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更新与范式转换：契丹早期史百年研究述评

苗润博 契丹自公元4世纪后段开始见诸记载，至10世纪初建立王朝，亡国后又赓衍至14世纪方归于消亡，历经千年而名号始终不变，不仅对中原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内亚史上一个难得的经典案例。就契丹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早期历史（在时间上基本等同于契丹的建国前史）无疑对从整体上把握、理解其变化轨迹具有根基性的意义，不仅成为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也是整个北方民族史研究的难点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中外学者对于契丹早期史的探索至今已逾百年，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亦存在明显的问题，亟待后来者进行系统的清理和反思——这种反思或许不应只局限于研究材料的拓展、具体考证的商榷、个别理论的纠偏等，还可能涉及问题意识的更新与研究范式的转换。 关于契丹早期历史，最早的系统研究可以上溯到1915年日本学者松井等所著《契丹勃兴史》。在此之前，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契丹的族源、族称、词汇等问题加以探讨，但并未真正涉及早期发展史，该文在1910~1913年陆续发表于『史學雜誌』21編4、7、9號，22編1、5、11、12號，23編2、3、10、11、12號，24編1、7號，收入『白鳥庫吉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1970。这篇长文分十四个部分探讨了契丹从出现到建国五百余年的历史，不仅勾勒出契丹早期史的大体发展脉络，同时在局部关键问题的考证上亦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可以说是一部极具分量的奠基之作，同时也确立了此后契丹早期史研究的基本路径。这种研究路径主要表现有二：其一，对《辽史》与中原文献记载加以比较、拼合，力图呈现出一条线性的发展脉络；其二，当两个文献系统出现差异与矛盾时倾向于以中原文献为准，否定辽朝自身的记载。后者在其他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而前者则成为既往各国研究者所共同采用的视角和方法，其中所存在的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也就此隐伏下来。 自松井氏以降，中外学界对契丹早期史开展了不懈的探索，成果主要集中在总体研究、阶段性分析、开国史研究、祖源传说与郡望观念研究、核心文献研究五个方面，兹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契丹早期史的总体研究 中国学界最早开展契丹早期史总体研究的当推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此书专设“契丹部族”之附录，谈及契丹与宇文之关系、契丹划分八部之定制、阿保机即位等问题，基本主张以《辽史》所记为宗。稍晚出现的金毓黼《辽部族考》，虽名为“辽部族”，但所述实包含契丹建国以前的部落发展及建国之后的部族制度，是为汉语学界首篇讨论契丹早期史的专题文章，惟其中全依《辽史》之《世表》《营卫志》记载排比立说，鲜有考辨批判，故更似传统的史料编纂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随后陈述在其名著《契丹史论证稿》中用大半篇幅讨论了契丹名号初现、祖源传说、大贺遥辇部落发展及阿保机建国等问题，主张将《辽史》与中原文献加以参合，基本确立了中国学者相关研究的主体框架。香港林旅芝所著《契丹兴亡史》可能是第一部简明而专门的契丹通史，介乎学术、通俗之间，其中前两章扼要勾勒了契丹自北魏至建国时期的发展历程，所论多本《辽史》，还特别讴歌了阿保机建国过程中表现出的个人品德。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出现了一批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解释契丹早期史的作品，基本属于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分期方法在契丹历史方面的具体化。这一时期相关研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该文对古八部以降各种文献系统中有关契丹部族的记载做了细致而精审的考辨，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但基本代表了传统史学方法在此问题上的至高水准。此后“文革”十年，中国大陆学术陷入沉寂，同一时期的台湾却有关于契丹早期史的系统研究论著问世，王民信《契丹史论丛》依次讨论了契丹祖源、古八部大贺氏遥辇氏时代等问题，但所论皆因循《辽史》既定之轨辙。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契丹的通史著作，如张正明《契丹史略》、舒焚《辽史稿》、杨树森《辽史简编》、林幹《东胡史》等，都有相当篇幅来讨论其建国以前的历史，基本延续了此前研究的叙述框架，而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所推进。