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齐林斯基《媒介思维的变体》之《人如何观看》
一个中国的佛教士发明了欧洲天文钟的核心机械结构。和汉斯贝尔廷的《佛罗伦萨与巴格达》部分有关。我翻译看看。一日翻两次，每次翻到下一个脚注就喊停，这篇有41个注。人名和notes就不译啦。
译自：Siegfried Zielinski, “How One Sees”, Variations on Media Thinking,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9. （豆瓣咋没法用斜体）
《人如何观看》
“在基于神经学的视知觉理论形成以后，人作为世界的积极接收者和参与者而被置于中心，物理学家和数学家Ibn al-Haytham是南方现代性的领军人物之一，南方现代性在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之前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盛行了整整四百年。这篇论文阐明了，在视觉领域中，那些“太阳-和光-稀缺”（sun- and light- starved）的北方人长久习得的知识实际上是如何起源于巴士拉（Barsa）、巴格达（Baghdad）和开罗（Cairo）之眼的。
此文与Franziska Latell合著，首次发表于2010年。”
A Short Genealogy on the Variation of a Model
思想史上有过超级思想家（master thinkers）的现象。他们敢于先他人之先，因而被钦佩。或者他们将现存的思想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原创结论。在科学和技术史上，我们对超级模型（master models）感到惊叹。许多特殊的概念和建构原理能从这些模型中生出，并成为有高度影响力的。暗箱就属于这样一种现象。它产生于约公元前400年的一位中国佛教徒的视觉典籍中，被用来研究人在不同投影状况下的影子，包括使用两个光源来形成两个影子。视觉现象的倒置——因为此时面对光源的“暗箱“（dark chamber）光圈还没有透镜——已经成为被讨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描述过太阳的投影，虽然只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一笔带过，但人们还是毫无疑问却错误地将装置的发明归功于他。[1] 在第一个千年过后，两位杰出的博学家、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宇宙学、观看和多面视觉现象方面做了备受瞩目的研究，详细说明了暗室里的照明和三/四维发光体的投影模型。他们工作并生活在远东和中东。墨家沈括（1031-95）来自中国浙江的一个小镇，今天我们称为杭州。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是穆斯林学者Abū ‘Alī al-Ḥasan ibn al-Ḥasan ibn al-Haytham（965-1039/1040）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并书在埃及首都开罗书写了他光学理论的主要部分，他在汉斯·贝尔廷相关章节中占有显著份量。在欧洲和新世界，他也被叫做Alhacen（或称Alhazen）；Eilhard Wiedemann有时将他指认为Al Husen，他的名字在科学文学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变体。
科学历史学家坚持这两位来自完全不同文化的先行者都将暗箱更确切地描述为一种观察仪器，尤其是在天文学中，他们通过研究光透过暗室小孔的投影而获得数学-几何的法则。此外，两位学者都研究了反射和折射，甚至双重折射，比如透过棱镜或晶体而发出的彩虹光。沈括和al-Haytham在数学和实验方面都是几何光学的早期先行者。
