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书人、读者、作家的三重视角下，是一位旧书店主的“自我修养”
民国时期，市面上有一本20卷的“奇书”：《贩书偶记》，它的作者是著名藏书家、通宝斋书店的店主孙殿起，书中收录清代及民国的书目信息1万余种。在编纂过程中，孙殿起对纳入《四库全书》的书目概不收录，所以藏书界人士又称之为“《四库全书》续编”。
孙殿起写书绝非临时起意，因为他不仅仅是个商人，还是一个博闻强识、真心爱书之人。14岁时，他在琉璃厂的书坊内做学徒，培养了对书籍的兴趣，积累了关于藏书的丰富知识。后来，他开了自己的书店通宝斋，到全国各地搜集古籍善本，并且一一将详细信息记录在册，最后集结成这部广受藏书人好评的《贩书偶记》。
在邻国日本，有一位旧书店老板出久根达郎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把自己购书、读书、藏书、卖书的心得，写成了一本小书《给作家标个价》，有评论家将这本书类比为“日本版的《贩书偶记》”。
不过，和孙殿起略有不同的是，出久根达郎还是一位专业的写作者，他的小说曾斩获讲谈社散文奖、直木奖等文学大奖，还担任过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因此，他的写作风格更具趣味性和可读性，普通读者也可以轻松阅读。
在《给作家标个价》中，出久根达郎以24位日本文学家为切入点，采用身为贩书者、读者和作家的“三重视角”，讲述旧书店的丰富旨趣所在。
01 “开卷即有赚”：一位书商的“旧书估值论”
就本质而言，无论新旧，“书籍”作为公开出版物，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这就涉及到估值和定价问题。
在定价机制方面，新书定价的依据主要有成本加成、印张、理解价值3种，分别从制作成本和读者的主观感受出发，前两种使用更为广泛，后一种较少采用。在实际流通环节，新书一般有高低不等的折扣。
旧书定价的个性化更强，基本遵循“一书一价”的原则。在旧书店中，“旧书”，特别是初版书的售价往往要高出相同内容的新书价格，差价可以是数倍，有时甚至会高出成千上万倍。
出久根达郎在《给作家标个价》中，列举了不少日本名家初版书的价格情况：司马辽太郎的《龙马行》在20-50万日元之间，宫泽贤治的《春天与阿修罗》约为100万日元，夏目漱石的《道草》在30万日元上下（折合人民币2万元）。
之所以出现高溢价的情况，从根本上来说，是供求关系的不对等造成的。由于市场上的旧书存量有限，其价格高低完全取决于爱书人的喜好和需求。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出价呢？
出久根达郎作为旧书店“芳雅堂”的管理者，在长期购买、出售旧书的过程中，总结出了独到的“旧书估值论”。概括来说，有3个要素起到关键的影响：稀缺、品相和装帧，以下我们分别进行说明。
稀缺：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在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供给越少，价格越高，这就是“稀缺性”的威力。
名家的处女作、初版书、被禁之书大都具有此类特征，一些知名作家的“非主流”作品也常常价格高企。以写历史小说著称的司马辽太郎，曾写过一本名为《古寺炎上》的推理小说，其价格一度炒到40万日元。
品相：对于许多旧书买家来说，“品相是旧书的生命”，品相包括完整性和污损程度两个维度。书的内页、外封、腰封、函套齐备，没有缺失破损，保存状况良好的书，价格通常较高。
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在看书过程中，常常随手丢弃的腰封，对于旧书的价格影响很大。
一本三岛由纪夫的《裸体和衣裳》初版书，无腰封的版本价格在1.5万日元，有腰封的可以卖到13.5万日元，价格相差近10倍。这样看来，以后读书的时候，腰封不能随意乱丢了。
装帧：书籍的封面与插画设计者是否为名家、精美程度高低、使用哪种材质的纸张等，都会影响旧书价格的评估。
以泉镜花的小说《日本桥》初版书为例，它的封面和衬页是由著名版画家小村雪岱设计，优美的浮世绘构图、细腻的木版画线条，都极具艺术和收藏价值，其价格最高时将近80万日元。
夏目漱石的“三部曲”之一《心》，由他本人亲自负责装帧设计，对于漱石粉丝来说，这类书籍自然价值更高。
02 “旧书滋味长”：另类书志学者的“文学价值论”
一本售价不菲的旧书，不光是珍贵的收藏品和投资标的，还承载着文学上的价值。
在旧书行业浸淫多年的出久根达郎，自然有着“近水楼台”的先天优势，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好书。在他看来，“开旧书店的人都是没有学位的书志学者，通过书的价格体现自己的学问”。
在《给作家估个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多位著名作家书籍的价格数据，还能读到出久根达郎作为一枚资深读者，对文学的深刻见地。这些植根于旧书店的文学论调乍看之下有些“另类”，但细细读来，既有趣味，又有深度。
首先，初版书等旧书的魅力，在于提供独特的阅读体验。
有些书明明有了最新的版本，但还有很多人愿意去“淘”一本旧书捧着看。那些略泛黄的纸张、不同藏家在书上留下的字迹、深深浅浅的折痕，看着时间在书页中驻足，似乎可以“神穿”到作者生活的那个年代。
有位高中生非常喜欢司马辽太郎笔下的坂本龙马，于是执着地想买到一套《龙马行》的初版书，因为他迷恋那种“昔日的灰尘味儿”，觉得比读新书要意思得多。
