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黄鸣教授：论窦宪伐北匈奴路线兼论《封燕然山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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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鸣（1976-），男，湖北监利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学、军事历史学等。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副秘书长、高级研究员、常务理事。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著有《〈左传〉与春秋时代的文学》、《春秋列国地理图志》等。
论窦宪伐北匈奴路线兼论《封燕然山铭》问题
文/黄鸣
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六月，汉车骑将军窦宪率军五万骑出塞，分兵三路攻北匈奴，此战围歼了北匈奴主力，单于北逃，歼名王以下1.3万人，获牲100万头，归降者81部20余万人。此为汉匈战争以来，战果最为辉煌的一役。此役后，北单于西走，北匈奴势力仅能和东汉在西域互有攻防，半个多世纪的公元151年后，北匈奴从此淡出了中原王朝的视野。
在此战之后，窦宪、耿秉登燕然山，令中护军班固刻石记功，是为《封燕然山铭》，颂扬了汉朝的威德。此铭原石一直没有找到，只是在《后汉书》中记载了全文。2017年8月，从中蒙考古队传来消息，此铭原刻石已在今蒙古国中戈壁省找到，且提供了发现此铭的坐标位置：北纬45°10′403″，东经104°33′147″，此刻石所在山名“Inil Hairhan”。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看，该铭铭文的释读并不重要，因为史书中早已记载了全文。最具有价值的，是原刻石所在的地理坐标。它能帮助我们补足关于此役历史地理与军事地理的重要信息，从而对历史上一些固有结论加以修正。 一、问题的提出：燕然山与杭爱山 长期以来，历史地理学界一般认为，燕然山就是杭爱山。
图二 杭爱山、《封燕然山铭》石刻所在位置 杭爱山之名首见于《元史》，作“沆海山”。此为明初人沿袭元人的地理观念。清人以“杭爱山”代之，并推断其即古之燕然山。《大清一统志》卷五四四“喀尔喀”下有“杭爱山”条曰：“在鄂尔坤河之北，直甘肃宁夏北二千里许，翁金河西北五百余里，其山最为高大，山脉自西北阿勒坦山来，束趋，逾鄂尔坤土拉诸水，为大兴安肯特诸山，又自山西枯庳岭北折，环绕色楞格河上流诸水发源之处。抵俄罗斯国界千余里。鄂尔坤塔米尔诸河皆发源于此。按此当即古之燕然山。”民国及新中国以来，皆以杭爱山当燕然山。至如权威性的谭其骧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皆将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之杭爱山标注成燕然山。本次科考地理坐标的确定，为重新审查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个刻石所在的地理坐标，与今天蒙古境内的杭爱山位置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与杭爱山并没有多大关系。见上图。杭爱山脉在蒙古西部，西北向东南延伸700公里，横贯扎布汗、前杭爱、后杭爱省。平均海拔2000-3000米，最高峰鄂特冈腾格里峰海拔4031米。北坡较缓，称后杭爱，多针叶林，南坡称前杭爱，多草原牧场，是色楞格河、鄂尔浑河等发源地。其东南余脉与《封燕然山铭》石刻所在地相距200公里。那么，古代史籍中屡屡出现的燕然山究竟在何处？新闻公布的刻石所在位置，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途径是逐一考定窦宪出军的路线。据《后汉书》窦宪本传记载，窦宪此次出军路线，为“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鞮海，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按汉军此次分三路出塞，分别由鸡鹿塞、满夷谷、稒阳塞出兵，会师涿邪山后，前锋军直趋稽落山，与北匈奴主力会战，大破之，单于北逃，窦宪遂提军追至私渠比鞮海，之后登燕然山勒石纪功。 