90年代以来，涌现出多部系统研究契丹早期史及民族发展史的专著，如赵振绩《契丹族系源流考》、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黄凤岐《契丹史研究》以及近年来孙进己、孙泓的《契丹民族史》等，此外，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何光岳《东胡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任崇岳、白翠琴《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源流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等书亦有专门章节述及契丹早期历史。与此相关的论文亦不乏其例。就总体而言，此类研究数量虽多，但同质化严重，晚出者往往缺乏对既有成果的总结、回应及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的提升，对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研究模式突破更无从谈起。 日本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起步较早且用力甚勤，取得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成果。除松井等外，田村实造曾对契丹历史特别是其早期史展开过专门研究，涉及祖源传说、部落发展、世系变迁、社会构成等多个方面，并将此纳入征服王朝的框架之中，考察北亚世界的共性。从中明显可以感受到作者在质疑《辽史》既有记载的同时又难以摆脱其影响的矛盾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日本学界诸多相关研究的共同特征。稍晚出现的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是第一部讨论此问题的专著，书中对契丹部落联盟的内部构造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了仔细梳理，试图从“半族”的概念对契丹的分合做出解释，并在局部对元修《辽史》的叙述进行质疑，思路上颇有新见。该书出版之前，爱宕氏曾发表《契丹部族制研究》一文（『東北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3號，1952年12月），是为后来成书之最初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该书所采用的半族二分观察视角存在以后世记载逆推、回溯前代历史的危险，故在具体立论方面时显牵强。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兴趣有所消退。直至近年，原本专攻先秦文献的吉本道雅开始涉足契丹早期史研究，并延续了其一贯对史料加以深耕研判的理路，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为这一研究领域带来了可喜的新气象。不过吉本氏对既有研究特别是中国学者的重要论断关注似嫌不足，对契丹史料的文献源流理解亦有偏差，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讨论的深度和批判的彻底性。 由于地缘的关系，韩国学者对契丹早期历史也颇为关注。20世纪70年代金在满出版《契丹民族发展史之研究》一书，此书虽名为“民族发展史”，但其主要内容为辽朝建立以后之历史，仅在第一章对唐代契丹发展及阿保机开国过程有所涉及。此后金氏又撰《关于契丹始祖开国传说的背景及部族动态》一文讨论了北魏至唐契丹发展与始祖传说的关系，可以视作对前书的必要补充，唯其基本叙述框架仍为《辽史》所记。后来崔益柱曾对唐代契丹和阿保机建国问题做了进一步论述，而金渭显亦在研究契丹与高丽关系时对契丹早期发展史进行过简单勾勒。真正就此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的是李在成，他早年从契丹与库莫奚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契丹的居地、古八部直至隋十部的问题，近年来又下延到唐代契丹史，提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观点和问题，值得我们予以关注与回应。 西方学界有关契丹历史的专门研究始于魏特夫（KWittfogel）、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但此书对其建国前史着墨不多。KarlWittfogel &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hiladelphia：AmericanPhilosophical Society，1949直至20世纪80年代方才出现讨论契丹早期史的专题论文，澳大利亚学者詹妮弗·霍姆格伦（JennniferHolmgren）以权力继承的谱系为线索，对文献中有关从大贺氏、遥辇氏再到耶律发展过程的若干成说表达了质疑，提出与以往学者不同的看法，颇有见地。