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钟表的五点钟”：文学与意识
和朋友聊到了文学对于人的诸多意识状态的勾勒。
向内心不断挖掘的维度制造了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最大的分野。社会学家会对人的自杀给出范畴、原因以及预判，但是文学只会抛给我们一个永恒的悖谬：“只有自杀者才能解释自杀者”，如果我们相信布罗茨基的这句话，那么无论给少年维特之死提供任何一种社会性或者心理学的解释，都将是荒诞且脆弱的。
法律会对强奸与猥亵给出清晰的判罚条文，但文学却将这种结果的清晰与正义还原为事件发生那一刻的混沌。在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里，十四岁的黑人乔利与女友偷尝禁果，这个做爱的场面忽然被一群白人发现了，白人晃着手电筒，光晕像月亮一般打在乔利的光屁股上，他们喊着“继续干呀，黑鬼”，好像在看一对狗交配。这时候，乔利涌起的屈辱感居然不是对白人的，而是对他身体之下的黑人女友，他真的卖力干了起来，一场欢愉忽而变成了一场发泄性的强奸，白人走开后，女友站起来，身形如“老妇人”一般。我们又该如何把这极为复杂的一幕，像灌香肠一样，灌入那些轮廓清晰的法律条款里？
当人文学科致力于构建外在世界的规则、结构、规律与态势时，文学径自抵达了对内心意识混沌与复杂的终极触摸。我始终认为，在对个体生命境况的描绘上，文学是无可匹敌的。文学靠的不是归纳与阐发，而是对生命光谱中那灵光一动的捕捉。亨利•詹姆斯在《螺丝在拧紧》中有个比喻：“潜伏在他们晶莹剔透的性情之下——犹如鱼儿在溪流中倏然闪过——隐约得以流露的，乃是他们擅长的冷嘲热讽的本事。”文学对于内心意识的捕捉，正是这些倏然闪过的鱼儿，它们汇聚成了晶莹剔透的外在世界的倒影，混沌巨大。
意识的捕捉往往通过一个外在行为与内心反馈的置换完成。没有任何其他的学科，能够用如此简洁的语言，将一个人死亡后的重量与硬度换算成心灵的颤栗：纪德的《伪币制造者》中，死者身体僵硬了，主人公推了推那身体的胳膊，结果“整个身体都移动了”，这一物理感受恰恰是活人内心遭受的冲击力的呈现；也很难有学科，从描写最具视像感觉的景观滑向对最内在性情的暗示，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比》中，巴特比的孤独感被形容为“大西洋里最后一块残骸”，宇宙之寂寥与人之孤绝瞬间构成了对冲；再或者，用最等而下之的废物传达出最形而上的心灵体验，在乔治•奥威尔的《致敬加泰罗尼亚》中，战场上最令人感觉到生命脆弱的，不是血浆与尸体，竟然是“粪便”——它是“活过”的遗物。闻着空气弥漫的大粪味，想到，制造它们的人如今却不在了。
有时候，一系列的行为或者场景甚至可以凝缩成一个词，这个词构成了一个针眼，穿越这个细密的针眼，意识的婆娑世界显得别有洞天，一个词足以完成内外场景的颠倒与置换。T.S.艾略特在《阿尔弗雷德· 普洛夫洛克的情歌》中写到，“当我被钉住，蠕动于墙面”（When I am pinned and wriggling on the wall），这一句中，钉住（pinned）这个小小的词足够传达出强烈的精神性暴力，它会立刻使人想起被钉住的耶稣、《砂女》中钉制昆虫标本但自己最终深陷囹圄的昆虫学家以及卡夫卡日记中被钉住的自己的肉体，它们构成了这一系列的“钉住”的文学传统，笔尖暴力将一个词变为一个针眼最后变为一记拳头，凭籍它，受困的精神试图从受困的身体中突围而出。
除此之外，文学对内心意识的挖掘，大概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描写你愿意承认的意识（我爱他），描写你不愿承认但自知的意识（我爱他，我希望他妻子死去），描写你自己都没察觉的意识（我爱他并且希望他妻子死去，是因为她有钱）。
通俗小说继承了第一种描写，而伟大的作品在后两种意识书写中不断努力。这里只看后两种。
其一描绘的意识，是你自知但羞于说出的。
羞于说出，因为意识与在外评价是背道而驰的。比如大江《个人的体验》，主人公鸟内心希望自己患有脑疝的新生儿子死去，每次医院打电话来，他都暗暗希望那是报丧的电话。他看着那婴儿睡篮，感到那是一个“没有必要挖掘的空虚的坑穴”。与无尽恐怖交织在一起自然也有“负疚”——可是鸟很清楚，那种负疚感只是为了带来“安心感”——好歹还是为这个缺陷儿痛苦过。
还有托翁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中，垂死的病人对健康亲人的嫉妒与恨意。当结实健康的妻子吻伊凡时：“ 他从心底里憎恨她，好容易才忍住不把她推开。”你看，我们并不会因为他们是亲人、他们照顾我而感激涕零，在最隐秘的内心的皱褶里，藏着的是“凭什么我死了你们却好好的”嫉妒。
