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梨帖》小考
王献之存世法书寥若晨星，无不声名显赫。却有一件《送梨帖》，相较其他名帖存在感极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网络上流传的图片只有一张黑白影印件。而众多碑帖出版物甚至直接将其主体内容忽略，以柳公权唯一存世小楷的噱头选择性刊出《送梨帖跋》。如此状况，终究有些本末倒置。因为对《送梨帖》的印象仅仅停留在那张黑白照片上，也就自然地以为此帖命运凄惨，毁于战火或是动乱……
岂料，某日偶然发现某杂志竟然刊布过一张《送梨帖》的彩色图片，这不就意味着有人在一个相对很晚的时间节点上还见过《送梨帖》么。
《送梨帖》还在！可《送梨帖》在哪？
遍寻资料，并无消息。而我们对《送梨帖》的了解依旧匮乏，甚至连其定名依据与流传过程都不甚清楚。开局一张图，故事全靠猜。
早在北宋，书颠米芾便干过这样的事。米芾《书史》云： 王献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上有黎干“黎氏”印，所谓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书卷首见此两行十字，遂连此卷末，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后细题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连之。”余辨乃右军书，云：“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长叹念告。”公权误以为子敬也。缝有“贞观”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刘季孙以一千置得。余约以欧阳询真迹二帖、《王维雪图》六幅、正透犀带一条、砚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刘见许。王诜借余砚山去，不即还，刘为泽守，行两日，王始见还，约再见易而刘死矣，其子以二十千卖与王防。唐太宗书窃类子敬，公权能于太宗书卷辨出，而复误连右军帖为子敬，公权知书者乃如此。其跋冯氏《西升经》，唐经生书也，乃谓之褚书者非也，盖能书者未必能鉴。余既跋定之，苏子瞻于是跋诗曰：“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签。”盖以《晋史》“太宗赞”贬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故大骂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
（ 注：
珠还合浦：《后汉书·循吏传·孟尝》载：“合浦郡海出珠宝。原宰守并多贪秽，采求无度，珠遂徙于邻境交址郡界。及孟尝赴任，革易前弊，未逾岁，去珠复还。”后遂用“珠还合浦”比喻失而复得或去而复还。
剑入延平：延平，也称建溪、东溪，在今福建南平市东南，为闽江上游。据《晋书》卷三六“张华传”，晋武帝时，张华令豫章人曹焕为丰城令，曹通晓纬象，掘狱屋基得龙泉、太阿双剑，一剑与华，留一自佩。后张华被诛失剑，曹焕卒，其子持剑行经延平津，宝剑堕水，二剑化龙而去。后遂用“剑入延平”以喻得而复失。）
这段话信息量巨大。首先是介绍了《送梨帖》及柳跋的内容，注意米芾提到的文本多出“送”与“颗”二字。然后指出此帖本定为唐太宗书，到柳公权这才鉴定出此帖原来只是与王羲之的《思言帖》相连，顺便再嘲讽一下柳公权对右军和大令的书迹并没有很强的分辨能力（唐太宗书窃类子敬，公权能于太宗书卷辨出，而复误连右军帖为子敬，公权知书者乃如此）。虽然柳与米的结论均将其归为王献之，后世也多沿用此说，却足见《送梨帖》的面目颇令人感到迷惑。难怪《宣和书谱》里又将其归于王羲之名下。此中矛盾莫衷一是，米芾说“能书者未必能鉴”，或许他和柳公权都错了。
如此，不得不提到《宝晋斋法帖》中的刻本。两个版本的《送梨帖跋》各行倾斜偏摆程度均显差别，而“遂”字写法、“记”字位置等亦有不同。虽不敢断定此跋是否确为柳公权真迹，但帖文中的十个草书却可以肯定是摹本或临本。理由有三。其一，若为真迹，“今送梨”断不会中空一格而“送”字不写。其二，线条凝滞，使转呆板，不似真迹。其三，此帖现已不见米芾所说的“黎氏”印，也无宣和、政和玺印，无法证明为宋前墨迹。
