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过年之外一篇
【题记】
忘了在哪看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话：对过程的尊重，和在过程中对结果的期待，应该就是过年的重要意义之一吧。好比从前自家酿的糯米酒，从田里收回来的糯谷，到糯米，再到糯米饭，再到米酒，多的是眼花缭乱的各种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等待与期待。没有了过程，或者直接跳过过程，片面追求结果的短暂快感，便会让米酒变得平淡寡味（寡味也来自物理层面，非真材不实料的复制品）。对有关于年的各种活动的漠视、简化甚至忽略，或许就是让年味变淡的原因之一。
于我而言，如果可以，我依旧愿意在那些寒冷的冬夜里一如既往地静静等待，等待一个个大的淀粉分子在酵母和时间的作用下，变成多糖，变成一个个小的乙醇或者乙酸乙酯分子，把一年里最美好的岁月都积淀下来，只为迎接那一天。
土味、人情味、年味
回到十好几年前的老家，这时为过年的忙碌已经铺张开了。
白天夜里，时间绷得紧紧的。女人洗洗刷刷、做吃的，男人砍柴、挖冬笋。不准备杀年猪的打听谁家几时有猪要出栏，好预订猪肉，以及谁家在哪天干鱼塘。诸如此类，每年都是如此的景况。 我要将那些情景分解一些出来。
年是给小孩子过的，对儿时的我们来说确实是。心让各种期待占据着，好吃的、压岁钱、爆竹，以及春晚。给正月准备的零食有冻米糖、煮瓜子、炒花生、红薯片等等，基本上出自手工。每年，母亲把正月待客的糖果早早藏了起来，但很快就被我哥找到。为此，每年母亲都要和我哥进行一番侦察和反侦察的策略过招。我哥喜欢嗑瓜子花生，每次看到他，他的嘴都在咀嚼，但不会像一起玩的黑皮那样嗑瓜子磕到嘴角起白沫，我们认为那是憨憨的表现。我哥有事没事抓一把瓜子出门，找人玩打2分、5分硬币的游戏，他总能赢，这是寒假里，他搞到小钱的来路之一，另外还有赌牌，以及邀几个伙伴上山挖冬笋、砍小竹子什么的，属于干一票大的了。他把搞到的小钱攒起来，正月里去录像厅看录像，或者拿去打桌球，把几块钱都瞄进了球洞。
年，一天天临近。每天家家户户都要置办一两样过年的食物，屋里屋外的空气里换着花样弥漫着香喷喷的味道。
廿二三，打年糕。我哥淘米，把浸泡过的大米舀进大大的饭甑，我在灶前加柴火，用猛火将一大桶生米蒸成熟饭，紧接着把蒸熟的米饭扛去年糕坊，趁热倒进机器，看着晶莹剔透的米饭变成一节节雪白的年糕，冒着热乎乎的气，再把年糕整整齐齐摆在簸箕里，每隔几分钟翻动一下，防止粘在一起。差不多冷却后，装进箩筐挑回家。如此，一天就过去了。
廿四五，杀过年猪。我哥当助手，助手的含义还包括把猪圈的猪屎清理干净。以崭新的面貌进入新年。
廿五六，磨刀霍霍向鸡鸭，还有买来干鱼塘的草鱼，一并解剖掉，抹上盐，高高悬挂。
廿七八，蒸肉丸，劈柴，磨豆腐。而用来待客的零食，炒瓜子、煮花生、油炸红薯片什么的在早些日子就完成了，因为需要借着冬日不常有的阳光晒干。除了劈柴，其他技术活我和我哥只能打打下手。中间一两天穿插着大扫除，把厨房因为常年烧柴火积下的灰尘扫干净，洗洗饭桌、凳子、碗柜等仅有的几件家具。搞卫生这些活，我和我哥都不愿意干，通常糊弄几下就交差了，然而经常过不了母亲的“质检”，需要返工。如是这般，一去又是一两天。
终于终于等到了大年三十，也终于可以喘口气，甩开膀子大吃大喝了。
