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韩国电影百年
（本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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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釜山，是台风怀里的城市。
凌晨的航班，因此延误至了清晨。待到飞机进入釜山上空，透过舷窗，望向远方的那一刻——眼前蔚蓝一片，岛屿零星排列，船舶穿梭其中，星星点点，如梦似幻。
沉醉于风景不久，眼看飞机正要降落，又突然瞬间而起，乘客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广播传来：由于台风，飞机无法降落。于是我们又穿越群山，来到大海……好在俯瞰了一圈釜山，这次终于成功着陆。
走出机场，迎接我的是一大片明晃晃的阳光。出现在出租车队伍最前端的，是一位约莫五十来岁的中年大叔，身穿格子衫，脚踩运动鞋，身形健壮，和韩国电影中的出租车司机没什么两样。
伴随着音乐，大叔摇头晃脑地载着我一路向东。韩国的城市，大多有着马卡龙的色调，清爽、克制、饱和度不高。釜山，就如同一抹薄荷绿，清新淡雅，又隐隐有无限的活力在悄悄萌动。由楼房、绿化、山脉、高架构成的沿途景致，则让我想起广州。
此刻的我，面对这座仿佛绕了最远的路程来抵达的城市，正在复刻一种社会新鲜人式的激动——我有许多向往期待，更有无数问号在心中盘旋。毕竟，釜山电影节曾超越东京和上海两个A类电影节，一度在亚洲风头无两，却又在近年来陷入“何去何从”的困境。此刻的她，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来迎接韩国电影百年？
此时，电台里传来鲍勃·迪伦的《blowin' in the wind》。我摇下车窗，风从耳边划过，呼呼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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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釜山电影节（以下称BIFF）的情结，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导演——无论是韩国导演李沧东（《绿鱼》），还是中国导演贾樟柯（《小武》）、章明（《巫山云雨》）、张律（《芒种》）、杨恒（《槟榔》），抑或是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爱情征服一切》）……他们都曾在电影事业起步阶段获得新浪潮奖（New Currents Award），从而走向更大的舞台。
BIFF以着力挖掘扶持亚洲新人新作而独步天下，其竞赛单元新浪潮奖（New Currents Award），仅面向首次或二次执导剧情长片的新人亚洲导演。正因如此，无论是在题材还是手法上，这些入围作品往往新锐生猛，引人深思。
如果说亚洲电影人对于BIFF的肯定，更多源于知遇之恩；那对于大部分的中国影迷而言，BIFF如同启蒙老师，开启了他们的第一个海外电影节之旅。由于BIFF的举办时间常与中国国庆假期重叠，无论是一心一意奔着电影而来的影迷，还是顺道来感受电影节氛围的游客，中国观众往往比韩国当地的上班族，更能充分地体验电影节。
也正是拜十月所赐——三大国际电影节加之近年来势头很猛的多伦多电影节均已落幕，BIFF占尽天时地利，正好囊括精选，又不忘以亚洲电影为重心。今年就有20多部华语影片在BIFF各单元亮相，其中不乏世界首映或新浪潮入围作品：《叔·叔》《夕雾花园》《少年与海》《通往春天的列车》等等。
BIFF最为可贵的，是她的平易近人。釜山电影节对于没有证件的普通影迷非常友好，6家影院的所有放映，只要购票就能观看。虽然持证就有机会观看所有影片，但前提是所有普通购票观众入场完毕及影厅内仍有空余座位。而大师班、手印仪式、舞台问候、户外讲堂等活动均免费向公众开放，位置先到先得。如此种种，在“证件为王”的戛纳，是万万不可想象的。
电影节期间，除了电影，接触最多的，就是无处不在的志愿者。虽然英文水平普遍不高，却胜在年轻有活力，热情又礼貌，仅凭态度这项，就比大多数国际A类电影节高出不少。开闭幕式散场，志愿者会站在出口，向观众不停地鞠躬致谢。或许这只是韩国社会“程式化”的一面，却依旧让人颇有好感。因为BIFF，就是一个靠志愿者撑起来的电影节。