但遗憾的是，该文一直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不仅在东亚学界罕见回响，即便是晚出的西文著作也只是在参考文献或学术史回顾中简单提及，而未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取得推进。崔瑞德（DenisTwitchett）主笔的《剑桥中国史》“辽”代一章用四小节的篇幅讨论了契丹建国以前直至阿保机称帝时期的历史，这一部分的总体倾向是依据中原记载立论，不得已时方参用《辽史》，其中对辽方文献的审慎态度值得借鉴，但在具体问题方面往往显得深度不足。赫尔辛基大学徐谦（XuElinaQian）所撰《契丹建国以前的历史进程》是西方学界迄今唯一一部以契丹早期史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将与此问题相关的常见汉文材料翻译为英文，进而从族源、社会组织、经济基础、生态环境、与中原关系五方面对契丹早期史进行了叙述，基本上是对既有学说的总结、归纳，而鲜有发明。 二针对不同具体时段契丹发展史的研究 北魏、隋唐是以往契丹早期史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两个具体时段。 1北魏时期 关于北魏时期的契丹，以往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契丹与宇文、库莫奚之族属关系，这往往与其族源问题密不可分。此类研究数量众多，已有多篇总结、综述文章发表，兹不展开。经过讨论，绝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认同《辽史》所记契丹出自宇文之说，并将宇文的发展历史直接视作契丹的先世，以此探讨起源、早期迁徙等“重大问题”，但这背后所隐含的元朝史官对于后世的误导却一直没有被揭示出来。 二是关于所谓“古八部”的研究。北魏的契丹部落形态被《辽史·营卫志》称作古八部，研究者们多就此展开研究，主要关注契丹为何从一开始就分为八部，其社会性质如何，与北魏及周边部落关系如何，古八部与后来大贺氏、遥辇氏的关系等问题。王民信认为契丹古八部与后来的大贺氏、遥辇氏、迭剌氏一脉相承，从部落名称的角度加以对应，是典型的线性溯源论，其中多有牵强之处。李桂芝对古八部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古八部是一个松散、临时的部落联盟，在5世纪中期形成，相互之间并非亲族部落，也属于运用经典理论分析契丹部族问题的实例李在成则结合高句丽方面的文献对契丹与好太王碑所见“碑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二者所指相同，进而对“古八部”联盟的形成与解体有了一些新看法。以上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辽史》的影响，相信所谓的古八部是契丹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小川裕人就对这一说法表示了明确的质疑，认为《辽史》所记乃因袭《魏书·契丹传》之误而衍生出所谓“古八部”之称，属于错上加错。中国学界直至近年才由田广林指出契丹早期发展史上根本就不曾存在过所谓的古八部或奇首可汗八部，尽管并未注意到小川氏的既有成果，具体论证过程亦需进一步夯实，但这种研究取向依然值得充分肯定。 2隋唐时期 唐代契丹史研究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是契丹早期史研究的重点。这一时期的热门话题首先是大贺氏与遥辇氏的真伪及其交替，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田村实造和小川裕人都一致认为，唐代契丹在阿保机建国以前只有中原文献中所记大贺氏时代，而所谓遥辇氏时代是阿保机为了统治需要虚构出的一系列传说。日本学者将历史叙述与政治干预结合起来对既有框架提出质疑，这样的观察视角值得借鉴，但具体到遥辇问题则还需审慎考虑，辽代文献特别是近年来破译的契丹文史料对此有明确记录，绝非简单的“架空虚构”所可否定。与此相对，在绝大多数学者以中原文献所记唐代契丹君主姓“大贺氏”为信史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詹妮弗·霍姆格伦首次对此表达了怀疑，认为大贺起初更可能是一官号而非姓氏，近来韩国学者李在成、日本学者吉本道雅则在未注意到詹妮弗·霍姆格伦此论的情况下提出了类似的疑问，而中国学者肖爱民、宋筱静则基于自身的学术背景，对辽朝存在大贺氏的说法进行了否定。这些质疑虽未彻底驱散围绕大贺氏的疑云，却启发我们重新全面、深入地审视中原文献及《辽史》的相关记载。 关于此时期契丹发展史另一个争议的焦点是《辽史·营卫志》所谓“阻午可汗二十部”的构成问题，多数研究者倾向认为此系事实，如王民信即对《辽史》的记载进行了综合、加工，辅以其他材料，使之更加条理化；新近廖启照亦采用类似的分析方法，并将此作为迭剌部发展、辽朝建立的重要背景。对此，傅乐焕最先从史源学的角度提出批判，李桂芝亦指出《营卫志》的相关记载是“生硬拼凑的材料”，所谓“阻午二十部”纯属子虚乌有。近年来，肖爱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所谓“阻午二十部”逐条分析，发现其多与史实不符，进一步论证了此为元人虚构的观点。 