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真实的

汪曾祺是真实的

——在一个活动上的谈话

龙冬

从何说起？说到汪曾祺先生，总是联系了许多往昔的生活，容易伤感。跟汪先生这个关系太不一般了，跟前一阵子参加沈从文先生的活动还是不一样的，本质上不一样。

有一天，我去沈龙朱先生家里。坐下来以后聊的很多话题都是关于汪先生的，他说今天巧了，我从今天一早开始，今天就画了这张画，正好你来。所以，龙朱先生把这个画复印了题赠给我。

今天我们谈的这个题目，“在汪曾祺的照耀下”。我印象里，如果没有记错，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好像就在鲁博这个院子里，那是2007年，汪先生去世十周年的纪念会，就在那边的会议室里，苏北讲过这个话，他有一个书面发言，好像很长，其中他还有脱稿讲话。

“在汪曾祺的照耀下”，我想到哪就说到哪吧。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在“阳光雨露的照耀和滋润”下成长起来的，这“照耀”正是那个时代的语境造成的这么一种熟悉语汇。苏北把“照耀”用到这里，足以显得对汪先生的定位是准确的。汪先生在我们面前是伟岸的，文学上的伟岸和伟大。

我在想，汪曾祺先生对于我来说，他可以是阳光的照耀，月光也可以照耀，灯光也可以照耀。汪先生的气息，面对他的时候，他全身被一种文学的背光映衬着，如同造像，也有放光。我在想，恰当一点的感受，汪先生是月光的照耀，刚才杨早讲了，润物细无声。对于我来说，的确是这样的感受。

阅读汪曾祺文学作品，无数次的坐在他面前，虽然聊过什么，现在大多记不得了，绝对记不得了，就如同咱们这么熟的人坐在一起聊天，不会刻意去记录什么。所以，更多的时候如同家人一般的，我不可能刻意去记。倒是有过一次记录，唯一的一回，那是当日去之前就商量好了，不是跟汪先生商量，是跟我一起去的央珍商量好，今天我要刻意问汪先生几个问题，你也帮我听着点。我们此前无数次从汪先生那里出来，出来就后悔，没有记下他刚才那么有意思的谈话。我们总是说下回再去，一定要用脑子记下来，或者拿笔记下几个重要的词句。那时候，也没有用笔。突然掏出笔来记录汪先生说话，这怎么可以想象呢？太尴尬了。我们只能完全靠脑子记，谈一晚上记下十几句已经很了不起了。

汪先生的文学影响，这种如同家人一般的亲情对坐，所以我说，是滋润，近乎默默无声的。

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我跟央珍一周要去两次，那就是说像上瘾的一件事情一样。当时我们住在建国门立交桥古观象台这一带，我们要坐地铁到和平门，从和平门再坐一个公交车，这是汪先生最后的住址，在虎坊桥。下车进入一条小街，先向西，再拐向南。此前，汪先生住在蒲黄榆，我们去的最多的还是他最后的住处，就是虎坊桥那里。

一般来讲我们是一周去一次，我们看父母也是一周去一次。长一点的话，两周。我们基本都是下午去，更多是晚饭以后去。比较正式的去，只有一回是在上午十点钟，苏北迟到一个多小时，午饭是汪先生炒了两三样菜，这也是我最后见到他。

每回按响门铃之后，就听到脚步的刺啦刺啦声音，房间里刺啦刺啦，然后门打开了，汪先生抬头一笑，总是这么一声“来啦”，很快他会转身，引我们进屋。坐下来，永远是先递给你一支烟，“抽烟。”汪老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之间也觉得没有大小，但我对他是非常尊敬的，甚至总有一些拘谨，不像苏北，苏北显得随便自然。

坐在汪先生说什么，根本记不得了，总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时候某一个好像很不经心的话题，会引起汪先生一长串的故事。因为当年我刚从西藏工作回北京，所以聊这个话题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他也去过西藏，去过拉萨，参观过罗布林卡，甚至对罗布林卡的某幅壁画，那个蓝颜色，他说是当时听一位画师讲，那是照着上海滩照相馆橱窗里哪个电影明星的肖像画的，那时候印照片会印成蓝色，所以那个蓝色调子也模仿了。当然，这个可备一说，造像有蓝色，也有白色，有的时候造像是黄色。汪先生的话题总是散漫飘逸。这个一会儿我要讲，这个跟“文学的真实”密切相关。

离开他房间的时候，又是刺啦刺啦拖着这个脚步送出来，一直送到走廊上，有时候他会走两步，送到电梯口。我和家人走出楼门，走出院门，走到街上，我们会说“如沐春风”，来汪先生这里如同洗了一个澡，心情是那么轻松愉快，特别是我的家人，她的萎靡霎那间烟消云散。比如说，我们在汪先生那里大吃大喝一顿，老头给你一瓶酒，你再拎上他两条烟，还有些他特意给我们买来的生鸭掌。多数时候，就是去汪先生那里随便坐一坐，假如他家里四壁都挂满艺术品，这样感受也不为过。他什么也没有，很朴素，像这张照片让我回忆起来，那张沙发是在蒲黄榆的时候。所以每次离开后的这种美妙感觉，就是觉得汪先生他非常平易。我不记得他对我们有过任何训导。