二、窦宪出军路线之出发地的考察 东汉上承西汉，其进军漠北路线，亦与西汉相承。西汉进攻漠北，是在收复河南地、将匈奴割裂为东西两段、打通河西走廊和西域之后。公元前119年的第一次进攻漠北之战，汉军出军地为定襄与代郡，由今蒙古国东戈壁省渡过大漠，主攻方向为今乌兰巴托方向。在这一战中，卫青军在西路，他率军击破了单于主力，迫使单于遁往杭爱山脉。霍去病率军击败左贤王军，逐北至狼居胥山。漠北之战促使匈奴势力向西部退缩，左贤王移动后所面对的是云中方向，右贤王移至酒泉、敦煌地区附近方向，单于主力则退回漠北。汉朝在北部边境东部所面临的威胁基本解除，所以，在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六次战役中，汉军进攻出发地集中转移到了定襄郡以西的朔方、五原乃至河西地域。而在汉宣帝时代的五路出击战役中，从五原、西河、云中出击的汉军面对的是东部匈奴，从张掖、酒泉出击的汉军面对的是西部匈奴，而这次取得的唯一战果右谷蠡王部，在敦煌西北方向。到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款塞内附的阶段，郅支单于更是远走西迁至康居，后被陈汤所诛。以下是西汉时代十二次对匈奴的主要战役的汉军出发地的列表对比：
表一 西汉对匈奴历次战役的进攻出发地
由上图可见，朔方、五原、河西诸郡，就是匈奴在汉军压力下向西移动后，汉军的主要进攻出发地，其所面对的进攻正面，是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省、巴彦洪果尔省、南戈壁省及其以北一线。而东部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诸郡，其所面对的进攻正面，是今蒙古国东戈壁省、肯特省一线。具体来说，朔方、五原、高阙方向，面对的是今南戈壁省中西部及其迤北地域，进攻匈奴单于龙庭方向，一般取此道。石坚军说：“前人已言汉高阙塞位于今狼山石兰计山口，自石兰计山口去匈奴龙庭之路里程最为捷近，迄今仍有草原自然道路可以直达。经（新）西受降城，出高阙、自鵜泉北入碛而至回鹘牙帐之回鹘西路，为唐代北通漠北最主要交通路线。”唐代漠北交通，与汉代一脉相承，由朔方高阙北进，其兵锋可循山脉和河流北上，至匈奴龙庭；河西诸郡方向，面对的是西域方向以及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省方向，进攻匈奴右贤王以及西域匈奴，一般取此道。东汉初年，匈奴趁乱南掠，其左部又回到东部区域。东汉政府曾不得不将代郡、雁门、上谷三郡军民内迁，以避匈奴。其时匈奴兵锋甚锐，甚至曾南下劫掠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一线。但在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开始，匈奴内乱，又受到乌桓攻击，分裂成南、北匈奴二部，南匈奴附汉，连年攻击北匈奴。从此，北匈奴成为东汉主要作战对象，但其势力亦退至相当于西汉时期的西部地区。北匈奴向南面对的汉朝作战方向，主要在高阙以西的河西地域。而东汉进攻北匈奴，主力也放在西部方向。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东汉兵分四路，进攻北匈奴。其出发地是平城、高阙、居延、酒泉，前三路皆无功而返，唯窦宪所率领的第四路，由酒泉攻至天山，击败北匈奴呼衍王，追至蒲类海。这四路，除平城外，均在西部方向。在公元89年的作战中，窦宪三路出军的鸡鹿塞，为西汉朔方郡边塞。在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沙金套海苏木西北古城（在今哈隆格乃山口）。其地在今磴口县巴音乌拉北，侯仁之先生在六十年代确定其为汉代鸡鹿塞所在。鸡鹿塞是汉代进入漠北的交通要道。此为三路出军的西路。满夷谷，在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即今内蒙古包头市北部昆都仑河河谷。此为三路出军的中路。稒阳塞，在汉代稒阳县。《水经注·河水》：“河水又东迳稒阳县故城南，王莽之固阴也。《地理志》曰：自县北出石门障。”按王莽之固阴在今陕北，与此地悬隔，郦道元误。石门障，在今包头市石拐区，《水经注·河水》：“河水又东流，石门水南注之，水出石门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门障。即此山也。”按石门水即今之五当沟，其水源出于固阳县下湿壕填头道井山区，于包头市东郊石沟圪旦村西南汇入黄河。则汉之稒阳县当在其入黄处附近，在今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镇东园村附近。稒阳塞当在县北，稒阳道由稒阳出发，北经今五当沟河谷，北逾阴山，进入今固阳县界。此为三路出军的东路。