其次，除了稀有版本书籍，旧书店中还能找到作家的信札、写过推荐语的腰封等，为我们了解作家提供更全面的资料。
寺山修司创作过《死在田园》《母亲的萤火虫》《扔掉书本上街去》等和歌集，但他同时是一位剧作家和电影导演。通过他的海报、剧本、唱片、宣传册等“边角料”，读者可以窥见他的更多侧面。
再者，从不同版次的旧书中，可以清晰地追溯作品随时代变迁的历程。
日本文学中赫赫有名的《我是猫》《古都》等小说，最初都是在报纸上进行连载，后来才发行了单行本。从报纸到独立成书，再到数次重印，作者会不时对内容进行微调。
推理小说泰斗江户川乱步的成名作之一是《少年侦探团》，战后他对书中的部分细节做了改写。他将雪舟山水画的价格，从最初版本的25万日元改为2000万日元，将“全东京市”改为“全东京都”。
物价、地名等细微之处的变动，可以让读者更好地融入情境之中，不致于产生混乱感，这也侧面体现出了时代的变迁。
03 “惺惺惜惺惺”：旧书之中，人生忧乐
出久根达郎的第三重身份，是一位“写作者”。作为艺术创作的一个门类，写作从来不是一个轻松活儿，村上春树曾经说：
当作家写下一个故事时，他是在面对体内的一种毒素。假如你没有这种毒素，你的故事就会无聊而平庸。这就好像河豚：河豚的肉是极为鲜美的，然而它的卵、肝和心脏都有足以致命的剧毒。
村上春树是幸运的，因为他早早成名，作为全职作家的收入十分丰厚，还坚持长跑锻炼，所以有心力和体力对抗体内的“毒素”。
但是在日本文学界，特别是明治至昭和时期的作家中，自杀、早逝者颇多。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太宰治等人，为了政治理想或文学之美，选择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樋口一叶、立原道造、宫泽贤治等则因病痛、贫穷等原因英年离世，令人深感惋惜。
出久根达郎作为“同行”，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了文学上的滋养，也读出了不同的人生况味，这大概就是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受。总的来说，出久根达郎认为，“矛盾性”在诸多日本文学家的创作生涯中一再出现，这种矛盾性体现在“金钱”和“死亡”两大主题上。
从金钱的角度来看，文学是属于精神的，但生活又是实际的。对于一些家境贫寒、或者少年坎坷的作家来说，金钱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
夏目漱石幼年时期在养父家生活，对方只是把他当作未来给自己赚钱的工具，敏感的夏目捕捉到了这种微妙的情绪。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之后，养父到家中要钱更是让他不堪其扰。因此，生活中的他对“钱”有一种近乎洁癖的原则感。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少爷》的主角和同事“豪猪”的关系变化，就体现在一分五厘的硬币上。
直木三十五的名言之一是“艺术短而贫困长”，他的生活十分拮据，连带作品中都弥漫着淡淡的忧伤气息。
有“明治紫式部”之称的女作家樋口一叶，生活几乎到了贫困潦倒、山穷水尽的境地。她的代表作《大年夜》中，细致地介绍了大量生活物品的价格，借主人公之口，不无悲愤地说出“钱是毒药”的话语。她与友人的通信往来中，也有关于“借钱”的内容。
然而，令人最感到讽刺的是，像樋口一叶这样的作家，一生都在贫困的旋涡中苦苦挣扎，但她去世之后，有借钱字样的书信价格高达数千万日元。而她的头像，还一度出现在5000日元的纸币上。
如果樋口一叶天上有知，见此情景，大约也会苦笑摇头吧。
从死亡的角度来看，日本文学对于“死亡”和“颓废”似乎格外青睐，作家们不吝于用大量笔墨抒写类似主题，而他们的去世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在“名作家之死”的消息传来时，旧书店会迎来一波销量小高潮。
三岛由纪夫在街头“表演”切腹自杀之后，最先从电视上得知消息的家庭主妇们涌入一家旧书店，几乎买光了三岛由纪夫的书籍，期待未来可以获得不错的溢价收入。只是这批疯狂的买者中，有不少此前从未看过三岛由纪夫的文章。
随着时间推移，有的作家逐渐被人们遗忘，他们的作品被湮没在故纸堆之中。
直木三十五以描写极具画面感的场景见长，但近些年读他作品的读者群体越来越小，旧书在市场上价格不高，最贵的才3.5万日元左右。不过，由其友人菊池宽为纪念直木三十五设立的“直木奖”一直办了80多年，声势和影响力渐盛，所以直木三十五在民间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
人们了解一个作家，是通过以他命名的奖项，而不是他的作品，这种现象很难说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悲哀。
意大利学者翁贝托·艾柯认为，纸质书籍其实是以“植物”为载体的记忆形式，它将人类的智慧成果和创造力凝结在植物纤维之上。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旧书店是给“植物的记忆”续航的中转站，让书籍拥有更长久的价值和生命力。
作为旧书店主的出久根达郎，将自己作为贩书者、读者和作家的三重身份完美融合，让读者体悟一本旧书中所容纳的丰富内涵。在这本“书之书”里，人与书、文学与生活重新邂逅，这大概也是“旧书店”的魅力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