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乡下的警察

夏天，一辆警车开到村里来，在小河边停住，车窗缓缓摇下，一位穿制服的警官向路过的女人问路。问罢，车继续往前开。

女人被榕树下乘凉的人们围住：“问你什么了？是不是去谁家？”

她不作声，正要组织语言，扭头瞥见我妈从一旁走过，便喊起来：“有警察来了！要去你姑娘家！”

我妈说：“噢噢，知道了。”

“出了什么事？”人们继续追问她。

“不知道。”她说。

“要不是你们提前告诉我，”我妈后来跟我说，“我得吓一跳。”

乡下人不怎么跟外面打交道，一有风吹草动就大惊小怪。

我们刚回来那年是冬天，我妈说，附近的田里有外地人承包了，种了一大片马蹄，这时候正好成熟，每天从村里雇一些妇女去帮忙采挖。

“我也去了。”我妈说，“一天几十块，一边聊天一边干活，也不累，挺好玩的。”

若哪天没活干，女人们便约着一块出门，到那些采收过的田里去捡漏采的马蹄，运气好的话，能捡半篓子回来。

我妈说：“我们也去，带小孩玩去。”

“这不算偷吧？”我说。

“怎么能算？都是人家不要的啊。那个老板还主动叫我们拿呢。”

周围的田里四处可见带背篓的人们。我们的运气实在不怎么样，走了一块又一块田，腰也快折断了，才挖着几颗怪模样的马蹄。

而小孩光顾着揪野草玩。

这时，听见呜呜的警笛声，一辆警车停在远处的田边，不知从哪儿冒出一大群人，似乎在争吵着什么。

回到村里才知道，种马蹄的老板报了警，说有人偷马蹄，警察们把田里的人们围住，慌乱中有人逃跑，有人被带到了派出所。

从现场回来的人边说边比划：“凭什么说我们是小偷，又没去挖种的，都是捡的，捡的！别个村还说，这个村的人不得了，全都出动当贼了，有男有女，又有老的，还有带小孩去的。”

我们听了，面面相觑。

这事最后还上了新闻。

来年的时候，老板不再种马蹄，改到村里租一块地种药材。

我是不怎么愿意跟警察打交道的，天生胆子小，怕老师，怕警察，莫名的心里犯怵，还没张口就矮了一截。

有一回接到电话，对方一说是交警，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才知道是我们停在路边的车，自己从坡上滑了下来……那是刚买车的时候。

唯一一次正式打交道，是前两年从北京带来的猫，叫老鼠的，夜里被捉走了。

擦干眼泪，我执意去镇上的派出所报警。

派出所是午休时间，不开门。等了好一会儿，见有人进去了，我才进去。值班的警官从铺位翻身下来，披一件外套，掏出一张纸，叫我填表格。

他说：“这事我们还没遇到过，如果只是普通一只抓老鼠的猫，一般不见了也没人来报案。我没办法给你立案，损失金额不够……除非是特别贵的宠物猫。”

我哆嗦着打开手机给他看照片：“是宠物猫。”十年前我捡到它的时候，从没想过有一天要冠以“宠物”之名。

“什么品种？”

“可能是波斯？”

他打开电脑，在百度图片搜索一番，说：“这样吧，我先给你登记。”

“然后呢？”

“然后就是去走访一下当地群众，了解情况。”

我知道这件事到此为止，没再说什么便离开了。

我在电话里指路，带来喧哗的警车在竹林停下，那里正好有一片荫凉。

来我们家的客人，大多数会提前打电话预约，偶尔也有不速之客，轰的一脚油门，从桥上开下来，穿过狭窄崎岖的小路，在门口刹住车，把路全堵死，再猛敲门：“这位是某某领导，想进去看一下。”

