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近代盐商兴衰记

1950年初的某一天，曾经风光一时的大盐商侯策名像一个铩羽归来的士兵，由重庆返回了自贡。当他徐徐走进那座“涵院”时，心里似有何物撞击了一般，莫大的悲凉之感便如涟漪泛开了。这座当初他斥巨资建造的豪华两式公馆，想必那时也是夜夜笙歌，好不热闹。可如今目之所及，满径蓬蒿。正应了唐诗中所言：“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对于侯策名而言，此刻已不愿谈起一生的商场浮沉，荣辱得失。他只想平平淡淡地安度晚年，除此别无他念。

毫无疑问，侯策名只是一个缩影。但我们可以据此窥视出整个自贡近代盐商的兴衰变迁，感受在巨大的历史洪流中，一只大手是如何翻云覆雨，左右他们的命运。

成也战火

1853年本来应该是个很平常的年份，可是历史却不这么认为。这一年住在乾清宫里的咸丰皇帝早已愁眉多时，只因太平军已攻陷了南京，导致两淮盐路断绝，盐税无法征收，更麻烦的是两淮百姓已无盐可食。

于是咸丰皇帝于当年5月着户部下了一纸文书，命令：“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由此，多年来的引岸疆界被打破，历史上第一次的“川盐济楚”拉开了序幕。

咸丰皇帝或许只是为了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没想到这一道命令却无形中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于是在自贡凡有点资本的人士纷纷将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中，一时间，自贡的经济如沐春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一大批盐商巨头据此扶摇直上，“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这是划时代的巨变！

在这些盐商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四大家族，即“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和“颜桂馨堂”。为区别后来的新式盐商，我们暂且将这四位称为旧式盐商。

王朗云是“王三畏堂”的创始人。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十一年王朗云先后复淘改造，新凿成三生、金海、添福等井，使王氏盐产量雄踞富荣盐场首位。

在川盐济楚期间，他又抓住时机开设广生同盐号，并在重庆、宜昌、沙市等地设立分号，专门运销济楚川盐，由此获利数以万计。但他并未停止，而是不断将规模扩大。他大量收购田土乡庄，拥田跨富顺、威远、宜宾等地，年收租谷1.7万石。后来四川总督丁宝桢称其“富甲全川”，这绝非溢美之词。

同样，在这场“川盐济楚”的顺风车中，另外三家也获利匪浅。“以末致富，用本守之”是中国最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自贡这些盐商深谙其道。他们在发家后无一不是广置田舍，用来巩固基业。中国读书人历来就秉承“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有趣的是盐商们富裕之后也想要走上仕途之路。“四大家”在基业日益壮大之后不断捐官，每一家中都有数人领取朝廷俸禄。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他们一致认为这种亦商亦官的道路最适合自己。

时间到了民国，旧式盐商已被新式盐商所取代，无论新旧，他们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凭借战争获得巨大财富。

抗战伊始，海盐生产遭到破坏，运道阻断，盐源迅速减少，全国逐渐出现食盐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一些靠近前线的地区甚至爆发了盐荒。1938年3月，国民政府便要求四川自贡盐场产量要增加到15万吨。

这一道命令从天而降，对于自贡盐商来说是多么熟悉，对于整个历史来讲，又是何其相似。但盐商们无暇感叹历史又回到了原点，此时的他们要像当年那些旧式盐商一样，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开始发展自我，甚至要突破前代盐商的成绩，以期达到新的高度。于是从1938年起，自贡盐商便获得了迅猛发展，大批资金投入到盐井和天然气的开凿上，自贡也再一次迎来了一个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无可争议，这一时期便被成为第二次“川盐济楚”。

国民政府对川盐产量大加扶持，对盐商复起井灶提供大量贷款。此时盐商徐述怀抓住机遇，抢先申请复起了一批井灶，获得一笔巨额增产贷款，使其企业大为发展后，便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其它方面。

徐述怀为人精明，善于经营，是个天生的商业人才。宣统二年（1910年）他承老盐号源昌视经营不善之机，用自己手中的债权作抵押，取得了海流井18年的经营权，迈出了其以盐业起家的第一步。在以后的经营中，他适应时代变化，大刀阔斧，锐意革新，凭借其高明的手腕在商场中搏击风浪，赢得了主动权，在抗战爆发前便已经位居盐场前列了。

抗战爆发后，徐述怀更是看准了商机，不仅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资本，同时还让远在美国留学的长子在加利福尼亚开设“天禄兴业贸易公司”，进口花旗参、手表、汽车等紧俏商品回国销售，获利丰厚。

无独有偶，此时的盐商还有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刘瀛洲等人。他们的发家史与徐述怀大体相似，都是在这场战火中应运而生，成就庞大基业。

对于这些盐商而言，无论旧式还是新式，他们的发达都与战争有着密切关联。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都为盐商提供了顺利登上历史舞台的机遇。然而，战火不可能永久燃烧，战争必将有停息之日。对于百姓而言，战争的结束意味苦难的终止；但是对于盐商来说，或许就不这么简单了。