Abū Nasr al-Fārābī（870-950）[2] 的《科学列举法之书》（Book of the Enumeration of the Sciences）写于十世纪初，并翻成了拉丁语《科学》（De scientiis），据此书，“光学像几何学一样检测同一个物体；也就是说，图形、维度、位置、秩序、等量、不等量，以及其他，”尽管“差异在几何学中必然要发生，因为有时所观察到的与特定秩序相反。现实中正方形的事物从远处来看可能是圆的；许多事物虽然是平行的，但看起来却是汇聚的，相同的事物看上去却是不同的，不同的事物看起来又是相同的......因此，在这门科学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将那些与实际相比看起来不同的事物和与实际看起来相同的事物区分开来”（这句话被高亮了）。光学教人“依据被观看的真实环境来寻找那些事物的物质、质量、形式、位置、秩序等等，这些是目光可能犯错的地方”。总的来说，al-Fārābī提供了一个敏锐的概要，这概要后来成为了欧洲中世纪盛期的透视性再现：“通过这门艺术，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从物体和我们之间的距离量级来进行远距离测量，因为有时我们很难或根本不可能碰得着它；比如高大树木的高度……河流和宽度，山的高度，和水的深度，……以及天体的距离和量级。……这可以通过仪器测量来实现，有助于指引视线以防发生讹误，或者也可以不用仪器。”[3] Al-Fārābī的观看概念在原则上和欧几里得的相同。和在他之前的数学家和几何学家Ya’qūb al-Kindī（约801-73）一样，al-Fārābī假定存在积极的视射线；它来自眼内或人体内，从眼射向外界事物并扫描以获得感知。这个神圣的扫描仪是柏拉图世界观的基础之一。
Ibn al-Haytham的理论中包含透视性再现的方面，但却不承认视射线假说，后者从欧几里得时代到托勒密时代一直有效。据Eilhard Wiedemann，许多和Ibn al-Haytham同时期的阿拉伯医生和哲学家所持的假说已经形成规模，比如十世纪的《圣洁弟兄们的写作》（Ikhwān al-Ṣafā）中有言：“光从体内发出”；它“贯穿透明的身体”；它“吸收色彩并传达至眼球……那些生出射线从眼球发出的观点是误导性的，因而被拒绝。”[4] Ibn al-Haytham的“进入论”，或接收代替散发或传递，在这种理论作为世界观的起点的情况下，Ibn al-Haytham构想了一个升级版超级模型，将迄今以来产生的现存光学知识汇聚在一起。这一模型在自然哲学史和科学史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即使杰出的现代物理学家Ernst Mach在1921年的物理光学的标准著作中也承认了这位阿拉伯学者，而Ernst Mach一直以来都急于将一切循规蹈矩和魔法的污染从他的标准化科学领域中排除出去：“Alhazen带来了对眼睛的首次解剖学描述，我们今天仍遵循这个被接受了的术语。”[5] 北美科学史家和光学专家David C. Lindberg在1572年时引进并再版了Risner的《光学词典》（Opticae thesaurus），主要以研究Roger Bacon和Johann Kepler的中世纪视觉理论和光理论而出名。在他对Ibn al-Haytham的光学著作进行概括描述中，他强调了这位阿拉伯学者和那位古希腊权威的不同，而作为译者的Ibn al-Haytham对这位权威非常了解：“Alhazen不是欧几里得学派的，也不是盖伦主义者，也不属于亚里士多德学派——或者说他都属于这些学派……尽管(他的理论)里都是古典材料，结论确实新鲜的伊斯兰产物。”[6] 本质上来说，Lindberg的研究推测，开普勒的光学理论源出于Ibn al-Haytham。他支持科学史中的连续性假说：“光学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变迁是进化的，而不革命的。”[7] Lindberg进一步解释了Ibn al-Haytham作为现代视觉理论的核心要素的作者地位，在开普勒的视网膜成像理论中有细致地阐释，又被笛卡尔转化为了观看模型，后者是欧洲的科学现代期的圣像。视觉的“进入说”早在Ibn al-Haytham之前就存在了；然而，Lindberg认为那些都是“关于连贯的图像或形式”的理论，“……Alhazen是第一个将可见物的分析转到源点上的，每一个点都释放射线，而这是视觉进入说的基础。”[8] 正如在尼采和福柯的谱系学概念下，在方法论方面被识别出的考古学家一样，我们怀疑任何宣称第一的主张。任何历史都没有一个确定的岩层，它总是能被打破的，也总是能发现更早的案例。某些视知觉的前苏格拉底概念只有面对完整的物体才是有效的，但在看见和被看之间不断移动的那些最小的颗粒（原子），是在——比如——恩培多克勒（约490-430BC）的小孔理论中才出现的。[9] 在早于Ibn al-Haytham和沈括的1500年前，这位来自阿格里琴托（坐落于北非的右侧）的诗人-哲学家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大山是如何进入小小的知觉器官的，他的答案是自然现象在知觉过程中被消解为小颗粒。并且在视觉领域中的物体上的视线点，和眼中的发射点之间建立了清楚的关系，[10]恩培多克勒认为这二者在原则上是互通的。