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疫琐记
28日（确诊4535例，106例死亡） 天气依然阴冷，我不想出门，常年在外漂泊，和四邻八舍已经生疏了，兄弟朋友也不常联系，彼此又没有多少话题，我宁愿呆在家里，读书、写作、看电影、听音乐，这是度过漫长岁月的精神食粮。
今早，我正坐在火炉边取暖，爸爸推门进来，手机里反复播放着“酒精可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声音。 爸爸大声地对我和妈妈说：“不用怕，酒精都可以治好的。” 我担心爸爸相信手机上的虚假报道，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容易治疗，不听我的劝告，到处乱跑走亲戚，我急着说：“这些都是假的，你要听官方的报道。” 爸爸立马说：“怎么可能是假嘞，快手是马云发明的，登录都要用身份证。” 我更加急了，声音也大了，反驳说：“要是酒精都能治好，武汉就不用封城了，每天也不会增加那么多患病的人了。” 爸爸丝毫没有动摇，激动地说：“如果是假的，官方能让它播，手机说的都有根据嘞。” 我一时说不上话，知道爸爸的脾气很固执。我压低声音，没好气地说：“好，好，酒精能治！”然后，我静静离开了房间，爸爸还在喋喋不休地对妈妈说：“这个犟儿子！” 其实，爸爸只是想把他知道的东西说给我听，我没有必要和他争执，他只是想陪我说说话罢了。爸爸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年轻的时候常常在外打工，陪我的时间少，所以，我和妈妈要亲近一些，心里话都跟妈妈说。 毕业后，我没有顺从爸爸的心意，在家乡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一个人在外漂泊，他肯定是特别介意的，尤其在保守的农村。现在，我还不想稳定下来，可能还会继续漂泊着，每当看到别人结婚生子时，我常常自我怀疑，自然能体会爸爸妈妈的焦急。 今天，媒体又披露了，武汉某中介收了死者家属一万多元，运送死者尸体。这件事在网上传开了，这种大发死人财，吃人血馒头的事并不新鲜。随后，在疫情发布会上，官方某部门退还了钱，并承诺进行调查。 这些天，许多真相通过媒体披露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的行为起到了督促和监督的作用，尤其在没有权力制衡，而且官僚系统漏洞百出的社会。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应该有更多有勇气和良知的媒体站出来。综合这些天的报道来看，财新网、新京报和三联生活周刊是最有新闻担当的媒体了。 29日（5515例，131例死亡，101治愈）与20日的几十例相比，不到十天，数据在加速增长，一天增加将近两千例，而且相应增加的还有几千例疑似病例，非典用了四个月才达到的数据，这次只用短短的时间，而且数据还有存疑的地方，不过，死亡例倒是增加相对缓慢，不幸的是治愈率也非常低。数据剧增的同时，我也看到了混乱，是整体的混乱，各地物资短缺，很多个人和组织却是捐款无路，每天都爆出慈善机构的问题，在加上以往的丑闻，谁都不会把钱放心捐给他们！ 还有，官方除了报喜不报忧和辟谣外，对于他们说的话，许多人都存在着不信任的心理。此时，是时候讨论谣言和刻意隐瞒真相的关系了。 言论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在没有产生实质伤害前，我们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说话是我们的自然权利，谁也不能强烈干预。对说出来的话进行筛选，这是一个网络时代，社会治理者所应该具备的能力。判定真实的话应该立即发布，寻求解决措施；判定虚假的话应该立即辟谣，而不是恐吓和监禁，更不能用举着着“谣言”的旗号打压自由言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相，最后遭殃的是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 报喜不报忧式的刻意隐瞒，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理由的刻意隐瞒，都是耍流氓，比谣言更有危害性，每说一个慌，都是欠真相一个债，迟早要还，而现在我们正在还债。坊间流传着一则并不好笑的笑话：如果有一个人穿越到一个月前的武汉，他能制止灾难的发生吗？不会，他会成为第九个造谣者。 夜已经黑了，火炉里的煤炭烧得红彤彤的，热力驱散了深冬的严寒，我和爸妈坐在一起吃火锅。妈妈不安地说：“村里的路都堵了，车子进不来了。”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是听别人说的，我心里很慌，没有说话。 沉默一会儿后，爸爸突然略显生气地对我说：“出门在外也不经常打电话回来，有时我们打去也不接。” 我迟钝了，不知道爸爸会突然对我兴师问罪，我在外确实很少打电话回家，有时爸妈打电话来，我有急事，也忘记打过去。我一时语塞，吞吞吐吐说：“经常打电话也找不了什么说的，也忙。” 妈妈立马添油加醋地说：“有时打电话过去，嘟嘟嘟，不说话，我就挂了。我也懒得再打了。” 爸爸接过妈妈的话：“这个包长生（憨儿子），你不会问问家里，打打电话给邻居。”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迟迟说：“我常年在外，和他们都生疏了。” 沉默，空气静静的。爸妈都没有说话，只是夹菜，吃着饭。 农村是一个封闭的面子社会，爸爸妈妈的生活比较单一，只和邻居打交道，大多数时间都在干农活，娱乐方式少，生活比较单调。他们只有我一个儿子，我又常年不在他们身边，牵挂和想念自然常常有的。 我虽然一个人在外闯荡，生活却不单调，我用读书、写作、电影、音乐和旅行丰富自己生活，精神也得到满足，我并不经常需要亲情的安慰，也看得淡。两方的生活差异和价值观，让我不愿意常常打电话回家，爸妈又需要我陪他们聊聊天，这就造成了今天的尴尬局面。
