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米和二锅头之间——读《人生海海》
人间至味,口舌清欢,往往只采取简单的搭配和食用方式,花生米和二锅头是天生的一对,杯碟对峙,干湿分离,一个腻,一个烈,一个脆,一个滑,两种纯天然香气在口腔调配挥发。二者之间,需有一物裹挟夹杂,才不至于冷清寡淡,那便是故事,或是听闻,或是亲历,作为就着花生米喝二锅头的佐餐,再合适不过,正如电影《邪不压正》当中,蓝青峰拎着瓶子走出胡同,雪地里骑着车,歪歪扭扭地说:我是为了这口醋,才包了这顿饺子。 按照教育逻辑,在喜欢故事之前,更追求真理,在经历苦辣之前,更青睐酸甜。就像麦家在故事中提到罗曼·罗兰,王小波在他的杂文里频繁高举罗素,我们在酒酣脑热之间语气低沉地“俗话说”,他们仿佛是一座座显眼的灯塔,我们船行到某处,便要对照一番。困惑的是,越往前,亮起的灯塔越多,最后远远地望,像是满天的星辰,叫人对飘渺的宇宙无所适从,因此有人说,听到了很多道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私塾先生冰冷的戒尺并不给人温暖,对看似琳琅满目但又单薄的道理失去信心,才需要足以引发共情的人生烟火。古典文学的权威崩塌之后,小说,这一曾经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形式渐渐深入人心,被摆上了书店的灯光之下,字里行间的细碎像一碗羊杂碎一样,里头有精心熬制的心肝肺,再将自己的生活揉捏撕碎泡入其中,叫人大快朵颐,满头大汗,直呼过瘾。这大概是阅读小说比较共鸣的体验。 和之前的《暗算》《解密》不同,麦家的新作《人生海海》令人咋舌,封面上写着:矛盾文学奖得主强力超越之作。这句话看起来并不舒服,突出矛盾文学奖得主,本已露怯,还要强力,还要超越,或许对于喜爱他的读者来讲,麦家很久没有重出江湖,需要老干妈一样浓重的文字来醒目提神。对于品牌作家,新作的确是一件十分忐忑的事情,余华的《第七天》和苏童的《黄雀记》叫人大失所望,曾几年不敢再碰所谓的名家新作,逛书店熟视无睹,生怕浪费时间金钱。而这部《人生海海》有点荤,但写得用力、精细,担得起麦家八年的沉默。 麦家之前的谍战小说布置了肃杀隐秘的时空缩影,在暗流涌动之中,塑造了一个个柔弱的天才,数学家黄依依,听风者瞎子阿炳,乱世出英雄,时代的诡谲为他们镀金,成就了小说里的持续高光,对于他们的柔弱以及高光之后面对生活的无力,麦家不忍铺张笔墨,只是稍稍提及。在新作《人生海海》里,他不再过度消费崇高,暗算,解密,这两个词词性太刚,目的性太强,人生海海,读起来如同河面的余波,舒缓淡然,平歇余味,麦家说:我要另立山头,回到童年,回去故乡,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 故事发生在浙江富阳,这里在现实中就有多座古朴村落,景色迷人,文化淳厚。麦家用了中性的笔调描述,清澈的溪水看得见小鱼的银白色肚皮,光滑的鹅卵石落上雪踩上去嚓嚓作响,细雨在屋檐上弹跳等等。我对故乡的记忆与之相似,因此颇具共情,诸如此类,对于情节并无多大用处的闲笔,读起来侘寂有余,津津有味,爱不释手。对于夏天,麦家突出一个气味,臭,像剥了壳的馊粽子,黏糊糊又臭烘烘的;对于人,突出一个字,忙,田地要劳作,畜生要伺候,屋漏要补,洪水要防,阴沟要通,茅坑要清,日子再长也不够用。 村里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紧张忙碌而又狼狈辛苦的境遇之中,而故事的主角却与他们大相径庭,不用劳动就能吃蹄髈,甚至给养的两只猫喂鳖吃,他叫蒋正南,这个名字全书只出现过一次,更多是叫上校,或者太监,这两个都是绰号,有了绰号,人才有了斤两,才能避免夹在岁月的搅拌机消失在人海。 