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所有事情，除了小说、电影和音乐
现代性并没有与保守的信仰、落伍的情感依附彻底决裂，而是以多种形式——从纽约到新德里，遍及全球——保持了与魔法、与神秘思想的纠葛。—芮塔·菲尔斯基
流行艺术常被斥为迷惑（disorienting）和蛊惑（bewitching）受众，这两个词让人想起古代的魔法。在长久以来的现代性世界中，小说最常被斥为向读者施加魔法：它就像危险的毒品，诱惑人们远离日常生活，寻求更强烈的感官刺激和愉悦感。读者们被语言的力量迷惑，无法区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想象；他们失去理智，做出像疯子一样的行为。在《堂吉诃德》之后，有一批小说急于对这种控制心灵的虚构作品的危害做出诊断，同时宣扬自己可以对其进行治疗。尤其是现代主义，它宣称自己是驱魔的艺术，对文学的伪造性和它骗人的能力提出了极多批评。同时，电影很快取代小说，成为受谴责最多的引诱观众对非现实世界着迷的媒介。
“着魔”一词在文学理论中几乎没有流行过，这个词让人想起的是老派的教授被浪漫主义诗歌的魅力迷得神魂颠倒。现代批评者引以为豪的是驱魔的能力，是对任何想象性的对象进行激光般犀利的批评的能力。用利奥塔的话说，“去神秘化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工作”。但这种消除审美体验中的神秘和非理性特质的欲望只不过使其神秘性和非理性转移到明面之下。尽管批评者们不再谈论着魔的体验，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着魔过。所以在下文中，我想为审美入迷（aesthetic absorption）寻找更稳固的依据。审美入迷在文学和电影作品中常被提到，但很少在理论中得到长久和积极的重视。
着魔的特质是一种强烈的参与感，是一种完全陷入审美客体、对其他任何事漠不关心的状态。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曾写道：“看也可以使人着魔：当关注（attention）这一行为在其自身周围形成了一个圈，把除被看客体之外的其他东西都排除在外之时。”当你被一部小说、一部电影或一幅画包裹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被封闭在全神贯注所形成的泡泡中，这与日常认知的漫不经心完全不一样。这种浸没感是自我包裹和自我维持的，有其明显的界限；回到现实世界是让人很不情愿的，甚至是很烦人的。当片尾的摄制人员名单出现、影院的灯光亮起，当你不情愿地合上书、抬头看周围的现实世界时，你会有一种别扭的重新适应的感觉，一种类似于机器齿轮重新调整的震颤感，会感到一瞬间的难过和遗憾。
着魔是被不同寻常的强烈感知和情感浸透的；它常被拿来与醉酒、麻醉或做梦类比。着魔过后，世界上的颜色看上去更亮了，感知力更强了；在迷幻的敏锐中，细节看上去也更明显了。它产生的效果是令人无可比拟地兴奋，因为人们会有强烈的愉悦感，还有强烈的紧张感，感觉正在失去自我控制与自主性。你头脑中的分析性部分退到了后台；你内在的审查与批判力荡然无存。你不再用清醒和客观的眼光审视文本，而是被难以抑制地拉入它的轨道。自我和文本之间的清晰界限消失了，留下的是混沌原始的混合物。着魔具有震惊体验的某些本质特性，却没有后者让人焦躁和引发冲突的特点；它使人在狂喜中忘我，而非粉碎自我。你把你的周围事物、你的过去、你的日常生活都抛诸脑后；你只存在于当下和崇高的文本中。
岌岌可危的不仅是你的自主性，还有你的能动性。你无法掌控你的反应；你会不由自主地一页页翻书，你的双眼会紧盯着屏幕，像是在梦游。人们对着魔的描述常常会特别强调移动能力的丧失，即一种被钉住、被镇住、无法移动的感觉，而此时你的思想已游移到别处。时间慢了下来，直到静止：你感觉自己被困在了永恒不变的当下。你不会感觉到你是文本的主人，你完全听任它摆布。你被它吸收进去，被卷入其中，被诱拐走，被包裹在极乐之中。你会被催眠、被迷住、被附身。你努力重拾自己，但最终无奈放弃，停止了反抗，无言地投降。
审美着魔体验受到政治批评者的负面评价，这很令人吃惊吗？大家都知道，布莱希特曾冲冠一怒，为之奠定基调：
