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终结了，然后呢？

1 暗无天日的轮回

现在在成都。这座城市以其“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富足和安逸的生活方式闻名全国，但也和中华文化圈绝大多数其他城市一样，在历史中经历过血腥和杀戮，尽管其频次较之关中、河洛似不突出，但每一次流血对受害者来说都是天塌下来的惨变。

最惨重者大概三次：第一次在蒙元攻宋，历经汉魏六朝、唐五代宋大抵未曾间断的成都的富足生活，被野蛮人剔了个干净；第二次在张献忠（这个狗日的）据蜀，来之不易的小三百年和平过渡被无妄之灾代替，几年之间成都平原又成了无人区，以至于清初成都城里出现了“老虎咬死人”的事件；第三次大概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的王纲解纽，川黔军阀迭相攻战、据城以守，这段时间的成都人民受惊吓到了这一种程度：每次军阀巷战之后，他们都要把城里被用作街垒的古城墙、城门拆个干净，明代蜀王府高大的城墙、城门遗构（其本体或可追溯到唐代子城）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平荡殆尽的（只剩一个王府正门，在cultural revolution时被改作了观礼台和万岁展览馆）。

看我国历史的时候，就会感到一种悲伤。在世代相传的文字中你会看到遥远的燕赵悲歌、阿房宫大明宫的勾心斗角，会看到花重锦官城、扬州明月夜，会看到“稻米流脂粟米白”“会须一饮三百杯”，但是作为现代的观察者，摆在你面前的只有黄土、残碑、坊巷间遗民疲惫的身影，你还知道，宫阙毁于战火，图书付之一炬，街市被有组织地一次次摧残。

如果你用规律性的概述（虽然这样做对历史的经历者来说是丧良心的做法）来参想我国古代历史的轮回，大概只能看到“劣胜优汰”四个大字。盛世是不是人民的负担姑且不论，每一次更迭动荡都是对人口结构的有组织劣化——屠城，就是把擢拔出来的才俊一股脑闷死在城墙之内；战斗，就是让民族中最有力量、不服输的那一批人成批死于沟壑；而以生命为质的“选边站”，挑出来的只是碌碌无为的nobody或见风使舵的流氓，一批一批砍掉的都是这个民族的脊梁和星辰；更不用说，每一次王朝的重新兴作对生态的冲击和破坏了。在这个王朝轮回的终点，你看到的是破碎的山河，“凤凰鸣矣”的岐山变成了土包子，“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士被八旗铁蹄下唯唯诺诺、互相监督的奴隶替代，“扬一益二”的市井欢乐只有劫余几处旧迹作为参照（要知道扬州、成都在明末清初罹难至惨，参看《扬州十日记》《烬余录》）。

在中国历史的视域之中，你看到的都是空头的许诺，政治当然要建立在“解决痛苦”的许诺上才成为可能，但王朝轮回中的统治集团和文化精英们与其说是在解决痛苦，不如说是用名教使人们对痛苦的感觉变得麻木，从而把一己之乐建立在人民痛苦的净增量上。在这个进程中不是没有美的迹象、道德的范例，但是这些事物的结局让你不禁开始怀疑美和道德能否眷顾这一方土地的历史；它们的无端摧折，并不具有任何的建设性，一切都会在蒙昧中再进行一次，周而复始、螺旋下降。

2 不情不愿的终结

最终，舶来的知识（当然也要以苦难为媒介）打破了轮回。就像现在的成都，你的衣食住行，乃至理解这座城市的方式，都不会是李白杜甫、秦皇汉武给你的，也不是这一方苦难重重、无所建树的土地之中长出来的。如果给你目之所及的每一个事物进行知识迷因学考古——水暖电气基础设施、道路工程、开放空间的美学特征、建筑的结构和形式、对历史遗迹的保护方法和制度。。。乃至屋子里陈设的流水线产物：桌椅床榻、被褥、马桶、电源。。。乃至你自己的思维模式：论证、疑问、感慨、愤怒、批判。。。（中国的基础教育大概师法苏联吧，而苏联的教育知识又能追溯到普鲁士？），你甚至会怀疑“自己”的真正构成，以及这个“自己”的归属。一个转型文明要获得这些知识，就必须以历史中的“自己”作为抵押；所幸，一旦抵押出去，就走上了远离内卷的道路，零散的科学认识得以积累，制度化协作得以确立——即使这道路磕磕绊绊血迹斑斑，即使内卷的历史拉低了自己学习现代化的起始身位、从而把自己置于无法挽回的不平等之中。

但人就是这么一种贱玩意儿，在通往答案的过程中不免痛苦，为无出路的现实不免悲怆；而解决的路径摆在眼前、踩在脚下了，心里又有一丝无聊感和怅然若失；按说，如果把历史看作寻找答案和出路的过程，那么已经被证明是“错误解”的遗迹就没有被我们继续保留的必要了，我们的每一座城市都应该扁平、西化，但是那充满污秽、悲惨的历史及其遗迹，不还是被我们“子子孙孙永保用”吗？我们为什么还有“思古之幽情”？同样的愚蠢的尘世造物为什么高了一等？其中的机制该怎么理解呢？

大略地说，一是，转型文明的成员出于一种欲望的驱策，要求无论（理性意义上的）最终问题解决与否，都寻求【自身】获得独立和得到承认，即使这种独立的过程恰好处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反面，从而也就创造出更多无法解决的悲惨。舶来的解决方案，本来就属于一种不同的文化，理解起来有壁垒（更何况语言这玩意儿真是要了亲命了），所以我们或者退回肮脏但却被母语环境理解的“自己的”历史当中，或者用“自己的”概念拆解舶来品，这些只是为了在“低人一等”的情况下给自己挽回一些可笑的尊严。

二是，在“历史终结”之时，无论先发文明还是后发文明都会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志得意满和无聊之中（这就是自然给人安排的宿命），既然没有了增长点，那就在各个领域发掘能够刺激感官的陌生事物，或者在有限的存量中互相倾轧。这个时候，违背道德原则、不可理喻、却又足够丰富的历史垃圾堆就有用了，所有的悲惨哀号，都变成了居伊·德波笔下的景观，变成了奇货可居的布景商品。在上一种路径中，我们吸取的是历史及其影响的时空延续性（这也就是想象的共同体口中所谓的“自己”的真正根源）；而在这后一种路径中，我们只需要取用历史的“陌生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