年三十那天早上，父亲照例换上砍柴的衣服，上山挖半天笋再回来。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准备祭祀的物品和年夜饭。我坐在灶台后加柴火，锅里扑突扑突煮着用来祭祀的猪头或者一大块猪肉。煮上半天，中午，放几块年糕到汤里烫熟，当做午饭。该忙的都忙完了，我哥趁机溜出去逛一圈。
等父亲回来的当儿，我们洗旧年的最后一个澡，换上新衣服。新的外套从镇上买来，或者是母亲织的新毛衣，就当做外套穿在外面。裤子交给村里的裁缝做，有些年流行肥肥的、腰上有褶子的裤子，有些年流行别的式样，但都叫做西装裤。那些西装裤的裤腿从来都比腿长一截，杂乱无章地堆在脚踝和鞋跟上，沾满走路时带来的泥土。以及总是比脚大1-2码的新帆布鞋，然后把穿一整个冬天的旧鞋洗掉。那时对于长大的心愿很具体，就是盼望自己的腿能尽快追上裤脚的长度，希望有朝一日脚指头能够得着鞋尖的空白处。从上到下一整套新的，不可能在同一年到来，最多有两样是新的，有时候只有一样，尽管不太合身，但也觉得开心了。
我们洗完澡，只等父亲回来。有几年碰上下雪，父亲踏雪归来，把木柴从肩膀上卸下，拍掉身上的雪花，提着蛇皮袋里的几根冬笋走进厨房。父亲脱掉脏衣服，打水洗漱，很多时候沉默不语，只听见他洗澡搓澡的声响。屋外雪花簌簌落下，屋内灶台前火烧得正旺，发出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响。
另外一边，我们给祭祀品：鸡、鱼、猪头、年糕，还有三碗米饭都贴上红纸，放入木盆，在木盆边均匀地竖几棵蒜薹。祭品有熟的也有生的，有一年我等不及父亲回来，在祭祀前把孝敬老祖宗的红烧鱼偷吃了一大块，结果被我妈的火眼金睛发现了，换来了一顿臭骂。最后把装满祭祀品的木盆放进箩筐，由父亲和我哥抬去祠堂、土地庙和我们的老屋 （我和我哥出生的地点） ，我提着香火和纸钱跟着。先去老屋，那儿有我曾祖父母和祖父的灵位。同来老屋祭祀的还有小爷爷、伯父、两个堂叔几家人，都是男的，按习俗女儿家不能参加。将各家的祭品摆在灵位前的八仙桌上，上香、烧纸。小爷爷点香祈求祖宗保佑我们这些犬子犬孙，然后按辈分依次给祖宗磕头、敬酒，有的人嘴里念念有词。末了，堂哥点燃一挂鞭炮，地上掀起一阵呛鼻的烟尘。接着把祭品抬去宗祠，最后去土地庙，流程大抵雷同，只是祭祀的对象不同罢了。年年岁岁循环往复，唯一明显的变化是，我哥的肩膀渐渐高过了父亲的肩膀。后来轮到我和父亲抬，只是这样的情况大抵不多，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吧。
下午两三点，祭祀达到高峰，村里响起频密的爆竹声，有时长，有时短，远远近近回荡在山坳里。
祭祀完赶回去准备年夜饭。邻居家在贴春联，比我大几岁的建华脚踩着凳子，小心翼翼的把糊了浆糊的春联贴在门框上。那些年，我们家很少贴春联和年画，父母对那些没有什么热情。我们的厅堂一直贴着一张年画，画里面三个胖娃娃和一个额头肿得很高的白胡子老翁，腾云驾雾，带着装满两鼎的金元宝和绿色的百元大钞，在当时的我看来，荣华富贵应该便是如此。
邻居家两三点就开始吃年饭，我们家向来比较晚。我奶奶还在世的时候，每年轮流在伯父家、我们家或叔叔家过年，吃不了几口也要来看一看，提着她的火盆慢慢地走来，又慢慢地离开。
天色渐渐暗下来，点一挂爆竹，我们也围着桌子把年夜饭来吃。江西的天气过于湿冷，桌子底下放一个火盆，烤一烤冻僵的脚。年夜饭的主菜是一大盆乱炖，我们叫“暖锅”，汤底是熬猪头猪肉的汤，材料有猪大骨、炸豆腐、蛋皮、肉丸子、萝卜、大白菜、豆腐、年糕。另有几个菜，煎鱼、红烧鸡块、八宝菜、米粉蒸肉。佐以滚热的糯米酒，有微微的度数，但也足以让不胜酒力的父亲喝得脸颊通红。菜不算多，但觉得很丰盛了。