由于活动资金有限，BIFF启用大量志愿者——他们多为大学生，也有当地上班族，集中培训之后，便投身到各个环节。正因如此，每届釜山电影节闭幕式都有向志愿者致谢的环节。当大屏幕上放出一张张年轻的笑脸，打出每一个志愿者的名字时，全场观众会一起为他们献上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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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釜山，越靠近主会场电影殿堂，越能感受到电影节的气氛。以电影殿堂为圆心的一公里内，有四个放映场所，还有号称全球最大百货商场的新世界及乐天百货。不过对我而言，它们更重要的作用，是有三个类似“大食代”的美食中心。
在集体主义渗透入生活点滴的韩国，连（传统）食物，都对“一个人”并不友好。这已无关“孤独指数”或面子问题，而是即使你咬咬牙，带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式的英雄主义悄么声儿地走进店里，迅速地向服务员大妈伸出一根手指头……大妈还是会毫不领情，“哐当——”扔出一本菜单，面无表情地用指尖戳戳上面的韩文。从指缝间的阿拉伯数字，你终于恍然大悟——章鱼锅的价格是按人头算，但却得两人份起点。
因此，趁着转场间隙，在美食中心来碗还散发着锅气的韩国汤饭、日本拉面或者越南河粉，吃得热气腾腾，随即满血复活地奔向下一个精神集中的120分钟，成了大多数影迷的选择。
此刻，年轻的学生正三三两两地围坐在地上，各种食物伴着咖啡的香味，弥漫在略带潮湿的空气中。原来，他们正在为晚上八点的《兰开斯特之王》见面场排队。队伍前端的女孩，前一天晚上10点就来打地铺，通宵排队长达22个小时，只为近距离看甜茶一眼。路人从他们身边经过，继而穿越一张张巨大的电影海报，宛如在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电影中自如穿梭。
看似一派祥和的背后，暗涌着的却是电影节组委会、韩国电影人与当地政府间的博弈与抗争。一如此刻照在BIFF四个硕大字母上的阳光，于明暗之间游移不定，欲说还休。
2014年，一部试图揭露“世越号”沉船事件真相的纪录片《潜水钟》横空出世，韩国政府强烈要求取消上映。然而，电影节组委会以“维护艺术表现的自由和电影节的独立”为由，顶着压力坚持上映。于是，组委会支援金被削减近半，还被实施特别监察……次年，当地政府又以电影节运作资金管理使用不善为由，向监察院举报电影节执行委员长李庸观等三名最高负责人。
2016年4月18日，韩国九大电影团体共同组成的“泛电影人非常对策委员会”联合抵制当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各方努力之下，双方矛盾看似缓和，电影节如期举行。而在同年9月28日推行的“金英兰法案”（被称为韩国史上最严厉的反腐法案）影响下，由各大发行公司主办的各种仪式活动基本消失，这无疑让原本就星光黯淡、冷清萧瑟的釜山电影节雪上加霜。
就在当年第21届BIFF闭幕的前一天，短暂的平静终被打破。《韩国日报》和《韩国时报》刊出报道：从2014年至2016年，朴槿惠共计发放了9473名演艺界人士的封杀清单；其中两条原因，都与世越号相关。那届闭幕式，最终以相当惨淡的局面收场。
经历过那样的至暗时刻，今年的开幕红毯，可谓星光熠熠，不仅有韩国电影大师林权泽、郑一成，人气明星林允儿、赵汝贞、丁海寅、千禹熙，还有万玛才旦、杨凡、李心洁、任素汐等华语电影人。当柳承龙领衔《极限职业》主创集体亮相行礼时，则成为了红毯的高光时刻。该片女主角李哈妮还作为开幕式主持人，与搭档郑雨盛走过红毯，博得了场内外的阵阵尖叫声。
而在之后几天的活动中，曾拒绝出席第21届BIFF的朴赞郁与以《焦点新闻》名震世界的著名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在户外讲堂谈笑风生；由薛景求和全度妍主演的《生日》，亦是一部以世越号为主题的新片。
这一切，究竟是拜“韩国电影百年”所赐——大家起码得看上去其乐融融，还是因为这位“赌上政治生命也要彻查张紫妍案”的总统，与演艺圈暂时和解？抑或是当局对于结下世仇的朴槿惠的清算预兆？就在11月11日，韩国正式成立“世越号惨案特别调查小组”，5年零7个月后，重启案件调查。