这三路出兵的出发地，相对于西汉与匈奴的战争史来说，处在西部出发地区域。其所面对的战术方向，即蒙古国南戈壁省中西部方向，其第一目标地点，就在涿邪山。 三、对窦宪出军路线之第一目标地点涿邪山的研究 汉军进攻出发地的向西移动，是与匈奴单于以及左右贤王的管辖地域的变动相关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表所示的天汉二年的天山之战中，汉武帝曾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和强弩都尉路博德作为偏师，以涿邪山为会合点，东西游弋，但无功而返。汉武帝的这个战术动作，是与五年前的受降城北之战有关的，因为太初元年的受降城北之战，汉军远出朔方到浚稽山接应匈奴左大都尉的投降，匈奴调集八万骑兵拦截，使赵破奴率领的汉军全军覆没。五年后的天山之战中，汉武帝为了策应李广利的作战，派公孙敖与路博德游弋于涿邪山，也有想以此让匈奴分兵的意图。但匈奴没有中计，而是集中兵力攻击李广利，汉军死伤大半。而征和三年的第三次进攻漠北之战，单于主力也分布在涿邪山附近，可见涿邪山是匈奴在漠北的要地，所以，窦宪伐北匈奴，三路汉军以涿邪山为第一目标地点，也就可以理解了。涿邪山，按《汉书•匈奴传》：天汉二年（前99)，“汉又使因杅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邪山”。《后汉书•南匈奴传》：永平十六年（73)，“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肜及吴棠出朔方高阙，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虏闻汉兵来，悉度漠去。肜、棠坐不至涿邪山免”。又据《后汉书·祭肜传》：“十六年，使肜以太仆将万余骑与南单于左贤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嫌于肜，行出高阙塞九百余里，得小山，乃妄言以为涿邪山。肜到，不见虏而还，坐逗留畏懦下狱免。”据此知涿邪山在东汉时，已成为汉军西路出军的重要军事目标，并被设为攻击到达地。西路军应由狼山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因为狼山之北是大漠，只有狼山的西北方向，才有山脉。今以狼山石兰计山口设一西北向路径，则其兵锋所到之处，指向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戈壁省戈壁阿尔泰山脉，其行军路线，经由今蒙古额珠盖加查尔平地，其地海拔1000-1600米，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平坦开阔，有大量干河床，地下水位高的地方有沃土和红柳丛，供水条件较好。涿邪山约当于戈璧阿尔泰山脉最高峰尚德山地域，尚德山又称东赛汗山，位于古尔班察汗岭，其山海拔2825米，相对海拔高度一千余米，属于这一地域最高的地标，所以能成为汉朝各路军会聚的标的。又左贤王信出高阙，行九百余里得小山，妄言以为涿邪山，左贤王信大抵未曾到此处，在偏东南的方向见到小山便撤回，左贤王所见之山，可能是南戈壁省的赫尔赫山（Horh uul），其最高峰海拔1774米，相对高度500米左右。然而汉代里制，秦汉尺的长度如商鞅量尺、新莽铜斛尺、后汉建武铜尺都是一尺等于0．231米。秦汉时六尺一步，一里三百步，由此可以算出一里等于1800尺为415.8米。则九百余里，约当今400公里。由狼山至涿邪山的直线距离刚好接近四百公里，所以我们推测左贤王未能至的原因，可能是迷失道路，故迂远绕路，未能到涿邪山。又按理说左贤王为匈奴贵族，不可能不知道涿邪山所在，但其与祭肜有嫌隙，所以左贤王信有很大可能是故意绕路，以假涿邪山欺骗祭肜，此山相对高度约500米，故能取信于祭肜，其地当然没有北匈奴的军队，祭肜只能撤回，这就致使祭肜在回军后，以逗留畏懦之罪被免职。左贤王以此达到了报复祭肜的目的。 四、窦宪出军路线之会战地及追击地稽落山、燕然山的考察 稽落山，正史中只见于《后汉书》，即窦宪的这次征战中。