我们不能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理解剧场。让我们走进一间剧场，观察它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环顾四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在特殊场景中一动不动的人物：他们看上去好像是在努力地紧绷着身上的每一块肌肉，只有在累了的时候才会放松。他们不怎么与彼此交流；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像是一群睡着了的人之间的关系……的确，他们睁着眼，但他们是瞪着眼而不是在看，就好像他们在听却没听进去。他们着迷般看着台上，就好像回到中世纪——女巫与神父的时代一样。
如布莱希特所见，剧院中的观众似乎是走错了时代，像是迷信、蒙昧时代不幸的遗留物。他们迷茫，恍若梦中，让我们想起了早已逝去的恶魔附体与魔法仪式盛行的时代。这种反应在科学时代极其反常，在这个时代，人们引以为豪的是怀疑态度和理性质询。理性不会将愉悦感排除在外，但如布莱希特所言，它带来的是另一种愉悦感，夹杂着反省与评判。史诗剧场（epic theatre）培养的是观众的批判力，让他们身靠椅背与舞台保持距离，去评价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而不是让他们听任魔咒的摆布。
像布莱希特一样，许多文学学者以其去神秘化的本领和警觉的姿态为豪。我们可以参考女性主义对视觉快感和男性凝视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对审美意识形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后结构主义关于怀疑与审问的话语，以及新历史主义关于权力与遏制的论断。批评者们常试图退到幕后，揭露神像的泥塑本质，或将其打碎，证明美丽的形象背后是与其不符的政治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着魔是批判的对立面和敌人。着魔意味着从此不再受批判思想的约束，意味着发了疯或失了智，意味着被所看之物蛊惑，而非对其进行清醒和冷静的审查。
着魔面临的困境还有很多。这个词暗示审美体验有其难以捉摸的一面，尤其具有不可言喻、谜一般抗拒理性分析的特质。根据每个人看问题的不同视角，着魔可被认为是反智的、不成熟的，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原型。着魔所暗指的神秘主义与魔力接近世俗思想的危险边缘；关于着魔的观点与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相冲突，它令人想起一个应该由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来审视的世界。批评者在提及着魔之时，一定会将其视作某现实世界问题的转移（displacement），或是某些问题的外在表现。例如，商品拜物教理论认为现代性中有魔力，但这种魔力是资本主义逻辑操控下的神秘化的一种形式。着魔是一种不好的魔力，批评的作用就是打破它的魔咒，为看上去不合理智的现象提供合乎理智的解释。
对现代批评的默认立场的最好的描述，就是它“向后退了”——它与艺术作品保持距离，从而可以将作品纳入解释框架中，无论是政治学、精神分析学还是哲学的框架。学界怀疑论的规范敦促我们将每一个现象都看作偶发、可变的环境的产物。（反过来，认为某事某物理所当然，将其看作自然而然或必然出现的，则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过。）从这个角度看，着魔体验令人警醒。如果我们完全陷入某文本，我们就无法把文本放进语境中，因为正是其语境决定着它的接受程度。用福柯的话说，我们如果入了迷，被文本钉住不能移动，就无法把文本放入框架、放入语境之中并对其进行评判。着魔这个概念暗示了某神秘之物从文本中出现，并潜意识地控制了读者或观众的反应。我们是被施法的对象，而不是施法者。
与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关于艺术的立论其实是建立在关于社会现实的潜在信念之上的，需要我们更仔细地审视一番。马克斯·韦伯关于祛魅的观点是一块必不可少的试金石。韦伯曾有过著名的论断，即科学进步将所有的神圣感和终极意义感从这个世界过滤出去。“没有任何一种神秘的、不可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原则上，一个人可以通过计算掌握所有事情。这意味着这个世界被祛魅了。一个人不再需要像相信神秘力量之存在的原始人一样，求诸魔法手段或乞求神灵。现在，技术手段和计算就可以达到此目的。”
