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翻译到跨文类翻译：迟到的博士论文后记
刊于翻译史研究公众号 201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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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旦搭上“学术研究”这辆高速列车，就再也没有停歇的时刻。回想过去，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居然都没有写下后记，堪称是“太匆匆，人生长恨水长东”。这次很荣幸得到翻译史研究公众号邀请，稍稍驻足停留，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我的成果微不足道，但是一路上得到诸多师长、同仁的指教与鼓励，一直铭感在心。所以努力撰成此文，借此机会致上微薄的谢忱。
从英文到翻译
在我求知问学的路途上，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这一段因缘，始于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季午后。
那时还是二十出头年纪，刚刚开始在安徽大学英语系攻读研究生，有大把的时间乱翻书。周末习惯在安徽省图书馆的书架间漫步，偶然抓到一本《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熟悉翻译研究的读者想必一目了然，这部绝版已久的著作是翻译研究中心早年会议论文结集，收入卜立德（David Pollard）、孔慧怡、王宏志、陈平原、夏晓虹、王德威等学者关于凡尔纳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之中译、晚清飞车想象、斯托夫人形象、《新石头记》等议题的开创性研究。当年的我尚无这等悟性，只是觉得书中话题、文字、论述皆引人入胜，读起来兴味盎然。我对自己说，理想的论文，大概就是这样了。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渐渐发觉从事英语文学研究实在很难推陈出新。虽然也曾努力研读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小说，无奈天资不足，未能寻得独辟蹊径的题目，于是临阵脱逃，萌生赴香港攻读翻译研究学位的想法。申请需要提交研究计划，《翻译与创作》书中各篇文章的论述架构，遂成为最佳的参照。至于选题，既然福尔摩斯、《汤姆叔叔的小屋》都有学者已著先鞭，就选一个乏人问津的翻译小说吧？应该是在樽本照雄教授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与邹振环教授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发现《鲁滨孙飘流记》在晚清备受欢迎，于是决心放手一搏（不久之后才发现，人民大学的李今教授几乎同时开始了关于《飘流记》的系列研究，我贸然致信交流，李老师不以为忤，还欣然邀请我赴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多年后，李老师又担任我的博士论文外审，给我颇多教益）。林纾的译本相当易得，之后又赴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锱铢积累，收集到四种晚清翻译，以及其他译者的传记资料。当时主流的翻译研究模式是套用“改写”理论，翻译越不忠实，论述空间越广阔。——要么是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要么是本土诗学规范的牵引。好在这些晚清译者不辜负我的期待，对鲁滨孙背父离家均感遗憾，各显其能地为之辩护，以便调整冒险精神与孝道的矛盾。为增加申请成功的概率，我在研究计划之外又根据上述发现撰写了一篇论文，题曰《政治与文学的角力：晚清〈鲁滨孙飘流记〉中译本研究》。由于缺乏学术写作的经验，文章结构与分析模式皆是化用前述论文，再不断调整，建立自己的风貌。这篇文章对我而言，意义非比寻常。稿件先被中文大学翻译系《翻译学报》录用，随后为我取得攻读香港大学翻译研究哲学硕士的机会。我也因此与翻译研究中心真正结缘，就读港大之前入选第一届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一年之后又获得宋淇翻译研究论文纪念奖。
