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掩的伤口：达豪集中营
提到纳粹的威权统治，人们往往先会想到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相比之下，慕尼黑近郊的达豪集中营就不那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实际上，它是纳粹德国创建的第一个集中营，也可以说是日后所有集中营的“模范”，纳粹时期，部分党卫队军官就在这里受到培训，再派往各地，就连党卫队自己都把它称作 die Terrorschule，恐怖学校。
从慕尼黑市中心出发，坐城铁到Dachau的车站只要半小时左右。Amper河静静地贯穿这座小城，很多在慕尼黑上班的人就住在这里。小城地势高低起伏，中央高地上有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
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达豪集中营参观本身是免费的，但是想要参加每天两场的英文导览，就需要在现场缴纳3.5欧的费用。奥斯维辛的导览要在去之前提前数日预约，不然可能预定一空，即使在寒冷的波兰的一月也是一样；而达豪集中营则并不需要。
集中营内部会有很多展览板进行讲解，但我们去过之后还是强烈推荐参加导览。拿我们的讲解员德国人Tom来说，为了发掘集中营的历史，他已经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三四十年，以个人的身份进入历史事件中进行调查，走访受害者和加害者，会有许多宏观叙述之外的个人感情和体验，我们觉得是了解这段历史一个很特别的切入点。
集合完毕，我们就一起步行出发。原来集中营的第一道大门已经被拆除，30年代留下来的一张照片显示，纳粹为了遮掩集中营的本质，给入口处的小楼砌上了巴洛克的墙饰，阳台上也居然被党卫军摆上了花朵。我们走向营场的门口，这里的铁门上也不无讽刺地镶上了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
这让人联想到纳粹著名的“洗澡”骗局，为了让犹太人顺从的走入死亡的墓穴，建筑物的外表要装扮成正常的浴室，对屠场的用途严格保密，一等到他们赤身裸体毫无防备地进去，锁上铁门，喷头里喷出来的却是毒气；集中营的内核是不折不扣的暴力，外表却要砌上谎言的外壳。这和去奥斯维辛的感觉是相同的，犹太人两吨重的头发，沾满灰尘，在玻璃后面堆成一座黯淡的小山，而德国人还没来得及把它们织成高官的地毯；搜集来的眼镜腿像动物的毛发一样缠结在一起，皱巴巴的皮鞋蜷缩着，它们的主人不知道倒在了哪个夜晚——真实的罪恶的证据永远留在这里，看过这些证据之后，再看到纳粹逃跑时为了在世人面前掩盖罪行，匆匆烧毁的焚尸炉的遗迹时，憎恶的感觉就更加强烈：很明显，凶手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分裂。凶手要进行伪装，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行径，他们是完全清醒的，完全可以意识到在集中营的逻辑之外，正常世界中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些所作所为的，所以才有掩饰的必要；然而他却选择忽视这种明显的道德标准，因为纳粹德国如日中天的权势给了他这种权力去进行暴力和恐怖的统治，创造一种非正常的世界秩序，这就更加糟糕。
冬天的德国，太阳逃遁得极快，才三点半，就远远的沉到了远处矮树的冠顶。营场上一片光秃秃的荒凉，有种说不出的压抑。在我们站着的地方，八十多年前的一个圣诞夜，党卫军长官突发奇想，叫所有囚徒过来，在空地上唱圣诞歌，而其他军官就在队伍前面殴打长条桌子上趴着的囚犯，痛苦不堪的人，呻吟声和圣诞歌声混荡在寒冷的夜空中，但囚徒们不能停下来歌唱，更不能别开目光，不然下一个躺在桌子上的人就是自己；这场景真像极了德国诗人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把死亡曲奏得更好听些/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叫 把提琴拉得更低沉些/ 这样你们就化作烟升天/ 这样你们就有座坟墓在云中/ 睡在那里不拥挤/”，钱春绮先生的译本。
营场边有大约三十排的囚徒营房，已经被拆毁了，只剩下地基还在原地。毋庸置疑，囚徒的营房也是囚徒们自己建造出来的。
每天早上四点半，号角声起，一栋平房内的囚犯们要尽可能快地全部涌向仅仅两个窄边水池洗漱。迟到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整洁”有某种特别的意义，代表着一种规训，军事化管理的地方更是如此。对整洁的苛刻要求，也是军官用来折磨囚犯的方式。囚犯四点半起床，九点左右上床睡觉，中间有两小时休息——幸运的话。更常见的是，军官为了取乐，把囚犯的床铺从窗户毫无原因地扔到外面去，等到囚犯按照严格的要求清理、收拾干净床铺，两小时休息也不剩下几分钟了，纯粹的任意的欺凌。