在现代社会，神秘的魔法仪式已经为计算机和计算器的统治让路了。但解决问题的技术手段虽然赋予我们设计更复杂的手机的能力，却无法赋予我们的生命或死亡以意义。既然神明已死，我们已然没了精神依靠，无法回答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样活着？”
韦伯的观点长时间来都是社会理论家的信条，但如今却受到了诸多方面的挑战。现代性真的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同义词吗？着魔真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吗？在《现代生活的着魔》（The Enchantment of Modern Life）一书中，简·班尼特（Jane Bennett）反驳了韦伯，对现代性提出了另一种认识，即它是充斥着神奇、惊异与情感依恋的。神圣使命的终结不代表着魔的终结。她用世俗而非宗教的术语来解释“着魔”一词，将其定义为在感官上欣喜地沉浸在奇异的某物中。班尼特在动物杂交和科学摄影中、在卡夫卡和GAP服饰的广告中都获得了惊奇的体验，她敦促我们培养和珍视着魔的体验，并与消极和批判性的思维断绝关系。肯定令人惊异的事物的价值，在潜在中是富有生机、给人活力甚至是符合伦理的，这鼓励人们保持开放、宽容的立场来看待世界。相反，关于祛魅的话语不断重复并不断补充它自身所描述的状态，使我们不断坠入令人沮丧和自我腐蚀的怀疑论的深渊。
这种观点击中了现代性自我形象的核心，呼吁我们重新评估一段思想的历史。而正是这段历史定义了现代性，反对传统的保守迷信，并且把非理性行为视作返祖的遗留。这种观点要求我们睁开双眼，去发现现代性的魔力，去认可当下仍存在神奇之事这一事实。在这里，班尼特站在一群观点类似的思想者中，他们质疑人们关于祛魅的观点：它无所不在，且不可逆转。特别是后殖民主义学者，他们对持理性反宗教、持世俗观反迷信的现代趋势发起了猛烈的批判。他们认为，现代性并没有与保守的信仰、落伍的情感依附彻底决裂，而是以多种形式——从纽约到新德里，遍及全球——保持了与魔法、与神秘思想的纠葛。
但班尼特与韦伯之间的不同也不似她想象的那样大。仔细审视“科学作为天职”这句话，我们可以发现韦伯并不能直接与枯燥的计算、葛莱恩葛莱恩（Gardgrind）,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的人物。——译者注式理性画上等号。他认为，驱动科学进步的是灵光一现的想法的魔力，而非单调乏味的计算。这些想法有其自身的神秘和深不可测的律动，只有在最始料不及的时刻才会降临，有时可能根本不会降临。对韦伯来说，科学在很多方面与艺术很像：两个领域的成功都要靠不可预料的创造力、启示和狂热的涌流。他故意对祛魅这个概念进行了祛魅，他指出“信仰与科学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尽管韦伯认为这个世界是理性化的，即它被剥离了超验的意义，但他远没到这个地步——认为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接触是由逻辑的铁律控制的。现代性可能把超自然剔除了出去，但它也充斥着超理性。换句话说，虽然这个世界已不再着魔了，我们还是容易受到着魔体验的影响。 如果说着魔常与流行小说、电影联系在一起的话，我们或许会期待文化研究给我们带来新的见解。然而，文化研究批评者都坚决认为流行艺术的消费者并未着魔，反而认为他们是精明的阐释者、狡猾的谈判者，在相互竞争的意义与框架之间灵活游走。文化研究者的至高信条：流行消费者是有警觉和批判性的消费者。他们之所以这样描述流行消费者，是因为他们对大多数学者对广大受众的标准理解心怀不满：他们愚钝、玩世不恭，被鸦片般的饶舌音乐和真人秀节目牢牢控制。只有某一类剑桥教授或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真正相信：没有高等学位的观众在面对电影与电视工业的空洞作品时缺乏反讽、怀疑态度或批判距离。然而，这种对受众的认知能动性的强调同时也将审美体验中使人困惑的因素排除在外，这些因素在我们谈论被卷入文本、感到狂喜和失去自我这些体验时会浮现出来。我想说，这些因素会消除高雅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别，而非强化这种区别。