意想不到的是，在港大学习的两年里，我却与翻译研究渐行渐远。这大概与学习环境有关：港大的翻译专业设置在中文学院，我的导师王爱和老师接受的是人类学训练；港大没有修课要求，我自由旁听各色文史哲课程，都与翻译研究无涉。王宏志教授倡导“翻译史研究”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读硕期间，我屡屡参加翻译研究中心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越来越倾心于稳扎稳打的实证研究。——毕竟，对于一个新兴领域而言，如果地基不坚实，又如何建筑高楼广厦？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出于对主流翻译研究模式的不满。那时最风行的范式是操练各种理论：“布尔迪厄文学社会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女性主义与文学翻译”、“后殖民主义理论与翻译”……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我对此现象不慊于心：中文学界十多年前玩过一遍的游戏，还需要在翻译学界重新来过？难道历史上的翻译现象，只能用来证明各种流行理论的适用性？这样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揭示翻译在中国文学及文化史上的意义么？在最初发表的论文里，我还尝试与图里（Gideon Toury）的描述翻译学对话，但是出于逆反心理，我的硕士论文《政治与文学的角力：晚清Robinson Crusoe中译本研究》就直接定位成“思想史研究”了。虽然《鲁滨孙飘流记》的英文原著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核心文本，王爱和老师也屡屡提醒我借鉴理论界的丰富阐释，作为译作的对照，然而在一种“史学崇拜”的执念之下，我最终刻意回避了这一话题。
从翻译到中文
虽然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史学高”，但是受制于伤春悲秋的文青特质，我对历史系最终没有产生非分之想。与此同时，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文系年轻学者开始涉足晚清翻译文学领域，无论是张丽华的短篇小说研究，还是潘少瑜的言情小说研究，都更切近我对于理想的博士论文的想象。当时又机缘巧合，陈平原老师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担任讲座教授，触发我拜师学艺的决心。综合考虑之后，攻读现代文学专业博士成为最顺理成章的选择。申请中大自然需要新的研究计划，这一次从晚清小说转向了晚清传记。个中缘由在于此前发觉虽然翻译小说备受欢迎，但是晚清读者并不一定郑重对待，报章上普遍称颂的还是华盛顿、拿破仑这些历史上的英雄豪杰。此外，夏晓虹老师关于晚清外国女杰传的系列研究，也为我树立了可资参照的典范。——既然女杰传记能够引发精彩的研究，男性英豪传记想必也值得深入发掘。不过这回我底气并不充足，虽然确实相信英雄传记具有论述潜力，但是心里一直盘算：这些传记数量庞大，成百上千，又缺乏整理，甚至没有相关目录，在香港做这个题目完全没有资料上的优势（当时香港各大高校尚未购买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博士要（如果上天垂怜的话，按时）毕业”，贸然闯入此领域会不会缠斗到地老天荒？
好在后来顺利被中文大学录取，否则上述顾虑都成了过虑。没想到入学后很快再度忧心忡忡，因为中文系要求第一年即确认博论题目。我思来想去，向陈平原老师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专攻“拿破仑”：毕竟开学前我已经在上海图书馆收集了七八本砖头一般厚重的传记和一堆报章文字，至少材料充足；陈建华教授关于拿破仑与小说界革命的精彩论文也足以为我壮胆。清晰记得汇报时，陈老师先是表情凝重，然后斩钉截铁说了两个字：“不行”。——读过张丽华师姐《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一书后记的读者想必可以理解，陈老师不怒自威的“两字棒喝”饱含怎样摧枯拉朽的杀伤力。我不明就里地铩羽而归，“上个月去港大查资料，您不还从《真相画报》里抄了一条关于拿破仑的资料给我吗？怎么就画风突变了？”直到一周之后才想起来弱弱地问一问原因，陈老师和颜悦色地给出三点解释：一是担心博论以文化史为议题，就业前景不明朗，近代文学领域本就僧多粥少，投奔历史系又难于上青天；二是博论不比硕论，选题要有纵深感，以便毕业后长期耕耘；三是中文系的博士生有必要在文类、文体上多下功夫，如此才能发挥自身优长。于是他拿出王瑶先生的师门心法，要我一周内给出三个题目，从中圈选。我绞尽脑汁，勉强凑足，最后还是不大情愿地回到了晚清传记。