突然，一声熟悉的“龙标”打破了我的思绪。原以为是自己的错觉，而待我再次经过电影殿堂，一声“爸爸——”响彻天际，狠狠地撕开了釜山宁静的夜空。原来，露天影院正在测试第二天即将放映的《银河补习班》DCP（数字电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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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是一座属于电影的城市。
一到爱丁堡，就想写诗；一到戛纳，就想在蔚蓝海岸晒太阳；北京？或许就是大型社交现场了。
釜山在自身与电影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这是一座十天只顾沉浸于电影、无暇到处转悠也不会令人太后悔的城市；但若要想在电影之余兼顾旅行，这里亦有不少景点值得造访。不像二月的柏林，妖风总能成功瞄准你的帽子；也不似八月的威尼斯，阳光灿烂到让人感慨——生活这么美妙，成天窝在室内看电影是不是太蹉跎？
更多时候，这里的大海模糊了电影与生活的界限，予人一种全身心投入电影的安心，也提供给影迷在电影中生活的权利。
10天，6家影院，303部电影……加上与HKIFF（香港国际电影节）“我爱午夜长”类似的午夜展映单元（Midnight Passion），若要诚心诚意来釜山做个影痴，可以真正从早到晚都不停歇。
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迷，十天如一日地自动受困于一个个黑暗的密闭空间——如果他们是一棵棵植物，那应该早已长出了黄色的斑点。关上手机、保持沉默、憋着尿意、偶尔还得忍受从韩国大爷大妈鞋里发散的气味，他们虔诚地将自己托付予眼前唯一的发光体——观看、幻想、发呆、思考，有时闭目养神、有时泪流满面，常常对号入座，偶尔会心一笑……
正如尼采所言，“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发光体也忍不住开始炫技，将观众、电影、影人，以各种排列组合无缝对接，奉上一段段未知的旅程。
于是，十天里，我们在一个又一个平行时空里来回穿梭——在重重幻象中，迷失东京（《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在《兰开斯特之王》中，沉浸于甜茶的盛世美颜；在两位年迈香港大叔及两位年轻法国女孩的眉目流转之间，品味人类共通的情感（《叔·叔》；《燃烧女子的肖像》）；在一封洋溢着坎普风（camp）情调的情书中，袅袅漫步于60年代香港的字里行间（《继园台七号》）；在一次次摆渡中，探讨生死轮回，灯亮时发现小田切让就坐在我们之间（《一个船夫的故事》）；在美国“双城记”，观察婚姻之痛也感慨从《弗兰西斯·哈》到《婚姻故事》，诺亚·鲍姆巴赫也在伴我成长…
而当身处露天影院，空气开始流动，声道变得复杂，发光体趋于多元……电影内外亦有更多细枝末节得以展开联系与互文。
BIFF的开幕影片《偷马贼：时间之路》，是由哈萨克斯坦导演执导的“西部片”。台风过境的夜，露天影院的屏幕内外，构成了一个新的场景，组成了一部更大的电影——泠冽的摄影风格与KNN（韩国电视台）大厦的红色招牌相映成趣，雪中草原的悠扬民乐与城市街头的动感舞曲争奇斗艳……在某一个确定但未知的时刻，KNN的灯光瞬间黯淡，唯有大银幕上梦境与现实的交错仍在上演。
一张中亚高丽人的脸在我的眼前晃动，时而在角色周边飘荡，时而与底下观众重合。在年初的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机场，我们曾对视一眼，唯一能将我们之间联系的，或许是彼此都有别于传统中亚人的长相。8个月后，我以回忆的方式把这张脸“带回”朝鲜半岛，不知道它的主人有没有回来过？
无独有偶，《寄生虫》亦是在露天剧院观看的。当电影中金基泽一家回到被雨水淹没的半地下室，马桶的污水四处喷溅时，原本的毛毛细雨竟也越下越大，气温越来越低，大家瑟瑟发抖地穿上志愿者发放的雨衣，仿佛和基泽一家一起——共同面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窘境。
电影散场，随着人流走进地铁车厢，朋友深吸了口气。然而，社交常识阻碍我们脱口而出的，实则是另一句话：《燃烧》和《寄生虫》，你更喜欢哪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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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今年BIFF的特别展映单元（Special program in focus）——“韩国电影百年：十部韩影杰作”。