除了直接讨论契丹在隋唐时代的发展情况，更多的研究者从唐与契丹的关系进行研究，将其与唐代北方边镇及幽营地区的治理联系在一起，虽多属基于中原王朝视角的观察，但对于廓清当时历史发展的总体局势很有裨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新出唐代墓志中有关契丹的记载对重新解读契丹早期史具有重要意义，曾成对此用力甚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在如何将唐人记载与《辽史》叙述进行对接等问题上，仍有诸多待发之覆。 三关于契丹开国史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国年代和即位方式两大问题。关于契丹开国年代，不同史料记载分歧极大，研究者亦众说纷纭。桥本增吉、小川裕人、孟广耀皆有专文，附带论及者更不可胜计，经过争鸣学界基本达成共识：阿保机于公元907年即可汗位，916年即皇帝位，《辽史》所记有误。以往研究者对这一结论的来龙去脉不甚了了，刘浦江首次从史源学的角度对中原与辽朝两个文献系统的记载进行了考察。不过，问题至此并未真正结束，关于《辽史》记载的致误之由还值得深入探究，其中牵涉到辽朝中后期对于历史叙述的改造问题更是关系重大。 围绕阿保机的即位方式，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主张以中原文献所记八部选汗说为准，一种则认为中原记载属异邦传闻，不足为据，当取《辽史》所记遥辇可汗传位之说。两方面的观点似乎都倾向于将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完全对立起来，进而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同时对于所采信的文献系统本身存在的问题却又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其实，这一问题或许还存在另外一种思考方向：同一历史叙述系统内部是否一成不变？这些变化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呢？ 四关于契丹祖源传说与郡望观念的研究 祖源传说与郡望观念集中反映了社会文化层面有关契丹早期史的记忆，也是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热点。 目前所见契丹祖源传说大概共有五种，青牛白马说、奇首可汗说、阴山七骑赤娘子说、轩辕黄帝后裔说及三汗传说。其中最著名的、讨论最多的是青牛白马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冯家昇即开始从祭祀礼仪与部落发展的角度对此说的内涵和背景进行研究，多有发明；徐世劻则认为此说绝非信史，当系阿保机建国后志得意满时所编造，并从文本内容和历史背景方面提出六条理由，然细审这些用以确定传说年代的论据似皆难成立。同一时期，日本学者也对此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八木奘三郎加以初步介绍和分析；随后田村实造从部落组织发展的角度加以解释，神尾弌春与蒲田大作则从宗教仪式与祭祀活动中提出新说。台湾学者王民信则认为青牛白马传说可能反映了阿保机时代迭剌部与回鹘人的结合，但并未举出可信的论据。中国大陆学者再次对此展开专门研究已晚至19世纪80年代以后，且由于学术信息的阻隔，并未与此前已有研究产生实质性对话。刘浦江首次对此传说的文献源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清理，厘清了诸多疑难，对后人研究具有奠基作用，当然其中不少结论还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近年来研究者开始重视回鹘文化对契丹传说的影响，张碧波、杨富学、王小甫先后对此详加申论，此后又有孙国军、康建国《“青牛白马”传说所反映的契丹历史》（《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吉孝青《契丹“青牛白马”传说研究》（《东北亚研究论丛》2013年）等文基本延续了这一思路。这种不同北方民族间相互比较的视野值得重视，但具体的论证恐有未安之处，如白玉冬即从回鹘与契丹的实际历史关系角度对此提出了质疑。综观相关研究不难看出，其中一以贯之的研究思路是在神话中寻找历史时代的因素，以与既有的历史叙述特别是《辽史》中的记载加以对应，然而，如果这些赖以对应的历史叙述本身存在问题的话，上述关于传说的解读恐怕还需要重新检讨。 相比于青牛白马说，其他祖源传说的研究就显得薄弱不少。比如武珪《燕北杂录》中所记阴山七骑赤娘子说，武珪此书见于《说郛》辑本，原误题王易《燕北录》，仅有汤开建、任爱君、钟焓曾将其视作独立的传说并加以研究，注意到宋人书画文献对此传说的记载及其与党项、蒙古传说的共通之处，颇具启发意义。奇首可汗传说一直与青牛白马说被学界看作同一传说，杨军首次提出青牛白马说与奇首可汗说是两则不同源的传说，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祖先记忆和族群来源。这一研究思路突破了既有的解释框架，已经开始触及问题的核心，不过囿于元修《辽史》的线性叙述，这种突破并不彻底，尚有待进一步深化。关于《契丹国志》所记载的三汗传说，因涉及契丹语词的音、义问题，研究相对较多，但主要集中于语言学方面的探讨，关于其历史背景的研究仍基本停留在猜测阶段而远未达成共识。《辽史》世表引耶律俨《皇朝实录》称辽乃轩辕黄帝之后，反映了辽朝官方的历史叙述，学界对此说出现的时代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此说出现于道宗、天祚时期，是辽朝后期汉化渐深以后追逐中原正统的表现之一，另一种观点则力主辽朝前期即开始自称轩辕黄帝之后，冯后者在学界似有居于主流之势，然核诸史料，其论据恐皆难成立。 