更不用说还有种种刑罚，让一个现代人的想象力都感到疲倦——双手从背后绑起来倒挂着在铁索上，全身的重量都挂在两条胳膊上，许多囚犯被释放之后从此再也不能自由地活动双臂；或是单人站立牢房，牢房的大小特意设计成只够一个人站立的面积，囚犯围在三面墙中，坐也不得，靠也不得，站上几天几夜，吃一两片面包，眼睛通红，痛苦不堪；还有种种人体实验，研究低温高压下的人体，只是为了“科学”，科学！
除去政治犯和犹太人之外，集中营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异类：天主教的牧师，丢过两次工作的人，耶和华见证人，同性恋（有趣的是，似乎只针对威胁男子气概的男同性恋，而女同性恋又一次被社会无视了），反社会者（其实就是乞丐、小偷等等，真是一顶大帽子！）。这些德国人人为什么也会被抓进来，和犹太人被捕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仔细想想，他们背后的原因或许都是一样的。纳粹政权建立在对人类存在的“等级体制”的信念上，在这种狂热的信念下，建造一种以他们所认为的金字塔尖最高贵的人组成的，同质的理想社会；不仅思想纯正，身体也必须健康；把残疾人，老人，智障，乞丐，同性恋，不同政见者，失业者，少数族裔统统扫进垃圾桶里，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是劣等的人，地球上的空气和水应当属于更值得的人！一切社会的杂质也必须被排除，同事邻居亲人都要互相背叛，互相举报——就像1984的情节一样，纯粹的社会要求自我切除杂质，最后，最后发现其实人人都是杂质，谁也无法幸免于难。像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恶行一样，无须等到人间法庭的审判，加害者自己最终也会变成受害者。
据说，早在1935年，Dachau 集中营建立之后的两年，一首小曲就已经悄悄地传开，“Lieber Herr Gott, mach mich stumm, Dass ich nicht nach Dachau kumm” （亲爱的上帝，请把我变哑，我就不会去Dachau了） 。
回去的路上，我在心里盘算着“达豪集中营”这个名字，假如一个城市的名字成为民族罪行和耻辱的一部分，提到它就会联想起昏暗血腥的历史，那对生活在的这座城市的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Tom的经历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在六七十年代出生在南部的一个小城，以为集中营是“其他地方”的事情，因为外祖母和其他大人都是这么说的。大家对于这段不光彩的历史都情愿保持沉默，集中营早已被拆毁了，没有人愿意告诉年轻人当年发生了什么。但是发生过的事情总会留下证据：随着他对集中营的研究逐渐加深，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线索，他从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的目击者手里耐心地拿到一张冬天的雪橇照片，照片的背景里赫然出现了劳动营阴森的房顶。确实是存在的！假如不是他，刻意的遗忘积累起的沙堆差点就要把真相埋没了。
他不断敦促小镇设立纪念碑正视集中营的历史，但是发现真相却让他变得不受欢迎，有人不停打电话威胁辱骂他，他回到小镇，镇子里的人也不和他打招呼，远远地绕路避开他。但他向我们摇摇头，“这些都是值得的”，他说。刚见到我们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地说，现在世界各地过来参观Dachau集中营的人越来越多了，在现在暗淡的世界局势下对他们是特别鼓舞的事情。谈起今天的极右势力复活，在2019年选举中，在德国中北部的Sachsen-Anhalt地区，主打排斥外来移民的极右政党AfD居然获得了近五分之一的选票，他满面担忧。他的激情我虽然不能全部感同身受，但我能感觉到，在这个把大半辈子都用来和集中营打交道的男人身上，有一种历史和世界的使命感，他似乎真的相信通过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就能影响世界上更多的人，每一次的努力都是在天平上，在极右势力的另一端，放下更多的砝码去对抗它。
我们谢过他，在寒风中默默无言地回到Dachau市，吃了一份土耳其移民带来的美味的Lahmacun和Doner，前者是一种涂了肉酱和蔬菜酱的卷饼，加上烤肉味道不错。不管是否愿意，改变都已经发生了。历史会重现吗？身处潮流之中，我们每一个个体又会处于什么位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