对于渴望系统了解韩国电影的影迷而言，这无疑是道盛宴。《下女》（1960）《误发弹》（1961）《休日》（1968）《傻瓜们的行进》（1975）《刮风的好日子》（1980）《达摩为何东渡》（1989）《西便制》（1993）《猪堕井的那天》（1996）《杀人回忆》（2003）和《老男孩》（2003），这十部由《在韩民族日报》和CJ文化基金评定的“百年百部韩影榜单”中选出的代表作一一亮相，呈现着韩国电影发展历程。
而韩国电影回顾单元（Korean Cinema Retrospective）则展映了摄影导演郑一成的7部代表作，既是对郑一成作品的梳理回顾，更是对上述特别展映单元的补充与引申。
从这17部电影的年份不难发现，1970年代的作品只有两部，少于1960年代，颇有倒退的迹象。原来，从战后李承晚政府开始，便有出台一系列振兴政策促进电影发展。到了朴正熙时代，电影更是难逃铁腕统治。一部《电影法》，将电影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由国家主导进行产业化。这直接导致韩国电影有量无质，但由于当时娱乐活动单一，韩国电影依然迎来了“黄金时期”。
可惜到了70年代，政府加强电影审查制度，被政府控制的电影公司之间缺乏积极竞争；而电视的出现，又使得电影观众大量流失。双重压制之下，韩国电影遇到了重大的危机。
直至80年代，韩国的社会变革带来了电影市场的彻底开放。以李明世、裴昶浩、李长镐等导演为代表，韩国电影迎来了电影技法上更为风格化的革新，由此开启了韩国电影的“新浪潮时期”。期间边永妵、张允炫等导演也开始创作独立电影，以表达社会批判和宣扬进步思想。韩国电影开始迈向崛起的前夜。
如今看来，这些经典丝毫没有过时——《误发弹》里，个人对于时代洪流的迷茫，其实从未消退；凶手水落石出，《杀人回忆》里的凝视反倒更耐人寻味；《猪堕井的那天》里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关系，二十余年后依旧是都市男女常常面临的难题；而金绮泳导演的《下女》，早在1960年就通过“楼梯”来探讨欲望与阶级——奉俊昊曾将《下女》列为他的私人十佳影片，并坦言《寄生虫》深受其影响。
值得玩味的是，按照榜单，林权泽导演和李沧东导演上榜作品最多，各有五部。然而在本届釜山的大银幕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却没有一部李沧东作品的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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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电影的时候，我在釜山到处晃荡。作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电影之城，釜山有太多的取景地可以探访——去白滩文化村探访《辩护人》；在中国城上海街的“长盛香”来份《老男孩》的同款煎饺……
或者从嘎扎其市场出发，到釜山电影节最初的举办地BIFF广场；伴着明星手印和各式小吃，一路向北到国际市场与富平易拉罐市场，这里有着釜山的集体记忆。正如《国际市场》中的主人公一样，朝鲜战争爆发后，大批难民从北方的战争前线逃往釜山。战后有家难回，便聚集在国际市场养家糊口。
距国际市场一步之遥的“宝水洞书店街”，是战争时期首都南迁的产物。1950年，韩国版“西南联大”在附近搭起临时教室，有人在此支起旧书摊，出售美军士兵们看过的杂志等二手书籍。之后，宝水洞成了釜山知识分子互相交流的活动场所，“禁书”亦在此悄悄流传。1979年10月16日，由宝水洞诞生的“良书合作社”就参与发起反对独裁政权的“釜马抗争”，在韩国当代历史的剧变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韩国电影《辩护人》的小说原著中，有主人公釜山小律师佑硕（其原型为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站在釜山市内的一家旧书店前，手里拎着一捆用绳子绑好的司法考试参考书”的描写。然而，佑硕究竟走进哪家书店，我却不得而知。
环顾四周，虽然有诸如“友利书店”重新装修后成了“书吧”，受到游客的欢迎；但绝大部分书店，仍是旧时模样——成捆堆叠的旧书、泛黄掉漆的书架……年代感伴着久违的油墨味扑面而来。书山挡住的一角，往往还坐着个读书看报的店主大爷。
