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罗塞拉·波斯托里诺《希特勒的试毒者》Le assaggiatrici 】
★在战争面前，没有人是幸存者。在死亡的阴影下探寻复杂的人性。
★2018年意大利坎皮耶罗文学奖获奖作品。
★天才般横空出世，炸弹式引爆全球！意大利国内狂销20万册。
★作者作品首次走出欧洲，打开英语文学市场。引起国际关注，入选多项文学奖项终选名单。
★版权售出英、美、法等22国，力压斯蒂芬·金、肯·福莱特，雄踞法国畅销榜18周。
★获得《纽约时报书评》《嘉人》《赫芬顿邮报》等多家媒体重磅推荐，版权销售至22国，卢米埃重金购得电影版权。
★她不是纳粹，却一日三次，日复一日地，拯救希特勒的性命。处在监视和死亡的阴影下，女性的秘密和友谊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在与邪恶、内疚，以及生存的本能争斗。
★作者用细腻、有力的笔触揭开一段尘封的残酷历史，反思战争与人类灵魂的复杂性。在战争面前，没有人是幸存者。
★作者这样描述这个故事，“罗莎是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个罪人。这正是历史和人性困境的迷人、复杂与伟大之处。她活下来了，却也只是活着而已——因为她时刻身处囚笼。”
【作品名称】：希特勒的试毒者 Le assaggiatrici
【出 品 方】：联合读创
【副 标 题】: 她不是纳粹，却一日三次，日复一日地，拯救希特勒的性命。
【作 者】：[意]罗塞拉·波斯托里诺（Rosella Postorino）
【译 者】：雪川
【出 版 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9-06
【页 数】：328页
【I S B N 】：978-7-5596-3026-1
【定 价】：￥ 68.00
【目 录】：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相关评论】：
“无与伦比的写作，璀璨惊艳的天赋，引人入胜，精彩纷呈……故事中只用一个手势，就能完美地表达出愧疚，羞耻，爱与悔恨的感觉。罗塞拉日后必将大放异彩。”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这本书——讲述了爱，饥饿，救赎和悔恨——最终会深深烙印在你的心上。”
——《嘉人》（Marie Claire [Italy]）
“全世界每一位读者都会沉浸在这本书中，一颗心悬在喉咙里，每一秒都感同身受，直到最后的华彩一章。”
——《女性》（Io Donna）
“如一部电影大片般精彩。”
——《名利场》（Vanity Fair[Italy]）
“大师级的作品……一个独特的故事，每个读者都能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
——L’Unione Sarda
【作品简介】：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在死亡的阴影下探寻复杂的人性。版权售出英、美、法等22国。
1943年，罗莎跟随丈夫来到他生活的小村庄，恰逢希特勒需要食物试毒者，以防止被谋害。在村长的推荐下，她成为了十多个食物试毒者中的一名。在封闭的环境和狱卒的监视下，十名年轻女子形成了联盟，秘密契约和友谊交织在一起。
作者由希特勒的最后一位试毒员玛格特·沃尔克的真实故事得到启发，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她用有力的笔触探寻了人类灵魂的复杂性，一段暴力又脆弱的历史，以及人在强压下强烈的求生欲望。
【作者简介】：
罗塞拉·波斯托里诺，1978年出生，意大利天才女作家。
2009年出版小说《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夏天》，获得当年的Benedetto Croce大奖和评委会特别奖。《希特勒的试毒者》一经出版，便引爆全球，雄踞法国畅销榜18周，荣获2018年意大利坎皮耶罗文学奖。
【作品阅读】：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版·[意]罗塞拉·波斯托里诺 著 雪川 译·《希特勒的试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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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发地分成了好几个小组。也不是说每个小组里面的人真的多么互相喜爱，就像地球的板块移动不可避免一样，我们只是单纯地和一些人更加亲密，对有些人敬而远之。对我来说，莱妮每次眨眼睛需要保护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肩负着保护她的责任。还有艾尔弗里德这个把我推进厕所的女孩。从她的举动中，我推断出她和我有同样的恐惧，那是她接触人的一种方式。亲密，对的。也许高个子没有说错，艾尔弗里德曾经试图挑起战争，但就像男孩子们一样，只有通过打一架才能清楚到底应该相信谁。我们的剑拔弩张最后被看守的介入打破了，所以我们的战斗悬而未决，她和我之间产生的这种磁场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吸引彼此。
“它里面有东西吗？回答我。”
西奥多拉回过头来，这是她对奥古斯丁嘶哑声音的本能反应。
几个星期前，她曾经说，元首有时不够理性，他都是在凭本能干事情。“对对，他用的是大脑。”格特鲁德一边用牙齿交叉咬着两个发钗，一边附和着，根本没有意识到她跟自己朋友说的话矛盾了，“你知道他们瞒了他多少东西吗？”格特鲁德终于把发钗紧紧插进一侧编起的辫子之后继续说，“他并不知道身边所有发生的事，所以这并不总是他的错。”而奥古斯丁听完她的这番言论，做了一个朝她吐口水的动作。
现在她跷着二郎腿坐在我边上，一只膝盖顶着前排的座位：“从几天前开始，厨师就给你额外的报酬让你带回家。”
“是的。”
“那好，我们也要。”
“我们”？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试毒员中从来没有团结一致的说法，我们是漂浮和碰撞的板块，一会儿漂得近些，一会儿又漂远了。
“你也不想自私吧。既然他对你这么好，你让他多给你一些呗。”
“你从这里面拿吧。”我把包递给她。
“这对我们来说可不够，我们想要牛奶，至少几瓶吧，我们的孩子需要喝牛奶。”
但她们的工资也比普通工人的高啊。这根本不是她们孩子需不需要的问题，这是她们在给自己讨公道呢。奥古斯丁会这么辩解的。如果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一定会反问：“既然你能拿，凭什么我们就不能拿呢？”“那你去问西奥多拉拿呀。”我真想挑衅。可她也一定知道西奥多拉会毫不客气地拒绝她的。出于什么原因，她觉得我会接受她的条件呢？我不是她的朋友，但是她察觉到了我对获得认同的焦虑，她从一开始就察觉到了。
如何能成为朋友呢？现在我明白了她们的意思。我甚至可以说，我这些伙伴的面孔似乎已经与我第一天看到的不同了。
在学校里或者在工作中，在每一个你必须待很长时间的地方，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被胁迫成为某些人的朋友。
“好，奥古斯丁。我明天试着问问他。”
第二天早晨克鲁梅尔告诉我们，生病的帮厨们都回来了，他不需要我们两个人帮忙了。我向奥古斯丁和其他几个被选出来做代表的人解释了这件事情，但是海克和贝雅特并不甘心。“这不公平，你享受了额外的东西，我们却没有。我们还有孩子呢，你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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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希望在这个地球上永生呢？我当然不会。我大口地吞下可能毒死我的食物，就好像吞下一朵小花一样。在圣神降临的九日之前，我每天要吃下三朵这样的花。把你觉得很困难的事情都交给耶和华，比如你断了的冰刀或者你的重感冒，我的爸爸曾经在和我一起做晚祷的时候这么告诉过我。那请看看吧上帝，您看看吧，我用我对死亡的害怕，以及我与死亡那延迟却不会取消的约会，和您交换，我用它换取他的到来，我的父，我要格雷戈尔回来。我的恐惧每天都会出现三次，它永远不用敲门就能坐到我身边，如果我站起来，它就跟着我，现在它已经和我如影随形了。