此人天赋异禀。一个是手活儿好。学木匠第二年就超过了师傅,箍的木桶滴水不漏。就在开铺准备营生的时候,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上前线受伤后躺床上观摩一阵子,再找几个半死不活的人练练手,竟会给伤员做手术,并且技术高超,广受好评,之后用一箱子无处安放的黄金打了全套手术器具,江湖人称金一刀。手术刀没有国界,更没有党派,但操刀的人被时代推搡着,轮番换主,先后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都服务过,他这样一个干技术活的匠人被戴上帽子,煽风点火,痛批怒批,他无意于民族大义之外的江湖,但别有用心之人难以放过。 还有一个是下面活儿好,在葬完亡父的当晚,酒后乱性,与老保长的姘头被捉奸在床。这件事是上校一生中唯一的瑕疵,也成了他被传谣成了太监的起点,亡父刚刚下葬便与人通奸,不吉不祥,村里人以因果论看待此事。阴差阳错,他的家伙事儿在战场上受了伤,缝补之后,敏感度降低,且因留下疤痕自带螺纹凸点效果,在妓院中口碑爆棚,之后获得日本女汉奸的独宠,并被刻字宣示霸权。肚皮上的字成了贯穿全故事的悬疑,几乎所有人都想扒掉他的裤子看个究竟,谁都不知道这些字成了他无法洗刷的耻辱,不可示人,最终也毁灭于此。 上校在村里村外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待遇。村里的故事主要通过“我”的视角展开,村外的故事主要通过“父亲”“老保长”“林阿姨”的视角展开,像是被切开的两瓣洋葱,合在一起有了上校的全貌。自从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之后,他走南闯北卷入抗日和国共之争这两条湍流之中,一方面靠医术光明磊落地治病救人,一方面靠身体忍辱负重地曲线救国,实现了男人梦寐以求的高光时刻,但同时,出卖肉体的那一刻,他已经泯灭了自我,从此想爱不敢爱,想诉说而无法诉说,因“林阿姨”的误解,被开除军籍,遣返回乡。而村子里迎接他的却不是对英雄的欢呼。 大道理一大堆的“爷爷”,像他享太阳时背后的祠堂一样庄重,看起来像个圣人,一开始就对他和“父亲”的亲密来往十分反感,“父亲”雌老虎的绰号让“爷爷”的心头杯弓蛇影,为了洗刷自家名誉,他不惜向公安告发藏匿的上校,导致小瞎子被割舌断手的惨案,导火索一样将上校推向疯掉的深渊。 老保长是个活泼的老色棍,跟“爷爷”像是说相声的捧哏和逗哏,老交情老搭档,叫人不免想起电影《光棍》里头的猥琐形象,他三句离不开女人身上的第一性特征和第二性特征,能精准识别哪个女人守不住身子,甚至能从女人的脚踝判断颜值,但他又坐得正,因为敬佩上校杀鬼子,便要设宴款待他。上校睡了他的姘头,并未亏待他,带他去上海吃喝嫖赌,体验了简单粗暴的快活,还替他还清赌债。老保长也讲义气,为遭受文革迫害的上校站台伸张,他一辈子活得率真,只想吃红油肉,只想说实心话,色得坦荡,行得磊落,得以寿终正寝。 “父亲”始终活在“爷爷”的屁股后头,他对上校的特殊感情一直不愠不火,作为与上校最亲近的人,他的表现的确像一只雌老虎,差强人意,使不上劲,在上校落难时期,他只能像一个缩手缩脚的女人一样,整理些衣物,代养一下猫,内心的愧疚让他老年之后疑神疑鬼,否定了村里的一切,在饱受因果之苦后,他希望“我”给小瞎子找医生看病,以期死得安耽。 小瞎子是彻头彻尾的混蛋,从小就耍威风,被上校追得不依不饶,灌烟囱灰;从小就心肠很坏,将老师家的鸡赶到粪坑里淹死。