曾经因书而熙熙攘攘的小巷，如今更多的是飞驰而过送外卖的摩托。有位大爷站起身准备关门，卷帘门悬在了半空，这瞬间，仿佛是一个时代的注脚。
更多的时间，我在海云台。大片大片的云朵宛如浴缸里的泡泡，轻盈、绵密又敦实，恨不得填满蔚蓝的天空。浪花一次又一次不知疲倦地袭来，又无疾而终似地消散。历经海浪洗礼的沙滩，犹如剥了壳的鸡蛋般光滑诱人，又如阳光下新鲜出炉的可丽饼，露出近乎哑光的色泽。
晴天、阴天或是雨天，海水的颜色随着天气而变幻，在色卡上时而亲密，时而疏离，像极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捉摸不定。海水冲击着礁石，发出寂寞敲打着颓唐的声音。
而一个个独自在海边的夜晚，也注定妙趣横生。遛狗的男人，热恋的情侣，放烟花的学生……随着我晃动的视线接踵而来。走着走着，还会发现一处人间烟火——那是在黑夜中点亮的一座孤岛，宛如桃花源。
这是一片原生态的大排档，乍一看，很像老挝万象的夜市。塑料棚下，昏黄的灯光重叠相连，伴随着“滋滋——”的热锅声与缭绕的白烟，最鲜活的釜山浮世绘，尽在眼前。食物早已沦为配角，我的眼睛就像是韦斯· 安德森惯用的横移长镜头，牢牢对准宛如洪常秀电影里的男男女女：
左手边是一对男女。她默默流泪，他不停抽烟，等他吐完一个又一个烟圈，她方才开始说话，淡淡地，又似乎是很坚定。桌上有不少瓶子，应该喝了不少酒。
右前方，五六个吵吵闹闹的中年大叔，中气十足地大声聊着天，又时不时地站起来，轮番互相敬酒。他们到底是在借酒消愁还是助兴已不重要，成年人的世界不再泾渭分明。
往前走，两个漂亮的女孩子，礼貌到尴尬的互动方式，让人不禁好奇她们之间的关系。或许，不过就是久未谋面的朋友。
……
我为这种鲜活的生态而着迷，于是每晚回到住处之前，我都来此转悠。穿行其间，我仿佛不再是个局外人，而是如热锅上的芝士，不经意间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回国后，我才知道这叫“帐篷马车”，韩国人的深夜食堂。
出了这片人间烟火，拐至大路，对面就是海云台大酒店。来BIFF的中国电影人大多住在这里，继续往前走，见到威斯汀酒店，即是冬柏岛的入口。
从冬柏岛看到的海，总是显得特别苍茫，眼看着美人鱼像就要被怒涌而来的海浪所淹没，大风吹在韩国诗人崔致远的铜像上。沿着种满冬柏的路，到达灯塔，近处是APEC的世峰楼，远处是广安大桥，釜山烟火节的经典背景。
然而电影节，终究是影迷的派对。在这里，你总会遇到同道中人，哪怕只是一期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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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电影是什么？三个字——奉！俊！昊！”一家烤肉店里，在韩国学电影的小君正模仿她的导师上课的日常。而小苏，则还沉浸在《杀人回忆》映后谈的现场——日本导演滨口龙介作为嘉宾，现场拉片赞扬奉俊昊。
时逢韩国电影百年，捧下第一座属于韩国人的金棕榈大奖，《杀人回忆》凶手又水落石出……奉俊昊对韩国电影乃至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自身，也仿佛已经被彻底封神，成为了一种符号。
然而，正如去年金棕榈的最大热门《燃烧》在戛纳颗粒无收后，大众的玩笑话——“戛纳欠韩国一座金棕榈”，与其说金棕榈是导演个人的成功，倒不如讲这是对韩国电影不断发展进步的肯定。
奉俊昊的导演之路和近30年韩国社会及电影产业的变革性节点紧密相连。
1997年金大中就任总统，政府提出“文化立国”的策略，用电影分级制取代了原有的审查制度，电影产业成为了政府重点扶持对象，允许风投进入并享受减税政策。次年，奉俊昊就动手拍了自己的处女作《绑架门口狗》。
1999年“光头运动”爆发（为了抗议韩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开放外国电影配额，韩国影人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不少男性影人甚至剃光头在首尔国厅、光华门等地静坐抗议，运动成功之后，韩国导演士气大振，成为韩国电影发展的一个契机），《绑架门口狗》上映。虽反响不好，却因为有政策的扶植，奉俊昊依然能获得资金支持。于是，2003年韩国电影票房冠军《杀人回忆》就这样诞生了。而后的《汉江怪物》《雪国列车》《玉子》，即使遇到失败，奉俊昊也总是敢于突破、大胆探索，以其惊人的判断力，拥抱潮流的方向。