人们总是会慢慢习惯所有事情，比如，从煤矿的隧道中挖取煤炭需要习惯缺氧的痛苦，走在悬空的建筑横梁上需要习惯高空的眩晕，习惯了警报声就会穿着衣服睡觉，这样警报声响起的时候就可以快速地逃跑。我们习惯了饥饿，习惯了口渴，当然，我也习惯了吃饭还有钱拿。它看起来像一种优待，但其实和别的工作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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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一个红头发、奶油色圆润面庞的女人正提着她的裙子，看上去像是为了找我们而匆匆跑来。她披在肩上的外套已经滑落到一边，露出了她的勃艮第式衣袖。
“男爵夫人。”我的公公为产生的骚动向她道歉，他解释着发生的事，并且请求允许他离开。男爵夫人走近他并握住了他的手，在我看来像是担心我公公会突然摔倒。“我很抱歉。”她用闪着光的眼睛告诉他。就在这一刻，约瑟夫流下了眼泪。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哭，这种哭泣没有声音，只有吱吱作响的关节声，更多地表现为骨头松垮，走路摇摇晃晃，失去了一切对肌肉的控制，这是一个年老者的绝望表现。男爵夫人试图安慰他，但随后她放弃了，只是等待他平静下来。“您是罗莎，对吧？”我点点头，不知道她怎么会知道我。“我很抱歉在这样伤心的场合与您见面，其实我还挺想认识您的，约瑟夫跟我讲过一些您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去想为什么她会想要认识我，为什么约瑟夫会跟她讲我的事情，又为什么一位男爵夫人会认识一个园丁。我的公公将他粗糙的手从那女人的手中抽出来，擦了擦他稀疏的睫毛，恳请我和他一起离开。我记不清他到底向男爵夫人道了多少次歉，而在回家的路上又向我道了多少次歉。
我是一个寡妇了，不，我不是。格雷戈尔还没有死，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还会不会回来。从俄国一共回来过多少失踪的人？我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每周在上面摆鲜花的十字架。我只有那张他小时候的照片，他的眼睛因为刺眼的阳光眯起来，脸上没有微笑。
我想象着他躺在雪地里伸长了手臂，但是我的手腕根本不在那里，我离他太远了，所以他的手只能攥紧了空气。我想象着他因为支撑不住疲惫，睡着了，他的战友们不想再等他了，那个胆小鬼战友——真是没用的东西——也没有等他，于是他就在雪里冻僵了。当天气又变温暖的时候，盖在他身上的冰雪就会融化，也许，一个像套娃一样有着红扑扑的脸颊的俄国姑娘会亲吻他，将他唤醒，于是他和这个女孩一起开始崭新的生活，他们会生一个叫尤里或者伊莲娜的孩子，他们会在一栋达恰里面过年，有时候在壁炉前，他会产生一种奇怪得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的感觉。“你在想什么呢？”那个套娃一样的姑娘会这么问他。“我好像忘了什么事情，确切点说，我可能忘了什么人，”他会这么回答她，“但我不记得那个人是谁了。”
又或者许多年之后，我会收到一封来自俄国的信。格雷戈尔·绍尔的尸体已经在一个群葬墓堆中发现。他们怎么能确定那就是他呢？我们又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弄错？但我们会相信的，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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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人即使还活着，但已不复存在。格雷戈尔也许还活着，但是他已经不存在了，对我而言已经不存在了。帝国将继续它的战斗，它在谋划着奇迹武器，他们相信奇迹，而我却从来不相信。在戈林坐上戈培尔的位置之前，仗会继续打下去，约瑟夫说过。战争看起来将永远进行下去，但是我已经决定不再战斗了，我叛变了，不是对党卫军，而是对生命。我坐在巴士上，但已经不再存在。巴士带着我前往克劳森多夫，那是王国的食堂。
…………
即便实在的或潜在的守寡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我也没有感到一丝安慰。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格雷戈尔从天而降，来到我的世界里，带给了我幸福，这就是他扮演的角色，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显露出了欺诈的行为，我都觉得我上当受骗了。
…………
有一天赫塔起床后，她的眼睛不像之前那么肿了。她决定相信格雷戈尔过得很好，有一天清晨，他会自己敲响房屋的门，那时的他会和入伍的时候没什么差别，只是胃口变得更大了。我也学她，试图说服自己。
我在相册里找到了他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张照片里的他身穿制服，我对着照片里的他说话，就好像每天晚上做祷告一样。相信他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一个赌注，而这种相信将会渐渐地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因为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被他的骨头和肉压到而崩溃得像个孩子，可是现在我的睡眠反而不规律了，身体经常会痉挛。格雷戈尔失踪了，或者已经死了，而我仍然爱着他。这份从年轻时开始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我不需要得到任何的回应，只需要固执和自信地等待。
我按着弗朗茨留下的美国的旧地址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想和家人说话的渴望实在是太强烈了，我想和一个小时候追着我自行车跑的人、一个每周日做弥撒之前和我一起去游泳的人说话，这个人我从小就认识，当他还在摇篮里睡觉的时候，我咬了他的手，他哭得脸都紫了——他是我的弟弟。
我告诉他我失去了格雷戈尔的消息，就像我也失去了他的消息一样，这封信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就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再也没有办法清晰地记起弗朗茨的脸了。我只依稀看到他宽阔的背脊，他穿着一件布外套一瘸一拐地朝前走着，但是我就是想不起他的脸。他现在有胡子吗？他的嘴唇上还有那些疱疹吗？他需要买眼镜了吗？成年的弗朗茨对我而言是那么陌生。每当我在书上看见“兄弟”这个词，或者每当我听到别人说起个词的时候，我眼前都会立刻浮现他凸出的满是伤痕的膝盖、他腿上X状的划痕，正是这些伤疤激发起了我立刻去拥抱他的冲动。
我等了好几个月，想要得到一条他的消息，但是我没有收到弗朗茨的回信。再没有人会给我写信了。
关于等待中的这几个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有其中一天我记得还算清楚。前往克劳森多夫的巴士的窗外，一片草地上长满了紫色的三叶草，这将我从修道院般的日常生活中唤醒。春天来了，但是一种没有缘由的感伤侵袭着我，格雷戈尔缺席了，生命也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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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举起手臂行纳粹礼，不是一件可以蒙混过关的事情。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齐格勒在参加过的许多次会议中已经充分地学习过了。要让手臂利落而毫不迟疑地抬起来，就必须收紧身上的每一块肌肉，注意提臀收腹，胸腔起伏时要带着脚上的动作，伸展膝盖，横膈膜鼓起来，喊出“希特勒万岁”，每一根神经肌腱和神经纤维都必须参与到伸展手臂这个严肃的任务中。