30日（确诊7740例，死亡170，治愈129）窗外飘起了雪花，冷得直哆嗦，除夕以来，云贵高原就没有放晴过，不是飘雪花，就是下雨。爸爸整日呆在家里看电视，妈妈有时去姨娘家聊天，我也没有事做，躺在床上，读书，看电影，听歌，关注着疫情的最新动态，只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我们才一起坐在火炉边，吃完饭后，磕着瓜子吃着水果，聊会儿天。 今天早上吃饭时，爸爸又开始唠叨了了，“你也该成家了，平时多和村里的女孩子聊哈天，不要整天呆在家里，”爸爸边吃饭边说。 听见爸爸说，妈妈又抢着说：“都二十多岁了，人家小雄今年就结婚了！” 我被爸妈猝不及防的唠叨怔住了，嗫嗫嚅嚅地说：“我存够钱再说嘛！” 爸爸拉下脸说：“挣钱，挣钱，到时候你老了，谁会嫁给你。” 我竟然找不了话说。我心里明白，现阶段婚姻并不是我的必选项，我只是随口应付。我更看重精神的富足，人活一世，跟着自己的心走最重要。 今天刷豆瓣时，一位友邻的广播吸引了我：“陪着父母看了半晌新闻，稳定、有序、可控，每个人都充满信心，不时有治愈者走到医院门口感谢，雷神山医院奇迹速度，基层组织有效开展工作……那个在微信群、豆瓣、微博上骚动、错愕、慌乱、无助的世界远离了消失了。我也理解父母的安全感为何比我强这么多了。” 这是典型的报喜不报忧，稳定压倒一切。在新闻媒体被官方操纵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消息都是经过筛选的，只是让我们看到他们希望我们看到的消息，因此，许多东西并没有完整报道，都是有选择性的报道，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处在一个集权社会里，肯定不会全信所谓的报道，他的心里是存疑的。 要解决心中的疑问，除了掌握正常的常识外，还要寻找许多相左的消息进行对照，然后才能辨别真伪。可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任何文化产品都要经过审查，外国的报道也被选择性封锁，在这种背景下，能有新闻担当的媒体少之又少。整个国民的智商和思辨能力被刻意拉低，多的反倒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歌功颂德和溜须拍马的精致主义者，头脑被官方宣传禁锢了，难有批判能力。 媒体披露，武汉红十字会的捐款一直没有支出，库存没有动过，而各地的医院物资短缺； 媒体披露，防疫中心为了发表论文，故意隐瞒疫情真相； 媒体披露，某医生被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家属殴打； …… 黄冈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被免职，这当然是应该的。不过，尸位素餐者自古有之，贪污腐败者自古有之，若是没有没有权力制衡，没有公民意识，社会上没有形成真正民主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民族永远是城头变换大王旗！ 31日（确诊9821例，死亡213例，治愈184例）今天，天气依然阴冷，没有出门。读完了何伟的《甲骨文》，深受触动，计划着写一篇书评，可是随着当时阅读感受的渐渐消失，书评也无从下手。因此，下次读到好书时，只要激起写作欲望，就立即写出来备份，留作写书评的参考。今天，开始读柴静的《看见》，这本书很久以前就想读了，这次接着何伟的《甲骨文》继续读，这两本书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部微观历史的剪影，尤其在这个特殊时，应该有助我了解生活的土地。 在B站上看了五集人文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心里燃起了感动的小火苗。这里有努力发掘好书的编辑，有为读者搭建通往异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译者，有热爱淘书的藏书家，有追求艺术美的书籍设计师，还有快时代坚守阅读的爱书人。这部记录片配乐舒缓，摄影柔和有趣，我很喜欢。 每天面对数据的不断增长和铺天盖地的消息，我已经麻木了，就算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此次疫情为“全球紧急突发卫生公共事件”，我也没有特别意外。在一个如此神奇的国度里，想要保持独立思考能力已经越来越难了。 在各方的监督下，红十字不断地被推到风口浪尖，质疑物资发放，信息不透明，疑似有贪污行为，这些污点早就已经存在了。一个官方的慈善机构，尽然还不如韩红慈善资金会。“一包方便面都可以公布的情况下，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不公布”，韩红接受采访说。这几日，韩红慈善资金会接受了许多明星的捐款，每日采购大量物资运抵武汉，每笔收支都详细公布，绝对做到了公开透明，这是屡次爆发丑闻的红十字应该学习的榜样。 昨日的高福论文事件，官方辟谣；武汉协和医院得罪上层官僚，故意不支援物资，官方辟谣；……辟谣，辟谣，……这次突发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官僚系统和集权统治的一次考验，可是，他们已经烂透了，不仅没有接受住考验，而且还使出无数昏招，岂有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