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命运》摘录

宗教在中国卒于被替代下来之故，大约由于二者：

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

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

二者合起来，遂无事乎宗教。此二者，在古时原可摄之于一“礼”字之内。在中国代替宗教者，实是周孔之“礼”。不过其归趣，则在使人走上道德之路，恰有别于宗教，因此我们说：中国以道德代宗教。

中国书所讲总偏乎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若西洋书，则其所谈 的不是自然科学之理，便是社会科学之理，或纯抽象的数理与论理。

“理” “欲” 之争，“义” “利” 之辩，延二千余年未已，为中国思想史之所持有，无非反复辨析其间之问题，而坚持其态度。语其影响，则中国社会经济亘二千余年停滞不进者，未始不在此。一直到近代西洋潮流输入中国，而后风气乃变。

在以个人为本位之西洋社会，到处活跃着权利观念。反之，到处弥漫着义务观念之中国，其个人便几乎没有地位。此时个人失没于伦理之中，殆将永不被发现。自由之主体且不立，自由其如何得立？

中国文化一无锢薮之宗教，二无刚硬之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锢薮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刚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民国七八年间新思潮起来，诅咒为“吃人的礼教”，正为此。

西洋是从现实（利与力）中发展出理性来的，而中国人却讳言力，耻言利，利与力均不得其发展。离现实而逞理想。卒之，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

二千多年来，中国是一个文化统一的大单位，而政治的统一从之。它是以天下而兼国家的。凡是以文化统一起来的，都抱着天下观念。说天下便没有界限；而在政治单位的国家，却少不得此疆界。

西洋以个人直接隶国家，每个人有他一份公民权以过问国事，同时国家法律保障他的身体财产种种自由。在中国则有“国之本在家” “积家而成国”之说；法制上明认“家”为组织之单位。

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而消融了团体与个人两端。

庄泽宣《民族性与教育》：中国与西方有一根本不同点，西方认个人与社会为两对立之本体，在中国则以家族为社会生活的中心，消纳了这两方对立的形势。

中国自古有“以孝治天下”之说，殆为西洋人所难于理解。其实这与近代西洋人所信“从人人之开明的利己心，就使社会福利自然增进不已”者，正好相比。它是说：从人人之孝悌于其家庭，就使天下自然得其治理；所以为君上者，莫若率天下以孝。福利与进步，为西洋政治要求所在；而伦理关系都各自作到好处（所谓父父子子），大家相安相保，则是中国政治之理想。

阶级统治之不成，政治上之垄断亦不能有；互为因果，大抵如是。阶级统治之不成，中国政治乃不得不伦理化。由政治之伦理化，乃更使社会职业化。职业又有助于伦理。如是，伦理与职业，政治与经济，辗转相成，循环扣合，益臻益治，其理无穷。

中国人生所表见者，是情感抬头，欲望置后；西洋与此相反。在西洋近代人生中，欲望是抬头了。这种不同，一面源于他们的宗教与我伦理教化之异，一面又是生活倚重团体与倚重家庭之异。质言之，在西洋近代人生中，欲望之所以抬头，正是对于过去宗教禁欲之反动；而中国之伦理教化，却承认“食色天性”，根本不发生禁欲主义，自亦没有此一反动。

中国：从容，情感抬头，义务观念，尚让，个人人格隐没，向里用力，人生第二态度。

西洋：紧张，欲望抬头，权利观念，多争，个人人格分明，向外用力，人生第一态度。

“争之与群，乃同时并见之二物”——孟德斯鸠语。因斗争而有团体，因团体而有斗争。斗争与团体相联，此即西洋人自古迄今的生活。相反，中国人都生活于散漫和平之中；愈和平，愈散漫；愈散漫，愈和平。在对抗相争之两团体，便各自养成其人之公共观念，法治精神，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反之，在家族生活特重之中国人则不能成功。

伦理情谊为中国文化一大长处。中国精神更有一大特点，即是以是非观念代利害观念。中国自周孔教化以来，除以伦理情谊领导中国人外，便是发挥人生向上精神，一切以是非义理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