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关于《加缪手记》第二卷的摘录

—— 自由就是可以去捍卫那些我所不认同者，即使是在一个我认可的政权或世界里。是能够承认对手正确的权利。

一切都要归咎于那些负责为人民说话的人毫不在乎，也从未真正关心过自由。

因事件而绝望者为懦夫，但对人类处境有信心的则是疯子。

顽强地拒绝一切的集体看法，在对任何社会的评论观中注入天真无邪。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共产主义，每个人都该负起的道德责任。

—— 数千年来，这个世界一直就像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画中，冰冷的石板上，当有人整遭受严刑拷打时，旁边的人竟可以完全心不在焉地望着别处。和关注者的人数比起来，这些漠然者的数目庞大得令人晕眩，历史的特点，在于大部分人对他人的苦难毫不在乎，虽然漠然者不会一直漠然，但包围着他们的还是那股普遍性的散漫状态，以至于起不了任何作用。今天，大家都会露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突然之间，官厅里的每一个目击者全都转过身去看着那鞭刑犯。

——《鼠疫》。大家都在奋斗，各人以各自的方式。只有儒弱的人才会双膝跪地，一批又一批的新道德家不断出来，而且他们的结论总是千篇一律：要把膝盖屈起来。但里厄说的却是：要用这个或那个方法来抵抗。里厄：“任何一个战斗的团体中，都需要有人负责杀戮，有人专门医治，我选择医治，但我很清楚我正在战斗。

—— 里厄说他是上帝的敌人，因为他和死亡搏斗，甚至可以说他的职业就是和上帝作对。他还说当他去抢救帕纳鲁时，他同时也让他明白自己这样做是错的，而帕纳鲁既同意获救，亦是接受了自己搞错了的可能性。帕纳鲁只说最后一定还是他对，因为毫无疑问他迟早还是会死，而对此里厄的回答是不接受，一直奋斗到最后，这才是最重要的。

—— 鼠疫给我们的教训：它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只有那些自己或亲友碰上死掉的，可以得到启示。但是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真理，只跟他们自己有关。这样的真理没有未来。

—— 这个世界之所以变得清晰而且可以忍受，是因为我们自己和它的互动模式一一尤其是那种让我们和他人得以联结的人际关系，总是可以帮助我们往前走，因为这些关系通常有进展，有未来一一所以我们全都活得好像唯一的任务就是和别人建立关系。待有天我们意识到原来人生可以做的事情不只如此而已，尤其是当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和这些人的关系都是我们的意愿在维持一一试试看不写信也不吭声，将自己孤立您就会发现它们如何在您四周一一消融，而且大部分的关系都是背对着我们的（但非出于恶意，而是漠然），至于剩下的那些也总是一副注意力随时会被吸引走的样子，当我们于是开始去想象在我们所谓的爱情或友谊中，有多少偶然和情境使然的成分时，世界又会重返它的黑暗期，而我们则再度陷人这人间温情曾一度将我们从中救出来的严寒里。

—— 切扎普斯基在《非人之地》里提到，那些俄国小孩会往那些雪地里的德国士兵尸体泼水，隔天早上这些结冰的尸体便能拿来当雪橇。

人们在托尔斯泰的工作台上，找到他最后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这世上，没有罪人》

他出生于1828年，1863年到1869年间完成《战争与和平》，从35岁写到41岁。

—— 伽利略曾经坚持过重要的科学真理，然而，这一真理危及到他的生命时，他就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得对，为这个真理遭受火刑是不值得的，地球或太阳哪个围绕哪个转，从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我看到很多人，他们悖论性地为着那些所谓赋予他们生活以意义的理想和幻觉而死

“人们该得的那份我已经给了，也就是说我曾跟着他们一起说了谎也有过欲望，我在人间奔波，该做的我都做了，现在我受够了，我有个帐要和这片景色算清楚，我想要和它独处。”

待春天这一切结束时将我的感觉全都写下来。随意的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