正因如此,他在文革当中得以施展丑恶的人性,嘴上黑白不分,手上无轻无重,最后惹祸上身,被割舌断手。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多年以后,他通过敲键盘的方式,依然在“我”跟前信口雌黄,本性不改,就此而言,他是故事里最大的悲剧,无论岁月如何教导他,依旧我行我素,人生海海,潮起潮落,与他无关无益,这正是“爷爷”和老保长反复骂的畜生。 上校的疯掉叫醒了所有人,一家人都在艰难的自责罪恶感中挣扎,“我”被父亲送出了海外。多年的异国他乡,经历了生存的酸甜苦辣,经历了爱情的得失起灭,“我”再回到阔别已久的村里,时间无情,终有凋零,那些往事里的角色停留在当年不肯走,死的死,赖活的赖活。村外的沉浮教会了“我”对上校的全景式理解,这份理解显出分量,鼓舞人心。对于上校而言,其他人物的赎罪都是自怨自艾,无论是上吊的“爷爷”,还是跪在祠堂门口自己骂自己的瞎佬,还是人鬼不分的“父亲”,只不过用死亡和自辱以求解脱,但于事无补,于今后也无益,就像“爷爷”讲的:那些蛐蛐、水牛、壁虎、老鼠和猫头鹰都是前世作了孽才无法转世成人。 “我”找到了生活在上海的上校,在他主动亮出肚皮之际,已经再也没有好奇,毫无道德的窥视好奇,这个贯穿全故事的万恶之源才真正被降服住了,自我救赎修成了正果。十分遗憾的是,照顾上校后半生的“林阿姨”选择通过自杀的方式和上校一同死去,她的自我救赎同样没有逃出看似无私的自私的怪圈。或许,“林阿姨”就像马尔克斯所说:我已经熬过了所有的苦难,已经不期待和谁在一起了。 幸福不是养别人眼的,而是养自己心的。同样,救赎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救自己心的,真正的梦魇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我心虚造成的。曾经发生恩恩怨怨的村子经受了现代化建设的侵扰,之后又摇身一变回归成了文化古村,包围那些旧房子的是一尘不染的新房子,新的人物、新的生活将会毫无情面地覆盖掉过去,新生活下的新人们已无法详知过去的故事,也无法品味独特的“英雄主义”,而“我”作为飘居海外的旁观者,只能在认识到这种遗忘的真相后,选择继续热爱生活,热爱传颂。 “爷爷讲”和“报纸上说”是贯穿整个故事的旁白,如同一个历尽世事的老者一样,在谆谆教导,所讲所说都对么,都对,但依旧改变不了生活的大部分,因为当我们听到这些“讲”和“说”,太阳已经起落了很多次,听懂之前没有听得到,听懂之后已经犯了错。在骨头已经定型之后,在人格已经定性之后,看似体面和智慧的大道理已经只能粉饰口舌,深夜之时,我们需要花生米和二锅头,正是喜欢它们两者之间生动绝妙的故事,在故事的细节当中找到对症下药的“怂蛋主义”细胞,在酒精的化学作用下转变为牢不可破的疫苗,直接植入生活,以最大的成活率、最快的效率和最大的覆盖率,拒绝遗忘,拒绝认怂,拒绝磨灭,实现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英雄主义”。 多年以前,乌鲁木齐郊区的城乡结合部,烧烤摊架在户外,一只刚刚宰下的羊被割掉一条腿和羊腰子,挂在了铁架子上,没有人去讨论它是不是性能力强不强,也没人在意它的腰子是不是骚香可人。火热的烤架上,羊肉滋滋作响,飞沙走石,撒作孜然,风尘迭起,混成椒盐。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穿着大裤衩坐在里头,风从脚踝生起,穿进裤衩,贯通全身,看着这水泥灰街道的一切,他怎知这样的惬意就像手中的烤馕,掰掉一块,就少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