很奇怪，一个是苏北，一个是我，我不知道还有谁，因为他在鲁院也带过一些学生，好象也没有我们这样密切的关系。很奇怪，我们年轻人也没什么文化，实在说不上什么文化人，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连知识分子都说不上，就是文青。我们无论从中国古典到西方文艺流派，阅读浏览都很欠缺，那个时候我们也就20岁出头，也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和经历。

说实话，我感觉老头真的是喜欢我们。但是，他喜欢我们什么呢？我也无从去问了。

可能我们之间是有一种“场”的。我最近谈到，当我们喜欢某一个作家，崇拜一个作家的时候，可能恰恰我是跟他相反的，以至严重到了背离，也就是我们的血液、性格、细胞、基因各方面都是相背离的，可是我们恰恰就要喜欢他、热爱他。然后，他给予我们弥补很多东西，一些滋养、补充，或者是提醒、提示、启发，这些都在这里头。

曾经，我在漫漫路途中，长期在高原的一些地方，随身带着汪先生的书，我也会带沈从文的书。有时候，我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比如说前两周我刚刚从高原回来，这条路现在万万没有几个人敢走的，我也是“误入歧途”，和一位朋友被我们自己的激情带到沟里去了。在青藏高原，从海拔4500，落差2000多米，落到沟谷的底部，在大地的缝隙褶皱里走了整整两天，几乎不敢回顾，有两次万幸。这种情况，我一生当中遇到比较多，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想，沈从文先生怎么看我这件事情或者评价，汪先生会怎么看我或评价，我有时候就会固执的想这个问题。沈先生会说，你到处多跑跑，要多经历一些，要冒冒险。汪先生会说，你还是要多注意安全，要小心啊。所以，这可能就是作家的个性，虽然他们也是师徒关系，所以我觉得汪先生和沈先生在很多方面也有这种相反以致背离。

就是这张照片，两把沙发，还有一个小茶几。这是1989年11月，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可能比现在还晚十来天，那天非常寒冷，刮着大风。我当时住在崇文门，骑个自行车到蒲黄榆去。大概下午3点来钟，我就在坐在靠里面那个沙发，旁边堆很多书，一个折起来的钢丝床，汪先生坐靠门边这个沙发，我俩聊了整整一下午，但是聊什么实在想不起来了。聊到什么情形呢？聊到最后天色已经昏暗了，但是我们俩没有开灯，忘记开灯，或者一开灯可能就把这个气氛给断掉了，很像电影院，灯一亮肯定是散场了。

那天没有任何人，整个房间，我印象里长时间的听不到声音。为什么我感觉房间暗呢？因为汪先生烟头一会儿红一下，一会儿红一下。这时候，我说，汪先生，咱们开灯？他说先不要，他就在那抽烟，一直很沉默，面孔阴沉。然后，我就说师母怎么还不回来？他说好像去楼下买点东西，顺便到邻居家打打麻将。我说该吃饭了现在。他问你要不要在这儿吃，你要在这儿吃我就弄去。我说不用，我回家吃。他说那就再坐坐吧。我说师母怎么还不回来？他说这个打麻将就像屁股上粘了胶了，坐那就站不起来了。

这时候，因为太沉默了，我就引了一个话题。我说汪先生，听到很多人谈到你，说你就是吃吃喝喝的作家，花鸟虫鱼。我说不是的。您一篇《天鹅之死》短篇小说，写文革舞者演员被迫害致死，最后这些刽子手歹毒之人还要把这个美丽的形象解剖，以此来满足一些变态私欲。所以我说这篇《天鹅之死》虽然不长，这个作品，角度虽然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这个事情在当时比较多。我说这足够是一篇控诉，非常愤怒。好像汪先生最后写完还记下了一笔：泪不能禁。

他肯定是自己写完以后，读完以后，泪不能禁。所以，我就跟他谈这个事情，我说这样的作品，汪先生，是您很重要的作品。这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他的眼睛红了，也许烟头燃烧的作用，反正是有眼泪的，这是肯定的。这状况搞得我有点尴尬，我就不好再说下去了，然后就此别过。那天我们情绪不高，都非常压抑。我骑自行车飞快地回家了，跑到家里一看，怎么我戴了一双手套，这一路很温暖，比我来的时候暖和，我戴了一双很好的深蓝色毛线手套，不是我的那双，怪不得这一路很温暖。我想这不好，我把汪先生的手套戴错了。我想这么冷的天他出门怎么办？我马上给他挂了个电话，说汪先生，很对不起，我把你的手套给戴错了。我现在就给你送回去。他说这么冷的天，不急不急。我说不不不，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我又骑上自行车从崇文门回到蒲黄榆，又把他的门敲开，他门一拉开，他说哎呀，你看你着什么急啊，进来再坐会。我把手套递他之后，我说不坐不坐，回去了。他说，那就再抽根烟吧。