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460-370BC）在几年后也变成了恩培多克勒这样的原子论者。他分别在两个方面扩大了恩培多克勒的小孔理论：其一是引进了虚空作为媒介，千万种构造都在其中发生，其二是提出了坚实的——他的术语是“物质的”——中间论（in-between）。光线从感知者一端发出，挤压着它与被感知的另一段之间的空气。运动中的原子的不同星丛充满空气，并以“像”（eidola），也就是真实物体的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感官将“像”识别为不同的轮廓构造。阿拉伯的自然哲学家 Ya’qūb Ibn-Ishāq al-Kindī（801-73）在他的《面貌》（De aspectibus）中概述有关视觉呵视知觉的“古代人”的不同立场时就提到了这些概念。[11] 尽管毫无疑问，Lindberg关于Ibn al-Haytham的观点是对的，Ibn al-Haytham有能力结合“数学的、解剖的和物理的传统，并创造一个独立的综合理论。”[12] Gérard Simon在他的突破性著作《古典光学中的观看、存在和表象》（Le regard, l'être et l'apparence dans l'optique de l'Antiquité）[13]中也赞同这一说法，尽管该书很大程度上批判了Lindberg的研究。
包括Lindberg和Simon在内的对光学史的书写，都基于Ibn al-Haytham著作的译本，而这或多或少都是不完整的。在1200年左右，这位阿拉伯学者的光学研究就已经有拉丁译本了，可能题目也是《论观看》（De visu）。[14] 然而这些译本都有很多遗落的部分，其中一些混杂了内行的阐释，比如波兰人Witelo的译本。Ibn al-Haytham作品的著名译本是由赫斯菲尔德的Friedrich Risner（1520-80）于1572年翻译的，与Witelo为al-Haytham写的专著在同一卷里出版，就是《光学词典》（Opticae thesaurus），据Abdelhamid I. Sabra，它是不完整的，而且和阿拉伯原本不一致。在许多论文中，Eilhard Wiedemann将al-Haytham著作中的篇章翻成了德文，且在1960年早期，Matthias Schramm将该书有关光学的重要段落翻译为德文。然而，直到1989年底，伦敦的瓦尔堡研究院才用英语出版了该书的前两章，它们是由埃及学者Abdelhamid I. Sabra翻译的，他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致力于翻译并解释al-Haytham的七卷光学纲要。[15] Sabra在他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清晰地总结了这位11世纪博学家的特殊成就：
“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流传的唯一一种视觉理论就来自Ibn al-Haytham，这个理论认为视觉中心和所见物之间以一个面为中介，色彩光点在这个面上的构造直接对应到它们在视阈中的排列。这个面是晶状体的扁圆形表面，其中与视觉有关的光点和视点与外界指向眼睛中心的直线射线相交叉，眼睛中心成为几何“视锥”的顶端。这一理论主张对物体的感知（perception/idrāk/comprehensio)，和物体的视觉特性（尺寸、形状、距离等等），这些都组成了对这个色彩马赛克的抽象读取（mental Reading）中……它们通过晶状体和视神经被转换为一个有序的整体，最终到达大脑，作为分辨和判断（tamyiz）的感觉系统开始最终读取进程。[16]
直到今天，Sabra所译的一至三卷《光学书卷》（Kitāb al-Manāzir）终于重见天日，他对其余书卷的英语和阿拉伯语评注才使一种不同观点的形成得以可能。近日，A. Mark Smith认为开普勒光学比起阿拉伯光学来说更是一个革命飞跃，因为开普勒比起视觉分析来更关注对光的数学-几何描述。“开普勒式的光学不是以视觉为中心的，而是以光为中心的。”[17] Ibn al-Haytham的理论很明显是以视觉为中心的。
从巴格达的Abū Zayd Hunayn Ibn Ishāq al-‘Ibādī (808–73)到波斯人Kamāl-Dīn（1267-1319/20），这些阿拉伯-伊斯兰自然科学家无疑都从生理学和医学方面关注作为视器官的眼睛。研究健康眼睛的视觉功能和治愈受损视器官的努力是与自然世界建立的第一层联系，我们热衷于并一直推进这种关系的建立。通常，视觉研究者都是眼科医生。[18]