现在回想，我当年一心取巧，除却求安求稳的小农意识作祟，也确实事出有因。以翻译传记为研究对象，不仅收集资料耗时较多，研究方法上也捉襟见肘。首先是传记文类缺乏分析工具，小说可以走叙事学、类型学、主题学分析的路子，然而传记无非是平铺直叙的纪传体。其次是晚清翻译传记虽然篇幅宏大，但是往往忠实于原著，要讨论“改写”就无从下手。虽然陈老师信心满满，我却颇为踌躇。待到陈老师春季学期回到北大任教，心思不禁又活络起来，更换题目的想法开始喧嚣躁动。恰好因缘际会，当时因为旁听李欧梵老师的讨论课进而担任研究助理，收集关于林译小说的各类资料。每次在办公室交流时，李老师奇思妙想喷薄而出，充满魅惑的晚清小说的世界又屡屡向我招手，诱使我密谋发动一场针对博士论文选题的“政变”。到了秋天，我惴惴地向陈老师提出新方案：晚清小说与博物学。陈老师问我想好了几个章节，我信心满满地提出《新石头记》可以作为一章。“那么其他部分呢？”“……”“即使围绕各色英雄展开论述，拿破仑、华盛顿、俾斯麦、哥伦布也足够四章了。”毫无悬念地，我的“政变”功败垂成。
于是只能迎难而上，一边收集、阅读资料，一边寻找思路。按部就班制作传记目录，确认日文或者英文底本，再对读文本，挑出改动最大的传记作为候选。然而依然有大量传记付之阙如，所以在博士第二年申请了洽蕙研究赞助金赴北京查资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主要驻扎北京大学图书馆，一本一本传记翻过去，大部分文字味同嚼蜡，心里除了绝望还是绝望。直到有一天读到广智书局的《加里波的传》，提及传主“以豪侠名”，才将以往的阅读经验串联起来。——梁启超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不也称他是“千古之大侠”？原来意大利的建国英雄，在晚清是侠士的代表。就以英雄类型来结构论文吧，侠士（加里波的）、冒险家（哥伦布）、军人（纳尔逊）……每一个类型，都融入了某种思潮，崇侠、进取冒险、尚武。然而由于缺乏文本细读，文章颇为单薄。直到有一次在中大遇到来翻译研究中心访学的邹振环教授，聊到论文进展，老师建议：“你可以去上海辞书出版社查查晚清教科书，上面很多英雄故事，也许和传记有渊源。”我言听计从，方才解决了燃眉之急。就这样集腋成裘，两年之后（延期了一年），我打着文学史研究的旗号，以接近思想文化史的手法完成了博士论文《晚清西方英雄传记译介研究》。
从跨文化到跨文类
博士论文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与“死线”的博弈。由于赶着毕业，只能完成一部“未定稿”。对于具体的论述不够深入，我倒并不担心，假以时日即可完善。但是全文论述有三点缺憾，我感到颇为棘手，难以弥补：一是一手资料众多，“手心手背都是肉”，写作时难以割舍。譬如我在某章里考证出晚清六种俾斯麦传记的版本、原著、译者与传播路径，但是其实只有四部与该章论题相关，描述、考证与议论并置，其实冲淡了论文的议题。二是缺乏文学研究的视角，晚清传记究竟有何文类上的特征，只能做简单描述，不知如何深入分析。换言之，我只是将一部部传记当作承载思想的资料，而非一种特别的书写样式。三是对跨文化翻译的源头钻研不够，对明治日本的诸多传记止于简单的描述。虽然这一阶段我已经深知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因为传记文类地位尴尬，日本学者也很少关注，我缺乏二手研究作为参照，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幸运的是，我在毕业前已得到赴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的机会。于是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听课、读书，抛开博士论文，从材料中抽离，重新思索、定位自己的研究问题。将近一年的学习历程收获丰富，虽然之前对于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有所涉猎，目见耳闻还是胜于纸上谈兵。在王德威等老师的课堂上，我直观地感受到任何一部中国文学作品——也包括其他外国文学作品——都不具备不言自明的研究价值，即使是鲁迅这样的名家，也需要和当下的理论话题相连接，才能引发相应的关注。受制于自身的训练与气质，我无意也无法去追逐最时新的理论，运用到英雄传记研究中。但是将研究对象理论化、概念化，从而导向更广的议题，则是值得为之努力的方向。远离了那些一手材料，我才意识到自己最关注的并非每一部晚清西方英雄传记的版本、译者等具体信息，而是这一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的意义。就小处说，这些传记与晚清文学、思想的转型密切相关。就大处来看，这些传记甚至代表了跨文化翻译的一种模式与类型，足以与其他国别文学文化的研究相参照。接受了这一思路，锱铢必较的版本考证就可以从博士论文中抽出了。实证研究当然有其价值，我可以通过编辑目录等方式将其与论述切割，两者不再互相牵绊，各自轻松上路。