不过，从字形上而论，刻本与墨迹的来源应为一致。其书风婉转圆润，布置松平，不同于典型的二王书风（右军的紧遒内敛，大令的厚实纵逸）。倒是具有较强的唐人气息，接近怀素小草《千字文》，亦类唐太宗《临朝帖》、《气发帖》等作品。然而，帖文的用语习惯则似右军《奉橘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黄柑帖》（“奉黄柑二百，不能佳”），非唐人语。如此不能不让人遐想是唐太宗临摹二王之作。
清代的阮元就认为王献之有《送梨帖》十二字真迹，唐太宗亦有《送梨帖》十字临本，其《石渠随笔》云： 王献之《送梨帖》真迹，“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十二字，后复剥落，唐时与右军《思言帖》同装。又有唐太宗临《送梨帖》一纸十字，太宗临本将第二字“送”字剥落者空一格不写，“三百”下“颗”字亦不写。柳公权因观太宗书，兼及前两帖，故有“剑入”、“珠还”之目。至米元章定《思言帖》为右军书，斥公权为误，当于此时割去《思言帖》另装，不与献之《送梨》同卷。其实公权本未指《思言帖》为献之书，安在羲献合装，不足当“剑入”、“珠还”之目哉！
按阮元的解释，认为王献之《送梨帖》本如米芾所说为十二字，后因剥落两字，唐太宗在临摹时便不写“送”字而空一格，亦省略了“颗”字，清严可均《全晋文》也载为十二字。唐张怀瓘《书断》评唐太宗“行草得二王法，尤善临古帖，殆于逼真”，米芾亦云“唐太宗书窃类子敬”。由于唐太宗临写基本接近王献之，以致被柳公权将其与《思言帖》并装，米芾进一步定为献之书，同时指出《思言帖》为右军书。而稍后《宣和书谱》可能以《送梨帖》与右军《思言帖》相连而归于王右军名下。兼顾书风与情理，如此揣测也确有道理。
米芾关于《送梨帖》讨论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明确给出了几个流传节点。首先，他提到了“上有黎干‘黎氏’印”。这枚“黎氏”印，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有记载。黎干（？～779）擅长星纬数术，以此得到赏识待诏翰林，进而累次得到拔擢官至谏议大夫，最终因与宦官勾结而被赐死。
其后，米芾言及“缝有‘贞观’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对于“贞观”半印，最早见于时人徐浩《古迹记》的记载：“太宗（李世民）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府，锺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不是后来的宋）齐、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印缝，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如后。”以“贞观”押印替代骑缝题名，太宗此一创举确立了内府书画收藏管理的新形制。“世南”指的就是虞世南，“孝先”说的是王曾（978～1038）。王曾是青州益都人，少年孤苦，善为文辞，在宋真宗成平年间（998～1003）中连取解试、省试、殿试第一。可惜印章、二跋皆不存。
比较可信的是米芾（1051～1107）关于同代人的记录。他说刘季孙（1033～1092）“以一千置得”《送梨帖》，本想着用一堆宝物与其交换，可不赶巧这位刘季孙去世，“其子以二十千卖与王防”。王防字元规，是王安石的侄子，生卒年不详，可从其父王安礼（1034～1095）做出大致推断。
接着又说到苏轼（1037～1101）的跋诗，前两句“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清楚明白，就是说柳公权把王献之的《送梨帖》与其父王羲之的《思言叙帖》弄混淆了。后两句“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签”中的“邺侯”指李泌家，是从韩愈诗“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对后两句诗的理解很容易滑入惯性思维的误区，以为苏轼指向了《送梨帖》。其实需要细查深究。