有的人伸手不够有力，肩膀有些僵硬，和标准姿势要求的“放低手，远离耳朵”相差甚远。标准姿势要求身体对称，展现出不可打倒的运动员的姿态，至少，希望如此：这样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人，才能拥有弥赛亚一样的救世能力。还有些人，本应该是伸展成45度角的，却硬是做出了垂直的动作：你伸手的动作根本就没有展现出你的态度。这时候表达态度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好好敬礼。比如，手指不应该全部张开，你又不是准备涂指甲油。并拢它，伸展它！下巴也要挺起来，额头朝前，把所有力量、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手臂伸展的线条上，想象着可以用手掌粉碎那些不配赢的人的头颅——人和人是不同的，种族是可以从外表上看出来的一种灵魂。把你的灵魂都灌注到手臂上，把它奉献给元首。他不会把这个灵魂还给你，你可以清空你身体里灵魂的重量。
当然，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齐格勒是敬纳粹礼的专家，他练了很多年，也许他本身就很有天赋。我也有天赋，但是我没有努力练习。我的敬礼姿势经受过检验，虽然没有被羞辱，却也没有得到表扬。我从小就开始学习滑冰，所以对身体的控制力一向很好，当新学年开始，我们聚集在大礼堂行纳粹礼的时候，我甚至习惯性地跳了一下，我的动作趋于完美，自然不可能挨骂。但是，随后的几个月里我慢慢趋向平庸，我没有在意老师的失望。
当时，奥运圣火从希腊递出，经过索非亚、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维也纳和布拉格，终于到了柏林，在欢迎游行上，我看见德国少年团的小男孩们穿着制服拍照。然而二十分钟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一直站着不动了，他们有的把脚摇晃到了另外一边，有的把举着的右手甩到了左边，他们实在是太累了，无心去思考可能到来的惩罚。
无线电传送着比赛的进展。由于传输信号比较差，元首的声音有些嘈杂，不过十分洪亮。人们的齐声欢呼通过电波一直传到我的耳朵里。为了国家，人们毫不迟疑地奉献了一切，他们呼喊着他的名字，神奇又充满仪式感。这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名字，虽然国家折磨着它的人民，但是归属感让我们推翻了一旦出生在这里就会被限制的孤独感。我从来没有过对祖国的归属感，这是一种错觉，我想，我只是因为倦怠所以才习惯了它——这不是一种胜利的感觉，这只是为了保持同一性。
我的父亲气愤地关掉了收音机，他一直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就像有些叛逆的少年放荡不羁的一种形式，这是从意大利传来的精神病毒。然而，在工作上，他却被那些参加纳粹党的人取代了位置。和其他虔诚的天主教徒一样，他一直在给德国中央党投票，谁想到，最后他眼睁睁看着中央党通过了准许希特勒获取全部权力的法律，促成了自身的瓦解。我的父亲忽略了那个转瞬即逝的“叛国”的欲望，而这个欲望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我想象着在节日的兴奋中吞食火腿肠和喝柠檬水的群众，终于相信无数个不同的、不可替代的个体是可以被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命运同化的。那时我十八岁。
而那个时候齐格勒多大？二十三岁，或者二十五岁？我的父亲在战争开始一年半后死于心脏病。齐格勒那个时候应该已经在服兵役了。他知道怎么敬一个完美的纳粹礼，他知道规则并且牢牢遵守它。他随时准备着用他的军靴去践踏贝雅特的塔罗牌，保持着对我傲慢的眼神，他会践踏任何一个阻碍德国与他宏伟计划的人。
这就是那天下午我在遇到他几分钟之后所想的事情。他刚刚来到克劳森多夫，就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这个地方的可怕程度要比从前更甚。曾经指挥着这个营房的军官如今去哪里了？我们有时候在走廊里碰到他，他甚至都不点一下头。他永远也不可能做出跑到院子里冲我们大发雷霆的事情。我们是十条消化道，他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去和消化道打交道。
坐在巴士上，我又想起了格雷戈尔。也许他的军靴践踏的不是塔罗牌，而是尸体。我不知道他在失踪以前一共杀过多少人。齐格勒面对的是一个德国女人，而格雷戈尔是一个面对外国人的德国人。他需要更多的仇恨来结束一个生命，或者只需要保持冷漠。那一天，让我感到生气的根本就不是齐格勒——而是我失踪的丈夫。
不，其实是我自己。我的软弱唤醒了我内心的愧疚，我都记得的——小时候我就咬过弗朗茨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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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怀孕了，”艾尔弗里德在我们排队的时候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不，我不明白，海克的丈夫正在前线打仗，她已经差不多一年没有见到他了，我们是没有男人的女人，男人正在为祖国而战斗——先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然后是为了所有民族！先是为了我的祖国，然后是为了全世界！——他们时不时地回来，但也时不时地死去，或者传来失踪的消息。
我们都需要被渴求，因为男人的渴求使你有更多的存在感。每个女人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学习到了这些。当时处理这个问题为时尚早，但你会注意到这种力量，既然你还没有征服它，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一个陷阱。它从你的身体中泉涌出来，对你而言，它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你此前从来没有在镜子中看过自己的裸体，但它使你觉得好像其他人已经看过一样。你必须行使这种权利，否则它就会反噬。一旦你与谁发生了一些亲密关系，它就成了你的弱点。屈服比征服要容易得多。所以并不是群众像女人，这话应该反过来说。
海克肚子里的孩子的父亲是谁？我没有办法想象。然而，我想象着，她的头枕在枕头上，她另外两个孩子睡在她的身边，而她却醒着，用手抚摸着她的肚皮——她的错误。也许她是恋爱了。
到了晚上，我开始忌妒她。我可以想象到，她躺在床上，被她身体的变化吓坏了，她也因为恶心而无法休息，但是，我想到她的身体将带来新生：一个新的生命被点燃了，她的肚皮下方有一颗跳动的心脏。
…………
海克没有说医生住的地方，也没有说他的名字，只告诉我医生让她喝了一杯不知道掺杂了什么混合物的水，还让她把喝完的杯子放到门口。他警告她，这很快会引起宫缩。在回来的路上，她们不得不在树林里停下。随着汗水和不停的呻吟，她的身体中掉出了一坨肉。在海克努力调整呼吸的时候，艾尔弗里德把它埋到了一棵桦树脚下。“我永远不会记得是哪一棵桦树，”她说，“我永远不可能找到他了。”
这是个错误。创造或者去除生命并没有什么神圣的意义。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人类的事情。格雷戈尔不想成为任何命运的起源，他被束缚在了一个关于意义的问题中，仿佛我们必须回应每一个生命独有的意义。但即使上帝也不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他是一个错误，也是一个在肚皮底下跳动的生命。
海克结束了他的呼吸，我对她很生气，而且这使我很伤心。有一种空虚挖进了我的肚子，这是我所有缺失的总和，也包括了我与格雷戈尔不曾有过的孩子。
在柏林时，每当遇到孕妇，我都会考虑信任问题。我看到她们后仰的背、稍稍分开的双腿和她们放在肚子上的手掌，这些都会让我想起夫妻之间的信任问题。这不是关乎爱情或情侣之间的信任，我想到的是扩大、发暗的乳晕和肿胀的脚踝，我想知道，格雷戈尔是否会因为我身体的变化而感到害怕，他是否会停止对我身体的迷恋，他是否会对我避之不及？
有一个入侵者占据了你女人的身体里的一块空间，然后改变了它，使它为他所用。他出来的通道与你进入她的通道是同一条，但他获得了你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的特权：他曾经生活在你永远都到达不了的地方，并且永远地占有了它。