换言之，如果“文化立国”不曾提出，“光头运动”不曾发生，电影产业没有政策扶持，而电影人又都只顾着“岁月静好，现世安稳”……那就没有自由开花的韩国电影，肯定也结不出奉俊昊这样硕大丰厚的“果实”。
对于大部分中国观众而言，真正接触韩国电影往往是从“真实案件+类型化改编”的片子开始的。尤其当中国观众了解到——《熔炉》上映后，韩国国会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辩护人》上映后，“釜林事件”中的五名被告沉冤得雪；《梨泰院杀人事件》，促使相关案件重新审理……不禁感慨纷纷。
昆汀曾对屡获殊荣的韩国电影导演“评头论足”：奉俊昊是八九十年代后最具斯皮尔伯格气质的导演。相比朴赞郁的奇情奇观，李沧东的文艺晦涩，洪常秀的反复个人，金基德的癫狂残酷，奉俊昊可谓在商业和艺术两端平衡得最好的导演之一。
然而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因为这些电影人选择做不同的尝试与探索，才有了今天韩国电影的百花齐放。如果仅因为奉俊昊的成功，人人都去拍奉俊昊式的作品，那，才是韩国电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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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电影节结束后的两天，我在南浦洞BIFF广场的一家影院刚看完《小丑》，便得知崔雪莉去世的消息。当时一起散场的女孩看到新闻，忍不住地流下眼泪，我不知这是源于她是粉丝，还是同为女性，或者更准确地说，韩国女性。紧接着，中文互联网世界，关于“人间水蜜桃”的文章瞬间铺天盖地，种种分析也随之接踵而来。我无意去批判什么，却感受到内心涌来的阵阵压抑。
一周后，我抵达首尔，已是深秋。景福宫红叶满地，青瓦台前游行不断，而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海报已经随处可见。
“你们会去看这部电影吗？据说最近有不少争议。”和几位来自梨花女子大学的同学坐在草坪上聊着天，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不得不承认，我的脑子很乱，因为就在刚刚，我怀着好奇走进了世界上最大的教会汝矣岛纯福音教堂，见到了宛如电影《密阳》中——双手高举，大哭大叫，情绪颇为激动的信徒。
话音刚落，声音像是被黑洞吸走了，万物俱静。眼前是诞生奇迹、也出产怪物的汉江——电影中“怪物”的雕像此刻正矗立在公园中，当地政府渴望“给平缓的汉江植入故事，将其打造成为首尔的地标”；年轻的女孩在桥洞下练习着自行车，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弧线。往右看去，是在傍晚的阳光下，努力让自己成为金黄色的63大厦。这座曾短暂斩获“全亚洲最高”头衔的摩天大楼，一年后即被新加坡的华联银行大厦所取代，散发着80年代的气息。
突然，一个细小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我想我是会的，我也叫金智英。”
10月23日，我在首尔江南区的狎鸥亭，一家以美食、床垫为特色的CGV看了首映。那是一场晚上11:10的电影，约15个观众里，有3个年轻的男孩。女性则有学生、上班族、家庭主妇，大多看到一半就泣不成声。
走在回住处的路上，我想着暮春时节读过的原著，总觉得电影主动削弱了现实社会问题的尖锐性，少了对男性的折射，所有的矛盾、冲突几乎全在靠女性角色推动——这是否也从侧面反映出韩国女性的境遇呢？毋庸置疑的是，本质上“绥靖”的电影，置于东亚社会语境，其社会意义仍然值得肯定。
两天后，我在景福宫的光化门，一边看着演出，一边遥想20年前的“光头运动”，突然收到一条新闻：韩国政府宣布放弃在WTO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又两天，10月27日晚上，我从首尔飞回上海。100年前的这一天，第一部由韩国人自己独立拍摄的影片《义理的仇讨》在首尔团成社上映，韩国电影由此诞生。时光再往前倒流一点点——1919年4月11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
（参考资料：《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追寻快乐：战后韩国电影与社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