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的创伤
【德】泰奥多尔·阿多诺
丛子钰译
注：本文最初为1956年2月在西德电台纪念海涅逝世100周年的讲话，发表于《文本与符号》1956年第3期。
在海涅逝世100周年之际，谁若想为纪念他的重大贡献做点什么，而不仅仅是发表一场正式的演讲，那么就必须谈谈创伤。海涅身上的某种特质和他与德国传统的关系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痛苦，尤其是考虑到让战后的德国感到压抑之处，以至于一谈海涅的名字，人人闻之色变，只有那些不需要给自己的历史洗白的人，才有望通过思考海涅的创伤有所帮助。
国家社会主义党徒并不是令海涅蒙羞的始作俑者。事实上，当他们把《罗累莱》的作者写成“无名氏”时，简直是向海涅致敬。因此，他们出乎意料地认可了这首民歌，歌中优美的句子让人想起了奥芬巴赫失传已久的歌剧中的一位来自巴黎的莱茵河少女。海涅的《歌集》影响巨大，远远超出了文坛，甚至被纳入商业和新闻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初，海涅在那些文化人士中臭名昭著的原因。如果说“格奥尔格圈子”的态度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话，卡尔•克劳斯的态度却不能用同样的方式一笔勾销。从那时起，海涅的灵韵就充满了痛苦和负疚感，好像在流血。他自己的罪过成了敌人的借口，让他们将对犹太掮客的仇恨最终转化为无法形容的恐怖。
把自己海涅仅仅看作是散文家的做法有点削足适履的意味，在歌德和尼采之间那个完全黑暗的时代，散文家的地位可想而知。他的散文不仅具有意识、有针对性的语言转换能力，这是一种极具争议性的力量，在德国极为罕见，丝毫不受奴性的压制。奥古斯特·冯·普拉顿有机会体验到这一点，他对海涅发动了反犹攻击。如果存在主义的概念没有被人类的真实存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而不受污染，那么他就被以一种如今可能被称为存在主义的方式处理掉了。而且在本质上，海涅的散文远远比这些虚张声势的作品高超。在莱布尼茨冷落斯宾诺莎之后，整个德国启蒙运动已经算是失败了，至少它不再刺痛社会，只懂得唯唯诺诺。而在德国文坛所有数得上号的作家里，只有海涅，尽管与浪漫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却仍然保留着纯粹的启蒙概念。尽管他也因为恶劣的政治气候而采取了和解姿态，但他依然感到不安，拒绝把刚刚拆毁的东西暗度陈仓回来。他是否像许多年轻的社会学家所想的那样，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在政治上，海涅不是一个可以指望的旅伴:哪怕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坚持认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幸福是无限的，而这个观点很快就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口号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他对革命的纯洁性和严苛性的厌恶，表明了海涅对墨守成规和禁欲主义的不信任，在许多早期的社会主义文献中，这些元素的痕迹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在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元素也都助长了灾难的发生。海涅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甚至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他也只听到个人主义的声音，但他并没有屈服于个人主义的内在概念。他对“感官满足”的要求也包括对外部事物的满足，即期待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
然而，海涅的创伤是他的抒情诗，其诗在直接性上的魅力一度是迷人的。他把歌德关于“妙手偶得之”的格言解释为: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但同时，海涅诗中的直接性却是间接的。海涅的诗歌是艺术和失去意义的日常生活之间的中介。这些抒情诗就像专栏小品一样，爱把秘密经历当成书写的素材，发现了细节和语调的价值，并将之改造成可自由替换的零件，成了一种现成的语言。在抒情诗中，实实在在见证的生活是腐败的，自发性已然经历了物化。在海涅那里，商品交换已经掌握了声音和语调，而声音和语调的本性就是对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之否定。当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变得如此之大，以致于抒情诗不能再忽视它，否则就会沦为乡土民俗。在这方面，海涅和波德莱尔一样，在19世纪的现代主义中显得举足轻重。但是波德莱尔，两人中较年轻的那个，从现代性本身，从无情的破坏和瓦解的经验中，英雄般地把梦和意象去掉了。事实上，他改变了所有意象的丧失，将这种丧失本身转化为意象。资本主义的力量越强，这种抵抗力量就越强。在被舒伯特谱成歌曲的海涅诗歌找不到这种强烈的抵抗，他更愿意听任事态的发展，采用了一种与工业时代相对应的诗意再现手法，并将其应用到传统的浪漫主义原型中，但他并没有发现现代性的原型。