这个入侵者生活在你女人的身体里面。在她的胃、肝脏和肾脏之间，长出了一个属于你的，却又如此私密、如此完整地属于她的东西。
我很想知道我的丈夫能否忍受我的呕吐、我不断小便的冲动，忍受我从一个有机体沦为只有几个简单原始功能的身体。如果这是自然的，那么他不会接受这种自然。
我们之间没有这种信任，他和我，我们太早地分开了。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把我的生命完全地交付给另外一个人，格雷戈尔已经带走了这种可能性，他背叛了我，就像一条被你驯服的狗意外地反抗了你。我有多久没有感受到他的手指放在我舌头上了？
海克堕胎了，而我仍然希望从一个已经在俄国失踪的人身上要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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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一个夜晚，我脱光了衣服。
我从衣柜中挑出了一条赫塔曾经批评过的晚礼服，它不同于我在招待会上穿的那件。我开始梳妆打扮。也许在黑暗中齐格勒根本注意不到，但是没关系。当我梳着头发，用粉饼擦拭着脸的时候，我重新体验到了约会前等待的焦虑。这是为了那个徘徊在我的窗前，就像面对着一个祭坛而害怕亵渎它的人准备的。但也许相反，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会像面对斯芬克斯时一样骄傲，我没有谜语也没有答案，但是即便有，我也会把它们透露给他。
我开着灯坐在窗前，当他到达时我站了起来。我似乎看到他微笑了，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这些日子以来，如果我听到房子里有人的声音就会关上灯，而他会躲在黑暗里面。当我再次打开灯，他就又出现了。我用布盖住了灯，所以灯光很柔和。关灯是我们的暗号，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发现我们。我躺在床上，心中害怕赫塔会突然进来。为什么她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呢？有一次我紧张到筋疲力尽，居然睡着了，也不知道他在门外等了多久才离开。他的坚持是一种示弱，对我来说又是一种威严。
那是招待会结束整整一个月后的晚上，我虽然没听见什么声音，但还是关上了灯。我没有穿鞋，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一声不响地打开了房门。确认赫塔和约瑟夫正在睡觉后，我走到厨房，从后门走了出去，绕了一个圈子来到我的窗边，看见他蹲在那里等信号，他看起来是那么渺小。
我向后退了一步，右边膝盖发出了声响，齐格勒惊得跳了起来。他穿着制服站在我面前，没有了窗户的阻隔，他就像在兵营里那样吓着了我。魔法崩溃了，现实以坦率的态度显露在我的面前。在这个刽子手面前我无依无靠，而且还把自己推向了他。
齐格勒动了一下，抓过我的手臂，将鼻子埋在我的头发里，吸了一口气，那一刻我也闻到了他的味道。
我走进了干草房，他跟着我。黑暗没有一丝裂缝，我一点也看不见齐格勒，但是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声。木头发出的香气像海绵的味道一样，这个熟悉的味道让我平静了下来。我坐到地上，他也照做了。
我们的肢体有些不协调，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仅凭嗅觉在对方的身上跌跌撞撞，就好像我们第一次探索自己的身体时那样。
那之后，我们没有彼此告知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我们表现得就像我们共同做了这个决定一样。我们都已婚，尽管我现在是独自一人。他是党卫军的中尉。如果他被发现与一个试毒员发生婚外情会怎么样？或许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又或许这是被严令禁止的。
他没有问我为什么把他带到干草房里，我也没有问他为什么选择了我。在他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他请求我为他唱一首歌，这是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的嘴巴紧贴着他的耳朵，我低低地唱起了歌。我唱的是海克堕胎的那天晚上我给她女儿唱的那一首童谣，那是我父亲教我的歌。
赤裸着躺在干草房中，我想到了那个铁路工人，那个不屈服的男人。“老顽固。”妈妈曾不经意地这么喊他。如果他知道我正在为希特勒工作，他会是什么反应？如果我去了死亡的国度，要在那里细数我曾经的所作所为，我就没有办法否认这件事情。我违犯了他的规矩，他会打我一巴掌，说：“我们从来都不是纳粹分子。”我会用手捂着我一边的脸，我会惊讶，会哀号着告诉他：“这不是我是不是纳粹的问题，这跟政治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政治。1933年的时候我才十六岁，我连投票权都没有。”“你要为你所容忍的政权负责，”我的父亲会大声地喊叫，“任何人都应该拥有在你现在生活的国家里生存下去的权利，就算这个人想做个隐士，他也有这个权利，你到底理不理解？罗莎，你没有办法为自己在政治上犯的错误开脱。”“你别再说了，”我的妈妈会这么乞求的。她当然也会出现，她的外套还披在她的睡衣上，甚至她的味道也还像原来那样好闻。“她自有主张，她会很快和他了断的。”“你这么跟我说话是因为我和另外一个人上床了，对吗？”我挑衅着回答道，“而你，妈妈，你永远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的父亲重复地说着我没有办法为自己开脱。
我们已经在独裁下生活了十二年，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是什么让人类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的呢？
“我们别无选择。”这大概能够成为我们的辩词，我只能对我吞下的食物负责任。这是一个无害的动作，吃东西怎么可能是罪行呢？其他人难道会因为用200马克一个月的价钱把自己卖了而感到羞耻，会为这高额的薪资和无可比拟的美味而感到羞愧吗？他们相信，而且我也这么相信：白白地牺牲了自己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呢。可是面对父亲，我羞愧难当。虽然他已经去世，然而在这样一位审查员面前，我不能隐藏我的情感。我们嘴上说着我们别无选择，但是，对于齐格勒，我是有选择的，本来是有的。可相反的是，我走向了他，是我把自己推向了那个境地。这种耻辱贯穿我的全身，从肌腱到骨头乃至唾液，不留一处空隙，这种耻辱还被抱在我的臂弯之内，至多有70磅重。我给出的任何辩解和理由都不过是自我安慰。
“你怎么不唱歌了？”
“我不知道。”
“你怎么了？”
“这首歌让我很难过。”
“你可以换一首歌。如果你不想唱的话，就别唱了。我们可以什么话都不讲，就在黑暗里看着对方，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在赫塔和约瑟夫睡着的寂静中，我回到了房间。我双手抱着头，无法接受刚刚发生的事情。同时，一种暗暗的喜悦让我间歇性地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没有什么会再让我感到孤独了，我发现我在抵抗孤独。我坐在格雷戈尔从童年起一直睡的那张床上，又一次写下了我的罪行清单，就像我在柏林认识他之前做的那样。我无法为自己辩解。
…………
每天晚上我都出去和他做爱。我带着像要去见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决心快步走向干草房，如同行军的士兵。我脑中有无数个问题折磨着我，我让它们保持沉默，第二天的时候它们会卷土重来，但是每当我进入干草房的时候，它们就被一张网缠住了，没有办法越过我的渴望。
那种不顾一切出门的姿态，是一种叛乱。在我隐秘的孤独中，我感到了一种完整的自由：把自己从生活的强权控制中解脱出来，把一切交由事物的随机性。
我们是情人。找寻成为情人的理由是幼稚的。齐格勒看了我一眼，或者说他见到了我。在彼时彼地，一切就已经足够了。
也许有一天，约瑟夫打开门会看见我们彼此靠在一起，身上盖着一件纳粹军服。为什么这不会发生呢？早晨的时候，我会想，没错，我会被挂在绞刑架上面对所有人的谴责。“这就是那个罪人的故事，”我的同伴们会这么说，“许多问题就都解释得通了。”“一个来自柏林的女秘书，”赫塔会说，“我就知道她不可靠。”