吃完年饭，我们出去走走串门。小孩子在打完的鞭炮土堆里找几颗爆竹，屯起来慢慢玩。
天完全黑了，我哥吹着口哨回家，我们在房间里嗑瓜子、剥花生，一边等待春晚开始。房间里弥漫着炭火味、父亲的二手烟和老式彩电传出的歌声，把赣东北冬天湿冷的气温抬高了几度。平日严肃的父亲表情放松下来，点一支烟，翘着二郎腿，跟着电视里那些熟悉的旋律哼唱，但他从不会放开嗓子唱。我和我哥看到好笑的相声小品，从来没有放声大笑过，都是压制住脸上的表情，捂着肚子把笑声往里吞，因此我至今不会大笑，同时把我的笑点拔到很高。我哥曾一度喜好相声小品，每年都期待他看好的冯巩、赵本山、陈佩斯等人演出好的节目，然后和别人交流观后感。或许会在来年学校的某个晚会上，和同学模仿一出赵本山他们的小品。以及将新的歌曲抄在抄歌本上，给自己，也给同学。抄歌本贴着港台女明星的大头贴，指甲那么丁点大，却让人看得入迷。
而我母亲，那些年她身体不太好，加上年前这么一通忙活把她累得够呛，于是她收拾完饭桌便早早上床坐着，没看几个节目就开始打盹。我那时幽幽地担心，要是哪一天母亲不再下床，我们的年怎么过。总之，我们家是这样温温吞吞的情形，邻居家则在厅子里烧旺火，泡壶热茶，就着瓜子花生，聊天助兴，怎么看都比我们家热闹一些。有时候，我哥中途会消失，八成是到小伙伴或亲戚家串门去了，那些地方他觉得更好玩。
春晚看到一半左右，都饿了。母亲坐在床头，捂着热水袋，眼皮打架，睡眼惺忪懒得动了。不过在母亲状态好的年份，我们也可以在年三十的宵夜吃上饺子。吃完宵夜，差不多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那些个十二生肖一一数过来的春晚的钟声，从遥远的北京传到一个个我们那样普普通通的农村，传到一个个平凡的家庭，我和我哥在那些钟声里一岁岁地长大，从小学到中学，跨过了一整个90年代。新年钟声敲响前的邻居家的门口，掐着时间点燃了爆竹的引线，然后是排山倒海的鞭炮声，赵忠祥、倪萍，后来是朱军、周涛的祝辞被淹没得一干二净，只有到第二天重播时再来听一遍。邻居们打的是关门鞭炮，我们家不打。父亲在大年初一天还没亮起来打开门鞭炮，算是关门开门都照顾到了。而我那时常常在睡梦里，很少听见父亲打鞭炮。除夕和正月头三天，电灯不熄，称为“照岁”，我们在白炽灯的照耀下进入睡乡，嘴角留着年夜饭的味道。
初一天蒙蒙亮，邻居家的开门鞭炮把我们吵醒来。武峰海峰两兄弟起得更早，他们笑嘻嘻的搓着手，钻进我们的房间，一把掀开我们的被子，把冰冷的手往我们身上抓，然后又一阵风地跑掉，留下一串得意的笑声。 这一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晚起床，除非下雪天或者有人喊我捡爆竹，才会果断穿上衣服冲出去。初一早上，村里人去庙里上香，母亲也去，我们跟着去玩一玩，拜拜菩萨。 初一各家都不开灶，用火炉热一热除夕的饭菜。也不串门拜年，都窝在家里，回看春晚。
初二开始出门拜年，去外婆家，那是我曾经最期待的节目。我幼时，母亲骑自行车带我和我哥去拜年，我坐前排副驾驶，我哥坐后排。乡村土路颠簸厉害，所幸我们冬天裤子穿得厚，免去被震麻痹的苦痛。给几家人的拜年礼品挂在车把上，母亲车技了得，从未失手。