Alī Ibn Īsā就是其中一员。他是巴格达的眼科医生，据推测巴格达有一家建立于8世纪的医院。Alī Ibn Īsā是Ibn al-Haytham的同代人，尽管年纪大一点点。据Hirschberg和Lippert，他在大约1004年的时候完成了《眼科学手册》。[19] 在第一卷的第八章中，作者致力于“眼睛的主要部分”，也就是他称的“晶状体”。他将其定义为“无色、清澈、发亮、球形”，同时发出警戒——这对Ibn al-Haytham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它不是圆满的球体，而是有点扁……适度的球形能使其避免轻易受到损害……扁球体形可以反射感知物的许多部分……它可以比球形处理它触及到的物体的更多部分。”在这段关于感知的物理概念之后，Alī Ibn Īsā——20世纪初的德国译者仍称他为“我们的Ali”——强调了作为一名医生，为何他要把晶状体描绘为使观看发生的要素：“当一颗星星将它自己嵌入它与视觉物之间时，观看是不会发生的；但当一颗星星用一个仪器将自己推开时，视线就回归了。”[20]
大师们想到一块儿去了。Ibn al-Haytham也认为晶状体是眼睛最重要的部分，是视觉的真正中介。然而，Ibn al-Haytham不仅具有生理学、神经学和数学-几何视野，他还是一个超级实验思想家，而这需要更彻底的分析。这有关一个有趣的神学-哲学隐喻，汉斯·贝尔廷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过，但我们想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去阐述。这在Philip Wiener的《观念史词典》[21]中已经显示了迹象。从发送器/传达器到接收器假说的模式转换，是Ibn al-Haytham在11世纪从数学和几何上最先创立的，Witelo、John Peckham和Roger Bacon在13世纪接受并扩展了这一假说，欧洲学者中的拉丁语学者因而发现了透视（perspectiva）的概念[22]，这一模式转换导致了光的概念和价值的戏剧性变化，直到17世纪Athanasius Kircher提出光的形而上学之前都十分重要。[23] 视射线从观者的眼睛中射出并落在外在物上，这一观点和古典视觉理论与亚里士多德-基督教概念中的自主、神圣的光是相通的，在拉丁传统中它们被称为lux。反射光或发光物发出的光是不洁的流明（lumen），它们在天体物理学家和月球爱好者Ibn al-Haytham的介入理论中升级为决定性的光照（illumination）。在这一理论中，神圣的光（lux）是过剩的——好比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和光的携带者。然而，这是我们不应进入的另一个主题。
超级模型的十个变体
此处以图像和图注形式呈现出的微缩谱系学并不是想要书写一份光学或视觉概念的前话语史或考古。如同Ibn al-Haytham为了描述视器官的内在结构并解释其功能而做的虚拟横截面一样，我们的实验也只是为了例证这位阿拉伯学者的思想是如何在早期现代的欧洲科学史与文化史中留下印记的。
Ibn al-Haytham（约965-1039/1040）
已经发表并数次被描述为Ibn al-Haytham洞察力的视觉物的两本底本，它们在视觉构成方面却是非常不同的。双眼的草图（图15.2）是从眼球中间切开的截面，一直画到感知和大脑活动相连的区域。文字缠在一起，很复杂，它们关注对两种“不同阶段”联系的描述，Simon认为这是这位阿拉伯学者的视觉理论与众不同的地方：“外部视觉阶段负责晶状体成像，内部存在感觉的传递和递进，一直到大脑知觉区域。”[24]站在神经生物学角度看来，这是关于两根中空的视神经——视觉精神在其中流动——如何通过交叉视觉而连接起来的早期暗示。我们已知的各式拉丁文改编本中并没有这幅草图，包括Riesner的版本，因此只有阿拉伯语的标识文字。该图也有好几个变体，但有意思的是它们都能溯源到同一个本子，也就是Sabra断定为1083年的手稿，页码81b，编号3212，现藏于伊斯坦布尔法蒂赫图书馆（number 3212, fol. 81b, Istanbul Fatih library）。Sabra评论了一些带有标记的草图变体，这些标记是评论家留下的，各自有不同的侧重，关于这幅草图是否适用于他们自己的眼睛或站在对面的人。[25]
图15.3是我们复制的Sabra书中的图示，我们将这两个图解变成了黑底白字以区别于第二个模型。Sabra在将阿拉伯版本翻译为现代英语时用了以下术语：
1.下眼睑——2.角膜——3.眼色素层孔（瞳孔）——4.上眼睑——5.眼色素层球——6.白膜液——7.晶状体液——8.玻璃体液——9.网状膜（蛛网膜），包裹着晶状体-玻璃体——10.椎体神经——11.结膜球，包含眼球——12.放置眼球的凹骨（眼眶）——13.凹骨中的孔——14.附着在眼球上的神经——15.普通神经（视交叉）——16.起于大脑的视神经——17.大脑前叶 [26]