这些心里话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因为一旦说出，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道德责难。哪怕我们心头偶然涌起，也会用从外界习得的道德准则与伦理亲情将其自动压抑，甚至自责于“我怎么能这么想、这可是我的亲生骨肉啊”！可是，恰恰是最先从文学领域开始，道德准则与伦理亲情的地基遭遇了无情的瓦解，萨缪尔•巴特勒与纪德摧毁了传统的旧家庭，高调宣布无父无母的私生子之乐、莫里亚克撕碎了女人作为好妻子与好母亲的礼仪伦常、托马斯•曼反讽着“做个好孩子”的教育要求，将大骗子的成长史书写为荣誉史……
直到现在，没有文学的帮助，我们仍然无法勇敢地说出这些内心独白，因为，一旦把“万千微尘纷坠心田”的状态外化，我们就是在将一头巨鲸赶入一个狭窄的港口，这些港口由“责任”、“义务”、“必然”、“法律”、“道德”命名。 所以，我们学会了“自欺”，自欺从未诞生过”阴暗”的思想、自欺所有的情感都敢于放置在阳光下烤炙。萨特之所以说“自欺是自由的阴影”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有自由选择说出自己和呈现自己，我们往往乐于呈现自欺之我。
其二的书写更为隐秘，作家记录下了那些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确乎存在于心底的意识。
这个时候，作家不仅需要“剥开”的勇气，更需要洞察的敏锐，他必须跑得比普通人更快，以此更早地抵达人的意识产生的时刻。芥川的《鼻子》里，当鼻子像香肠一样垂着的僧人恢复了健康，鼻子复原，吃喝不再需要别人帮助时，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反而感到有点“若有所失”，“甚至想让那个人再度陷入以往的不幸”，因为以前布施的同情突然缺了对象。可是，善于助人者显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若有所失”，我想他们打死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同情里有芥川说的“利己主义”，他们大概会睁大了眼，问芥川：“你怎么凭空污人清白？”
或者鲁迅的《肥皂》。四铭在街头围观一群人调侃乞讨的“孝女”，议论应该给她买块肥皂洗洗，一转眼，四铭就回家给妻子买了块洋肥皂，“于是这葵绿色的纸包被打开了，里面还有一层很薄的纸，也是葵绿色，揭开薄纸，才露出那东西的本身来，光滑坚致，也是葵绿色，上面还有细簇簇的花纹，而薄纸原来却是米色的，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也来得更浓了。”一层层的肥皂纸被剥开了，像是孝女的米色坚致身体的被剥开，四铭大概永远意识不到，他把自己的非法的性意识投射到了合法的妻子身上——借由一块肥皂。
显然，优秀作家对意识的捕捉，在时间上是先于常人的。他似乎掌握了头脑意识制造机的结构，可以在这台机器运转之前，就预判出它的产物。《包法利夫人》中，操持完前妻的葬礼，夏尔沉浸在痛苦中，我们以为这痛苦是因为爱妻亡故造成的，结果福楼拜神来一笔：“说来说去，她到底爱过他”。这时，作家远远跑到了人物意识之前，夏尔几乎是意识不到自己爱不爱妻子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到底爱过她”根本不会作为痛苦原因出现，可以确定的，只有“她爱他”。
就这样，作家们手持极为精密的刀具，一层层翻开我们五脏六腑的暗箱，抖落一地藏纳的念头。他们替我们面对内心的私语，甚至帮助我们发现私语的夹层。这个过程不依靠任何创作观念，只凭借无限逼近“人何以为人”的勇气，有时候，这种勇气是令人绝望的。
对个体化意识发掘的推崇恰恰不是要役使人走上孤绝于人世的体验，相反，越是那些细如毫发的感受，越具有某种潜入每个人生存境遇的普遍可能性。这种普遍的欲望更接近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宏图，而非康德那与星空同辉、常人难以企及的普遍道德律令。C.S.路易斯在《文艺评论的试验》结尾有一段激动人心的评论：“在阅读伟大文学之时，我化身为千万人，但我仍然是我自己。恰如希腊诗歌中的夜空，我以无数之眼观看，但观看之人仍是我。”每潜入一部伟大作品的私密个体意识，都是一次从自我走向普遍最后仍归位于自我的逡巡，在触摸到包蕴于普遍性的个殊性的珍贵时刻，也许就是路易斯所谓的“我前所未有的是我自己。”
洛尔加有一首诗《伊涅修·桑切斯·梅亚斯的挽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书写个体生命体验与众生的勾连。这是一首哀悼死于赛场的斗牛士朋友的挽歌，里面有这么几句：
伤口象太阳燃烧
在下午五点钟。
人群正砸破窗户
在下午五点钟。
在下午五点钟。
噢，致命的下午五点钟！
所有钟表的五点钟！
午后阴影中的五点钟！
朋友死于下午五点钟的独一时刻，忽然汇入了所有人都将经历的下午五点时分，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死，也终将是所有人不可避免的死，在文学中，我们分享着朝向死亡的共同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