可注意的是，窦宪是在各路大军在涿邪山会合后，再“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鞮海”。也就是说，窦宪在诸军会合于涿邪山后，派军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即北单于在汉军占领涿邪山后，并没有立刻北撤，而是在附近地区与汉军进行了一次会战，会战失败后，方才北遁。古代骑兵，在极端条件下，日行两百公里是有可能的，但会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以日后的蒙古骑兵的进攻速度来看，以每日60-80公里的进攻速度，方可保持战斗力，并且，这种进攻速度，也不能持久，必须保障后勤以及后备马匹的补给。而以当时汉军的后勤能力与骑兵战斗力，追击北单于，只能是短促突击性质，不可能是长程追击。须知，汉武帝时代追击匈奴至漠北，所损耗马匹物质不可胜计，那还是西汉最强盛的时代，但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也让西汉元气大伤。东汉章帝时代，国力不及武帝时代，对窦宪的后勤支持，也难以像西汉时代那样以举国之力来支持。所以，窦宪所能进行的战斗，只能是有限突击与追击，不可能长驱直入到匈奴龙庭。这样，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稽落山会战当发生在涿邪山北面不远处，二是追击所至的私渠比鞮海当距稽落山不远。从这两个结论出发，稽落山与私渠比鞮海之地，可以得到判定。稽落山与浚稽山，相去不远。史籍中有东西浚稽山的记载。一是《史记·匈奴列传》所载太初二年赵破奴受命远出朔方二千余里，接应投降的匈奴左大都尉，期会于浚稽山。二是《汉书·李陵传》载李陵于天汉二年率军从居延出塞，行三十日，“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浚稽山即今蒙古巴彦洪戈尔省图音河南博克多之南的博克多山，其山有东西两区域，西区名Yihe Bogdo uula，海拔3790米，东区名Baga Bogdo uula，海拔3584米。此即西浚稽山与东浚稽山。浚稽山之东有阿尔茨包格德山（Artsa Bogdo uula），主峰海拔2453米，此即稽落山。稽落山坐标为北纬44度30分，东经102度30分15秒。其地距涿邪山约140公里，刚好是汉军骑兵行军两至三天后，与北单于会战之地。该山的东侧为宽广戈壁，适合大兵团会战。
私渠比鞮海即今蒙古南戈壁省北部的乌兰湖（Ulaan），其湖为翁金河南流汇聚而成，北单于会战失败后，沿此湖北上逃回漠北，沿途有翁金河的水源可以取用，便于行军。汉军追至此地，窦宪等率主力续至，沿翁金河北上追逐北单于，继续追逐一百公里左右，抵达今中戈壁省的德勒格尔杭爱山（Ddlgerhangay uul，北纬45度10分，东经104度35分），遂勒石记功，此即中蒙考古队在同一坐标附近发现的燕然山铭所在之地。由此，燕然山即蒙古国中戈壁省的德勒格尔杭爱山，基本可以判定。有观点认为私渠比鞮海即今蒙古国西南拜德拉格河注入之邦查干湖。误。因为北单于的逃亡方向是向鄂尔浑河方向，邦查干湖是往西阿尔泰山脉逃亡的方向，与匈奴单于传统上在鄂尔浑河流域的龙庭方向大相径庭，故不取。然而经此役之后，北单于势力衰微，恐汉军来袭，故单于庭西移至阿尔泰山，两年后，窦宪派耿夔、任尚率精骑800出居延塞，奔袭北单于于金微山，北单于仅以身免，不知所终。汉匈战争就此告一段落，此后除在西域地区进行的攻防战外，北匈奴再也没有侵入汉朝北部边境。 五、《燕然山铭》所载出军路线的讨论 班固《燕然山铭》中有“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以及“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之语。高阙、鸡鹿已如前述，至于碛卤，则吾友石坚军先生认为，此“碛卤”盖即唐代鸊鹈泉北之沙碛，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西北、唐代西受降城之北三百里。此为今蒙古国南部戈壁区翁奇夏尔园丘地地域，正处在由高阙向涿邪山进攻的必经之路上。安侯，安侯河亦作史侯河。即今蒙古国境内之鄂尔浑河。《后汉书•鲁恭传》载永元元年议遣窦宪、耿秉等击匈奴，恭上疏谏曰：“今匈奴为鲜卑所杀，远臧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按窦宪此役并未北进至鄂尔浑河流域，其铭辞盖统言兼溢美之言，亦为刻石记功常见之体。