契丹的郡望观念是有关早期历史记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其中“漆水”这一独特郡望的具体所指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自晚清李文田而下，中日学者对此提出过种种猜测，或将其比定为今朝阳附近之大凌河，或以其为滦河下游支流青龙河，或认为此乃辽人攀附周室勃兴之地渭水支流漆水，或猜测当指木叶山附近某条河流。这些说法虽然表面看来分歧较大，但其内在的逻辑却基本一致，那就是将漆水作为所有契丹人或者说整个契丹集团的郡望，进而希望在契丹集团出现初期的活动范围中寻觅其踪迹。但此逻辑起点本身就不无可议：漆水究竟是代表全体辽朝契丹人的郡望，还是只承载了其中特定一部分人的历史记忆？这样的问题意识或许可以引导我们展开新的考索。 五关于历代正史契丹传及《辽史》之《营卫志》《世表》的研究 自《魏书》始设契丹传以来，《隋书》、两唐书、两五代史以及宋朝国史皆因袭之，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连续的记载链条，构成了我们今天研究契丹早期史的主要依据。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文献系统，以往学界只是零散地利用其中的史料，并未展开专门、独立的研究，截至目前以“契丹传”为题的论文或专书章节尚属罕有，全面检索相关目录仅得橋本增吉「舊五代史契丹傳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2卷1號，1936年10月），顾宏义、郑明《宋〈国史·契丹传〉考略》（《辽金史论集》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56~166页）两篇，将此作为独立文献系统加以研究者则更未得见。致使其中许多问题长期以来处于遮蔽状态，特别是这一系统的文献源流及其中普遍存在的建构因素，是我们理解契丹早期历史叙述问题的关键环节，存在很大的发掘空间。 以往之所以并未对历代正史《契丹传》展开专门研究，一定程度上源于对元修《辽史》的依赖与偏信。《辽史》中《营卫志·部族上》《世表》是目前所见有关契丹早期史最为集中的核心史料，也是许多研究者立论的起点，即援引《辽史》记载为主要框架，佐以中原文献作为补充。如此一来，原本早出、更为原始的中原记载沦为附庸和点缀，自然不会被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样的研究路径显然颠倒了文献的源流关系和主次顺序。然而，即便就《辽史》记载本身而言，目前的研究也并不充分。 《世表》是元修《辽史》中专门记述契丹建国以前历史的一篇文献，但由于其纯属元人抄撮前代诸史《契丹传》敷衍而成，痕迹过于明显，治辽史、契丹史者多知其为二手材料而抱以审慎态度，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错误学界已多有指出，杨家骆、王吉林、李月新都做过专门的比对和清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吉本道雅所著《辽史世表疏证》，此书并非以往就《世表》谈《世表》的局部研究，而是以此为纲对契丹早期史料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检讨，提出了许多颇具价值的观点和问题，但在中原史料的开拓挖掘及辽代文献的源流清理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进取空间。 相较而言，《营卫志·部族上》被认为价值更大，引用率更高，但研究者对此文献的源流却罕有关注，往往直接以之为一手文献展开讨论。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傅乐焕就已撰文指出，《营卫志》关于早期部族的记载系“元人杂糅《旧史》记录及南朝传说”而成，据文末落款，此文作于1945年。即元朝史官修史时相关资料并不丰富，只得将辽朝方面的零星记载与中原各朝正史契丹传拼合、杂糅，这样形成的记载及其所呈现的叙述谱系的真实性、准确性自然是值得怀疑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或许由于傅氏此文并非专论《营卫志》，而只是其所谓“复文”研究的一部分，如此关键的研究成果竟然未能引起后来研究者的充分重视。直至近年，仍有论者在并未注意到傅氏此文的情况下撰写专文，力证《营卫志·部族》全部出自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并以此为据重新讲述契丹早期史。由此看来，《营卫志·部族上》的史料来源，仍然是一个远未达成共识、亟待彻底清算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全面检讨、反思金元史官对于契丹早期史的建构更属当务之急。 六反思·展望：史料的“减法”与契丹史研究范式的转型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相比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关于契丹早期史的既有成果从数量上讲不可谓不丰富，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亦十分明显，或许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总结。