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严歌苓，离婚，抑郁，却活成了女人想要的样子
严歌苓美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马未都以前做编辑的时候，见到严歌苓都不敢正眼看，因为他觉得漂亮的姑娘都和自己没关系，何况是这么漂亮的姑娘。
网上随手搜一下严歌苓年轻时的照片，都会令人惊叹不已，而她本人比照片更美，更明艳动人。
大约是在十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做记者，举办一个文学奖时，严歌苓正好出席了。
那天的颁奖仪式上，主办方特意安排了一个作家走红毯的环节，当严歌苓出现时，全场都被镇住了。
那天她穿一条藕粉色的蕾丝长裙，纤细的颈上系一条长长的丝巾，化着精致的淡妆，往红毯上一站完全是明星的架势，走起路来更是婀娜多姿。
严歌苓是那种典型的上海女人，不夸张地说，真的精致到了头发丝，说起话来也是轻声细语，但回答起记者的提问来却特有主见，话不多，句句经典，直接记下来就是一篇上好的稿子。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她已经年近半百了，身姿却依然挺拔如少女。很多同龄的女人早就已经放弃了身材管理，所以更显得她难得。
严歌苓属于天生丽质那类人，又自幼学习舞蹈，身形自然比寻常人匀称优美，但如果不是对自己严格要求，是很难做到终生美丽的。
网上有一段严歌苓的话很流行，据说她每天下午三点写作完，都要换上漂亮衣服，化好妆，静候丈夫归来，她说：
“你要是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身材走形，不能肌肉松弛，不能脸容憔悴，这是爱的纪律。否则就是对他的不尊重，对爱的不尊重。”
这段话曾经被很多女权主义者抨击，认为这是对女性的矮化和物化，我却觉得未必。
在这段话里面，我看到的是一个女人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
连与她交往二十多年的闺密陈冲都曾半开玩笑说，从没见过她不化妆的样子。出现在人前时，她永远打扮得一丝不苟，脚上踩着一双细高跟鞋。
采访时曾有人问起她保持身材的秘诀，她淡淡地笑着说：“少吃，多动。”还介绍了一些秘诀，例如晚上吃清淡一点，每天保持一定运动量。
女记者们在羡慕严歌苓身材的同时，不免又觉得这样的“修炼”太苦了。
每天都要运动，说不定腰椎都劳损了，哪有躺着看电视舒服。
晚餐只吃青菜？还是大口吃美食喝美酒来得痛快。
化妆美容就别提了，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多搓两圈麻将，不说别的，就说她那双鞋跟超过十厘米的细高跟鞋，就绝对不是寻常人消受得了的。
没错，踩着细高跟的严歌苓确实没有穿着平跟鞋的众多女生日子过得舒服随意，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保持着爱美的劲头，从未松弛，从未懈怠。
这世界上所有的结果，都来自我们自己的选择。
你选择轻松惬意，就不要埋怨身材发福走形；你选择不断地追求美丽，就要承担随之而来的累。
美貌就像才华一样，有些人天赋异禀，却并不懂得珍惜，年少时还可以任意挥霍，等挥霍完了，总有一天会泯然众人；
有些人天资平平，却懂得苦心经营，在付出大量的汗水后，极有可能脱颖而出。
而严歌苓，恰巧属于天资出众而又不懈努力的，绝顶聪明加上绝世勤奋，才成就了她今天的“江湖地位”。
严歌苓的一生，可以看作是“一个女人能够活得有多拼”的范本。
别看她外表如此娟秀，骨子里却十分坚韧，对自己特别能下得了狠手。
她出生于一个文艺气息浓厚的家庭，父亲萧马是作家，母亲是话剧演员，她从小就跟着父亲读俄国小说，听着母亲在窗户下念莎翁剧的台词。
十二岁那年，她报考部队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
在文工团里，小小年纪的她永远是最勤奋的那一个，整整八年里，她坚持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练功，将腿高高地架在窗棂上，哪怕是给人写信时，她也一边保持着这个姿势一边写。
二十岁时，她发表了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此后她迷上了写作。
从这一刻起，她给自己重新定位，一个重要转折点出现了，她不想再做舞蹈演员，成为作家对她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三十岁那年，她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了，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到国外访问，因此有了出国的念头。
那时她英语基础很差，就抱回几本《新概念英语》教材和一摞磁带，开始和英语死磕。
为了学好英语，她在父亲的背上、摩托车上、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写着单词的纸条。就这样，她从腿、胳膊这样简单的单词都不会，一直练到能够用英语流利地写作、演讲。
严歌苓学英语疯狂到什么程度呢？
她上杨澜主持的《天下女人》时曾说过一个段子，说有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说：“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顺便买一条鱼回来，我们烧着吃。”
她抱着字典就出门了，嘴里背着单词来到菜市场买了鱼，又一路背着单词回家。结果一进门，父亲望着她：“鱼呢？”她才发现那鱼早不知道被放到哪去了。
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头，她硬是考上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
三十一岁，她开始系统地学习用英文写作，老师布置大家写三页，她就规定自己至少写六页交上去。
与此同时，她还得拼命打工贴补生活，初到美国时，刷碗、端盘子之类的粗活都干过，即便这样，她仍靠刻苦学习，成了班上唯一一个拿满A的学生。
后来她回忆说：
