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弟弟疏军

我的弟弟疏军躺在床上，一页又一页的翻读《地下室手记》，关于“二二得四”的公式，他不置可否。他想象着十八世纪的圣彼得堡，地下室阴暗潮湿，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就像彼时的沙俄，压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喘不过气来。 我的弟弟疏军昨晚又做梦了。他在上海的街道上，轻飘飘的，如鬼魅般游荡。愚园路上，梧桐已经抽出了嫩芽，咖啡屋、小吃店、花店、药店都开门了，路上人潮涌动，偶尔遇见几个戴口罩的人。他在梦里想着，疫情快结束了，可以返回北京了。 我的弟弟疏军笑了，沮丧地笑了。肩上扛着一把锄头，沿着蜿蜒盘旋的山间小路，慢悠悠地走着，路旁的枯草丛中露出了纤细的绿草，粉黄的油菜花上，一只白色的蝴蝶在翩跹。塞着耳机的耳朵里传里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用英语谈着MeToo带给人们的思考。他听着Ted演讲，他抓住了一根稻草，他试图打开一扇通往自由的大门。 我的弟弟疏军三十五岁了。从前，他喜欢和女孩子聊天，因为他羡慕佩索阿，常常阅读《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从前他踌躇满志，想要一栋的别墅和一辆豪华的小车。从前，他想去纽约、巴黎、东京和伦敦，渴望走遍全球。不过，这些都是从前的事了。 我的弟弟疏军干活很卖力。中午的太阳热辣辣地晒在他瘦弱的身上，一滴一滴的汗珠，混合着尘土，流过黝黑的脸颊。锄头举过头顶，向暗黄的土壤里一挥，一样的动作，重复了一千遍。他想起了王小波在云南的日子，正值青春年华，却在枯燥的农活中虚度，难怪王小波会在文章里一遍又一遍的讥笑怒骂。庆幸的是，疫情结束，他就准备逃离。 我的弟弟疏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讨厌一切不公，追求正义、公平和自由。他讨厌一小撮人，因为他们贪赃枉法，为自己谋私利。他讨厌自己写的文章被别人删除，文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真相。他讨厌打着正义的口号愚弄善良百姓的恶人。他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铁屋，铁屋里的人都在沉睡，他希望像鲁迅一样呐喊，唤起沉睡的人。 我的弟弟疏军是一个内向的人，他平时不爱说话。看着一条条关于疫情的消息，他有几次都哭了，他非常愤恨，但是又无能为力，他不得不转移了注意力。于是，他缓存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教父》。他读完了《致青年朋友》，接着读《地下室手记》。他听完了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接着听迈克尔杰克逊的《Heal the World》。他没有地方去旅行，于是拍了几张落山的太阳。 我的弟弟疏军最近老是作梦。今晚，他又做梦了，那是一个奇怪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