外婆家在半山腰，那时没有通公路，只有一条古老的山路。母亲把自行车放在山脚的表亲家里，然后提着东西带我们徒步踏着石头铺的小路，翻过几个山头，临近中午才到。后来外公外婆都过世了，给舅舅和姨妈拜年的任务则交到我哥和我手里。我们非常享受做客人的感觉，可以说是正月里的巅峰时刻。但终于有玩腻的时候，几天后我们准备收拾东西告别，这时，我们唯一期待的无疑是压岁钱。此处有些略显尴尬的回忆，有时候我们都快要走了，还没见有给压岁钱的动静，以为亲戚（舅妈、表姐或者姨妈）给忘了。于是我们十分焦虑，恨不能提醒她们。直到我们的前脚带着遗憾，“依依不舍”地迈出亲戚的家门时，她们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是的，她们终于把赤裸裸展现在外的纸币塞到了我哥手里。那一刻，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收压岁钱是一门礼节的哲学，但我们只是轻描淡写地假装不要，一两个回合，便抵不住诱惑收下了，这显然是不合格的。正确的姿势是，要表现得意志力坚定、不为所动，动作和表情都要到位，不管是真是假都要经历过一番推拉拽扯，才算是合格的压岁钱过招环节。想想那些姨妈、姑妈常年干农活的有力的双手吧，一定会把任何一双稚嫩的手腕弄得酸疼，所以还是收下为好，也免得大家累得慌。另一种给压岁钱的情况，更具进攻性，就是上门做客的客人，要给主人的小孩压岁钱，客气来客气去，最后只好偷偷塞在屋里的某个角落，例如衣柜里、被子下、雨靴里，然后回头告诉那家人钱塞在哪里。那时的压岁钱，一直苦苦追着CPI指数跑，从2块、5块，10块，到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收的时候，就停留在了20块，没有再多过。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天上掉下来的肥肉，我哥在回去的路上想尽法子抽取一小部分进入私囊，剩余的大头一律上缴，最终充当开学的学费。
正月另一个巅峰时刻是，村里有人带头张罗舞龙灯，这一典型的众筹狂欢活动，让每天因吃吃喝喝有点腻味的正月立刻变得松软、湿润，充满生气起来。初二三动工扎龙灯，赶在初五左右出灯。
大人有大人的龙灯，小孩有小孩的龙灯。有那么几年，我哥召集小毛、黑皮几个扎“草龙灯”，他们要趁此机会耍一把，赚他一票。普通的草龙灯用稻草和萝卜扎，做工粗糙，毫无美学感可言。我们扎的却颇费心思，所以很上档次：树根的龙角，竹篾的龙身，丝质的龙珠，甚是活灵活现。大龙灯逢单出灯，挨家挨户串门，我们的草龙灯也跟着“趁火打劫”，收红包收吃的，赚得满满当当。舞龙灯闹到正月十五，元宵那晚，像股东分红一样，大家分礼金，有包糖果的包裹，有票额参差不齐的礼钱，按地位和重要性酌情分配。
舞龙灯正热闹的初五六，轮到表哥表姐来我们家拜年，大大小小来一帮人，一张八仙桌坐不下，意味着母亲要从早到晚做一整天的饭。到了晚上，家里床铺不够，村里没有宾馆，便去邻居和亲戚家借床位。那是90年代初期，70后的表哥表姐们跑到温州、厦门的工厂打工，包吃包住（很多年里我都怀念包吃包住这个词，觉得很踏实）。带着他们时髦的衣着和见识回来，不一样的发型、不一样的西服、不一样的皮鞋。还有时髦的黑胶歌带，陈百强小虎队草蜢，《偏偏喜欢你》《潇洒走一回》《走四方》，启蒙了我们对靡靡之音的爱恋之情。可惜那时我家还没有电视，更没有录放机，只能听听对面邻居家放来的歌声。初十左右，他们赶在工厂开工前包车去到不同的城市，有的要去新的地方，重新找东家。我们要等至少一年，甚至几年再见一次面。到这里，正月的余额就所剩无几了。
2001年春节后，我哥坐火车去了更南的南方。之后的两年，他都没有回家，改由我和父亲抬祭品去“请年”。开始，我还不习惯我哥不在家过年，觉得寂寥了很多。我写信给他，告诉他家里的情况。