然而在谱系学上我们更关注第二个模型的变体。垂直切穿眼球的假想矢状切线具有强大的决定性能量。在Riesner的图解形式中，眼睛及其与大脑相连的神经仿佛是一起被拉出骨骼的，或者反过来：这个被分析的器官仿佛可以重新被放回骨骼中并重新像作者描述的那样运作。[27] 被广泛展示的视神经像是一把剑、一个戏剧性的连接器。Ibn al-Haytham理论的核心位于注视平面（plane of regard）上，晶状体液（拉丁文：humor cystallinum）穿过膜或边界能到达其他两种液体：玻璃体液（拉丁文：humor vitreus）和白膜液（拉丁文：humor aqueus），它被挤压为凸透镜，以网状膜（最好是被翻译为“蛛网膜”）为可流动的交界面。Ibn al-Haytham需要此建构来抢救他的观点：眼内垂直立正的视点域等同于外在物领域。在现代光学中，凸透镜也被认为是正向透镜。
Kamāl al-Dīn al-Fārisī (1267-1319/1320)
三百年后 Ibn al-Haytham的作品才在一本阿拉伯专著中被合适地引入。该专著于13世纪末发表，作者是 Kamāl al-Dīn al-Fārisī。根本上来说，该书描述并评论了Ibn al-Haytham关于视觉和眼睛的理论，但并未有什么新的洞见。在当时，解剖研究只能在动物身上实施，因此对于人眼的研究是从对动物眼球的实验发现和解剖观察中推出来的。据说，Kamāl al-Dīn al-Fārisī解剖了一只羊，这使他得以对眼球结构做出他最重要的发现。“通过思考和实验，Kamāl al-Dīn al-Fārisī得出一个结论，直到1823年这个结论才被重新接纳——由Johannes Evangelista Purkynĕ。[28] Kamāl al-Dīn al-Fārisī是第一个完美地确立了透镜前表面的倒影、并在其理论框架中杰出地证实了它的人，”[29] Schramm是如此描述Kamāl al-Dīn al-Fārisī的成就的。
Roger Bacon (1214-92/94)
"因此我应该画一幅图，在表面上尽可能说清楚所有这些问题，但完整的论证需要一具像眼睛一样具有上述所有细节的主干。如果要做实验的话，牛、猪和其他动物的眼睛需要被画成插图。我觉得这张图会比接下来那张要好，尽管接下来那张来自于古代。玻璃体液的中心不可能比前晶状体（anterior glacialis）的范围要低，因为这样的好右边就会呈现为左边，左边变右边，就像下述所言：不可能位于主体的表面，因为这样的话，右边的像会太往右边跑，左边的像又会太靠左边，它们就不能在一个共同的神经汇合，因此玻璃体液的中心就位于眼球前半部分的外侧。……开口的尺寸取决于视觉金字塔的分界线：abl。如果al是金字塔的底部，也就是视觉物，那么其成像就会穿过金字塔下方的角膜并进入开口，自然地进入眼球中心，在此它会被玻璃体液chd弯折变形。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设置了玻璃体液的中心，也才画出了它的范围……（没翻完 我累了 这里先跳掉吧 一大段生理学引用把我搞累了）
Schematic of the human eye according to Kamāl al-Dīn al-Fārisī with A. I. Sabra’s simplified labeling: “1. Vitreous humor—2. Centre of the eye—3. Crystalline humour—4. Centre of the uvea—5. Web-like tunic, encircling the crystalline humor—6. Albugineous humor—7. Uveal sphere—8. Cornea—9. Uveal aperture (pupil)—10. Wreath—11. Retina.”
Erazmus Ciolek Witelo (circa 1230/35-circa 1280/90)
Andreas Vesalius （1514-64）
图15.8 This illustration from a plate in Opera omnia anatomica et chirurgica by Andreas Vesalius (1725, Plate 67, 554–55) shows the structure of the human eye (I) as well as the structure of the optic nerve and the muscles controlling eye movement (XVIII).