《思言叙帖》“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长叹念告”是两行十二字；《送梨帖》若不损“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也是两行十二字，那么苏轼讲的到底是《送梨帖》还是《思言叙帖》呢？之前谈到的《宝晋斋法帖》刻本中的《送梨帖》已损只存十字，这是一个证据。另一个证据来自南宋施元之的《施注苏诗》卷二八引的章子厚（1035～1105年）《书评》，其中有说：“刘季孙文思有子敬两帖二十二字，虽残缺不完，而精神骨气具在。柳公权题数十字于其后，用笔艰辛滞涩不可言”。章子厚章惇是苏轼好友，他所见到的两帖只有二十二字，可知此时《送梨帖》只余十字。苏诗后半句极力赞扬的当是《思言叙帖》。
米芾之后《送梨帖》的命运又如何呢？这次当从法帖本身进行考量了，因为上面的印章会告诉我们答案。不得不做点微小的释读工作……
另外，很惭愧，有几枚印章的信息仍未查到，有待高明解惑（“徐俭私印”，“广川之后”，“公氏家藏”，当然，这几枚极有可能没有释读正确）。
从时间顺序来讲，最早的一枚印鉴是属于南宋董良史（字邦直，号适适堂）的“董史秘貦”。此印还见于南宋牟益的《捣衣图》。
其后便是几个耳熟能详的大藏家的鉴定印章。
项元汴（1525～1590），“御题翰墨林”、“翰墨林鉴定章”、。
卞永誉（1645～1712），“式古堂”、“式古堂书画”、“式古堂书画印”。
安岐（1683～1744或1746)，“仪周珍藏”、“御题图书府”。
乾隆皇帝（1711～1799），“石渠宝笈”、“乾隆鉴赏”、“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子孙宝之”。
曾笙巢，“笙巢真赏”与“卧雪斋藏”。考曾笙巢为侍御，为曾燠（1759～1831）之子。
完颜景贤（1876～1926），“景行维贤”、“献厂”、“米论四希书画巢”、“任斋铭心之品”。
还有一枚“军假司马”似为汉印，出现较多，不知何人所有。
中间的递藏环节还能以一些文献资料作补充。
《送梨帖》在明代中期的吴门就已经非常有名了，文徵明 （1470～1559） 曾在《跋送梨、思言二帖石本》中提到《送梨帖》是宣和内府的藏品。然而文徵明看到的拓本仍将《送梨帖》与《思言帖》合刻于一石，他说：“前十字大令书，后十二字实右军书。柳诚悬自太宗书中辨出，前帖而又误连后帖，元章已曾勘出，不知何故，仍刻作一石。岂当时虽已辨正，而前人题字印记惜不忍便拆耶？”
而王穉登（1535～1612）在《快雪时晴帖》的题跋中提及：“朱太傅所藏二王真迹共十四卷，惟右军《快雪》、大令《送梨》二帖，乃是手墨，余皆双钩廓填耳。”可见当时对此帖推崇之高。他还记录了王献之《送梨帖》归于王世懋（1536～1588）收藏的信息。
王世贞（1526～1590）为弟弟王世懋题跋并评价云：
王大令《送梨帖》，敬美弟自燕中归，得大令此卷，后有柳诚悬、文与可二跋。考诚悬跋，盖并右军“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长叹念告”十二字俱误以为大令，故有“剑合延平”、“珠还合浦”语。米元章鉴定之，遂拆为二卷，而子瞻所题“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十万签”，盖右军《思言帖》尾也。元章左袒大令，故不谓为然，而诚悬跋后细题“又一帖十二字连之”语，皆为元章所削去，恐后览者以诚悬跋语致疑，备记于此。若大令笔虽稍有剥轶，而存者犹自煜煜射人眉睫间。元章所称天真烂漫，故不虚也。诚悬构结淳古，生平锋锷敛尽，隐然有羮墙思，吾弟其善有之。
当然，王世懋自己亦有题跋，其称：“万历庚辰，余上计京师，卧病乞休不允，以三月十日辞行，宿广慧寺。次晨将登车，客有持此卷来售者，朱恭禧家物也，值须七十金，而怀赀已罄，念同年会奠座主夫人，有金五十寄橐中，可借，遂强客售之，挟以行舟中展玩。柳诚悬跋尾，政三月十日也，去余日仅一昔耳。甚奇之，因书以记岁月，客有谓余曰‘大令十字而费五十金，且十损五六，即完好当奈何？’余笑应之曰：‘幸不完好，乃得归余，不然倒橐中无足酬，徒一目后，他人有之矣’。清和朔日吴郡王世懋书于宝应湖舟中。”
墨迹帖后除了有柳公权、文与可、王世贞，王世懋跋，另外还有王穉登、文嘉、文彭、莫是龙、詹景凤、周天球等人的题跋。董其昌（1555～1636）也曾经临仿《送梨帖》，将其刻帖，并记云：“大令《东山松帖》真迹、《送梨帖》真迹，皆曾见之，今不知归何人。右军零落数字，成者甚多，不能殚述。”