正是这一点让后人感到尴尬。因为自从资产阶级艺术存在以来，艺术家们不得不在没有赞助人的情况下谋生，他们已经秘密地承认了市场的法则，承认了形式法则的自律性，并且为消费者生产，但市场的匿名性又让艺术家的这种依赖状态变得不可见，允许艺术家在他自己和别人的眼中显得纯洁而独立，这种自我的错觉从表面上看是可以接受的。启蒙主义者海涅揭开了浪漫主义者海涅的面纱，他一直借着自律的光，把艺术的商品特性从幕后带到台前。因此，人们还没有得到原谅他。他那矫揉造作而又自我批判的诗歌具有讨好人的气质，这也使人明白，精神的解放不是人的解放，因而终归也不是精神的解放。
但是，当一个人看到自己堕落的秘密就在别人的堕落中，却恼羞成怒地击向了海涅的软肋，即犹太人解放的失败。因为海涅诗歌的流畅性和来自于交流语言的自明性，与人们在说母语时那种在家的语言感觉是相反的。只有不在语言之中的人才能把语言当作工具来使用。如果这种语言真的是自己的语言，他就会发现个人说法和预先给定的词语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那么流畅的语言结构就会瓦解。但是对于那些像对待绝版书籍一样使用语言的人来说，语言本身就是外来的。海涅深爱的母亲，并没有完全掌握德语。他对流行语缺乏抵抗力显然是被排挤的人过分的模仿热情。含混的语言是没能成功同一化的语言。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海涅年轻的时候去拜访歌德，年迈的诗人问到他在创作什么作品时，他却回答说:“我在写一部《浮士德》”，结果歌德没好气地把他打发走了。海涅在解释这件事的时候，说自己当时是因为太害羞了。但其实他的无礼是源于一种冲动，源于他想要被承认的愿望，因此对那些已经被公众承认的人来说，这造成了双重的愤怒，他们通过说海涅缺乏交际能力来掩盖自己排挤他的罪恶感。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海涅之名的创伤，只有当创伤被承认，而不是继续保持着一种模棱两可的、前意识的状态，它才能愈合。
在海涅的诗歌中也包含了拯救的潜在可能性，五十步终归还是可以笑一笑百步。如果所有的表现都是苦难留下的痕迹，那么海涅就能够把自己的不足之处，他的沉默的语言，重新塑造成一种决裂的表现。这个人模仿语言就像在键盘上弹奏语言，他的精湛技艺令人赞叹，甚至把语言的不足之处也提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借其不足做媒介才能表达出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失败重复一百遍就会转化为成功。舒伯特为海涅诗歌所作的歌曲并没有传达出他的本质来，而是仅仅在古斯塔夫·马勒的歌曲中才得以体现。海涅去世后40年，马勒才写出这些歌曲，他用平凡和衍生的脆弱来表达最真实的东西，形式上则使用了一种狂野的、不受束缚的哀歌。既不是《哨兵小夜曲》中哨兵因思乡而扬起旗帜的旋律，也不是《第五交响曲》中轰鸣的葬礼进行曲，而是在那些民歌里大小调间刺耳的交替，和管弦乐队痉挛的姿态，才让海涅的诗歌得以释放出它的音乐性。在一个陌生人的嘴里，那些古老而亲切的东西呈现出一种矫饰而夸张的性质，而这正是真理。这个真理的形象是美学上的突破；它放弃了圆润、充实的语言直接性。
以下的诗节出自海涅在侨居时所写的《还乡曲》：
我的心，我的心悲哀忧伤；
可是五月烂漫春光；
我登上古城堡站得很高，
身子靠在菩提树上。
山下护城河里
绿水潺湲，一带清流；
少年吹着口哨，
悠然垂钓架着扁舟。
之间对岸风景如画，
景物纤小色彩绚丽，
别墅花园，草地森林
行人牛群尽收眼底。
窈窕少女河边浣衣，
在草丛中跳跳蹦蹦；
磨坊水轮喷珠溅玉，
它在远处轻声转动。
灰色的古塔旁边
有座哨兵的岗亭；
身穿红衣的青年
在那里来回逡巡。
他摆弄手中火枪，
枪映太阳寒光熠熠，
他举起枪来敬礼——
我只想他把我击毙。[1]
这首故意编造的民歌用了一百年的时间才成为一首伟大的诗，呈现出一种牺牲的幻象。海涅老套的主题，单相思，塑造了一种无家可归的形象，而致力于此的诗歌是一种将疏离带入亲密体验的尝试。海涅感觉到的命运确实实现了，然而，一个人的无家可归也变成了每个人的无家可归；人们的生命和语言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就像被放逐的海涅一样。海涅的诗歌代替了他们的话语：除了一个没有人会再被驱逐的世界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家园，这是一个真正解放了的人类世界。只有在实现了这一和解的社会中，海涅的创伤才会愈合。
[1] 本诗为《还乡曲》第3节，第2节为《罗累莱》，本处采用张玉书翻译版本，见《海涅文集·诗歌卷》第127-1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