这就要说到汪先生的故去，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突然的。一个是他平时没有给人迹象，去世前十来天苏北和我还在他那里混了一顿午饭。苏北可能更晚，几天前还在他那里待过。我们最后那次，他不喝白酒，只喝葡萄酒，做了饭给我们俩吃，他站那里只吃一点点，苏北说您也坐下来吃，他才慢慢坐下来。他去世很突然，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正当创作还是比较旺盛的时期。为什么难过呢？正是出于这一点。要说他病了很久，那也就罢了。当时还有一个对比，师母已经卧床很长时间了。所以，汪朝大姐电话给我，开始霎那间我们还误以为师母故去了，结果没有想到汪先生去世了。

汪先生去世的第二天，下午我和央珍到了汪家。我记得汪朗也在，汪朝也在。告辞的时候，我在楼道里提出来，这个我一直没有讲过，也没有写过，我提出汪先生的遗体告别最好不要放哀乐。当时他们家人处在很悲痛、很懵懂的状态里，非常恍惚，根本不可能有这个精力接纳这些意见了。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亲戚，都有各种各样的主意，要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做子女的其实他们也顾不得这些了，太难过了，就说随他们去弄吧。他们在最大的沉痛里，说这些都不必管了，哀乐就哀乐吧。所以，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没有一个来小时，已经是晚上，汪朝大姐来电话，说，龙冬，就照你说的办吧，你们帮助办吧。我提出用《天鹅》，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的一个乐章叫《天鹅》，后来改编成舞蹈，舞蹈叫《天鹅之死》，用的就是圣桑的这个《天鹅》乐章。

于是，我马上联系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影视制作部门，他们当时正在拍摄央珍的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拉萨往事》。我就和她一起到文工团的录音棚。《天鹅》是马友友演奏的大提琴曲，节奏稍微快了一点，因为在这种活动上，还是要把它处理得慢一点。所以我们去那里，我来盯着，类似于监制，把《天鹅》这首音乐处理了，达到了我要的效果，符合这个场面的一种缓慢节奏。后来跟汪老告别的那一天，这个音乐反复播送。当时这个磁带，我做了两份，一份交给汪家用在告别仪式上了，还有一盒我保留着，说不定哪天就能找出来，或者捐给未来的汪曾祺纪念馆。情况就是这样。

刚才我坐在这儿，一直看到窗外银杏的黄叶子在响。苏北可能是会议参加的多，令人羡慕，我俩现在状况有天壤之别。当然，我也只是参加汪先生和沈先生的活动，一般那些我也不会去。

是这样，比如说刚才我捕捉到这一句，苏北说毕飞宇讲的，或者在引申毕飞宇。毕飞宇一定也是个参加会议比较多的作家。我最近在使馆参加活动，我听到几个大作家在谈话，反正都是大腕。他们在台上说的那些话，我听来感觉跟刚才那句也有点像，乍一听也行，也不错，但是你深究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呢？我不是辩驳，也不是为了故意引起一个争执争论，没有这个意思。而是恰恰从这里头我们发现了一些细节，说不定就是刚才苏北颇想谈的更深的话题。会议参加多了，人就特别会讲话，可是往往容易流于“正确”，忽视了细部。

比如说汪曾祺先生也好，沈从文先生也好，他们做文做人是用来欣赏的，品鉴的，而不是用来学的。这个说法，我完全不同意。学习，只有学习了之后才能欣赏，没有深深接触，怎么能欣赏呢？这非常重要。

还有，当我们欣赏某一个作家，以至到了非他不可得，经常要复习他，要阅读他的时候，同时我们又跟这个作家生前熟识，又这么亲切。你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无论怎样，多少都会受到他的影响。汪曾祺在很多方面深刻的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在文学本质的“革命”和“探索”上，这个一会儿再聊。

我认为中国新文学到现在正好一百周年了，今天我们在鲁博这个地方聚会也很有意义。鲁迅先生故居，白话文学百年。这不得了，等于假设明天我们游个行，后天咱们的作家就要用文言写作了，这个是你不可以想象的。

白话文学是什么呢？是口语，但口语一定不是纯文学。像“赶明儿个咱们奔东单扎下去”，你这么叙述，不能叫文学。文学的根本不是形式，文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语言。而语言是什么呢？不是说人人都可以玩语言的，只有作家才配享用它，语言应该是有神的。

所以说，百年来中国的这些作家、伟大的先驱们，从鲁迅先生到沈从文，到汪曾祺，说实话，不多的，包括诗歌，话剧我们不谈，就是诗歌、小说、散文这几类，前赴后继，诗人作家们如同抱着炸药包一个一个往上冲，结果很多粉身碎骨。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树立我们自己的新文学模样，太艰难了。到此刻，也才不过一百年，我们的文学探索怎么可能就达到一个顶峰呢？