“那是我一生唯一一段干实际工作的时期，除此之外都是不务实的工作，比如早年跳舞，后来写作。 而这段时期，我就像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中国新移民那样，讨生活，挣饭钱。 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是脱胎换骨的一种。”
在作家里面，严歌苓以勤奋出名，自从二十岁开始写作，她几乎每天都保持着这样的写作状态：清早起床，吃过简单的早餐后就开始一天的写作，从早上九点一直写到下午三四点左右，中间连吃东西也顾不上。
为了保持最理想的创作状态，她在写作时手机总是关机，任何人都不能打扰她，并一直坚持用纸笔写作。
写作支配着她所有的喜怒哀乐，父亲萧马说她：“哪天没有那么几句神来之笔的话，就睡也睡不好。她有严重的失眠症，如果这一天写了两句好的，下半夜就可以睡得好了，否则一天难受。”
有段时间，写作状态不理想，她失眠长达三十多天，只能靠服用安眠药入睡。
如此燃烧自己，换来的是一年至少一部长篇，而且几乎部部都是精品。
严歌苓在写作上特别较真，她曾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二手生活来源于体验，我必须用采访和感知进入我没有办法经历的一切。”
正因如此，她在每写作一部小说前，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体验小说中人物的生活，为了写《小姨多鹤》，她去了三趟日本，仅请翻译这一项就得150美元一天；
为了写《第九个寡妇》，她跑到河南一个农村里去，和村里人同吃同住，只为最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生活的一点一滴；为了写《妈阁是座城》，她特意跑到澳门去赌钱，以此来体验赌徒的心理……
她曾经说自己是个文学上的“吉卜赛人”，不停地游走于世界上各个地方，从不同的生活中汲取养分，变成一部部风格各异的作品。
“聪明人用的都是笨办法”，是严歌苓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这可能正是她之所以如此成功的诀窍。
许多人自恃聪明，总是不肯下苦功夫，她却从来不吝惜自己的力气，写作起来是如此，恋爱起来更是如此。
按照常理来说，像严歌苓这样才貌双全的女人，理应万千宠爱在一身，很多漂亮女人就是这样被男人宠坏的，只懂得享受被爱，完全没有考虑过付出。
严歌苓却完全不一样，她是那种爱起来就不惜力的人，有时甚至到了不知道保护自己的地步。
她的初恋开始得很早，那时她还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情窦初开，喜欢上了一个年龄大她一倍的军官，觉得他英俊潇洒，与他深深地坠入了情网。
那时部队里私下恋爱是违纪，可她根本顾不上什么纪律，每天都给他写一封情书，短短几个月里就写了一百多封情书。
以严歌苓的文采，那些情书想来一定写得特别动人吧，可惜的是，它们全部写给了一个不懂欣赏或者说不解风情的人。
后来那个男人移情别恋，喜欢了一个比她年龄大的姑娘，为了表示对新欢的忠心，他选择了出卖旧爱，将严歌苓写给他的情书全部上交给了组织。
小小年纪的严歌苓被贴上了“作风不好”的标签，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在关键时刻，男人反而没有女人坚定。
这次恋爱带来的后果堪称惨烈，“要一遍一遍写检讨、当众念，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角色演。”
这个故事和《芳华》很像，《芳华》海报上的跳舞剪影，就是根据严歌苓本人的照片做的。
在《芳华》里，“活雷锋”刘峰被叫去调查，审问他的军官说：“你对她有什么想法，手往哪里摸，咱聊的是细节……”
现实中，严歌苓也是这样被上级要求一遍一遍地写检查。
许多年后回想起这段初恋，她只说了三个字——“不值得”。
严歌苓曾经写过一部小说叫《穗子物语》，书中说穗子是“一个犯了情痨的姑娘”，其实这说的就是她自己，穗子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
她就像穗子一样犯了情痨，非得爱上个什么人，而且爱得扒心扒肺使尽全力，否则满腔的柔情蜜意就没地方放。
其实不单是穗子，她笔下的女主角都是一爱起来就像犯了情痨，日本姑娘多鹤是这样，河南农妇王葡萄也是这样，《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更是如此。
可这样的深情，在尘世中又有几个男人可以配得上，可以想见，在追求爱情的路上，严歌苓就像她小说中的女主角们那样，必定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伤。
惨烈的初恋之后，她又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步入婚姻那年她二十八岁，对方是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两人的父亲都是作家，家族背景相似，算得上门当户对，认识后没多久就结婚了。
结婚没多久两人就先后出国了，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严歌苓去了美国。
两地分居，聚少离多，本就不牢靠的感情基础迅速动摇，到美国不久后，严歌苓收到李克威寄来的离婚协议，她很平静地在上面签了字，这时他们结婚只有三年。
尽管在情路上屡受挫折，严歌苓对爱情还是饱含着热望。
神奇的是，世界上的事往往总是这样，你相信什么，最终就会得到什么。
在美国时，她终于收获了理想中的爱情，那个人叫劳伦斯，是一名外交官。
关于爱情和婚姻，严歌苓说过一段经典的话：
“一个人在情感生活中只消耗而不储蓄是危险的。 有价值有质量的爱情永远要去主动地‘挣’得。‘挣’的过程，是成长、成熟、纯化的过程，是辛勤和真诚地付出的过程。”
其实不仅是爱情，有价值有质量的人生又何尝不需要主动去挣得？严歌苓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这一切都是她主动去挣得的。
高晓松曾评价严歌苓：“一个这么美的女人，不怜悯自己，不怜悯这个世界，也不怜悯她笔下的人物。我觉得这是成为伟大作家的素质。”
如今，她已经六十一岁了，却仍然在写，仍然在爱。
有人问到她为什么可以保持一年一部作品的写作激情时，她回答说：“我不写，干吗呢？我活着就是为了写故事，不写我会死的。”
不必去感叹这样的人生会不会太累，要知道，有些人可能就像一团火，燃烧是她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