为免在黑暗中跌倒，我紧紧抓住我情人的身体。有一瞬间我觉得我的生命在加速，他在我的身体里快速地运动着，这消耗了我所有机能，让我的头发散掉，指甲也都裂开了。
…………
我打开干草房破旧的门，里面干燥的气味捏住了我的鼻孔。在未来，直到永远，我都会将这种气味和齐格勒联系在一起，每一次闻见都会瞬间崩溃。我将屈服，也将破碎。我不知道还能用其他什么方式来描述爱情。
干草房里没有阿尔贝特的痕迹，也没有我们的痕迹：那些工具和家具都被随意摆放着。没有任何东西被移动过，一切都维持着原样，我们的相会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踪迹。它发生在一个悬停的时间里，是最可耻的美好。
…………
“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吗？”阿尔贝特压低声音说。他知道我早就慌了神，试着安慰我。
“猫什么都知道，它知道我在这里。”
最后总会有人发现的：我们没有办法从容不迫地做这件事情。扎特知道了我们的秘密，它杀死了一只老鼠并把它带给了我，这与其说是礼物，不如说是它的一个警告。
阿尔贝特把我拉进干草房，关上了门。他温柔地拥着我，然后紧紧地抱住了我。他也很害怕，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无所谓——他是为了我害怕。他不希望我因为我们的关系而受苦。就是这样。我也抓紧了他，我想好好照顾他，我想要证明给他看。那一刻，我认为我们的爱情是值得的，不比其他的爱廉价，不比在这个地球上得到的其他庇护逊色，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我们不应该受到谴责。当我再次拥抱他的时候，我会再次呼吸，轻柔得就像在柏林和我睡在一张床上的保利娜一样。
…………
回过神来，我想到我们并没有权利谈论爱情。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残缺不全的时代，它已经颠覆了每一种确定性，破坏了所有家庭，削弱了每一种生存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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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忽略齐格勒是谁而与他做爱：在干草房里，有的只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玩笑、那个与我结盟的孩子，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其他人。虽然我失去了在前线的丈夫，我还是可以和齐格勒做爱。我在前线的丈夫也曾不得不去杀人，杀士兵或者平民，也许他也难以入睡，无能又颓废，或者与那些俄罗斯人上了床——她们是亚洲人，她们和我们不一样——他学会了怎样打仗，他也知道战争就是如此。
许多年之后，我想象着在克里米亚，齐格勒坐在行军床边，双手的手肘靠在他的膝盖上。他交叉的手指抵着自己的额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离开，所以想要求调离原岗，可他担心这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如果他离开了特别行动队，他可能再也得不到晋升机会了。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管是俄罗斯人、犹太人还是吉卜赛人，他从来都不关心，他不恨他们，他甚至不爱人类，他当然不相信生命的价值。
如果你可以随时结束一个生命，那你如何为它赋予价值呢？这东西是如此脆弱，价值是有力量的，生命却没有。坚不可摧的东西有价值，生命却没有。所以才会有人来请你牺牲掉你的生命，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你去拯救，比如祖国。格雷戈尔就是决定这样做的，他应征入伍了。
这与信仰无关：齐格勒亲眼见证了德国的奇迹。他经常听他的士兵们说：“如果希特勒死了，那我也要去死。”归根结底，生命居然这么微不足道，给某人投票就灌注了你生命的全部意义。即使斯大林格勒的战事失败了，男人们还是继续相信元首，而女人们为他的生日献上绣有老鹰和纳粹十字的垫子。希特勒曾经说过，他的生命不会在死亡的那一刻告终，而将在那一刻开始。齐格勒知道，他说得没错。
他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而感到骄傲。没有人喜欢失败者，也没有人喜欢所有人类。你不能为从六百万年前就开始的数十亿人类的破碎的生命哭泣。这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规定吗：地球上的每一个存在迟早都会消失？亲耳听见一匹马不满的嘶叫声比想到一个不认识的人的悲惨命运更让人觉得是种折磨，正是死亡造就了历史。
怜悯之心从来都不是普世的，只存在对个人命运的怜悯。老拉比将双手放在胸前祈祷，因为他已经明白他会死去。犹太女人如此美丽，却即将失去生命。你将俄罗斯女人的双腿勾在自己的盆骨两边，那一刻你以为你受到了保护。
又或者是我的数学老师亚当·沃特曼，他在我的面前被逮捕了。受害者的形象逐渐地在我眼前清晰起来，还有其他人，他们是帝国的受害者，这个地球的受害者，上帝原罪的受害者。
齐格勒害怕无法适应恐惧，所以他每天晚上都睁着眼睛坐在行军床上。他又害怕适应了恐惧，从而无法再为任何人感到悲伤，即使面对他的孩子也是如此。他害怕他会发疯，他不得不要求调离岗位。
他的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将会感到失望：“居然是齐格勒，这个尽管有着健康问题但勇往直前、从未退缩的人。谁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希姆莱？你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不会承认他居然看走了眼的。”
齐格勒的鲜血不是在默默地流淌，不打扰任何人，相反，鲜血流淌着，发出了“咝咝”的声音。当他在行军床上无法入眠的时候，他甚至听到了咆哮。于是他要求调职，将过去的一切扔在脑后。但是他内心的咆哮并没有停止。他有缺陷，却无法补救，对于生来就有缺陷的事情没有任何补救的措施。比如生命，它就没有补救的措施，它的目的一定是死亡，为什么人类就无法从中获益呢？
当他到达克劳森多夫时，党卫军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阿尔贝特·齐格勒知道他会永远待在这个职位上，永远都不可能晋升了。他也曾经有过弥补失败的愿望，虽然内心崩溃，表面上还是保持着从前的严谨。直到有一天他来到我的窗前，开始看着我。
很多年来，我相信是他的秘密——他不能承认的秘密，也是我不愿听到的秘密——阻止了我真正地爱上他。但我错了。我对我丈夫的了解也不多，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一年，然后他就加入了战争。不，我不是不认识他。毕竟，爱情发生在了两个陌生人之间，两个迫不及待冲破边界的陌生人。爱情发生在了两个充满恐惧的人之间。不是因为那个秘密，而是因为第三帝国的沦陷，这份爱没有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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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用工作的周末闲暇，我和赫塔、约瑟夫一起打发时间。我们去菜园子里摘蔬菜，或者到森林里闲逛。有时候我们围在后院窃窃私语，有时候我们又一起陷入沉默。三个人能处在同样的状态之下让我们都心存感激，我失去了我的双亲，而他们失去了儿子：我们都失去了亲人，同样的经历使我们建立了某种联系。
我还是时常在想他们到底有没有怀疑过我和齐格勒在一起的那些夜晚。欺骗他们让我感到我不值得他们对我如此爱护，即使我对他们的感情也完全是真挚的。我总是很惊讶人可以如此轻易地忽略生命的存在，但是我们之所以没有陷入疯狂，就是得益于我们生理上获取信息能力的缺失，以及在生活尚且流淌时就忘却别人的生命。
我的内疚之所以延展到赫塔和约瑟夫身上，是因为约瑟夫与赫塔是活生生存在着的骨与肉，而格雷戈尔如今只是一个名字，只是一份突然惊醒时的想念，一张在镜框中或者相册中的照片，一段深刻的回忆，一场在夜晚没有前兆而突然爆发的哭泣，一种愤怒，一种失败与羞耻。他只是一个概念。格雷戈尔，再也不是我的丈夫了。