所以，我认为这一百年中国的最伟大作家，也就是语言具有“革命”和“探索”的作家，他首先要用白话文写作，同时，他又有古典文言的基础和修养，他还不能屈服于口语方言，他更不能屈服于历次战乱运动的口号。比如说抗日时期，抗日也有口号，也有标语口号语言。这个口号语言很早就有了，“五四”当天就有了，非常直接的这种不具有生命的语言，只具备躁动这种感觉的语言，以致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的思维，使之一切都趋向“简单”。

现代这批作家，特别是诗人，前赴后继的，极个别人，五个手指头就能数全，他们一直不屈服，一直想从地底钻出来，打开一扇天窗，见到一屡光芒。他们拼力为新文学寻找一条将来可以成为经典之路的这么一些道路，这是一个革命的探索行为。所以，我认为只有具备这样努力的诗人作家，我们才可以称之为百年来伟大的中国作家。

鲁迅是毫无疑问的了，是先驱者之一。像周作人、胡适、废名、沈从文、汪曾祺，我们怎么认识呢？一般会认为他们是文体作家，也就是在语言上见功夫的作家。其实这还不够。汪先生说，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气氛，语言是内容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跟学生们讲，你这个作品语言不错，内容差点，你这么讲，他听得懂。或者说，你这个内容不错，有思想，很正义，很正直，但是语言弱了一些。这是可以讲解的。但是，真正的文学，成熟的文学，它这个语言和内容，是须臾不分的，语言就是内容。

汪曾祺，沈从文，所有这一脉作家，他们也有师承，所以这就便于我们去领会了解他们。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师徒关系了。这一脉作家，才真正是对中国这一百年小说和散文等叙事文学做出最大贡献的作家。完全不是厚此薄彼，比如说巴金先生，我们很尊敬，茅盾先生，我们也敬仰这样的名家。这类作家相对来说，他们完成了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一个作家。但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作家”，也就是说可以让我们，也必须让我们后人，包括我们之后，继续或者更深入去学习的作家，那恰恰是汪曾祺、沈从文、废名、鲁迅，包括周作人这么一类作家，他们才恰恰是值得我们应该用力去钻研去学习的。然后，也要愈加的欣赏他们。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我们才能深入地挖掘他们，发现他们。沈从文也好，汪曾祺也好，废名、艾青、穆旦，很多优秀的作家诗人，我到国外一个大学去演讲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你们恐怕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真正的这一百年来美丽的文学，这是我的推荐。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了，这一百年来，像在思想上有一些比较先锋的，包括在现实方面，在我们此时此刻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像王朔，也会觉得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却具有很大社会学价值。不过，文学价值是个什么东西呢？从这个角度说，王朔他一样具有巨大的文学价值。文学，当然了，它还有文献价值，所以王朔这些作家也是了不起的。但是，我就说对文学本身，汪曾祺、沈从文这些，恰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作家。苏北不仅阅读，学习，他还抄录过汪先生的作品好几大本。毕飞宇说的话苏北你不能听的，我告诉你，那都是顺嘴一说的。

我知道，毕飞宇就是说学得像不像，不能学成个“第二个”，也学不成个“第二个”。

其实作家，你不要说学习，你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你也成不了他。你就是现在克隆一个他，也不是他。世界上有几个莎士比亚，有几个托尔斯泰，有几个沈从文、汪曾祺？没有的，只有一个。但是汪曾祺学沈从文，学契诃夫，学很多，最后才有汪曾祺。

像沈从文、汪先生那么热爱契诃夫，沈先生说他喜欢屠格涅夫，他也没有成为屠格涅夫。沈先生汪先生的伟大贡献在哪里？特别是汪曾祺，我觉得在这方面，不能说他超越他老师，他是跟他的老师一脉相承又有不同的。

他的老师沈从文具有先天的某些东西，疾病也好，或者说是特点，个性，肉体上的，他们俩也不是一个妈生的，一个妈生的也不一样啊。沈从文虽然是他的老师，他又那么热爱沈从文这个老师，他亦步亦趋也在学习沈从文，沈从文可能也会手把手教诲或者提示一些，即便如此，他俩完全不一样。不过，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对中国白话文学的贡献，目标和手段几乎是一样的。特别是汪曾祺，汪曾祺是有意识的在进行文学实验投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沈先生并非刻意的阅读了西方现代派，因为西南联大他周围人都是会外文的。但汪曾祺是主动刻意阅读模仿西方，比如说波德莱尔，比如说普鲁斯特，他经常跟我谈到。特别是波德莱尔，我有一次去他家，路上拿了一本波德莱尔的诗歌打发时间，汪先生说你把这本书给我留下吧，这本书我还要再看。

人民文学出版社绿原翻译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一个非常小小的开本。我说我始终觉得沈从文不是乡土作家，而是现代派。汪先生就说，沈从文当然是现代派了。我问他当年是怎么接触到的呢？汪先生说，西南联大，那时候普鲁斯特我们就读到了。