《送梨帖》从明代中期到到乾隆时候的流传过程大致如此。此帖入清内府后，乾隆皇帝曾不止一次品题此迹，其中宝爱之意，尤为明显。其称：“予三希堂所藏大令《中秋帖》以精彩研密胜，此十字以高简胜，皆经香光品定，其为真迹无疑。物以累聚，亦当贮之三希堂。”乾隆以为此帖高古简净，别于《中秋帖》，并对董其昌所品定确信无疑。在乾隆眼中此帖当与“三希”等观；该帖亦有御题“上上神品”，可见乾隆将其所列品次极高。
不过，《送梨帖》在刻入三希堂法帖之时只保留下了柳公权、文同、董其昌与乾隆的跋，其余皆被舍去。正因其余文本皆有记录，一众明人的题跋方可得以确认。
文同题跋：“治平己巳冬至，巴郡文同与可久借熟观时在成都回车馆。”
董其昌跋：“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签。子瞻居士题。清秋临送梨帖时以子瞻题。董其昌为悟轩弟。”
乾隆爷也比较大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准许近臣观摩赏玩甚至钤盖印章。侍御曾笙巢并非孤例，我们还能找到顾琮（？～1754）的一件临作。
《送梨帖》其后又递藏何处呢？
清代郭尚先（1785～1832）《芳坚馆题跋》有：“送梨帖真迹亦藏大内，三希堂‘送’字尚完。末香光行书‘家鸡野鹜同登俎’一诗。”
这是句令人惊异的描述，郭尚先竟然说“三希堂‘送’字尚完”，可乾隆爷自己都说了“此十字以高简胜”，而且刻帖上分明并无“送”字。可见此时恐怕出现了三希堂法帖的伪造品。
杨守敬（1839～1915）云：“大令此帖，与篆隶出入，高古绝伦，自谓与乃父当不同，赖有此耳”。
然后，裴景福（1854～1924）的《壮陶阁书画录》记载了一段跟送梨帖有关的见闻：“…后附高丽笺香光临《送梨帖》并书坡诗，旧为展云师藏，光绪初屺怀作合质余斋，年余赎回，售诸陆诚斋”。
讲的是费念慈费屺怀（1855～1905）有时经济拮据，甚至会拿藏品（《送梨帖》）典质于裴景福处。裴景福提到的上一任藏家冯展云（?-1883）
根据鉴藏印可知不久之后《送梨帖》便到了完颜景贤手中，这也是目前能确定的最后一任藏家。完颜景贤生于满洲贵族之家，家学渊博，历代以藏书为乐，其先祖完颜麟庆亦是清代著名藏书家，而麟庆之母恽珠乃是常州恽寿平一族的后裔，精诗擅画，家学渊博。这些先天优势造使得他对于收藏别具只眼，张伯驹先生曾盛赞完颜景贤为“清末民初北京书画收藏家之首”。
时代风云变幻，完颜一门家道中落，为求生计，完颜景贤及其子启迪，大量散出其藏品。许多国宝级别的书画珍品，在其亡故后，尽数流失在外，甚至杳无音讯。《送梨帖》的下落究竟何处，仍是一个谜团。
其实，事情还没有结束。不知大家有无注意到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文同题跋和米芾记录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文同与苏轼非常交好，东坡曾有篇名作《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就是写他的。文同的生卒年是1018～1079年，题跋时间为治平己巳冬至。首先，治平是北宋时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共计4年，即1064～1067年。米芾的生卒年为1051～1107年。如果文同当真留下题跋，米芾是不可能没有看到的，然后他只提到了虞世南和王孝先的跋。米芾决计不会故意忽略。再有，干支纪年法六十一轮回，最近的己巳年是1989年，无论怎么计算，己巳年也总是结尾为9的年份，治平年间根本就没有己巳年。文同的跋很可能是伪造！
另外，《送梨帖》上的印章也有可疑之处，正是那枚最早的“董史秘貦”。再仔细和《捣衣图》中的印章对比一下，是不是发现了有些差别，如果调整好尺寸，两者是无法重合的，也就是说其中一枚应该有问题。再回顾一下已知的《送梨帖》流传过程，似乎它从南宋到明代中期就断了线，中间任何痕迹都没有留下，这不值得怀疑么？而且，董其昌对《送梨帖》的态度是否也太过冷淡了呢？他的笔记中很少提到此作，题跋内容也不过直接引用苏轼的题诗，自己并不直接介入评论，显得相当微妙。
或许，《送梨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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