2003年冬天，大表哥去世，我哥回家，母亲从杭州回来。我们一家再次团聚，我哥从广州带回来包装甚好的红酒，在年夜饭的时候喝，父亲说酒太贵了。我哥说一年也就一回，那晚他喝了一杯又一杯，他谈及那两年在外地的生活，但都是阳光的一面，另一面他都留在了肚里。那一次，酒量不胜的我喝多了，在屋后的菜地呕吐起来，然后倒在床上昏睡过去。8点钟时，我哥喊我起来看春晚。
第二天的大年初一早上，我们打破常规，去舅舅和姨妈家拜年。堂兄志迎和志鹏骑摩托带我们上山。再过两天我哥就要去广州，母亲随后也要出远门，所以我们来去匆匆，没有在舅舅和姨妈家留宿。我们母子三人走夜路回家，以那别样的方式重温小时侯母亲带我们所走的路。四周山川静默，惟有我们的脚步声。我呼吸着冷洌的空气，想着眼前的每一刻都独一无二，甚至永不再有，正如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可停驻。岁月如斯，忧伤如斯。
那是00年代我们在老家过的最后一个年。直到2017鸡年春节，这一“记录”才终于画上了句号。
第一稿2011年，改于2020年1月
过年杀猪
在我们那，大人去别人家拜访，一般都会去猪圈看看，并夸那家人猪养的好，这是必要的礼节。夸奖词——长得像样——通常也用来赞美小孩。故此，每次别人向父母说我们长得像样，我就会觉得别扭。
多年以后，我像当年表哥表姐一样，一去姨妈家就进猪圈看看，然后夸姨妈的猪养的好。
姨妈的猪确实养的好。每年都可以出栏几头。留下一头特别肥的过年。自家留一些肉腌起来，多的卖给亲戚和乡邻。
杀过年猪有的忙几天。第一天上午，叫来屠夫和几个抓猪的壮士，准备好必须的家什：木架子、大大的椭圆型木盆、案板，还有各种刀具。屠夫磨刀的当儿，主人要准备好刨猪毛用的一大锅开水，接猪血的小木盆，和用来招魂的盛猪食的桶。此时，一生中吃得最饱的猪在静静等待命运的安排。对像看戏一样的小孩来说，拉开序幕的时候是，主人拿着猪食桶把猪引出猪圈，一边叫唤着平日里喂猪时的叫声：nuo ni nuo ni nuo ni ni......直到猪被壮士抓住，拖上木架子，按住。猪嘶叫的声音响遍整个村子，主人也提高嗓门召唤：nuo ni nuo ni ni!!!......两个声音搅和在一起，听起来有点伤感。
小孩的这幕戏的高潮即将来临。高潮临界点是考验屠夫水准的一刻。那一刀没捅准确，猪会变得更加暴躁，壮士略有松弛，猪就可能挣脱逃掉。屠夫很少失误，所以很难成全孩子想出点事、看好戏的鬼念头。在他们看来，挣脱逃掉的猪是有几分悲壮的。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高潮注定的脚本。哗哗的血流注入木盆。不久，猪像泄气的皮球，瘫死在木架上。
刨毛看起来是件轻快的事，滚水一浇，拿刀子哗哗就把毛刮掉。猪头上刮不净的毛用烧着的塑料膜滴在上面，冷却后连毛一起撕掉。
场面和开水一起冷却下来。
对解剖感兴趣的同学还会继续看。我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边，女主人在为晚上的杀猪饭做准备。
冬天的晚饭来得很快。才三、四点孩子就要受家长嘱托挨家去请亲戚和邻居来吃杀猪饭，还不忘教孩子谦虚的说：晚上去我家吃几块猪血。
亲戚一个个来了。几张八仙桌摆满了和猪有关的菜。斟满自家酿的米酒吧，长辈请上座，孩子别捧碗出去吃把碗打碎了。一切的声音，一切的气味构成了乡村腊月的图景。饭后，主人叫各家带走一碗猪血。
接下来熬猪油，那一锅滚烫的油让人毛骨悚然。油渣却是很好的零食，光那咯吱咯吱的响声就诱惑人。
用来祭祀的猪头还要花不少时间才弄干净。
眼看离过年越来越近，不知今年姨妈家的猪养得怎麽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