实际我们这一代，是到了90年代初才接触普鲁斯特、乔伊斯，才知道心理现实主义和意识流的样子。汪先生从他写作初期，文学青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有意识的在模仿、在学习这些东西了，也就是西方的意识流、心理现实主义。

我们后来看汪先生和他这个老师相同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到生命的最后，他们一直还在学习。每一篇作品，包括书信，你都能看出他试探的某个点，不信我们可以随便翻开来找。

所以，汪曾祺先生表面上看是一个传统文人，有人最早的时候提，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我不这么看，士大夫是安于现状，士大夫是闲适自得的。我认为应该赠与谁呢？在文学上，完全没有贬低的意思，士大夫应该赠与孙犁先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特别是孙犁先生文革之后的《芸斋小说》，颇似蒲松龄等等这些笔记的东西，他在形式上亦步亦趋。

汪先生因为他有古文化的基础，他也读过私塾，汪先生的知识面，历史、文学、艺术、书画，他都具备这些东西。同时他的民间民俗家乡风物，这些东西比起中国今天90%以上作家们的无知来说，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凸显的。由此，我们便轻浮的把汪先生归为比如说乡土作家，传统写作，或者最后一个士大夫。其实，恰恰错了。我理解汪先生不仅不是一个士大夫，他是一个相当反叛的，他一直在寻找中国新文学的样式，他就是这样一个作家。所以，他是作家的作家。

但是，作家的作家，其中有些作家是不好欣赏的，因为欣赏起来比较累，比较高深。不过，恰恰很奇怪，汪先生是一个颇有欣赏性的，颇具审美的这么一个作家。所以，我觉得这两点都构成他非常了不起。

刚才我交代了一个我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汪先生也好，沈先生也好，包括废名以后，他们从西方直接学来的是什么呢？心理现实主义，意识流，或者叫什么？我觉得这是表面的，最深层的，他们学到了文学的“真实”，这两个字我现在跟一些朋友交流的时候也很累，他们也说要写真实，对，我们要勇敢地去写真实。我说，你们这种真实，我没有胆量，我也写不来这种真实，我也不屑这种真实。

我说的什么是真实呢？比如我刚才说我看到窗外明黄色的银杏叶子，于是我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我想到也是这个季节的那个味道，我觉得这叫真实，就是被常人容易忽略的东西，并且，不需要逻辑连贯。我们作为一个读者也好，作为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也好，作为一个欣赏者、学习者，其实我们是人，我们都有相同的感觉和感受，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精力和因为我们的悟性迟缓，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等等，都略有差异，或者不够专注，或者不够饱满，我们忽略了。而这时，作家起到什么作用？作家唤醒你这样的人，这就需要纤细的真实，而这种真实貌似是没有用的。比如说，我早年第一次见了汪先生，我就写了一篇汪先生，结果拿给他看，他说你文章里没什么事啊。我一听这话，刹那间凉了半截，他马上说，不过还不错。所以，你看这叫什么评价？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我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这是什么呢？中国文学绘画里头，空白恰恰是最真实的。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种我们叫“闲笔”，往往是最真实的，你仔细想想，这是不是就是普鲁斯特？当然普鲁斯特可能一写好几万，好几千字，我们就是今已亭亭如盖矣，几个字解决问题了。但是，你要翻译成现代白话，特别是汪先生，因为汪先生非常有意识在琢磨在干这类事，他并不隐蔽，也不是说他生来如此，他具有中国很扎实的古文化基础，这些都不用说了，基础之上他是真正向西方学到了一些东西，而且他学得还比较超前。我认为汪先生不落伍于杜拉斯这些作家，基本上差不多同龄，可能岁数相差不太大。

我们中国文学百年当中，当然了，很多靠借鉴，也靠自身的基础，发展很快。说实话，文学也是很快的，这个快，我认为从汪曾祺身上是最典型的，最有代表性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说，还要学习，才能慢慢地更多发掘，汪曾祺也是个富矿，能发掘出一些东西来，我们好借鉴。

今后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写作了，如果我要写，肯定我是要把汪先生的书信、散文，还有一些小说里，我要把这些东西挑出来的，在阅读的时候。因为我从沈先生那里挑，比较难，为什么呢？沈先生是冷不丁冒一下。汪先生不然，他胸有成竹，他打腹稿的时候，我相信他肯定有想法了，这个人走在大街上我怎么喊一嗓子，哪儿的光应该怎么照来，哪儿又出现了另外的回声，他一定是有设计的。

所以说，汪先生既擅长开头，也擅于结尾，中间也擅于缝缝补补的这么一个作家。沈从文我觉得不太擅于开头，但颇擅长结尾，他就是玩这个余音绕梁三日而不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要是没这么一句，这个味道，就好像跟菜里没放盐似的。