最近，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开始尝试将文学描述为一种世俗的魔力。J. Hillis Miller, On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2).在他的新书中，米勒带着解构主义的主要典型观点重访童年景象，以反思他小时候被一本书迷住的经历。他原始的着魔体验后来继续影响着他作为一个读者的阅读活动。他长大成为一名批评者后才发现了这一点。米勒写道，一部文学作品就像一串咒语，会打开一个陌生的世界；这种咒语或魔法会带我们进入一个平行宇宙。他提到他如何对书着迷，被带入一种更像是做梦般奇异的幻觉意识中。
米勒的话特别像另一位非常不一样的读者，理查德·希利尔（Richard Hillyer）。后者是一个牧场主人的自学成才的儿子，他曾描述他年轻时对丁尼生和19世纪末其他作家的阅读感受：
这些带颜色的字词闪耀着光芒，把我迷住了。它们在我的脑海中勾勒出画面。文字变成了魔法、魔咒和咒语，唤起了神灵……书中有一个我可以获得的没有边界的世界。这就好像我从海底浮上来，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一样。
标准阅读教育和工人阶级教育，一直以来把精力都放在了展现其规训和管控的能力上，却忽略了我们接触书的方式也可以是一种个人体验，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可以进入一个充满奇异空想的和不曾想象到的闪闪发光的魔幻世界。
米勒同时也强调：文学与现代媒体之间的纽带是虚拟现实的替代形式。魔力与现代性并不冲突，而是存在于现代性的核心之中，其使人着魔的能力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不断延伸和加强。用因“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而普及的一个词说，我们可以将文学视为一种存在了很长时间且尤其成功的“交感幻觉”（consensual hallucination）。米勒的《论文学》（On Literature）试图解释语言唤起的虚构世界为何如此生动，以及不存在的东西为何显得如此真实。为什么纸上的印刷字会唤起如此形象的人物、行为和地点的拟像？为什么读者在对这些影子与幽灵的回应中会获得如此强烈的感觉和情绪？文学好似魔法，两者都能变无为有，凭空召唤鬼魂，召唤强烈而生动的幻觉形象，创造吞没读者的整个世界。
在这里，希利斯·米勒与其他批评者一起，试图建立一套词汇体系来更好地描述阅读的表情达意与引人入迷的特质。女性主义批评者不似那些超脱和不动感情的批评者，更愿意承认并阐明其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密切牵连。例如，林恩·皮尔斯（Lynn Pearce）曾描述过一次情感动荡，一场在她个人阅读史上感受过的极大的混乱与迷惘，但在标准的理论用语中，她却找不到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在一系列的自传式反思中，詹尼斯·拉德威（Janice Radway）用精心挑选的反讽和复义修辞对比了她曾接受的新批评训练和记忆中她饱含热情、发自本能的与虚构作品接触的经历。她提到一种叙事的催眠，一种身心共同参与的阅读行为，一种特殊的变体（transubstantiation）行为：“在那时，‘我’变得与之前不一样，我也获得了之前没有的想法。”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着魔塑造成在文学和文化理论领域里讲得通的一个概念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把它与浪漫的形象分开，并认可它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而非它的对立面。格林布拉特对被奥赛美术馆展出的佳作吸引的描述，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女店员被好莱坞电影催眠的哀悼，两者的差别我们很难区分；唯一能区别两者的是后者充斥着轻蔑的形容词。着魔的现象学特征是强烈的入迷和丧失自我的体验。因为潜入一个人的脑海中去评判他的审美愉悦感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试图对不同的读者或观众进行分类的尝试——即清楚地区别开真正的着魔和恶意的巫术——不过是建立在下意识的阶级偏见之上。