…………
如果她从未被招为试毒员，她可能会幸免于难。然而，她和她的父亲都被驱逐了。
这是赫塔告诉我的，井边排队打水的女人们都这么说。一个犹太人愚弄了纳粹的故事已经在整个镇上传开了。所以，格罗斯-帕特斯奇、拉斯腾堡和克劳森多夫的所有人，他们一直知道我们以及我们的工作吗？
“他们被驱逐了。”赫塔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并没有将她的上唇抿到牙齿之间，她看上去不像一只乌龟：这个母亲的生命中唯一的最大的悲痛就是失去格雷戈尔，她现在已不再为其他任何人感到悲伤了。
我走出屋子时“砰”地关上了门。已经是晚上了。“你要去哪里？”约瑟夫问我，但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腿部有一阵燥热，只有肌肉的不断运动才可以使它平息，可谁又知道这会不会使它变得更强烈。
电缆上的鸟巢还在，但是里面没有鹳。它们永远不会回到这里，不会再回到东普鲁士了，这不是一个好地方，这里只有沼泽和腐烂的气息，所以它们会改变飞行的方向，永远忘记这块平原。
我没有停下脚步。“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本可以默不作声。你为什么要替莱妮报仇？她自己都不想替自己报仇。”
那是一种自杀性行为，是作为幸存者的罪恶感，艾尔弗里德再也受不了这种罪恶感了。也许这只是她当时无意识的冲动，同样的冲动也出现在她把我推到墙上的时候，她没有办法抑制自己的冲动。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她一直觉得被监视着，她生活在极度的焦虑之中，那天在洗手间里，她是在试探我吗？这就像笼子中的动物不顾一切地寻找方法开门脱身，它们甚至忘了计算打开门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也许是有高度自我保护意识和自尊的她与我建立亲密关系的唯一方法。
我没有和她走向相同的命运。我很安全，我全身心地相信着齐格勒，可他背叛了我。他会说这是他的工作。反正所有工作最终都是妥协，每个工作都只是换个形式的奴役罢了：这个世界上需要完全被牵着鼻子走向指定方向的人，这样才能确保他们不会走出轨道或者走向边缘。
我曾经为希特勒工作过，艾尔弗里德也是。她的一切都结束在了狼的巢穴里，曾经她甚至希望能安然脱险。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秘密身份，以为这足以保证安全所以才以身涉险，还是她不想再过没有尊严的日子，所以亲手呈上了自己的命运。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早就向狼呈上了自己的一切。狼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他消化着我们咀嚼过的食物，排泄着同样食物的残渣，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的名字。他蜷缩在自己的巢穴里面。狼穴，那是一切故事的开端。我想，如果穿透这个巢穴，我一定会被它吞噬吧。也许艾尔弗里德就被关在那里的一个掩体里，等待他们决定如何处置她。
我沿长长的铁路走着，长得很高的草木刮着我的大腿。我越过一个高台，那里有一根细木桩，上面钉着由两根被漆成红色和白色的木条组成的叉形。但我没有掉头，而是继续往前走。铁轨平静地向前延伸，最后停留在了紫色的花朵中间：这不是一片三叶草草地，这里没有任何可以唤醒我的美丽。我像一个带着一直向前的决心的梦游者，一直走到边境的尽头，越过它，直到进入森林的心脏，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那些由钢筋混凝土做的掩体，就像迷彩色的藻类和刨花，就像屋顶上的树木一样。我希望被这座森林吞噬：或许千百年之后，狼穴会重新把我显露出来，我不过是一块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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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为什么人们需要告别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特意赶来了汉诺威，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唉……我想，也许人们不喜欢把事情放在那里不解决吧。”
“所以你今天是来画一个句号的？”
这个问题让我坐立难安。
“我过来是因为我想见你，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罗莎，从1940年开始，我和你的事情就放在那里没解决过。”
分开是我们一致的决定，虽然这令人非常痛苦。通常，当人们说“我们是一致决定分开”的时候，他们想说的是，“分开时没有受多大的罪，或者至少伤害比较小”。但这不是真的。的确，如果两人中的一个始终不肯放弃，另外一个就会更加痛苦，但是无论如何，分开都是痛彻心扉的体验，尤其是在和一般人相比，你有第二次机会的时候。我们本来已经放弃了，但是战后我们重新相遇，在一起了。
战后，我们的关系总共持续了三年，然后我们分开了。我不明白他们说的“是时间结束了一切”。婚姻结束的时间无法确定，它在配偶中至少一人决定结束的时候结束。婚姻是一个浮动的体系，它在波浪中移动，总是可以结束并且总是可以重新开始，你找不到线性的趋势，也找不到遵循逻辑的路径。婚姻的低潮不一定说明它无可救药，前一天你可能还在婚姻的深渊里，后一天你不知道为什么重归于好了，并且你永远不会记得任何一个使你必须要和你的伴侣分开的理由。你没有办法从中讨论利弊，这本就不是什么加减法。总而言之，所有婚姻都注定要结束，所有婚姻也都有继续存活下去的权利，活下去是它的义务。
我们的婚姻靠着感激之情又强撑了很久：我们收获了这样一个奇迹，不可能就这么毁掉它。我们是被神选中的，这是命运般的重逢。但是随后，即使是奇迹给的热情也被慢慢磨灭了。我们投身于重建婚姻，但“重建”只是一个口号——“抛弃过去，忘记一切”。但我怎么能忘，格雷戈尔也不会忘。好几次我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要分享一下我们的记忆？”但是我们不能。我们确乎浪费了这个奇迹，我们没有保护好它，也没有在风雨中保护彼此。在重逢后的几年里，我们曾经努力保护彼此，可到了最后，我们之间满是隔阂。
…………
我突然觉得，此时此刻，在这个不属于我的家庭里，我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我走开了，走到窗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到庭院里护士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病人，还有的人正坐在长椅上，很难看出他们到底是生病的还是健康的。
在间隔很久之后，格雷戈尔第一次试图再次与我做爱，我退缩了，我没有说“不”，也没有找什么借口，我只是浑身僵硬。格雷戈尔温柔地抚摸着我，以为我只是害羞了：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相互触碰了。触摸他的身体，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习惯，每天照料他，我可以说是熟练地与他亲密接触了。战争还给了我一个退伍军人的身体，可是我还很年轻，精力充沛，我可以照顾他。但是我们很久没有因为欲望而互相触碰了，欲望已经是一种我已忘记的感觉了。格雷戈尔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练习慢慢重新学会做爱。但我觉得只有欲望才可以创造亲密，那是一瞬间的感觉，像突然在你眼前撕开一个东西一样；当然也可能是恰恰相反，是亲密重新占有和抓住欲望，就像试图抓住刚刚做过的梦一样，梦境是什么样的你早就记不得了，但梦里的气氛还一直萦绕着。也许是可以成功的，一定有其他一些妻子成功了，可是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也许我们一直没找到正确的方法。
…………