所以说，语言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汪先生、沈先生都能做到语言就是内容，我为了谈清楚，又把它们分开了，我有罪。它们原本紧紧的粘合在一起。汪曾祺在这方面就是彻头彻尾的完全有意识地去做这件事情，有计划也有“阴谋”地去做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么多汪先生的书，你随便打开他的任何一段文字，都能体现这些。

汪先生是个很平易的人，我跟他接触这么长时间，我记得最清楚的他发过两次脾气，我亲眼看到的。一次是一个编辑问他组稿，组什么稿子呢？比如我们写个小说，苏北写一段，汪老兄再写一段，我再写一段，连环套。那个老编辑跟汪老还认识，我记得姓魏，天津的，也是个前辈。显然我一进屋，气氛不是很好，这个魏先生已经磨蹭很久了，我一来，汪先生就是平时的那种感觉。他跟我介绍一下这是谁。那个老先生好像有一点固执，有一种书生气，就说汪先生，你一定要给我们写，这个怎么怎么好，汪先生说不要不要，我不参与这些，原话我忘了，大概意思是文学不要这么做，我不喜欢，不建议你们这么搞，我不参与。那位还在那磨唧，汪先生就来火了，我不写！很激动，你走吧！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就是牵扯到今天的主人公苏北先生。这些我都没有写过，聊聊可以，倒是苏北好像写过，有的是写过的。就是照片上这张桌子，我坐什么位置，苏北坐什么位置，汪先生什么位置，师母那些的就不说了。我坐的位置大概就是汪朝的位置，苏北坐的是汪朗老兄的位置，汪先生大概这个位置还要偏左边一点点，大概是这个位置，对面就是师母。好像汪先生差不多都是这个位置，他是不是吃饭都坐这个位置？因为我到汪家可不是一顿两顿饭了，吃过大宴的，印象里他应该坐的大概偏左一点。

汪先生家里这个酒杯我印象中就不是一套的，比较杂，我印象有一个山西坛子装“老白汾”酒，酱紫色的那个坛子，那个盖帽就是一个酒盅，那种杯子他家是有那么几个的，显然喝了不少“老白汾”。也有这种白色酒杯，反正一桌人坐着，酒杯是不一样的，你看那边是白的，这边就是酱紫色的。

苏北兄有一个特点，他不像我拘谨的，他比较豪放，通常说就是随随便便，我这不是批评，这是血液决定的，比较随便。一上了桌，汪先生那天也是精心做的菜，也不是随便的一顿饭，酒也倒上了。那阵子，汪先生身体不大好，喝的是泡的药酒。苏北兄当然是好意了，跟汪先生推杯换盏，我们那时候都是叫汪先生，没叫汪老，汪老是他离世后叫的。苏北说，汪先生，您呢，写的也可以了，文学史上肯定是留下了，载入史册了，现在重要的还是身体，你多写一篇少写一篇，反正再写什么也没大意思了。我的模仿，原话也不完全这样。苏北确实是一种劝导和说服的态度，您大概就这样，差不多就行了。我在那听着。

汪先生应该坐的是汪明这个地方，还要再往那边错一错。然后，我记得比较突然，汪先生的筷子“啪”往桌子一拍，我就被惊住了。紧跟着，说了那么几句，我印象里非常清楚的是，也不一定是针对苏北的，当然是这个引起来的，不知道是哪股火和情绪上来了。原话记得住的，是最后那两句，中间应该还有铺垫。比如说，活着就要写作什么的，这个就不说了。最后，他说，“写作是我生命一部分，甚至全部！”斩钉截铁。也连带了我，提醒我们不能懒惰。他原话有一句，我不写，活着做什么？类似这种话，然后才说，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甚至全部。

汪先生追悼会之后，汪朗兄从后头把我肩膀按住，说去吃个饭，我很拘谨，犹豫不绝，换了苏北，肯定是走。我说不去了。汪朗说就算我替老头请你们吃个饭。所以我们就去了。到了全聚德烤鸭店，当时还有林建法，还有一个老家的。和平门全聚德。吃完饭之后，因为当日告别这个事情大家很沉痛，分手后苏北就到我建国门家里聊一聊。坐地铁，从和平门坐地铁到建国门站，一上来就是。钻到胡同我就想，我说汪先生不在了，我们也应该长大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后来苏北有文章我极其不同意，认为这话天真幼稚。他没搞懂，我不知道他怎么理解的。

我刚才所讲的一切都是能串起来的。说实话，在亲情上不用讲。从文学上来说，苏北的“照耀说”都有了，我的比喻非常简单，真的就如同父亲，文学上就如同父亲。汪先生在世的时候，无论从情感上，我每个礼拜都去，有的礼拜去两次，多不过十天。每次去都心情很舒服，污泥浊水那些晦气都散发掉了。他其实都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种支撑了。

我应该是从1994年到他去世之前这将近四年的时间比较集中，也是我爱人调到北京以后。我这人不太喜欢一个人到处转悠，和家人在一起，和朋友在一起，我喜欢。所以一定是1994到1997年这三四年，因为央珍1994年调到北京。