Friedrich Risner (circa 1533-80)
中世纪最有名的欧洲眼部解剖模型是由Friedrich Risner在1572年所制的，在图表中心画出了晶状体。Risner《光学词典》（Opticae thesaurus）包括了Witelo关于光学的专著和 Ibn al-Haytham的《光学》全七卷，其中第一卷处理了视觉理论，并包含了一幅复制图画：如图15.10所示。[35] 阿拉伯手稿中并没有这幅插图。Hirschberg认为这幅插图所包含的信息源于“Vesal《解剖学》，VII c. 14, Basil. 1555.”[36] Risner为两位作者提供的都是这幅插图（Alhazen: Book I., 6, Witelo: Book III., 87）。
Francesco Maurolico (1494-1575)
这一图示（图15.11a）出现在《光影的启蒙：关于光的放射和反射》（Photismi de lumine et umbra, ad perspectiuam et radiorum incidentiam facientes）一书中，该书由数学家、物理学家、建筑师和自然哲学家Francesco Maurolico于1521年所著、1611年身后发表。Maurolico来自西西里岛墨西拿的一个希腊家庭，是Santa Maria del Parto à Castelbuono修道院的一名本笃会修士，同时也是墨西拿大学的杰出教授。图表上的长条标题细化了眼球各部分和它们的功能：
眼部术语 Ocular Terms
A
B
C
D
E
F
G
H
I
K
L
M
N
O
P
Q
R
S
Robert Fludd (1574-1637)
17世纪之初，英国的一位医生兼自然哲学家Robert Fludd发表了两大卷著作，关于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的历史。在数个变体中，他不厌其烦地描述了他想象的宇宙现实和作为微观宇宙反映的人体之间的类似。这两幅版画（图15.12和15.13）画的是外科手术视角下的眼球。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
Ad Vitellionem paralipomena, quibus astronomiae pars optica traditur（光学：）
图15.12 Here the English doctor and natural philosopher Robert Fludd presents the dissection of an eye in various stages and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The graphic quality of the illustrations is reminiscent of the work of the surgeon. From Robert Fludd, Utriusque cosmi maioris scilicet et minoris metaphysica, physica atque technica Historia (Oppenheim, Germany: Theodor De Bry, 1617), 186.
图15.13 A simplified schematic of cross sections of the human eye by Robert Fludd, taken from page 195 of the same book: “a—Cristallinus humor, b—Vitreus, c—Aqueus, d—Est tunica adnata, e—Cornea tunicae pars optica, f—Vuea tunica, g—Retisormis tunica, h—Hyaloides tunica, i—Christalloides tunica, k—Pro cessus Ciliares, l—Impressio Vueae a crassa tunica abscedebs, m—Cornea pars crassae tunicae, n—Adepsinter musculos, o—Nervus opticus, p—Crassa meninx, q—Tennis meninx, r—Musculi.”
图15.14 Johannes Kepler, Ad Vitellionem paralipomena, quibus astronomiae pars optica traditur; potissimum de artificiosa observatione et aestimatione diametrorum delinquiorumque solis & lunae. Cum exemplis insignium eclipsium. Habes hoc libro, lector, inter alia multa nova, tractatum luculentum de modo visionis, & humorum oculi usu, contra opticos & anatomicos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Claudius Marnius & Johann Aubrius, 1604), 176.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Résumé: The Arabs in the Middle
Notes
[1] See Zielinski’s short genealogy of the camera obscura in Deep Time of the Media: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Hearing and Seeing by Technical Mea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87–88. A detailed bibliography on the camera obscura, which includes the book on optics by Ibn al-Haytham, is provided by Christina Candito, “La camera oscura portatile,” in Lo Sardo’s catalog Athanasius Kircher: Il Museo del Mondo, 248–49.
[2] He probably came from Afghanistan but went to Baghdad as a student and died in Damascus.
[3] Eilhard Wiedemann on al-Fārābi’s “Aufzählung der Wissenschaften De scientiis” [Enumeration of the sciences],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11 (1907–8): 87–88.
[4] Eilhard Wiedemann, “Zur Geschichte der Lehre vom Sehen,” Jahrbuch der Photographie 7 (1893): 318.