几位警官从小路走过来，远远地向我挥手，看上去是文质彬彬坐办公室的人。

照例在家里四处看了看，沏茶，拿出昨天做的蔓越莓蛋糕，切成小块，和对面的女警官分吃起来。

头顶的吊扇呼啦啦地转，沥水篮里放着客人用过的玻璃杯，滴答掉下来。

我没告诉他们，屋里有一位从广州来的客人，是刑警，这几天晚上正教我们如何品普洱茶。

他从身上抽出一把匕首，敲开茶罐，见我惊讶，便说：“职业习惯，去哪儿都带着。”

我们灌满一肚子高级普洱，脑子里装了好多故事，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到了白天，客人抓了只我妈养的鸡，教大家做他发明的“世界最好吃焖鸡大法”。

当他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大剁鸡块，我是如何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奇遇。

可惜这时他和太太出门散步去了。

天气很热，来访的警官喝着茶说，他们不知县里有网约民宿，直到上头通知才知道，我们家是全县唯一的一家。

“你们家挺舒服的嘛，自己设计的？”对方客气地说，“办证了吗？”

我翻箱倒柜找出工商营业执照，说这是几年前办的，但是旅馆业的《特种经营许可证》没办下来。

“为什么没办下来？”

我说没开客栈之前就知道了，开旅馆一定得有那个证，装修的时候我们就去公安局问，被告知得先办营业执照，再走消防、卫生，最后才是公安局颁证。

我们头一回去消防就被拒了，连材料都没填，直接告诉你，你们家是砖木混合结构，不能作为旅馆营业。

可是那北京的四合院、凤凰古城、苗寨的客栈……不都是开了好多年吗？

“他们都是非法的。”对方说。

“现在政策不一样了。”听我说完，警官安慰说，“直接给我们递交材料就能申请办证。”

我和孩子爸对看一眼，又惊喜又难以置信。

他们说，一个房间配一个灭火器是不够的，至少两个，还要装应急照明，大门口也要装个摄像头。

我们纷纷低头做笔记。

“如果有外国人入住，必须登记，这里有个APP，到时候扫一下护照就可以了。记住，你们俩的手机都要装上，千万不能删啊。”

我暗想：这个鬼地方一个月来不了一个客人，要等几百年才能有外国人来。

结束时，警官们给了我一张“整改通知单”，说照规定每年都会例行检查。

“下次什么时候来？”我说。

“不一定，你们家太远了啊，来乡下一趟不容易。”

我常想起那些生活中的警察朋友们。

有一年姐姐的初中同学来家里聚会，她说有一位当上了警察，“就是那个谁啊，好像读书那会儿来我们家吃过饭的。”

我的同学里有当了警嫂的，假期一家人来玩，我们嘻嘻跟着别人喊她爱人“所长”。“所长”没什么脾气，爱挤厨房做菜，爱跟孩子们玩作一团。

我们陆续把要求的器材买了，想着年底前把证办了，即使要准备那么多令人头疼的文件。

孩子爸后来去公安局办证大厅，回来说遇见了上次来的女警官。

“怎么样，她还记得你？”

“记得。她问咱们家有外国人住了吗……”

中午，当再次接到给我们办证的警官电话时，我习惯性地心里又咯噔了一下。

“是这么一件事。”他顿了顿说，“网约民宿要实名制管理了，准备搭建一个系统，要求在网约平台发布信息的都得安装门禁。就是客人进门都要刷一下身份证那种。费用还不少。我算了一下，你们家这个情况，这次装了可能好久都挣不回来。”

“要多少钱？”我问。

“一个房间装门禁是600元，头一年的管理费是600元，这样一个房间就是1200元。你们家两间房，得2400元。”

我脑门突突地跳，还有一间房没装修完的，那就是三千六。

“那别的旅馆呢，不在网约平台登记的呢？”

“那是另外一套登记系统，更贵。20号要求全部安装完。”他说，“你们考虑考虑，确实不划算。”

当他说这些话时，我望向窗外正在盛放的枇杷花，蜜蜂三五成群，在花朵上停留。这一幅画面，我已经看到了第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