所以我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有了意思才说的那句话。当时我印象里，我的印象还是特指文学，我并没有掺杂很多心情在里面。汪先生不在了，我们应该长大了。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真正的拿出一定的好作品，这个意思绝对是有的，我甚至可能还有解释，记不清了，否则的话我现在说不出这句话来，这还不是特指的亲情。平时，我们都把大量的时间消耗了，酒局饭局，没事就去汪老那坐坐，去他那聊聊。你去那坐，你聊什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也没有文化，我们跟人家聊什么？大眼瞪小眼，抽烟？汪先生不在了，你找谁聊，你跟谁聊去？该写作了。

现在苏北兄，作为兄弟，我还是要说一句，汪先生不在22年了，我们更应该长大了。当然了，这二十多年来，苏北兄也大量的回顾回忆汪先生出版写作，甚至有研究范畴的出了好几本书，以资深汪迷行世。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苏北一直也不是吃这碗饭的，你是农业银行的。苏北一直围绕着汪先生这个太阳也好、月亮也好，在旋转，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不是专家，这个可以作研究。我觉得汪先生和他的老师沈从文这一点也是共同的，虽然我说他们性格很多方面可能是相反的。他们都是审美的，都是爱美的。因为他们说，只有美丽的，才可以长久存在。这句话是沈先生说的，但汪先生也是不断的在文章里引用，或者在强调。美好的东西应该长久存在。

我们反过来说，很多之所以能长久存在的东西，往往也是我们共识美的，当然在这个美所附着的一层外衣色彩气息上，沈先生的美和汪先生的美可能又有差异。因为他俩是师徒关系，所以我觉得对比起来好谈。我觉得沈从文的美往往带着一些忧郁的，甚至伤感的，不是那么的透亮，总有一点阴翳。我觉得汪曾祺的美，色彩感比较鲜亮一些，比较明媚一些。

同时，汪曾祺的愤怒也是很直接的，他的泪不能禁，他就要落在结尾，泪不能禁，他是非常直接的。这个可能跟人的基因，有最重要的关系。但是他们是审美的，不是道德评判，如果用道德评判，那些完全是丑陋的。泛泛来说，他们是具备审美的，就是他们看待这个世界总是站在一个去挖掘它的美好上，而不是说挖掘美好的时候，就鼓励或者就认可或者就容忍丑陋和罪恶，甚至残暴，不是的，它们都是隐含在里面的。比如沈先生写的那个《丈夫》。有人说沈从文是黄色作家，现在肯定不会再有人这么说了，也会有人说他至少在这方面不是那么严肃。实际他写的那个丈夫，那里面隐含着多么巨大的内心的痛苦，说痛苦好像都轻了，不可言说。无奈之下的庄严。这是高级作家。

我记得第一次见汪曾祺，现在还有照片为证呢，我给他点烟，其实是假装的，摆拍，不是真的，我说汪先生，咱俩我假装给您点烟，就拍了这张照片。因为当时我故作，这种照片很像两个伟大作家在一起。

我记得很清楚，1988年应该是10月份，快到今天的五棵松那里有一个什么宾馆，北京文联还是作协在开会，然后我就到这个会上去了。那天同时见了端木蕻良、张洁。我记得汪先生在会上发言。

我是《中华儿女》的记者。汪先生发言的时候眼睛翻着看天花板。我去会上采访，他看着天花板。我记得那天讨论的是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他说百花齐放好像有点浪漫，百家争鸣还比较现实，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去找他，在庭院里，点了根烟，假装摆拍。后来，晚饭之后，他在那桌吃饭，我凑不上去，那桌人很多的，都是老先生。晚饭之后他喝了点酒，在走廊里，我就说汪先生，我能不能到您那跟您聊聊天。他说聊什么？我说随便聊聊，他说，我还要看电影呢。晚上有电影，其实我印象里是一个不怎么样的电影。我说电影有什么好看的。他说，我就喜欢看，不好看也看。这就是第一面。

这之后不多久，我跟王明义，王明义是他鲁院的学生，也是他们的同乡。王明义因为是他的学生，所以王明义就找我，否则我就没机会见汪先生了，所以跟着王明义去见汪先生。我们俩去蒲黄榆见汪先生。我说他爱喝酒，咱们搞两瓶黄酒。那时候就是上海牌的黄酒，铁盖的，一瓶好像1块2还是1块3，买两瓶去他家了。一进去，我说汪先生，两瓶黄酒。他说，这是料酒。我说我在家我跟我爸就喝这个，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哪听说什么黄酒？喝黄酒的人就喝这个上海牌的料酒。然后，他说，我知道这能喝，我们家一到做菜，酒没了，我爱人一问，就是我喝了。他接着说，喝不喝，喝我这就热去。我们说喝。他便拿了一个铁丝把儿的奶锅，说这个酒热不够，酸，热过了劲，苦，要热得恰到好处。我说你您这叫煮酒。煮完酒之后，拿着三个茶杯倒上，一边喝着酒一边聊天。这是正儿八经第一次去拜访汪先生。聊了什么记不住了，但是我记得他的小书房兼卧室挂了一个木刻，我说怎么挂斯大林？他说这哪是斯大林，这是高尔基，黄永玉的刻的。我说，我看着像斯大林。

