功，宋齐嬗代，始于此时。胡三省评论“义嘉之难”时说“晋安举兵，实义举也。邓琬不足道,若袁顗、孔覬豈可谓不得其死哉!世无以成败论之。”这场千年之前叔侄争夺帝位的战事如今鲜有人记起，成者不能彪炳后世，败者亦不会遗臭千年。孝武帝为人刻薄少恩，文帝性格宽仁，朝臣从心理上更支持文帝一系，这是第一点。又，刘子勋年幼，为邓、袁所持，他若是入建康为帝，孝武帝重用藩臣之事朝臣还历历在目，何况子勋还是一个被人操控的傀儡。故，蔡兴宗、沈攸之坚决支持明帝，蔡兴宗之前曾说“若内难得弭，外衅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祸。”他有政治远见，也清楚前废帝和刘劭的区别。政治昏乱之下能保持清醒，这样的人不多见。 宋纪十四略记 宋明帝对淮北诸镇处置失当，引魏军南下。两国在山东、淮北交战，沈攸之兵败，朝廷用以为沈攸之后继的萧道成只能自保，淮河以北的刘宋诸镇唯有固守不见援军。慕容白曜于此战中立功甚多，他是燕室皇族出身，功威既高为魏帝所忌。白曜回朝不久即被献文帝所杀，拓跋氏与慕容氏之间难以共存。刘勔上书宋明帝，谓“境上之人，唯视强弱。”胡注则引《荀子》云“兼并易也，坚凝之难。”让新获得的土地民众顺从于国，认同政权的方法是:“魏并青、徐，淮北四州之民未忘宋也；惟其抚御有方，民安其生，不复引领南望矣。”淮河两岸居民百年来反复于胡汉之间，每一次爆发战争受苦的都是他们，他们不得不跟强者走，如果新政权能够保护他们，让他们安身立命，他们也就会支持新政权。胡三省为宋入元之遗民，胡注中屡屡可见怀念赵宋之语，他说这段话想必是眼见蒙古暴政“抚御无方”而发出的肺腑之言吧。宋明帝猜忌兄弟，刘休仁被迫去职，自东晋以来“相王”们的结局都不大好。 宋纪十五略记 献文帝欲禅位于其叔子推，召源贺入京与诸王大臣共议。他当是希望获得太武帝时代的名将、此时北魏军中威望最高的源贺支持。但朝廷公议，任城王云（宗室）、源贺（宿将）、陆馛（文官）集体反对，献文帝只好传位于子拓跋宏，自己为太上皇帝。司马光在考异中认为，献文帝传位于子并非为冯太后所迫，他退位之后多次领兵、出巡，一副大权在握的样子。我以为献文帝之意就是传子，皇太后可以废帝，皇太后废太上皇帝则没有听说过。献文帝与冯太后的政治斗争几近于白热，献文帝在皇权制度下自以为找到了一个能让自己立于不败的方法。宋明帝杀诸帝，他杀人之后还要写诏书告诉天下自己不得不为之的“痛苦”:看穿了这些人活下来会造反所以朕只好先除去。大臣给他的谥号选用“明”字，玩了把讽刺艺术。刘休范之乱，朝廷能够平乱全靠萧道成，萧道成入值中枢接下来就要培植上游亲信“表里制之”，孝武帝之后宋廷皇帝昏乱，是时候换一个皇帝了。 宋纪十六略记 献文帝之死，司马光在考异中认为《北史》、《魏书》不载，《后魏国典》中伏壮士杀之又不太可能，故他推断死因是被冯太后毒杀。孝文帝年才十岁，国事全由冯太后做主。冯太后执政御人有术，很快建立起权威。他对待政敌毫不手软，孝文帝的外祖父李惠在献文帝朝受到信任，刺史青州，是方面大员。冯太后诬陷他获罪继而诛他全族。太皇太后清除其他外家，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地位，手段雷霆，是吕后一般的人物。后废帝年少，宗室王爷们都被前几位既孝又明的皇帝杀的干干净净。宗室不壮、士族受打压、武人入主中枢，刘宋重蹈了晋室灭亡的覆辙。萧道成杀后废帝，他在朝中的对手袁粲是不足为虑的，荆州的沈攸之却是大患。故萧道成杀帝之后不急于谋篡，和褚渊、刘秉一起在台做出共治的样子。等沈攸之兵败，外患已除，他就不需要再伪装了。“丙午，诏进道成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使持节、太尉、骠骑大将军、录尚书、南徐州刺史如故。”刘宋已亡。 论: 北魏经过明元帝平和的统治之后国力渐强，有了对外扩张的资本。太武帝军事能力出众，横扫北方，结束了十六国的纷乱，这是拓跋鲜卑的历史功绩。文成帝和献文帝，虽以少年继得帝位，在位之初也都受制于太后。但他们两个都有北击柔然的功绩，都是不辱先祖的合格君主。北魏的历史资料缺失严重，尤其文成、献文两朝，文字极少，这两朝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宗爱杀了太武帝竟然得以封王没人追究他的弑帝大罪，魏帝长期居住在阴山不愿回到平城，文成帝二十六岁的年纪突然死去，不知来历的乙浑擅权弄政，还有被司马光定为受鸩毒而死的献文帝，他真的是被毒死的吗？太武帝设立“子贵母死”制度被冯太后“忠实”执行了，皇帝生母必须赐死，嫡母听政则名正言顺。献文帝自为太上皇帝，其用意我想是对“太子监国”的变制，加强拓跋氏的皇权，削弱后族之权。冯太后受到威胁，她破局方法直接有效，死人不会再下诏， 宋武帝与宋文帝父子深鉴晋室亡国之祸，故二人重要宗室分居要镇，用寒人掌机要遏制士族门阀，同时他们又不去改变士族任官的特权，让他们继续当高官享厚禄共处朝政。皇权以宗室、士族为羽翼，寒人为爪牙，获得了复兴。元嘉初年北伐失利，其后太武帝忙于统一北方，给了南朝和平发展的时机，所以元嘉之治我认为外部因素要大于内部。元嘉二十七年的北伐，宋文帝用人失当招致速败，太武帝轻敌深入亦险些不得全归。宋文帝死，孝武帝、明帝都是通过政变获得皇位，他们都不是先帝指认的继承人。新帝也猜忌宗室对兄弟多加屠虐，宗室凋零，皇子镇外藩以为屏障的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孝武帝即位，诛王僧达，士人离心。寒人刀笔吏是依附于皇权的，他们无法支撑皇权，皇权既失去宗室、士族的支持，也就没有复兴的可能了。于是宋末又重现了晋末的一幕，由建立武勋的将军清除内外对手，移鼎另建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