最近被翻译成英语的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作品将电影的吸引力与一系列关于魔力和现代性的反思联系起来。正如他的朋友米歇尔·马菲索里（Michel Maffesoli）一样，莫兰对集体的狂喜、着迷、全神贯注的体验以及强烈情感的爆发很感兴趣。着魔的体验渗透进了现代性，它需要以自己的方式被认识，就像仪式性的咒语宣称自己有特殊的目的，能产生独特的愉悦感。意识形态批评惯常的理性回应只能导致失败的去神秘化：它不能把握电影的神秘吸引力，也不能消除其力量，因而是失败的。
在反思这种力量时，莫兰写道：“又一次回返的……是魔力这个词，环绕它的是一群泡泡般的词语——神奇的、不现实的等——这些词只要触碰就会破裂并蒸发掉……它们是不可言喻之事的密码。”魔力是电影之诱惑力的比拟物，它让我们认识到神圣、神秘的传统与商业娱乐的现代形式的联系。在电影院中，日常世界被再现了，也被改变了，它被重要的意义和丰富的感情组成的光晕笼罩，它处在万物有灵、充满意义的世界的当代重现中。电影也重现了古人对二元论的迷恋，重现了既是我们又不是我们的人物角色的神秘吸引力：幽灵般的另一个我和永生的形象在按下按键之后就神奇地闪现进了我们的生活。
许多这样的观点都可与阅读的体验产生共鸣。比如说，小说也赋予它描述的事物丰富的意义，使它们成为预兆性的事件或图腾性的事物，从而使这些事物突显出来。因而，小说祛魅的努力，它坚决成为一种世俗形式的努力，只成功了一半。现实主义也充满了魔力，尽管它表现得很科学或基于历史现实；它让我们看见事物，它创造引人入胜的虚构事物并产生特殊效果，它擅长变戏法，跟其他幻想作品一样把我们无情地拉入想象世界。还有，尽管作者努力以精确的手法记录社会环境的细节，但是他唤起的事物总是有一种神秘的、象征性的，甚至神圣的特质。
小说展现出日常生活的世俗之处，也展现出日常生活的魔力；它将奇观混合进普通事物，使没有生机的世界生动起来，让平凡、被忽略的现象焕发光彩，并使其具有审美的、情感的，甚至形而上的意义。这不仅仅像标准的马克思主义阅读理解的那样——事物被赋予了商品形式的幻觉般的吸引力。资本主义也会改变甚至增强我们对魔力的感觉，但是与此同时，它也紧抓着存在于现代经济体系之前的情感倾向与人类渴望。
最后，我们该如何理解着魔所引发的一切与消极、服从和归顺的联系？一个人完全被一本书或一部电影迷住，通常会被说成是被俘获了，陷进去了，或被绑架了。同样，当有人谈起自己被一个文本压垮，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审美反应是热忱的、无可救药的，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无所不知、自有分寸的批评者不太一样。巴里·富勒（Barry Fuller）认为，吸引批评者从事文学研究的不仅仅是文学提供的智力上的快感，还有“更令人心醉神迷、更难以启齿的东西，即在非我面前理解到了崇高性与自我的消除”。如我们之前所见，这种“更令人心醉神迷、更难以启齿”的感觉常常被否认，或归到容易受骗的或幼稚的读者身上。但它是漫长而又多样的审美、情欲与宗教实践历史的一部分，证实了一种对解开束缚意识的枷锁的渴望，以及一种对感受撩人且让人眩晕的丧失自我的乐趣的渴望。
着魔很重要，因为人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就是想脱离自己，想被拉进一种不一样的意识状态当中。尽管现代思想认为这种超饱和的情绪和感觉是孩子气的、原始的，但学界对情感状态越来越有研究的兴趣，这也预示着上述歧视和先定立场将会减弱。着魔的体验比文学理论所允许的更丰富，也更多面；它不一定非得与浪漫的怀旧情怀或法西斯主义的萌芽有关联。事实证明，在反思文学理论的信条方面，“着魔”一词是一个极富成效的术语。当我们直面作为批评方法和理论范式的去神秘化的局限性之时，当我们抛却我们的生活必须被祛魅的现代教条之时，我们就可以真正开始从事情感研究和入迷研究，研究审美体验的感官和肉体特质。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转载，节选自《文学之用》一书第二章<着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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