这就是第一次正式见面的印象，没什么事，后来我写了篇印象记，我提起诗人顾城说，北京作家开会，满会场扫一圈，就一双眼睛是聪明且明亮的，那就是汪曾祺。确实是，他那个眼睛，因为说话的时候总喜欢望向天花板，所以很容易引人瞩目。

1990年夏末我到西藏工作之前，去汪先生那里不大频繁，这两年事情太多了。后来我到了西藏，在西藏文学圈里头我就广泛谈汪曾祺，没几个人知道，就是有一个人给我拿出来一本《晚饭花集》，我视这人为兄弟，我说你这里居然还有《晚饭花集》？

汪先生为我们几个朋友的小说合集作序。他那个序是1990年，他落笔时间是1990年元旦，王明义1989年年底找的他，他1990年元旦写的。写了之后什么时候发出来的呢？当时是我拿给光明日报社，其实是有专刊的，发这类东西，所以每周比如说礼拜四。因为那时候我父亲跟光明日报有关系，我就把那个关系用了，我拿给光明日报。完了之后，我每周都盯着，始终没有，始终没有，大概3月份我就到青海去了，在草原上一直转，转了一大圈之后，有一天终于走到了甘肃省会兰州，到了兰州之后，当时我是跟着团中央的一个高级领导，所以我身份也比较那个什么。我跟团委的人提出，我说我要看看你们甘肃日报社，实际我是去甘肃日报社查报纸去。去了之后，我说你们资料室在哪里，就去了资料室。因为这中间转了一大圈空了两三个星期，几乎与世隔绝。一看发出来了，就特别高兴。以至高兴到什么程度？我跟随的是团中央书记，我说书记，汪老给我们写的序发出来了，他感到莫名其妙。就是自己太激动了。

有一个我和汪先生最后的对话。其中主要他谈到自己计划的长篇小说写作。我那个文章后来发出来之后，我看到有读者说龙冬信以为真，汪先生是糊弄他的，逗他玩的。我说句实在话，我借此机会澄清，汪先生是非常认真来说的，他说要写长篇小说，我当时是向中青社报选题的，我说这个长篇我来编，这个稿子我要了。他原话怎么说的，我忘了，意思是想要就有的吗？那么快？他说得挺逗的。他说，小说又不是萝卜，论堆儿撮！这是原话，但是，他说的是非常认真的。但是他也告诉我了，他说这个长篇不会很长。然后我说大概是多少？我说15万字吗？因为我特别喜欢15万字的长篇，一超过就歇了，中国作家一超过15万字，16万字就歇菜。我说15万字呢？他不置可否。我说写什么呢？他说飘飘忽忽的，我觉得这句话将决定，如果未来我写长篇小说，我也一定是飘飘忽忽的，怎么不能写？鲁迅没找到，沈从文解放初因病一不留神似乎找到了，汪先生最后找到了，但是生命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我马上就说，飘飘忽忽，是普鲁斯特那种吗？他说是。我说写什么呢？他说，比如我的初恋，比如说在一片黄花地里，就是油菜花地里了。他已经进入那个状态了，只不过没有时间完成。

那天晚上谈了很多，他就说他下放张家口的时候，是带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去的，他说几次都没看进去，他说“他欺负人嘛托尔斯泰”，这是原话。说了半天，把这些大家都给否掉了。否掉之后，他说有一个，一定要推荐给我，非常好，他说书架里有，就去找，找了半天没找着，嘴巴也没说出是谁来，年纪大了，但是他说出了西班牙。其实，就是阿索林。

他喜欢的波德莱尔，阿索林，都飘飘忽忽的，这飘飘忽忽是他的原话。

未来中国一百年，从明天就开始了，我认为是什么呢？咱们不以人的生命为界限，汪先生这样的作家已经摆在这里，今后就在他说的飘飘忽忽的起跑点上，未来一百年的开始，一定是这样的。

中国现在我发现有一个作家，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已经在这么写了，就是上海的金宇澄，我说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散文，他基本都是描写，很少有作为评论式的叙述。反正中国作家99%还都在那么写，一上来就是张三李四，我认为他是怎么怎么的，他那天找到我，这还是描写了。因为我只会描写，所以我编不出那种拙劣。应该这么说，我姨妈端着尿盆乍乍呼呼说着什么从弄堂里就出来了。完全是电影画面、音响、气味、声音全面的爆发。中国作家，不信你去看，你随便看，这里面99%都是那样的，但是汪先生不是，他们的价值你仔细挖掘，即便他有叙述，也是另外一回事，他写得都很真，很真实。就是从小处不是见大，而是从小处见小这种写作。

2019，11，16在鲁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