[5] Ernst Mach, Die Prinzipien der physikalischen Optik (Leipzig, Germany: Barth, 1921), 60.
[6] David C. Lindberg, Theories of Vision from al-Kindi to Kep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85. The reprint of Risner’s Latin edition of al-Haytham and Witelo was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7] A. Mark Smith, “What Is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Optics Really About?,”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48 (2004): 180.
[8] Lindberg, Theories of Vision, 59–60.
[9] See the Empedocles chapter in Zielinski’s Deep Time of the Media, 39–56.
[10] See also Lindberg, Theories of Vision, 86.
[11] “Quemadmodum plures antiquorum extimauerunt.” See Al-Kindi, De Aspectibus, reedited in Latin by Axel Anthon Bj.rnbo and Sebastian Vogl (Leipzig, Germany: Teubner, 1912), 9.
[12] Lindberg, Theories of Vision, 85.
[13] The French original, Le regard, l’.tre et l’apparence dans l’Optique de l’Antiquit., was published already in 1988; here we use the German edition: G.rard Simon, Der Blick, das Sein und die Erscheinung in der antiken Optik (Munich, Germany: Fink, 1992), 227.
[14] Candito uses this title in a somewhat cryptic manner in connection with Alhacen; cf. note 4.
[15] To date, only books I–III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hich Sabra published in 1989. In 2002, he reissued books IV and V of the optics compendium by Ibn al-Haytham, On Reflection and Images Seen by Reflection, in a critical Arabic edition in Kuwait, introduced by a short summary in English. Sabra is currently preparing an English edition of books IV and V.
[16] Abdelhamid I. Sabra, “Ibn al-Haytham’s revolutionary project in optics,” in The Enterprise of Science in Islam: New Perspectives, ed. J. P. Hogendijk and Abdelhamid I. Sabr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96.
[17] Smith, “What Is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Optics Really About?,” 194.
[18] See also Eilhard Wiedemann, “Beschreibung des Auges nach al Qazwīnī,” Jahrbuch der Photographie 26 (1912): 67–73.
[19] Alī Ibn Īsā, Erinnerungsbuch für Augen.rzte (Leipzig, Germany: Veit, 1904), 23–24. In 1996, Fuat Sezgin published a reprint of this book as volume 44 of the series Islamic Medicine.
[20] This strongly Galenic argument runs across pages 13 and 14 of the quoted text.
[21] Philip P. Wiener, ed.,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409–10.
[22] Of course, these positions from the thirteenth century were not coherent but rather heterogeneous. Also, on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most of the ancient Greek texts (including Euclid’s treatises on optics) were not translated into Latin from Arabic before the twelfth century.
[23] See S. Zielinski and E. Fürlus, “Ars brevis umbrae et lucis,” introduction to Variantology 3 (Cologne, Germany: Walther K.nig, 2008), 9–11.
[24] Simon, Der Blick, das Sein und die Erscheinung, 228.
[25]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iagram doesn’t matter—are the eyes mine or yours?” Abdelhamid Sabra, pers. comm., March 14, 2009.
[26] Sabra, Optics of Ibn al-Haytham, vol. 1, book 1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1989), 63.
[27] Investigations of the anatomy of the eye in the Arab Islamic and European Christian tradition were performed by dissecting the eyes of animals (usually cows or oxen) at least up to the time of Descartes. It is tempting to analogize this diagram with the famous filmic cut through the eye of a cow with which in 1928 Buñuel and Dali in "Un chien andalou" (《一条安达鲁狗》)sought to redefine seeing in film. However, that would be an impermissible historicization.
[28] See the Purkynĕ chapter in Zielinski’s Deep Time of the Media, 192–203.
[29] Matthias Schramm, Ibn al-Haythams Weg zur Physik (Wiesbaden, Germany: Steiner, 1963).
[35] See Friedrich Risner, Opticae thesaurus: Alhazeni Arabis libri septem, nunc primum editi; eiusdem liber de Crepusculis et nubium ascensionibus, item Vitellonis Thuringopoloni libri X (1572), 6.
[36] Cf. Julius Hirschberg, Die arabischen Lehrbücher der Augenheilkunde: Ein Capitel zur arabischen Litteraturgeschichte (Berlin: Reimer, 1905),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