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学日记之宾州11月
11月最重要的事情，是听了鲍勃·迪伦在我所在城市的演唱会。
迪伦在演唱会上并没有演唱早期经典，近年专辑中的曲子居多。演唱会的布景是非常的华丽的摇滚风格，台上天鹅绒幕布和灯光、以及女性的半身像，重金属乐器、低音贝司和小提琴，加上鲍勃·迪伦消瘦的身体，粘着亮片的西服以及他灰色但仍然浓密的卷发——使得他一出场就是一次强烈的视觉冲击。我在台下看到他的一瞬间分不清究竟是４０岁的他，还是将近８０岁的他。不过，迪伦终究是有些老了，他的身体略微向左倾斜，好在电吉他在他的身上起到了横向的支撑作用，电吉他很好平衡了他的身体。有意思的是，当他不拿电吉他的时候，手中始终拽着话筒的线，每唱完一两句，迪伦就用手从上到下捋一下手中的线，再开始下一句。晚年的鲍勃·涤纶依旧是高度风格化的，他对自己的音乐似乎从未产生过任何的动摇，摇滚、反叛的精神如同无比坚硬的钢骨直贯他的身体。
鲍勃·迪伦音乐的灵魂就在他的音乐现场。在软绵绵的沙发上，在整齐的书房中，你没有办法听迪伦。你必须在那个真实的空间中，将自己置身于黑暗之中，捕捉那震撼人心的声波。鲍勃·涤纶的嗓音和年轻的时候相比，更为深沉，低音区更为厚重，更为沙哑。吐字稍显得模糊了，但是气息不减，依然快速、流畅，高密度的语言在句尾总是更快速、音更低。词句于他，既是音乐性、有节奏的，也是叙事性的。迪伦像游吟诗人一般，位列荷马史诗的口头文学传统之中。去听迪伦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致辞吧！你可以听到他用极富有韵律感、画面感的语言“重述”了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一部小说——麦尔维尔的《白鲸》，几乎用一种带有史诗感的口头叙述方式重讲了这个故事。这比任何一种文学批评都更使得这部小说成为一种活着的事物——在一种“live”中。
好的音乐让人灵魂出窍。如果说，鲍勃·迪伦的演唱会将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精神延续到了现在，那么他在近80岁还能奉献如此让人从麻木中震碎的感觉的音乐，就已经证明了其自身最大的价值。也可以说，除了现场的演唱会本身外，迪伦并不需要任何虚伪式的嘉奖。正如戴锦华所说：“把鲍勃·迪伦这样的人供上神坛，这种把他经典化的方式，让我悚然。我觉得这正是60年代的远去。鲍勃·迪伦对今日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威胁，所以他们将他封圣”。也难怪鲍勃·迪伦会来我所在的这个小城市，或许他厌倦了那些主流文化空间吧。
所以，有机会的话，去听鲍勃·迪伦的演唱会吧！
11月的日子仍然是在大量的阅读中度过，日常最喜欢的事情还是在二手书店中淘书。分享我近期淘到的一本书:《贝多芬：音乐与人生》（Beethoven: The Music and the life）。这部传记由哈佛大学贝多芬研究者和演奏家Lewis Lockwood完成，出版于2003年，曾进入普利策短名单。
对于阅读一本书来说，我很看重它的前言或者导论的部分。前言不仅仅交代了该书的动机和缘由、对主体内容进行概要介绍，也是作者谈论成书过程部分等。最重要的是，作者会交代书所秉承的理念。《贝多芬：音乐与人生》这本书的前言部分写得非常优秀。既然探讨的是贝多芬的作品和人生之间的关系，洛克伍德在前言中便引用了贝多芬的三封书信作为全书的引子，分别是贝多芬1782年有关母亲的死亡、中年时期关于创作与谦卑命题、晚年对死亡、艺术永恒的书信。
在有关母亲死亡的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贝多芬很早就领悟到，生命的有限性、肉体的缺憾、情感的缺乏等“此在”的痛苦和是不可跨越的现实沟壑，而疾病的隐喻，尤其对精神世界的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而在第二封信中，贝多芬谈论的是艺术的纯粹性，作为艺术创作者需要保持永恒谦卑。音乐对于贝多芬来说就是宗教，他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作品反映了他不同时期对人生至关重要问题的思索，如同人们在宗教中寻找的最终答案一样，贝多芬在音乐中寻找着最后的答案。第三封信则有关艺术的永恒。“我仍然希望创作几个长作品，像一个老小孩一样，在这大地上，在善良的人中间，结束我为数不多的时日”。这是贝多芬作为一个凡人来说，最感动人的一点，对于芜杂的、充满痛苦的生活，贝多芬一生一个探索者也是反抗者，从未退却过。
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对于音乐批评来说尤为如此。作者洛克伍德引用了哲学家叔本华的一句话：“与其他艺术相比，音乐直接展现事物的核心，而非表象”（尽管到了后期印象派的音乐也试图展现表象）。换言之，音乐和文学不同，文学展现的就是复杂的现实生活，因而总是历史和政治的。音乐即使可以被阐释，阐释的内容也已经和音乐本身无关了。对于莫扎特来说，他的现实生活和他的音乐几乎是两个世界的事物，虽然也有交叉，但更多的是一种分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音乐也好，对于文学也好，对于作者的研究就不再重要了。正相反，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是在这种不同维度的阐释丰富起来的。在近几十年的文学批评中，批评者不再关心“作者”。“作者已死”宣告了写作者主体性的破产。艺术创作也好，文学创作也好，作者和作品之间的那种近乎神性的、或者说本雅明所说的“灵韵”的事物已经被抹去了。作者的声音不过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显现而已。人们不再谈论作者的俗世和死亡，不再谈论爱欲和忧愁。换言之，我们不再关心“人”本身了。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我读了很多传记作品，如有关T.S 艾略特的《不完美的一生》、凡娜莎·贝尔的传记和现在读的贝多芬传记。我想做的，就是恢复对人的兴趣，人的维度。而不是用冰冷的手术刀下手剖析我们手中的文字、鸟儿的音符和教堂的钟声。
11月就这样结束了，冬天很快就到来了，我依然在宾州的冬日风景和文字中跋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