我经过了医生和玛戈，但没有向他们打招呼，穿过走廊后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医院的霓虹灯让我头疼，我感觉我要从楼梯上掉下去了，但是我紧紧地抓住了扶手，另一只手伸进了上衣领子里，抓出了我脖子上的链子，然后攥紧。金属冰冷而坚硬。走下楼梯后，我才张开了手：挂在链子上的婚戒在我的手掌上留下了两个圆环的印记。
我从来没有去过她的家，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推开门，进入一间黑暗的房间。里面只有一扇小小的狭窄的窗户、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沙发，几把椅子翻到在杯盘之间。碗柜的所有抽屉都被抽出，扔在了地上，在半明半暗中，它们曾经待过的凹槽看起来像等待被占领的墓地洞穴。
党卫军把一切都弄得一团糟，他们总是这样，来了就破坏一切。现在艾尔弗里德已经离开了，留给我的只有她的东西，我需要摸摸她的东西。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窗帘前。我犹豫着拉开了它，觉得这么做冒犯了她。在房间里面，床具和衣服都散落在地板上。从床垫上扯下来的床单已经被撕成了一堆破布，上面还随意地放了一个破掉的枕头。
艾尔弗里德消失之后，我的世界就崩溃了。再一次，我独自生活在找不到一个哭诉对象的世界里。
我跪坐在衣服上，抚摸着它们，我从来没有碰过她石头般的脸、她的颧骨，也没有触碰过因为我而在她腿上留下的伤痕。“我会陪在你身边的。”在军营的洗手间里我曾经向她发过誓，而也就从那一刻起，我们像高中女生一样的兴奋感就完全结束了。
我整个人趴在地板上，收拾起我身边的衣物。我低垂着头，脸贴在地上。它们已经没有了她的味道，还是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味道？
当你失去一个人的时候，痛苦是属于你的，你将再也看不见她，听不到她的声音。你相信如果没有她的话，你也将撑不下去。痛苦是一件多么自私的事情：这就是最让我恼火的一点。
但当我收拾这些衣服的时候，巨大的悲剧完全地暴露了出来。它大到无法形容，以至击败了痛苦，压倒了痛苦，它不断地扩张，占据了这个宇宙的每一寸土地，成了人性的证据。
我没有办法去看我自己的血，但是我知道艾尔弗里德的血液深深的颜色。“其他人的血你就受得了了？”她曾经这么问过我。
突然间，我需要呼吸空气，我抬起头，想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开始逐一收拾衣服。我拍打着它们，想抹去一些褶皱，我把它们挂在它们该有的位置上。多荒唐啊！重新整理衣物显得好像她还需要它们，她还会回来一样。我折叠了床具，把它放进衣柜的抽屉里，我把床单重新铺到床垫上，把边角塞好。然后我走向那个被掏过的枕头。
我是在把手伸进枕巾里去按压羊毛的时候找到它的，那是一个又硬又冷的东西。我从粗糙的线团中取出它，看到了它。一枚金色的戒指：一枚婚戒。
我打了一个寒噤。艾尔弗里德结过婚？谁是那个她爱过的男人？为什么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我们互相隐瞒了多少东西？在欺骗之中还能互相真心地期盼对方好吗？
我一直盯着这枚戒指，良久，我把它放进了梳妆台上的一个首饰盒里。一个打开的抽屉里探出来一个金属盒子，那是一个烟盒。我打开了它，里面还有一根烟，她没能吸完的最后一根烟。我把它拿了出来。
我把它夹在指间看着——我手上还戴着格雷戈尔五年前给我的那枚婚戒——我记得艾尔弗里德的手把烟放到唇边的样子，她在院子里用食指和中指一开一合比成剪刀形状的样子，还有那一天她把我和她关进洗手间的样子。我记得她的手指，她的手指上没有任何东西。
我对空气的渴望变得无法忍受，我不得不离开那里。不知怎么地，我抓过了艾尔弗里德的婚戒，我用拳头攥着它，逃也似的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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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读过的一部小说里说过，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德国的家庭那样如此深不可测地保持着沉默。在战争结束之后，我没有办法向人透露我曾为希特勒工作，否则我会付出代价，也许我会没有办法再存活下去。我甚至没有跟格雷戈尔说过，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他，我当然相信他。但是我该怎么和他讲述克劳森多夫的食堂？我做不到和他谈论那些每天和我一起吃饭的女人——那个有酒糟鼻的女孩，那个肩膀宽阔、爱嚼舌根的女人，一个堕了胎的女人，一个觉得自己是女巫的女人，一个总是沉迷于电影演员的女人，还有一个犹太人。我应该告诉他艾尔弗里德的故事的，那是我的过错，那是我的过错和秘密的清单中最大的一个过错。可我怎么向他承认我相信了一名纳粹中尉的话，那个人把她送去了一座集中营？我也不能告诉他我还爱过那个中尉。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也不会说，我从生活中唯一学到的就是如何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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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天空正在变化，日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但最后一刻它突然加速了，天空瞬间昏暗下来。
“如果我在战争中死了，”他说，“我们的爱就会活下来。”
我知道这不是事实。
“问题是可能连爱都活不下来。”
“那会是怎样，罗莎？”
“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你刚才说的都是些蠢话，你年纪大了，脑袋不清楚了。”
我以为他要咳嗽，没想到他笑了，见他这样我也笑了。
“我们把一切都赌在这上面了，但是没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时间并不短；但是后来你有机会可以组一个新的家庭。”我笑着说，“你活下来了，你做得对。”
“但是你是独自一人，这么久你都自己一个人生活。”
我摸上他一边的脸颊，他的皮肤像羊皮纸一样，有一些褶皱，但也许那是我指间的皱纹。我从来没有抚摸过我年老的丈夫，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将两根手指移到了他的嘴唇上，轻轻地按压着，然后手指慢慢地来到了他双唇的中间，我慢慢地按压着手指，极慢极慢。格雷戈尔张开嘴巴，又半阖上，然后吻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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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里，女性一向不是上阵杀敌的英雄，她们无法死得热烈，也很难活得尽兴。而在看似和平的当下，女性既要背负“第二性”的烙印，又不得不面临女权主义思潮的激烈冲击。这不禁让人思索：究竟谁能为女性的困境负责？
二战时期，许多人因物质资源的匮乏而食不果腹，甚至命丧黄泉，但有十五名普通的德国女孩却能每天享用最高级的蔬菜和水果，有顶级厨师为她们烹饪，并把食物盛在精致的餐具里供她们品尝。这不禁让人怀疑，难道德国隐藏着一方世外桃源，亦或是这些女孩其实出身于王公贵族从而免受战争的侵扰？
答案是否定的。
这些女孩大多来自于二战时期东普鲁士的一个村庄，而这个村庄的附近便是希特勒的“狼穴”所在地。“狼穴”是希特勒的一个军事指挥部，位于当时德国东普鲁士的拉斯腾堡的森林深处。希特勒一直具有极强的戒备心理，为了防止敌人的暗杀，他将自己的“巢穴”安排在密林中不足为奇，但这跟这些女孩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次媒体的访谈，为我们揭开了这个掩藏在历史迷雾中的秘密。
二战时期，希特勒为了防止敌人在自己的食物中下毒，便从“狼穴”附近的村子里找来十五名女性为他试毒。“试毒”，顾名思义，便是在希特勒吃饭之前先让这些女孩试吃相同的食物，倘若她们平安无恙，希特勒便可放心食用。
本来普通的一日三餐，对于这些试毒者来说，却成为了她们的梦魇，因为她们吃下的每一口食物都有可能让她们当场毙命。而希特勒却在这些女孩的“保护”下安全地活着。