与此同时，我发现了概念化的具体突破口，即跨文类翻译现象。之所以能够突破藩篱，得益于哈佛燕京学社跨学科交流的氛围。访问学人照例每学期要做一次报告，由于大家学科背景不同，文化背景各异，往往能提出一些习焉不察的问题。我在介绍自己的论文时，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朋友提出，你探讨的这些传记篇幅那么长，怎么更像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经由韩国学者的介绍，我又发现梁启超著译传记的韩译本一直是热点话题，只不过没有被视作传记，而是定位成政治小说。这样看来，传记与小说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于是回想起，李欧梵老师曾对我谈及明治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里有一篇加里波的小传，又推荐索莫（Doris Sommer）教授关于十九世纪拉丁美洲建国小说（foundational fiction）的研究。当时匆匆读过，可惜未能开窍。直到这时才猛然醒悟，抓起政治小说寻找线索。当读到《佳人之奇遇》之加里波的传眉批时，“盖是西欧之大侠”，终于如释重负：“原来梁启超笔下的千古之大侠是从这里来的”。随后又阅读梁启超同样非常钟爱的《经国美谈》，熟悉了三位英雄合力恢复齐武国政权的情节后，终于理解郭沫若在自传里为何这样感叹：“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如此一来，不仅英雄是新英雄，传记也是新传记。新英雄形象融合了晚清不同的思想资源，新传记则吸收了各个文类——尤其是政治小说的养分。换言之，传记与小说文类的界限并非总是泾渭分明。梁启超借助翻译与写作政治小说的经验，打破了史传与说部的壁垒，塑造出一种新的传记文类。流风所及，其他知识分子也纷纷仿效。当我不再固守文类的疆界，这批英雄传记就足以打开新的论述空间，关于晚清小说、明治政治小说、乃至外国小说的诸多研究也能够为我所用。
打铁趁热，我在访学结束之前分别完成了《翻译、国族、性别——晚清女作家汤红绂翻译小说的文化译写》（后发表于《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50期）、《〈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化用明治日本政治小说考》（后发表于《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3期）。前者旧文新修，注重的是以传记体翻译小说，论述晚清女作家汤红绂在翻译明治战争文学时，如何以本土道德观念重塑战争英雄形象，并借助梁启超新传记的形式，重构原著的文类特征，以强化其真实性。后者关注以小说体翻译传记，用实证方式说明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因袭、仿效了《佳人之奇遇》及《经国美谈》，希望为进一步的概念化论述奠定基础。前一篇论文今年被授予宋淇翻译研究评判提名奖，时隔九年再获殊荣，我深受鼓舞，视作对自己新探索的肯定。
以上述思路为基础，我得以确立博士论文的修改方向。下编修订已完成的内容，以新英雄形象的塑造为主题；上编则以新传记文类的建构为中心，有待慢慢补足。如今，我终于和陈老师一样对于英雄传记充满信心：学人谈论晚清文学的国族想象时，对于梁启超半途而废的《新中国未来记》之类新小说是否过于执迷？晚清文学世界里最激动人心的国族英雄叙事，难道不应该是这些外国豪杰传记？大概由于资质驽钝，想清楚一个问题，竟然耗磨如此漫长的光阴。然而清晰的议题、广阔的视野、精妙的论述，不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终极追求？倘若我的著作能给读者带来当年自己阅读《翻译与创作》一般的感受，也就不枉专注传记若许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