其一，最直观、具体的层面，表现为对学术史关注、回应不够，存在大量的重复劳动和自说自话，而很少能在充分搜集、掌握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开掘，形成学术接力，切实推动认识的深化和细化；其二，中观层面，即材料的使用方法层面，表现为过度相信和依赖元修《辽史》所见契丹早期史叙述框架，而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其三，宏观层面，即对契丹早期历史发展的整体认识层面，表现为希望还原、回溯一元线性的民族发展史，追求唯一的、确定不变的叙述脉络，忽略了不同时代、不同主体所作相关历史叙述所存在的复杂性、易变性和建构性，特别是政治体对于族群历史记忆的干预与塑造，最终不免落入传统民族史叙述的陷阱之中。关于第一点，上文评述已详，无须赘言；至于第三点，所关者大，某种意义上讲已成为既有民族史研究的通病，时贤亦有涉及，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案例才可能真正实现突破，这里暂不展开。下面仅就第二点问题稍作引申。 如所周知，现存有关契丹、辽朝的文献记载极度匮乏，元朝史官所修《辽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史料，几乎所有问题都要以此书的记载作为讨论起点。面对这样略显尴尬的史料状况，研究者如果不抱有足够的警惕，常常会在不自觉间将元朝史官对史事的叙述与阐释混同于契丹人本身的看法甚至历史发展的真实，继而沿着后世所建构的叙述脉络继续把故事讲下去。如此一来，我们不但在具体问题的开拓、局部史实的丰富方面被束缚了手脚，而且很容易在整体认识层面为既有陈说所左右。更何况，《辽史》只是有关契丹早期史的多重建构中最为浅表的一重，在此之下隐藏的其他深层问题或许一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和判断，却迟迟没有得到应有的质疑与追问。 要改变上述困境，或许应该对原本就十分稀少的契丹早期史料再做“减法”。一般情况下的历史研究，或者说积累阶段的历史研究，研究者需要做的往往是史料的“加法”，即通过拓展材料的范围来增强论证，多一条材料，我们的解释力似乎就多了一点，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叙述；或者先找到一个相对系统的记载，以此作为基本骨架，搜罗材料来填充血肉，对已有的叙述和认识加以丰富和修正。这似乎是历史研究的通行做法，不过，我们有时又需要转换视角，尝试“减法”。我们一方面要处理支离破碎的史料，另一方面又需要审慎地考虑史料背后所隐含的整体叙述。一种历史叙述的整体性、连续性越强，越容易被我们先入为主地接受，然而这样的历史叙述其实更加需要警惕。对于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我们要做的首要工作应该是抽丝剥茧，正本清源，通过区分不同叙述主体、不同来源的史料，剔除干扰性因素，必要时需要以打破既有历史叙述连续性的方式来求得新的连续性。 具体到契丹早期史研究，“减法”又可细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通过史源学的方法，在原本整饬、统一、连续的史料记载中，区分、剥离出不同系统、不同时代、不同主体的历史叙述；其二是对分离之后的各个叙述系统再分别加以溯源、批判，弄清每个叙述系统内部的来龙去脉，特别注意这些历史叙述产生、流衍、变异的背景动因。这样的研究方法自然会催生出新的问题意识：元修《辽史》所记载的契丹早期史，是否反映了或者说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契丹王朝当时对建国前史的记忆？辽朝官方究竟是如何叙述自身早期历史的？这种自我叙述又是否一定反映或者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契丹集团建国以前五百多年的变迁轨迹？藉由这一蹊径，我们或许可以窥见被以往研究范式所长期遮蔽的别样图景。 在当今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许多领域纷纷超越传统精耕细作阶段，进入后现代的史学反思即思考历史书写这一层面的问题时，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某种程度上还在前现代与现代之间徘徊，在史料“加法”尚未做好的情况下，同时要面临做“减法”的问题。不过，反过来说，这可能也正是辽金史研究的后发优势，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借鉴其他比较成熟、相对前沿的断代史研究方法，立中有破，破中有立。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史料的“加法”而是“减法”，毕竟对于辽金史学者而言，史料的“加法”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而史料的“减法”则是义不容辞的；而在“减法”的具体实践中，摸索如何将史源学的传统方法与现代学术的问题意识有机融合起来就显得至关重要。

本文原载《唐宋历史评论》第六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