向世人袒露这些事实的是一位95岁高龄的女性——玛格特·沃尔克，而她本人便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即希特勒的试毒者之一。
两年后，战争结束，玛格特·沃尔克无需再为希特勒试毒，但是随着苏联军队的步步紧逼，她需要立马逃离东普鲁士。在一位纳粹军官的帮助下，她乘车逃回了柏林，而其他14位试毒员却没有逃脱死亡的厄运。在德国战败后回到柏林的她更是遭遇了强暴、殴打、虐待并失去了生育能力，在万分绝望的时候与丈夫的意外重逢使她回归家庭。虽然两人都希望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但战争已经给他们造成了无法磨灭的创伤。
后来，二战结束已六十余载，玛格特·沃尔克的丈夫也早已去世，在她95岁高龄的时候，她决定向世人倾吐这个秘密。
在这个事件的感染与触动下，一位意大利女作家据此创作出了一部作品，来记录这些女性的故事，并且荣获2018年意大利坎皮耶罗文学奖。这位作家名叫罗塞拉·波斯托里诺，或许我们对她的名字尚不熟知，但她以一位女性作家的视角来记叙战争年代中一群女人的遭遇，运用女性主义思想呈现出特殊时代背景中的个体命运，与当下人们对于女性的地位、追求等方面的思考恰好重合。
这部作品便是《希特勒的试毒者》，作者以玛格特·沃尔克为原型创造了“罗莎”这一形象。
罗莎本是柏林人，是一名秘书，而她的丈夫格雷戈尔则是她的老板。两人因为爱情而踏入婚姻，但是新婚一年后格雷戈尔选择了参战，“抛弃”了罗莎。
随着战争形势愈发激烈，失去双亲的罗莎从柏林逃到了乡下——她去了丈夫的家乡，与自己的公婆居住在一起。
未曾料到的是，格雷戈尔的家乡就在希特勒的“狼穴”附近，罗莎刚到乡下便被纳粹军官强行带走，与她陷入相同境遇的还有其他九位女性，她们几乎都是这个村庄的居民，而希特勒改写了她们的命运。
战争年代里，每个人都必须忍受饥饿，可这些女孩却在强权的逼迫下不得不填满自己的胃，即使吃到胃痛甚至呕吐，也必须遏制住心里对于人性与道德的挣扎而继续吃下去。因为，对于人类而言，生存的本能胜过一切。
“吃饭是在和死亡做斗争”，这是罗莎从小便明白的真理。
死亡随同每天的一日三餐准时带给她威胁，而支撑着罗莎活下来的是她对丈夫的思念。
他们本来约定好一起度过圣诞节，但最后罗莎却收到了丈夫失踪的消息。
罗莎的丈夫失踪了。但实际上，在罗莎的心里，他早就“失踪”了。“格雷戈尔却离开了我，他想要做一个好德国人，而不是一个好丈夫。”
像其他的士兵一样，格雷戈尔愿意听从希特勒的号召奔赴前线，抛弃新婚妻子而将自己的生命暴露在枪林弹雨之下。仿佛在战争年代没有人有资格去谈论爱情，但对于罗莎来说，战争不仅剥夺了她的爱人，还“削弱了每一种生存的本能”。
得知丈夫失踪后的罗莎曾一度想要寻死，因为她对于生活的幻想都已不复存在，眼下只有自己不得不为希特勒试毒的残酷现实。她既无法摆脱道德的责问，又感受到自己的孤独、寂寞无处宣泄，生而为人，尤其是女人，她认为自己丧失了活着的全部意义。
直到一名纳粹军官的出现为她的生活带来了转机。
自从罗莎与这位名为齐格勒的纳粹军官相遇之后，二人便感受到了心灵上的某种呼应。他们每天晚上在干草房里的幽会，都成为了罗莎对于道德的一次次忤逆，但这却使她不断突破女人的界限，不断撕裂女人被社会塑造出来的模样，在这种破碎中她感受到了生命的完整。
波伏娃曾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或许是作为一种回应，作者在书中写道“世上万物从来都不是它们看起来的样子，人也一样。”
同样具有欲望与追求，而女性的欲望似乎从来都比男性更加隐秘，甚至表达自己的欲望对于女性来说是可耻的，在这种观念的塑造下，隐藏自己的欲望对于女性而言仿佛已经成为了一种本能。
作者对罗莎的一段心理描写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那种不顾一切出门的姿态，是一种叛乱。在我隐秘的孤独中，我感到了一种完整的自由：把自己从生活的强权控制中解脱出来，把一切交由事物的随机性。”
小说通过食物与爱情展现了罗莎在道德与生存之下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生存的本能迫使她吃下食物，却不得不接受未来可能要背负的罪名；另一方面，罗莎发现自己只有放下所谓的忠诚才能继续活下去。
战争没有夺去她的生命，却已经毁了她的生活。她本以为，丈夫的失踪切断了她与这个世界唯一的关联，但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女人而言，爱情与婚姻并非生命的全部，她不需要依附另一个人而活。当罗莎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她便在心中编织了一张网，网住了所有的矛盾与责问，然后毅然决然地与齐格勒向干草房走去……
【译 后 记】：
在开始翻译《希特勒的试毒者》的四个月前，我完成了一本描述一战时期意大利后方军区医院童工生活的小说的翻译工作。那部小说的终章定格在了1918年的五月，彼时一战已接近尾声，男主人公向远在他乡的女主人公寄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畅想着当战争结束后与女主人公组成一个家庭，所有的伤痛都抛到过去，他们的孩子将不再受战争的侵害。而我隔着电脑荧幕，为一百年前的男女主人公泣不成声。那封信寄出的二十一年之后，一场更大更残酷的战争在全世界展开。
《希特勒的试毒者》讲的便是这场战争中一群不为人知的女性的故事。现实中真正的那个唯一幸存下来的试毒者玛格特·沃尔克，仅能在网络上查到关于她的一段寥寥数百字的描述。而作者却将其扩充成了一部扣人心弦的长篇小说。
首先让我惊叹的是作者对“德国”的把握。作者罗塞拉·波斯托里诺是意大利人，说是刻板印象也好，又或说是像作者自己在小说中调侃的那样也好，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在性格上有着很大的差异。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出戏”的感觉。作者笔下的几位试毒者，如主人公罗莎并没有“意大利味儿”，天真又懦弱的莱妮、冷漠着讥讽的奥古斯丁，甚至连“军中宝贝”——妖娆的乌拉都是“德国味儿”的。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已经不易，而在塑造人物群像时，在赋予他们各自多元的性格特征的同时还能保持他们本质上的民族特征，作者的写作功力令人敬佩。
小说用相当长的篇幅描述了罗莎从柏林来到乡下之后为了融进“同事”的圈子所做出的努力，颇有现代职场小说的影子。书中设置了两层矛盾关系：罗莎是柏林城里人，而大多数的“同事”都是农妇；罗莎是新人，“同事们”却从小一起长大。
十个女性的故事带来的张力，即使抛去战争的外壳，也十分引人入胜。
在我们长期接触的文学作品中，不乏以女性为第一主角的小说，大多数却无法跳脱出女主角最终需要收获一份爱情的定式。这部小说并非如此。一开始，像我们以前读过的许多小说一样，像所有传统的德国女人一样，罗莎把一场婚姻当成了自己唯一的幸福。当丈夫格雷戈尔失踪的消息传来，她以为自己失去了一切而浑浑噩噩。但在翻译的过程中，随着中尉齐格勒的出现，我也开始为罗莎期待着一份新的恋情，我在脑中勾画了无数旖旎的桥段，却必须承认，作者为罗莎创设的结局既让我意难平又无限高出了我的设想。
一个比所有人都感性又比所有人都理性的罗莎，背负着一段难以磨灭的经历，背负着其他九位试毒员的故事，背负着在战争下学会的生存。她面对奇迹生还的格雷戈尔，像最优秀的妻子那样照顾他，却再也不是那个与他打开心扉的爱人了。
这是战争给罗莎带去的伤痕，也是当代文学作品为女性开辟的新道路。
小说结尾，罗莎与格雷戈尔在病房中讨论着他们消逝的爱情，这让我想起了法国当代女艺术家苏菲·卡尔。她曾经将一封前男友寄给她的分手信发送给许多不同职业的女性，让她们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翻译”这封信。
爱情不再是女性终极追求的东西，它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甚至可以不那么严肃地看待它。
小说有很多地方埋藏了伏笔，比如格雷戈尔给罗莎的一封信中曾说过“只有你的女人对你忠诚，你这个士兵才永远不会死”，比如莱妮的懦弱总能引起食堂的看守对她的调戏。而第三部分初始的火车进站，则是作者给读者精心设置的陷阱。我直到翻译到罗莎坐上出租车，才意识到第三部分的时间点已经到了1990年。而首尾呼应的第一餐与最后一餐让人读完，不禁一声长叹。
本书译者：雪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