窦宪于此战，是受到很大制约的。《后汉书·鲁恭传》言：“今匈奴为鲜卑所杀，远臧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义之所出也。前太仆祭肜远出塞外，卒不见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难，不绝如綖，都护陷没，士卒死者如积，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为累息，奈何复欲袭其迹，不顾患难乎？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三辅、并、凉少雨，麦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圣恩，休罢士卒，以顺天心。”这是当时东汉面临的实际财政困窘的情况，而窦宪此次出兵，在当时的士人舆论看来，有邀功固宠之志。前节已言及西汉举兵攻入漠北，国力大损的情况，东汉弱于西汉全盛之时，能由窦宪支配的后勤力量，很难达到汉武帝对卫青和霍去病提供的后勤支持的程度。其兵锋必不能到漠北龙庭，可知也。其刻铭于今德勒格尔杭爱山，即其逐北所到的战线北限。然而，《后汉书》中明明又有“去塞三千余里”的记载，而由阴山到《燕然山铭》发现之处，直线距离仅一千里，约合汉里1200里左右。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误差呢？如果真按《后汉书》的记载，三千里约合今天的1250公里，它大约相当于从阴山到贝加尔湖的直线距离。这个距离，非但不是传统观念中的燕然山所在地的距离，而是已到匈奴北境，就连卫青和霍去病都从未到达此处，窦宪更无法率军进至如此深远之地。更何况，如果窦宪真的率军到了位于鄂尔浑河流域的匈奴龙庭，就当效仿当年的霍去病，封狼居胥，以昭其战功。但是，史籍中除了勒燕然铭外，未载其有刻石记功之事，所以，既以燕然山摩崖石刻为坐标，判定其地为燕然山所在，则范晔《后汉书》中这个三千余里的距离数据是有问题的，有可能是范晔写作《后汉书》时，由于他是南朝宋人，其时南北隔绝已一百余年，他已经不清楚塞外地理状况，故有此臆测。此外，吾友石坚军先生有一推测，他说： 那么为什么勒铭燕然，而并非稽落山、私渠北鞮海或匈奴单于庭附近某山？此就涉及到窦宪登临燕然山时间，以及燕然勒铭原因。《后汉书》并未载燕然山为汉军大破北匈奴之地，而燕然山公元前90年曾为贰师将军李广利大军惨败之地，《汉书·匈奴传》载其自郅居水向南“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后，“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夜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败，贰师降”。可知燕然山曾为汉匈激烈交战之地，汉军（向南）撤退途中，在燕然山被匈奴骑兵掘堑围困、（自南向北）背后邀击而惨败。因此，燕然山之战确实发生过，不过公元前90年此战汉军惨败。如果今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果真为东汉公元89年班固所书《燕然山铭》，而摩崖石刻所处位置并非位于匈奴单于庭附近，北匈奴单于亦基本上不可能亲自南下至其地拦阻窦宪诸部北上，因此不得不令人怀疑窦宪班师南撤时始登燕然山，勒铭纪功，且所纪念战功并非所谓“燕然山一战”，而应为稽落山之战，乃至追击至私渠北鞮海之事。而且选择燕然勒铭，可能含有洗刷李广利兵败燕然山之耻、缅怀其时阵亡汉军士兵之意味。 按公元前90年一战中，李广利欲立大功以赎罪，不恤士众，进军至郅居水后，引军南还，在燕然山被匈奴单于率军堵截，匈奴军在其军营南面进行土工作业，挖成埑壕，然后匈奴主力由北往南进攻，汉军为南面堑壕所隔，遂全军覆没。在这里，历史出现了一个有意味的场面：擅长骑兵突击的匈奴下马进行土工作业，以阻击汉军；擅长步战的汉军被堑壕隔断，全军覆没。由此可见，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胜利与失败的契机，由指挥官所下定的作战决心和采取的作战方式而决定。石坚军先生提出的窦宪和班固选择在燕然山刻铭，有纪念一百八十年前汉将李广利覆灭之战的意味，这是非常精悍的见解。而这个战例也给本文的论断添加了一个重要证据，即：燕然山的位置，在龙庭之南，而非其西、其北的今杭爱山地域。
责任编辑：刘雯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