败也战火

同治六年（1867年），王朗云53岁生日。此时家族中已有人在朝廷担任一官半职，所以他设宴大庆，诸多朝廷和地方官员都是当日的座上宾。一时间灯红酒绿，满堂同欢，好不风光。

按照司马迁对于“富裕”的分类，我们可知以工商致富被归为“末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另外，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也从来没有给予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以应有的社会尊重。而此时，诸多朝廷大员前来贺寿，无形中似乎也在向大家表明王朗云已经不再是“商”而是“士”了。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早在六年前他就因抗击云南农民军的进袭而被赏赐了花翎，之后他又捐得候补道和二品顶戴以及三代一品封典。如此看来，他可谓是商场官场，场场亨通。

然而王朗云似乎忘了像这种依靠捐来的官衔本身就显得虚假，并不能保护自身。更重要的一点，他不识时务，缺少急流勇退的历史认识，同时也没有韬光养晦的自我保护意识。他过分招摇，曾经不断与官府作对，还指使盐工捣毁过水厘局。树大招风，这位在财富面前不断膨胀的王朗云忘了自己其实只是一个商人，这样的后果就是曾经夸赞过他的四川总督丁宝桢直接拿他开刀。

同治10年，曾国藩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或全数归鄂”为条件，要求划地分销。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又经户部议准，两湖全部复归两淮。“楚运停后，厂盐无处销售……井灶因之歇业”。再加上户部整顿盐务的章程，对咸丰以来的一些私井，官府进行了查封，使得井场烧户遭到重创，出现了“川省数十万贫民托此为业者，生机顿绝”的惨痛局面。

厄运并未停止，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以疏销缉私为由，先后在犍乐、富荣两大盐场创办官运局，实行官运商销，要将以往盐商手中的川盐销售权统统收归政府。这一政策无疑给了像王朗云这样的大盐商以致命一击。后来王朗云想利用他与京官的关系，不断上访户部、都察院。丁宝桢则以王朗云之前捣毁水厘之征未能惩办，现又一再控他办理官运，决定新旧两账一起结算。便将王朗云的种种劣迹上报朝廷，惹得西太后大怒，颁下懿旨“似此持势横行，亟应从严惩办，着即先行革职，交丁宝桢提省确切审办，以示儆惩”。

王朗云得到京官密信急逃他乡，流亡四年后在光绪七年（1881年）才回到自贡，三年后含恨死去。

王朗云一死，“王三畏堂”开始江河日下，到了1928年，王氏产业名存实亡。

同样，另外的李家、胡家和颜家也难逃厄运。在四川盐业整体发展都跌落低谷的大环境下，他们都在短时间内相继衰败。到了20世纪40年代，“四大家”完全消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万万想不到，这样的历史悲剧在若干年后居然以同样的方式上演，再一次让人惊叹在历史的波云诡谲中，个人命运的抗争实在太渺小了。

1945年抗战刚一胜利，国民政府立刻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自贡盐业的黄金时代就此落幕。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对于政府的决定，自贡盐商们愤愤不平。他们认为四川食盐曾经在抗战中为稳定大后方做出了特殊贡献，许多盐商更因国难当头，做出毁家纾难的壮举。这里以盐商徐述怀最为典型。他在1944年六月的“全国国民节约献金”会上捐款1000万元，在其带动下短短35天，自贡盐商便捐出了1.2亿元的巨款，为“全国之首”。然而短短一年多时间，国民政府作出如此举动，实在让人寒心，于是他们共同要求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为川盐保留两湖地区的运销区。曾任四川盐务局局长的缪秋杰在一次聚会上表示，两淮盐商历来就是中央政府的大金库，在掌控了中央钱袋子的两淮盐商面前，中央政府似乎也无计可施。

其实早在1945年，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等人就对自我命运有了预料，他们为此努力过，但时代赋予的机会似乎也应该被时代所收回，个人的命运抗争在大时代面前从来就显得微乎其微。

这也是历史的规律。

曲终人散

回头来看，无论是对于“四大家”而言，还是新式盐商来说，他们皆因战而兴，也随战而衰。这里面似乎并不单纯的是经营方式上的失误，更重要的一点或许是他们的初衷出了问题。不管他们积累了多么雄厚的财富，说到底也不过是凭借了一时的春风，并未对其进行内修，等到这股风刮走后，余下的必然是一地残局。同样，不管是咸丰皇帝还是国民政府，当初的命令说到底也只是权宜之计。事过境迁后，在大局面前他们势必会牺牲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哪怕这一小部分人曾经做过多么大的贡献。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对于自贡的盐商而言，他们有过令人欣羡不已的辉煌时期，但结局无一不是惨淡收场。当他们一个个黯然神伤地退出历史舞台时，心中的感慨不是常人能体会的。

对所有人来讲历史都是最公平的，它在记住了失败的同时也不会抹煞掉那些辉煌的成就。自贡盐商在中国历史的洪流中大起大落，尽管结局以失败告终，但历史不会忘掉他们曾做出的贡献，尤其是那些在抗战中毁家纾难的义举。对此，我们相信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